近日，包括北京大学在内的北京多所高校宣布开放校园，“大学校园该不该开放”再度成为舆论热议的话题。
细数那些年的禁入往事，高校开放能走到这一步，实属不易。2016年，郑州大学曾发公告禁止校外人员和车辆工作日进入校园，但因舆论压力过大，公告最终被撤下。还有知名高校相继发布禁令，进一步激化了校方和校外人员之间的矛盾。其实，二者的冲突可以视作现实与情怀之争。对游客扎堆校园造成的负面问题提出批评，主张通过禁止入校等限流方式，恢复校园秩序的，可看成是一种从现实出发的观点；而强调大学要回应社会诉求、接纳和教化公众，更多出自理想主义的高度。但情怀归情怀，大学与社会打交道，并不意味着门户洞开、人人可进这一模式存在合理性。应当说，绝对意义上的自由进出校园，是一个伪命题。大学作为独立的高等教育场所，有它的最大承载量。一旦大批人群涌入超过人数上限，难免上演闹剧。早年间，武汉大学本身以樱花美景闻名，却多次被爆出游客狂摇樱花树、折断樱花枝的乱象，不禁让人唏嘘。除了校内美景惨遭毒手，一些小偷小摸、暴露跟踪的违法事件也时有发生。不得不说，高校之所以对开放有所顾虑，离不开保证学生安全和教学秩序这么一层考量在内，绝非刻意高人一等。对于校外人员来说，不能因顾着讲情怀，就不管不顾地忽略大学的现实特殊性，进出参观的同时，自觉履行保护公共设施也是应有之义。如今新冠已经“乙管乙类”，人民生活逐步恢复正常，高校理应及时调整进出管理政策。从这个角度看，开放与其说是对秩序的挑战，毋宁说是管理水平高低的试金石。开放不等于危险的的道理，早已得到实现。厦门著名景点鼓浪屿就采用数字化手段，动态调控游客数量，在彰显“琴岛”魅力与保障景区安全间取得平衡。校园开放，亦是如此。一封了之，万不可取；审批设绊，有辱斯文。公众想要进到知名高等学府参观的心情，也应当得到肯定和支持。毕竟很多人想要“一睹芳容”，是出于自身对大学精神的敬仰或者对下一代的引领和教育。当年背疯母千里求学的刘秀祥老师，毕业后正是凭借着分享自己的校园故事，一次次地将处在辍学边缘的孩子拉回教室，最终逆天改命考入名校。这颗情怀的种子一旦撒下，可能就会改变普通人的一生。向公众适当开放，激发社会学习热情，既是高校的分内之责，也是大学之大的最好注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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