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俄罗斯如何应对美国的“混合战争”

混合战争理论：21世纪战争新思维

黄志澄：未来战争是一种“混合战争”

"混合战争"：战争演进的新形态

当代颜色革命与混合战争——俄学者解读西方和平演变战略

传统方式与混合方式相结合的现代战争

解析俄军对“混合战争”理论的认知与运用

本文转载自政治学与国际关系论坛

段君泽：俄式“混合战争”实践及其影响

作者：段君泽，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俄罗斯所助理研究员，主要研究俄罗斯军事与安全、南高加索地区问题等。

本文来源：《现代国际关系》2017年03期

内容提要

“混合战争”理论最早于2005年由美国军事学界提出，西方学者后用以指称俄罗斯在乌克兰危机、叙利亚危机中的军事行动。该理论在俄亦获认可且得名为“格拉西莫夫主义”。俄罗斯将“混合战争”理论作为在乌克兰和叙利亚开展军事行动的理论指导，在实战中进行演训，打造了特色鲜明的俄式“混合战争”，并取得了良好成效。“混合战争”的登场或对未来军事发展带来一定影响。

“混合战争”理论源于西方军事学界，后在俄罗斯获得认可并得以应用于实践。2007年，美国军事学者弗兰克·霍夫曼撰写《21世纪冲突:混合战争的兴起》一书，首次系统性探讨了“混合战争”理论，指出“现代战争的形态正在发生变化即从传统的‘大规模正规战争’和‘小规模非正规战争’正逐步演变成为一种战争界限更加模糊作战样式更趋融合的‘混合战争’”美国2010年《四年防务评估报告》正式将“混合战争”理论作为美军应对多元化安全威胁的战略指导。2015年，《美国国家军事战略》中正式将“混合战争”列为美军需重点应对的威胁样式。2013年底乌克兰危机爆发以来，俄罗斯高调应对，先是于2014年3月1日出兵控制克里米亚，后以打“代理人战争”的形式掩饰性地参与乌克兰东部的军事冲突，2015年9月30日又出其不意地出兵叙利亚空袭“伊斯兰国”极端恐怖组织。俄在乌克兰和叙利亚的军事行动综合运用了军事、政治、经济和外交等多种手段，将常规性与非常规性战争方式结合起来，打出了强有力的“组合拳”，令以美国为首的北约大为震惊。西方军事学界和国际问题学界的专家通过研究乌克兰危机和叙利亚危机中俄罗斯的军事行动，认定俄罗斯打的是“混合战争”。美国驻欧洲陆军司令部指挥官弗雷德里克·本·霍奇斯2015年2月6日指出俄在乌克兰危机中的军事行动“正是‘混合战争’的本质”。英国路透社随后称，普京和俄军高层都把乌克兰作为一场大规模“混合战争”的训练演习试验场地。俄罗斯联邦武装力量总参谋长瓦列里·格拉西莫夫大将在俄军事科学院2015年工作总结会议上作了题为《“混合战争”需要高技术武器和科学论证》的报告，首次系统阐述了俄军对“混合战争”的认知。由此，俄一些军事学者将“混合战争”理论称为“格拉西莫夫主义”。俄军队将领与军事理论家非常重视这一理论，认为它是军事理论和实践的最新成果，并将其理念列入俄军事理论之中，从政治、战略和战术层面进行深入研究，并结合俄军实际，将之作为俄在乌克兰和叙利亚开展军事行动的理论指导进行实战演练，打造了特色鲜明的俄式“混合战争”。其实践和影响值得关注、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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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俄军在乌克兰、叙利亚的军事行动来看，俄式“混合战争”可谓新型战争形态。其间，俄罗斯为实现其战略目的，综合运用军事、政治、经济、外交及信息技术等传统和非传统手段，将隐蔽的常规军事行动、现代化的游击战与大规模的舆论宣传战以及网络战结合在一起。俄式“混合战争”彰显了俄综合利用紧急部署、电子战、信息战、特种部队和网络通信等手段应对国际重大危机事件的实力。在“混合战争”实践中，俄充分发挥自身各种优势，在一定博弈空间内同时进行多样式作战行动，采取高超的战略战术并取得了良好成效。

首先，凭“高技术战”取得压倒性优势。一是在军事行动中大量使用高精尖武器。无论是何种形态的战争，武器装备和军事实力依然是战争胜负的关键。俄罗斯如果说是以强大的军事实力为后盾在克里米亚发动了一场兵不血刃的“巧战”、在乌克兰东部进行了以特种战和情报战为主的“隐蔽战”的话，那么在叙利亚的军事行动则是冷战结束以来在海外发动的首场名副其实的高技术战争。在叙利亚的军事行动中，俄几乎动用了所有的高精尖武器，启用了大量国家军事利器，“尖刀”与“强盾”并举，通过高技术军事手段彰显了雄厚的军事实力。在空中力量方面，俄军出动了苏－34新型战斗轰炸机、苏－30中最新款的苏－30SM多用途战机，以及有俄空军远程航空兵“三驾马车”之誉的图－22M3、图－95MS和图－160战略轰炸机。其中，苏－34属于第四代战斗轰炸机，可携带至少8吨弹药装备有全新的无线电电子设备、卫星导航系统和专门的通讯系统，可全天候打击空地目标。苏－30SM近年才交付使用，具有强大的制空能力是俄军最先进的多用途战斗机。俄军还对参加战斗的旧型号战斗机进行了改造升级，如加装最新的导航和瞄准系统等，首次参加实战的战略轰炸机使用了最新型的X－101隐形空射巡航导弹、射程在5000公里以上。为给空袭行动提供精准定位，俄军在实战中大规模使用先进的“海鹰－10”等无人机以及伊尔－20侦察机，动用了10余颗卫星进行侦察。在海上力量方面，俄军里海舰队的“达吉斯坦”号轻型护卫舰和“乌格利奇”、“格拉吉斯维亚日斯克”、“大乌斯秋格”号轻型导弹舰等4艘轻型战舰全部出动，且发射数十枚“口径NK”海基巡航导弹，使俄成为继英美之后在实战中利用海基发射巡航导弹对陆地目标进行远程打击的第三国。另外，俄海军“基洛”级潜艇“顿河畔罗斯托夫”号还在地中海水下发射巡航导弹定点打击“伊斯兰国”。俄战机被土耳其击落后，俄不仅迅速在叙利亚部署了先进的S－400防空导弹系统，还将装备有S－300防空导弹系统的黑海舰队旗舰“莫斯科”号导弹巡洋舰开赴叙利亚水域。同时，俄军还在叙利亚战场首次投入“暗语”和“平台”等机器人作战，实施了无人平台地面侦察、引导空中火力对地攻击、对地面目标近距离攻击等作战行动，充分展示了俄军非接触、无人、立体作战能力。

二是主动出击大打“电子信息战”。在传统军事行动开展前，俄军往往先发制人，以网络战、电子战等“电子信息战”抢占军事先机。在秘密向克里米亚运送武装力量时，俄军实行严格的无线电静默制度，使北约的情报部门无法及时察觉俄军动向从而取得了宝贵的军事时机。出兵克里米亚时，俄对乌克兰实施高强度网络攻击，导致克里米亚及其港口的网络摄像头几乎全部被切断，费奥多西亚港口的新闻网站因遭受攻击而瘫痪，乌克兰政府的官方通信网络遭受新型网络病毒的袭击。俄在叙利亚战场的军事行动同样得益于电子信息战的有效开展。俄军运用了先进的军事电子战工具“克拉苏哈－4”机动式电子战系统，以干扰和破坏敌方的通讯。“克拉苏哈－4”系统能够干扰太空中卫星、地面雷达以及预警机等探测系统，可致对方的航空电子设备瘫痪，扰乱其防空电子系统。为强化信息监测和搜集，俄军还部署了P－166－0．5型信号车，该设备能够指挥和调控俄军一个营的地面部队。俄海军派出了先进监测船赴地中海海域进行电子侦控。

其次，依靠“舆论战”谋求道义优势。在20世纪90年代的两次车臣战争以及2008年的俄格战争中，俄罗斯因为缺乏强有力的国家宣传机 46 45755 46 21192 0 0 12381 0 0:00:03 0:00:01 0:00:02 12378而丧失舆论主动，西方宣传机器将俄塑造为“侵略者”。此后，俄吸取教训，大力强化宣传系统，对外宣传的“软实力”不断增强。在乌克兰危机和叙利亚危机中，俄将与西方的舆论宣传战视为“混合战争”的重要组成部分，有计划、有组织地开展对外宣传，在获取国内外舆论支持、反制西方舆论抹黑等方面取得较好成效，为反制西方战略压制、谋求战略主动、获取道义优势发挥了重要作用。

为打好“舆论宣传战”，俄努力克服各机构缺乏协调和各自为战的弊端，由总统办公厅统一规划和指导舆论宣传工作，促进跨部门、跨领域全面协作。俄国家领导人、国家杜马、总统办公厅、外交部、国防部、情报机构、俄驻联合国机构等，俄塔社、俄新社、俄罗斯报、俄国家电视台和“今日俄罗斯”(ＲT)等主流媒体，以及相关民间团体、学术研究机构和学者等，密切配合、密集发声，形成覆盖大、辐射广的“大宣传”平台。此外，俄还增加或拓宽了各级部门的发声渠道，实现了官方正式表态、学者发言、媒体炒作等多种声音的同频共振。为提升舆论宣传软实力，俄全方位拓宽外宣传播系统，既重视发挥网络和社交媒体的作用，又积极扶持、利用国外传媒，甚至雇用国外公关公司进行包装宣传。在乌克兰危机中，俄同美国“凯旋”(Ketchum)公关公司合作，“凯旋”公司又将一些业务分包给其他美国公司，就地广泛组织商界人士、律师、学者等在相关媒体上推出系列节目替俄辩解，为俄应对西方舆论攻击、争取有利国际舆论环境发挥了不容忽视的作用。

再次，开打“外交牌”寻求战略主动。作为具有丰富外交经验的大国，俄罗斯从未忽视通过政治磋商等外交途径化解危机、解决矛盾。军事行动前，俄密集开展政治、军事外交活动，通过高层会晤、双边或多边磋商谋求利益共同点，以获取国际社会的支持。针对乌克兰危机，俄与欧、美等各方接连展开了多轮谈判。2014年4月17日俄、乌、欧、美四方外长在日内瓦就乌克兰局势举行会谈，为缓和危机寻求共同对策。2014年8月26日，俄总统普京与乌总统波罗申科举行乌危机后的首次会晤，开启了解决乌克兰危机的双边直接通道。2014年9月3日，普京与波罗申科就乌克兰东部地区实现停火问题进行电话磋商。2015年2月11日，俄、乌、法、德四国领导人在白俄罗斯首都明斯克举行“诺曼底四方”会谈，会谈后普京宣布乌克兰危机各方同意从2月15日开始停火。在出兵叙利亚前，俄预先展开了积极的政治外交协调，以寻求支持。2015年9月21日，普京同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举行会谈，双方决定设立军事协调小组，以避免两国军队在叙“擦枪走火”。26日，俄与叙、伊朗、伊拉克就建立针对“伊斯兰国”的信息情报中心达成一致意见。俄通过政治外交途径为其战略目标的顺利推进铺好了路。

与此同时，俄在国际社会与西方国家进行“法理战”，为对外军事行动“正名”，获取合法性。俄在寻求境外出兵的“法理”依据方面做了大量功课。俄罗斯吸取教训，极力避免类似2008年俄格战争时俄被指“侵略”的情况再度发生，力争获得境外用兵的“合法性”。关于出兵乌克兰，俄罗斯首先根据乌克兰法律，认定乌反对派解除亚努科维奇总统职务并夺取权力的行为“违法”，并以保护在乌俄罗斯公民的生命安全为由提请俄联邦委员会授权在乌动用武力，所有程序均符合俄法律规定。关于出兵叙利亚，俄宣称是受叙利亚总统阿萨德的请求去打击“伊斯兰国”恐怖势力，其军事行动符合国际法要求。俄更是极力渲染克里米亚入俄的合法性。俄援引科索沃的先例指出克里米亚具有依据“民族自决”原则决定本地区未来的权利，并宣布1954年赫鲁晓夫将克里米亚赠予乌克兰的决定“违背宪法”。同时，俄完全依照法定要求，实施克里米亚并入俄联邦的法律程序。2014年3月16日，克里米亚举行公投，结果显示96．77%的选民赞成入俄。18日，普京在克林姆林宫同克里米亚及塞瓦斯托波尔代表签署条约，允许克里米亚和塞瓦斯托波尔以联邦主体身份加入俄联邦。21日，普京签署克里米亚共和国及塞瓦斯托波尔市加入俄联邦的总统法令，正式宣布两地完成所有入俄法律程序并被编入克里米亚联邦管区。

此外，打出“经济牌”，进行威逼利诱。俄罗斯始终把经济手段作为牵制乌克兰政府的有效杠杆，对乌或拉拢或施压。乌对俄天然气严重依赖，俄历来以较低的价格向乌输气。2013年底，俄乌按照协议以每千立方米268．5美元的优惠价格向乌供气，此优惠价格一直维持到2014年4月。乌克兰危机爆发初期俄还向亚努科维奇政府提供经济援助，期望通过此举帮助亚努科维奇稳控乌克兰局势。2014年1月24日，俄财政部长西鲁阿诺夫承诺俄政府将通过国家福利基金向乌克兰提供100亿美元金融援助，其中50亿美元将以特别提款权方式提供。2014年2月底亚努科维奇政府被推翻、亲西方的反对派执政后，俄再次打出“经济牌”。俄通过多种经济手段对乌克兰新政府施压。俄自2014年4月起先后两次提高向乌供气的价格，并不断威胁停止供气，借以恐吓乌当局。6月16日，俄全面切断对乌供气。另外，俄还通过限制从乌克兰进口产品、终止对乌经济援助、停止购买乌国债以及催还乌借俄巨额债务等手段向乌施压。同时，俄对克里米亚半岛加大经济援助，以加深相互依赖关系。3月1日，俄联邦政府与克里米亚自治共和国就提供金融援助一事达成协议。3月4日，俄联邦委员会声明称将向克里米亚提供60亿美元的经济援助，俄财政部制订了具体的经济援助计划。针对叙利亚危机，俄一直持续不断向阿萨德政府提供人道主义物资和金融援助，叙政府仅2014年就按照援助计划从俄获得2．4亿欧元的资金援助。俄紧急情况部2015年9月9日宣称自叙利亚危机爆发以来已向叙提供包括食品和药品在内的1100多吨人道主义物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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俄式“混合战争”实践具有鲜明的俄罗斯特色。

一是在军事方面善用谋略。具有“尚武”传统的俄罗斯一直保有一支强大的军事力量，并在长期的战争实践中积累了丰富的军事斗争经验，形成了自身独特的军事谋略。其中，俄军尤其擅长军事上的“战略欺骗”。苏联曾于1968年在苏军总参谋部成立“战略欺骗总局”，由苏军原总参谋长、华约武装部队总司令奥加尔科夫元帅首任局长，该局在掩饰重要军事设施、传播散布假情报、诱导敌人判断失误、策划突然袭击等方面发挥了独特作用。此次在俄对乌克兰、叙利亚的两次军事行动中，“战略欺骗”也发挥了至关重要的作用。俄在出兵克里米亚时采用“无线电缄默”举措、让特种兵以“小绿人”姿态出现，使得西方放松警惕、无法及时获取情报并难以准确判断俄的战略意图，另外以军队突击检查、军事演习、人道救援物资运输等为掩护实现兵力投送和军事部署，收到了获取军事先机、占据军事优势之效果，显示了俄军诡异多变的高超军事谋略。

二是舆论宣传手腕多。俄一直重视发展舆论宣传的软、硬实力，且善用宣传谋略，甚至不惜进行欺骗性宣传或诱导性宣传。在与西方的“舆论宣传战”中，俄国家宣传机器释放大量虚假、干扰信息，制造信息“烟雾弹”。当舆论对俄不利时，为缓解舆论压力，俄既有宣传部门主动释放大量虚假或干扰信息，又有情报部门精心策划并实施“假情报行动”，令国内外舆论真假莫辩。2014年7月马航MH17客机在乌克兰被击落后，外界纷纷指责俄为幕后主使，俄宣传系统迅速反应，释放大量虚假或干扰信息，宣称“乌军‘SU－25’战机或‘BUK－M1’导弹打下了‘MH17’客机”、“普京专机也曾受到乌军袭击”等等，将矛头引向乌克兰，使得事件真相扑朔迷离。尤其是若舆论对俄不利，俄还会利用情报手段制造舆论震动，转移媒体注意力。2014年关于美助理国务卿维多利亚·纽兰使用不雅言语斥责欧盟、爱沙尼亚外长透露广场狙击事件的幕后主使者、季莫申科建议对在乌俄罗斯人使用核武器的报道曾掀起了轩然大波，上述通过情报手段获取的电话录音在关键时刻经由俄媒巧妙曝光俄借助此类手段引导舆论、吸引媒体跟风报道，成功转移了舆论焦点，缓解了舆论压力。同时，为打破西方掌控国际舆论话语权的局面，俄通过本国的“大宣传”平台对外主动释放诸多舆论议题，引导国际舆论热点，还善于利用社交媒体和情报机构向外媒爆料，主动释放大量干扰消息使外媒疲于奔命，从而干扰和对冲西方对俄的舆论攻击在舆论宣传战中展示了强大战斗力。在吞并克里米亚时，俄面临空前的国内外舆论压力，但从容应对，在舆论宣传战中的表现可圈可点。一方面俄运用大历史观、民族记忆、政治标签等宣传手段争取内外人心。俄详述克里米亚与俄的“同源”关系，各大媒体争相播出俄乌两国共同文化、共同文明的宣传片，还使用苏联“伟大卫国战争”时期的词汇(如“游击队”等)以唤起人们对苏联的记忆，充分调动民众的民族主义、爱国主义情绪，同时将乌政府渲染为“类法西斯”、“NAZI军政府”，指责乌政府对乌亲俄派进行“野蛮的反俄行径”和“种族清洗”，称其犯有“战争罪”并“违背宪法”，以此争取俄国内民众、乌亲俄民众的理解和支持。另一方面，俄大力宣传北约的地缘政治扩张野心，称其不断侵犯俄地缘政治利益，一手炮制乌克兰乱局，极力强调克里米亚事件是西方挑衅的结果，塑造“俄方被动、西方主动”的“受害者形象”，揭露美西方的“虚伪形象”，在西方和国际社会争取到不少的同情者。

三是外交手段诡谲多变。由于受东西方文化的双重熏陶，俄罗斯的民族性格具有摇摆性、极端性等特点，俄外交也常常具有不确定性，久而久之形成了诡谲多变、波动起伏的外交风格。俄罗斯外交秉承大国外交的谋略传统，往往善于运用高超而诡黠的外交技艺、外交手腕以实现对外战略意图。俄外交并非一旦表明立场就一成不变，而是依据事态的发展和国际环境的变化不断调整。在乌克兰危机中，当亚努科维奇出逃、反对派上台时，俄拒不承认反对派政权的合法性;随着克里米亚入俄既成事实，俄表示愿意与乌反对派政权进行对话与谈判，以解决东部的动荡局势。乌总统大选后，俄进一步表示愿与波罗申科总统合作共同解决乌克兰危机。在处理其他国际危机和争端的过程中，俄也一再展现出诡谲多变的外交风格，经常有出其不意之举。2014年乌克兰亲西方的反对派发动政变几天后，前总统亚努科维奇出人意料地现身在俄的罗斯托夫市，俄神不知鬼不觉地对其实施了营救行动;普京总统沉默几日后，俄军出其不意地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兵不血刃地控制克里米亚并最终使之并入俄联邦，这一系列举动都令国际社会感到震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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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混合战争”的理论及实践拓展了现代战争的内涵和外延，使现代战争呈现出全然不同于过去的特点。俄罗斯在乌克兰、叙利亚危机中的两次军事行动提供了研究“混合战争”的鲜活素材，无疑对现代战争的理念和未来实践带来一定影响。

其一，人们对未来战争的认知将发生变化。俄罗斯的“混合战争”实践使以美国为首的北约军事集团更为警觉。俄在乌克兰、叙利亚危机中的军事行动让以美国为首的北约对这种新型战争形态一时难以作出正确判断，显得措手不及甚至束手无策。法国《费加罗报》刊文指出，虽然北约在常规军事力量方面对俄罗斯占据明显优势，但因无法有效应对俄罗斯的“混合战争”而陷入被动。伦敦国际战略研究所发布的研究报告警告称，“混合战争”已登上战争舞台，北约需“刻不容缓”地找到应对办法，否则，西方国家的根基将“很快就会动摇”。随之而来的是，人们对未来战争的认知甚至战争理念必将发生变化。“混合战争”启示人们战争不再局限于枪林弹雨、攻防对阵的正面交锋，而是延伸到信息化战争、网络攻防、外交博弈、经贸制裁等诸多领域，未来战争将呈现出由多种形式、多种威胁、多种对抗主体构成的混合形态，战争的复杂性将使其从“武力致胜”向“综合应对”转变，单一的战争手段将越来越难以取得完全胜利。

其二，军事力量的运用面临新的挑战。“混合战争”的登场从根本上源于国家安全威胁的混合性以及现代技术的发展，在乌克兰、叙利亚危机中，俄罗斯既重视常规军事力量、传统战略资源和手段的运用，又重视非正规军事力量、信息、网络等非传统资源和手段的运用，使其以军事实力方面的相对弱势给作为优势方的北约造成难以应付的局面。因为随着技术的发展，传统的作战规则已发生改变，“混合战争”中优势方的弱点有时暴露得更充分，而劣势方则可通过采取非对称作战行动放大自身的能量。此外，“混合战争”还对国际危机决策能力构成新挑战。“混合战争”形态的实际运用，在很大程度上检验行为主体的综合战略决策能力、战略资源统筹能力和战略手段综合运用能力。俄式“混合战争”之所以能够取得较好效果，得益于在应对重大国际危机过程中国家安全决策体制和国防指挥体制的高效运行。普京总统决定出兵叙利亚后，国家杜马迅速授权，数小时后俄军便闪电式展开空袭行动，而相比之下，由28个成员国组成的北约往往由于各成员国利益关系不同而相互掣肘，加之决策程序复杂，其应对危机的决策效率通常都比较低。

其三，有关国家军事力量建设或将步入新的转型期。“混合战争”的实战演练以及作战对象、作战手段、战场环境的巨大变化，或将影响俄罗斯、北约以及其他组织和国家军事力量的未来转型。在军队建设方面，它们将更加注重建立能够适应多种任务、平衡多能的联合部队。随着“混合战争”所带来的混合威胁不断加大和蔓延，军队建设要朝着高效率、多能化方向发展，军事力量面临由一般任务部队向多任务部队转型升级的现实需求。通过扩大特种部队规模，加大特种作战、信息作战等非常规军事力量比重等途径，军事力量能够更好应对“混合威胁”，适应“全谱行动”。在能力建设方面，它们将更加注重应急反应和非正规作战能力的锻造。以“混合战争”理论为指导，在平常的军事训练和军事演习中将更加重视提高军队的适应能力、反应速度、攻击能力和生存能力，强化作战的行动协调和战术的灵活运用，提高快速反应能力和非正规作战能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