远望智库净评估中心主任、首席专家 易评估

正如利德尔·哈特指出的那样，“任何一个国家，如果在其政府咨询机关中设立一个‘敌人研究部’，对于战争的各个方面，以及有关战争的一切问题，都认真加以研究，并及时地对敌人的下一步行动加以预测和判断，那一定是大有好处的。”外军非常重视假想敌机制建设和运用，尤以美军假想敌机制最为完善、地位最为突出、运作最为频繁。

什么是假想敌机制

假想敌，指模拟的战略对手和作战对象，包括现实的与潜在的、直接的与间接的敌性国家及其武装力量，或非国家行为体。它可以是由机关、部（分）队人员、科研人员、武器装备和场地设施等构成的实体，也可以是虚拟的模型系统，或者虚实结合体。几乎所有国家（地区）军队都有其假想敌，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前法国与德国、美国与日本，冷战时期美、苏、中三国之间，冷战以后中美、美俄，都互为对手，也互为假想敌。为方便区分，通常在敌我友各方称谓上冠以不同颜色，如：红、蓝、绿、橙、白等。我军和原苏军习惯称己方为红方（军），敌方为蓝方（军）。美军习惯称己方为蓝方（军）、敌方为红方（军），友方为绿方（军）……中立方和导演（控制）方为白方。美国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后开始建立战争计划体制，最初制定了一套“彩色计划”，以一种颜色表示一个假想敌国，如“橙色计划”是对日本的，“红色计划”是对英国的，“黑色计划”是对德国的，等等。随着世界形势发展，美国将“彩色计划”改为“彩虹计划”，彩虹是由多种颜色组成的，以此命名表示联盟作战，这比一对一的战争设想更完善了。美军在加强假想敌建设和运用上不遗余力、不计代价、不厌其详，在美军中训练任务最重、战斗力最强的部队不是承担作战任务的普通部队，而是承担训练任务的“红军”部队。在上世纪七八十年代，美国欧文堡陆军国家训练中心就有一支模拟苏军机械化团的“第32近卫团”，其目的是向部队显现最恶劣的作战环境，如果部队能顺利通过该中心的训练而不垮掉，那么它们在未来使用真枪真炮的战场上将具有更强大的战斗力。现在美军仍有“红色突击”部队等形形色色的假想敌建制力量。

机制，指与假想敌相关资源建设发展和调度使用相配套的运作机构、程序方法、相互关系和制度措施等。例如：行政领导机关、业务导裁机构、部（分）队指挥控制关系、作战思想和原则、评估指标体系，以及模拟武器装备、场地设施、模型系统运用规则等。

美军假想敌机制，指“在战略、作战计划、训练和武器装备发展中系统引入敌对因素、寻求应对办法的思路、措施和活动”（吕德宏著《从思想到行动――解读美军战略规划》第71页，北京，长征出版社，2008年5月）。就是关于模拟战略对手和作战对象，及其相关资源建设发展和调度使用等一整套的运作机构、程序方法、相互关系和制度措施。目的在于，通过敌我双方基于最大限度地维护自身利益原则而进行博弈，反觇以求――站在敌人立场、从敌人角度、以敌人惯常思维方式寻找我之弱点，谋求在真正的敌人发现和利用之前，加以弥补或规避。如美军的“红队”机制，前苏军的“蓝军”机制。

假想敌机制有什么作用

日常生活中的假想敌机制的作用显而易见。比如，射击训练中的“打靶”，靶标就是假想敌，关于人、武器弹药、靶标设置等一整套规则就是假想敌机制，没有这种机制射击训练就难以完成。再如，乒乓球比赛前的针对性训练，模拟对手（陪练员或机器人）扮演着假想敌角色，没有这种“近似实战”的训练，就很难在比赛中战胜对手。又如，日常生活中人们给肌体注射疫苗，以激发体内特定抗体的形成，各种疫苗就是各种假想敌，其地位作用更是不言而喻。

军事活动中假想敌机制的作用错综复杂。战争行为及其结局既是由某一方本身因果关系决定的，更是由敌方参加的相互作用的因果关系决定的。胜是如此，败亦如此。正是“敌对双方相互矛盾、相互对立的多种物质因素（力量）和精神因素（力量）展开在战场上，形成战争的运动、战场的态势、战况的发展和战争的结局”（李际均著《战略思维》（增订版）第15页，北京，军事科学出版社，1998年2月第2版）。如原苏联与日本从1917年到1945年，在远东的军事对峙中，双方军事战略的互动演变就达7次之多。战争是敌对双方的斗争，对抗是其最基本的特征，战争准备和实施都离不开对抗思维和对抗活动，解决这种相互作用带来的对抗性问题就需要借助对抗性的方法和手段，否则就难以因变施变。

和平时期更须发挥假想敌机制的作用。战争年代由于对手非常明确，对抗的本质和范围相对清晰，各项工作特别是军事工作决不会偏离主轴。在长期和平环境中则不然，由于对手情况不清、领域范围不明，往往导致“自娱自乐”“一厢情愿”现象的发生。避免这种现象，必须始终有一个“对手”在场并从反面提出问题，因为只有从敌人那里才能听到真实的反应。“只要以敌人的战略为依据，我们就可以成功地制定出有效的反战略”（利德尔·哈特著《战略论》第4页，战士出版社，1981年2月）。只有认真学习敌人、“以敌为师”，不断地运用假想敌机制穷尽敌我可能的互动情形，才能更好地谋求战胜敌人之策。不仅如此，往往“为了打败敌人，你自己就必须模仿甚至最终变得和敌人一样”（吕德宏著《从思想到行动――解读美军战略规划》第4页，长征出版社，2008年5月）。

即便单方作业也须有正反对抗。道理不辩不明，从正反两个方面来考虑问题，是结论可靠性的重要保证。这种正反对抗也比较普遍。比如，常见的“大专辩论会”，就是以这种正反对抗为主要表现形式。再如，据有关资料反映，过去新加坡国家的人才主要集中在人民行动党内，该党在议会中占绝对多数，长期执政形成了“一边倒”的局面，为了有效组织抗辩（对抗辩论）以保证所通过的议案更加周密和切合实际，该党不得不指定20余位议员组成“假想敌”――会内“反对党”，要求他们必须站在反方立场上提出异议特别是反对意见。其实，一些国家（地区）的议会辩论，大抵追求的都是这种正反抗争的效果，尽管其中掺杂着各种利益因素。当年，叶剑英元帅倡导军事科研人员“吵架”，也是为了让大家相互启发、多角度看问题，以使结论更加周延和妥当。

美军假想敌机制建设和运用

事物都是对立统一、相反相成的，人们在日常工作、学习和生活中普遍运用着假想敌机制，只是不自觉和不规范而已。同样，假想敌机制在一些国家（地区）军事活动中的运用也比较常见，只是在主动性、规范性、灵活性、效用性等方面有所不同罢了。美军战略规划配套完善、作战计划周密细致、军事理论学说频出、装备发展观念先进，就与其高度重视运用假想敌机制不无关系。

美军假想敌机制最为完善也最为活跃。美军在战略制定、规划计划、军事训练、理论创新、装备发展等众多领域中广泛使用假想敌机制，以独立思维和行为自主的“红队”作为对立面砥砺“蓝队”，于静态比较的同时刻意强化敌我动态交互，竭力避免决策、指挥和行动的“一厢情愿”。从这个意义上讲，美军非常“尊重敌人”，美军到处“寻找敌人”、时常“树立敌人”，因为美军不能没有敌人，否则就会失去方向和标准，就难以维持或扩充兵力规模、争取更多军费资源。美国利益遍布全球，美军的敌人也遍布全球，其假想敌机制及其运用自然也就丰富多彩。

美军假想敌机制运用的思路比较简单。主要办法是，站在敌人的角度考虑问题，即“敌人会怎么看、怎么办？”进而确定“我该怎么看、怎么办”。其目的就是扬长避短、趋利避害，在敌方发现和利用己方弱点之前，先敌找到我之弱点并尽早采取措施予以克服或规避。

美军各种假想敌部（分）队和机构众多。在美军，陆、海、空军和联合战略司令部等，都设有专门的假想敌部（分）队，并尽量采用敌方武器装备和战术，以使军兵种各级部队“与狼共舞”；国防部长办公厅、陆军条令与训练司令部和原联合部队司令部都设置“红队”机构（或组织），探索未来作战环境、联合作战概念，以寻求对抗性活动或另类思维活动；在武器装备发展领域也设立有假想敌组织，其导弹防御局的“红队试验”，就曾设想敌方技术性或战术性应对反导系统的措施。

美军运用假想敌机制的领域广泛。长期以来，美军运用假想敌机制开展战略和作战评估活动、促进部队战备训练实践早为外界熟知。其实，在美国国家安全战略、军事战略制定和调整，战略和作战的规划计划，国防和军队建设改革实践中假想敌机制的运用也很普遍。比如，2003年，美国国防部防务科学委员会提出建议，要在战略上和在军事转型各重点领域加强对假想敌机制的使用。再如，2009年，美国国防部长盖茨专门下令成立由净评估办公室和联合部队司令部共同领导的“红队”，从敌军角度研究美军存在的弱点，为拟定《四年防务评估报告》提供措施建议，“红队”成员由相关军事问题专家组成，不受国防部体制束缚，主要任务是设想美军今后可能面临的战争样式和冲突场景，就美国战略计划实施模拟推演。又如，由国防部净评估办公室主任安德鲁·马歇尔亲任总导演、战略与预算评估中心实施的“空海一体战”系列桌面演习，组织“五方”、“两国”博弈，“五方”即红方（中国）、台方（台湾）、蓝方（美国或美国武装部队）、绿方（日本）、金方（澳大利亚），“两国”即印度和俄罗斯。演习主要围绕1个红方小组和2个蓝方小组之间的对抗展开，以全面审查美军在整个亚太地区遂行一场与中国这一“与美国实力相当的竞争对手”为假想敌的“持久大规模常规战争”军事行动方案。

假想敌机制在美军理论创新和教学等活动中运用也很普遍。其主要表现形式为对抗推演、对抗性研讨，影响比较大的有：美国约翰·霍普金斯大学作战分析实验室的推演研讨，兰德公司的自由推演和“日后”演习（即“在……后之日”演习），美国国防大学的危机决策演习，美国海军研究生院的全球战争推演、“第四代战争推演”，以及相关机构组织的“石油风暴”、“网络风暴”推演，等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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