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工智能对未来战争的影响值得关注

人工智能对未来战争的影响值得关注

张京晋  王  笑

国防大学国际防务学院战略与教译一室

军事科学院军事医学研究院卫生勤务与血液研究所

 [摘要]当前，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革命正在萌发，随着大数据的形成、理论算法的革新、计算能力的提升及网络设施的发展驱动，人工智能发展进入了新阶段，智能化成为技术和产业发展的重要方向。作为战略竞争中的一个关键领域，有人预言，人工智能的出现会从根本上改变军事力量和战争形态，引起从当今“信息化战争”向未来“智能化战争”的转变，参战人员能够获得更多来自有自主意识机器人的支援，加速作战任务从有人向无人的模式转变，届时人工智能将成为决胜未来战场的关键。

[关键词]人工智能； 战略竞争； 军事力量； 战争形态； 智能化战争

近年来，围绕人工智能的发展及其未来方向的讨论越来越深入和广泛，从学术领域蔓延到经济领域再到各国政要，已然使其成为了当今世界最热门的话题之一。从牛津大学哲学家尼克·博斯特伦对于人工智能的发展将会威胁人类生存的担忧，到特斯拉创始人埃隆·马斯克发出人工智能可能引发人类第三次世界大战的论断，再到俄罗斯总统普京：“21世纪，谁能领导人工智能技术，谁就能主宰世界”的惊世之言。在人工智能这个热点不断升温的时代背景下，我们不得不思考，人工智能对我们的未来究竟会产生何种影响？

一、“智能化战争”近在咫尺

几千年的战争史表明，生产方式决定作战方式。在原始社会，由于生产力极低，科学技术处于萌芽状态，狩猎的棍棒、石块就是武器，战争形态表现为冷兵器作战；工业时代，各种机器设备的普及应用使得社会生产力有了极大的提高，拥有高技术含量的武器装备如火炮、坦克、飞机、舰艇等被设计、制造出来，人类战争形态由此进入了机械化战争时代；20世纪70年代以来，科学技术飞速发展，随着遥感技术、网络技术、人工智能技术等为代表的高新技术的普及应用，诸军兵种作战力量多维度一体化联合运用的作战模式已然呈现。未来，随着智能化军用机器人的应用，人类战争模式必将势不可挡的进入智能化战争的新时代。

二、人工智能在军事领域的应用

当人类即将从“信息化时代”迈入“智能化时代”时，军事智能化已悄然成为世界军事强国争夺的新高地。对美国军方而言，人工智能提供了一种新路径来保持其军事优势——新技术的应用在减少战争资源投入的同时能大幅提高作战效率，一方面缩减了国防开支，另一方面有效降低了士兵所面临的危险。对其他国家来说，人工智能技术则闪现出更具吸引力的价值——通过这一新技术发展新的作战系统以抵消美国的军事优势。目前，俄罗斯批准执行了《2025年前发展军事科学综合体构想》，强调人工智能系统不久将成为决胜未来战场的关键因素,提出要注重武器装备的智能化升级改造，开发各型作战机器人以及用于下一代战略轰炸机的人工智能导弹等。其他各军事强国也都相继推出各自的人工智能发展战略：日本将人工智能划为了国家增长战略的优先发展领域；英国将人工智能列为了“脱欧”后现代工业战略发展的关键；德国则将人工智能视为实现“工业4.0”计划的核心内容。

在现代战争条件下，如何将人工智能拓展到军事领域以协助军队更好的应对挑战，以下三个方面或许能引发一些思考。

（一）人工智能可快速处理现代战争中的海量数据

当AlphaGo为代表的人工智能在与世界顶级棋手博弈中大获全胜时，掀起了一股人工智能算法在军事领域应用的浪潮。军事指挥作战与围棋比赛有很多共同点，二者兼具随机性、对抗性等诸多特点，在制胜机理方面也极为相似。人工智能甚至还可根据已知因素和学习算法，全盘推演未来战争的攻防模式和战场发展态势。以美军2017年发布的Maven项目为例，军方通过使用其运算法则，不但能对无人机监控战场反馈的图像实现更快、更高效地研判，还能对存储海量公开或机密信息的数据库进行深入细致的分析，从而更加准确的把握战场态势以做出正确决策。

美军除了运用新型算法从海量情报中快速获取战场情报，还将依托算法为指战员提供数据响应建议，从而在网络战和导弹防御中减少人为判断的失误。未来战场上，人工智能将在情报分析、辅助决策、精确协同、智能指挥方面发挥关键作用，运用大数据、类脑计算等高新技术推动战争算法实现制胜未来战争的全新高度。

（二）人工智能可更好的提高武器装备的作战效能

在现代战争中速度即是优势，效率往往成为决定胜负的关键。速度的理念体现在决策的速度、火力打击速度、部队行军速度、后勤补给速度等方面。而人工智能的应用则能从全方位大幅提高部队的作战效能，很好的解决部队发挥速度优势时所面临的问题。以航天器为例，有人驾驶飞行器在设计之初就要考虑飞行员的因素，如仪表台的人机工程，弹射系统的安全可靠，座舱的装甲保护，以及供氧、空调和压力系统的人性化设计等等，这些因素对飞行器的外观设计、机体结构、载重量、气动性能都产生着负面影响，限制了作战飞机效能的发挥。然而以人工智能实现飞行器无人驾驶则完全避免了上述问题，在设计之初就能摆脱人类飞行员所带来的种种限制，可以对飞行器的气动布局进行更好的优化，进一步强化机体结构以适应更大的机动过载实现更优秀的机动性能，对机体空间重新布局增加武器、设备携载量或提高燃油携带量以增加航程......因为摆脱了人类驾驶员的生理限制，高超音速飞行在无人飞行器平台上得以实现，其在航空航天领域的运用前景更加广阔。

（三）人工智能可加速推广新军事理论在战场上的运用

军事理论的创新必然要有合适的技术平台来支撑，美军的“忠诚僚机”概念就是个很好的例证。其构想是：人类飞行员驾驶五代战机与人工智能控制的无人驾驶飞机进行配对，飞行员利用数据链对无人机进行远程控制，使无人机代替有人驾驶飞机在危险地区执行任务。在此过程中，人工智能对无人机的操控比人类协调控制员更精准，当人类飞行员无法直接引导飞机的情况出现后人工智能也能凭借对战场态势的实时感知而做出正确反应，战场态势越复杂，“僚机”战法越能体现其安全性和高效性，如果将这一模式扩大到一个机群，技术领先的优势将使作战效能实现成倍增长。因此，人工智能在武器系统上的开发应用为军队实现低成本、低风险地完成任务提供了现实可能性。

三、军用人工智能应用面临的挑战

尽管军用人工智能技术发展前景广阔，但还是面临诸多不可预测的挑战和不确定性风险。

首先，来自于可靠性方面的挑战。当前人工智能系统的特点在于经过训练后能执行诸如国际象棋和解析图片等相对单一的任务。但根据克劳塞维茨关于“战争迷雾”的著名论断，战争中普遍存在复杂的不确定性，因主、客观因素导致预设的人工智能系统应用环境发生变化时，该系统可能就会出现可靠性方面的问题，一旦系统的某一零部件发生故障，后果不堪设想。从当前技术角度看，一个机器人可以判断对方是人还是机器，但要识别对方是士兵还是平民，几乎不可能，这就可能会造成误伤。公开报道显示，2008年，曾有3台带有武器的“剑”式美军地面作战机器人被部署到伊拉克，但是这种遥控机器人小分队还未开一枪就被从战场上撤回，因为它们做了一件可怕的事情：将枪口对准了自己的指挥官。联合国人权理事会特别调查员克里斯多夫•海因斯宣称，各国在没有相对道德法律约束的情况下，禁止将智能“杀人机器人”投入战争，因为这种机器人可能误伤已经丧失战斗力的伤员和准备投降的士兵，如果将它们扩充到武器库，可能会“打开更大的潘多拉魔盒”。

其次，可解释性是军用人工智能应用面临的又一挑战。由于军队的运作建立在信任的基础之上，因此对于人工智能系统而言，重要的不仅仅是可靠性，同时必须具有使他人信服的可解释性。无论是在指挥中心还是战场上，如果人类操作者不确定人工智能在特定环境下会具体做出什么判断、影响什么决策，那就可能会使计划更加复杂、操作更加困难，致使事故发生率上升。例如在信息处理过程中，如果人工智能系统以特定的方式将图像资料进行分类，但不能说明为什么会做出这样的选择，那么军方则不太可能信任它。

任何高技术武器都有其致命弱点，军用人工智能应用也不例外，只不过有的弱点比较明显，有的比较隐蔽，需要潜心研究和发掘。现代战争实践表明，高技术武器装备尽管有“1+1﹥2”的功能性优势，但也有“100-1=0”的结构性弱点。智能化的高技术武器装备与常规武器相比，仍然是“尺有所短，寸有所长”，2011年伊朗“降服”美军“哨兵”隐形无人机就是最好的例证。“哨兵”隐形无人机是美军最先进的隐形无人机之一，智能化程度较高，在遇到危险时不仅能自动返航，还具有自毁系统，在失去控制后飞机会“自杀”。然而，伊朗人则找到了“哨兵”隐形无人机的命门，利用电子干扰其导航与控制系统，成功引导其着陆，让美军震惊不已。这无疑给人们如何应对将要到来的智能化战争以有益的启示。

四、人工智能对未来军队组织形态的影响

人类为提高作战效能，必将会把机器人大规模运用于军事领域，从而引起作战方式的根本性变革，开启智能化战争时代。届时，按维度划分的军种结构终将被按作战主体性质划分的军队结构所取代，在人工智能的影响下，军队体制编制必须与智能化战争形态发展相契合，做到超前谋划、科学布局，从而努力抢占组织形态建设的制高点。

（一）指挥体制向“全域分布式、网络矩阵式”演变

军队领导指挥体制是否科学，关系到指挥效能，决定着战争成败。机械化战争造就的从统帅部到末端单位的宝塔形指挥体制将成为智能化时代战斗力生成的巨大障碍。因此，在作战指挥领域，智能化战争要求最短“决策——反应”周期。当前，美军基于各种新型动力技术，按照“多域战”构想改革作战指挥体制，建立“多域战”指挥工作模式，明确赋予了各级指挥员灵活选择作战力量的指挥权，确保作战指挥跨域贯通、作战信息跨域共享、作战兵器跨域穿行、作战功能跨域互补，从而构建起全域分布式作战指挥体系。在领导管理领域，随着智能通信技术和数据处理技术的快速发展，大量参谋工作可由智能机器自动化处理，军队领导机关管理幅度将越来越宽、管理层次和组成部门则越来越少，组织架构逐渐向外形扁平、横向联通的网状矩阵式结构发展。

（二）规模结构向“传统部队为主体、智能部队为骨干”发展

智能化时代，武器装备在战争中的作用更加明显，军队数量和质量间的关系将发生颠覆性逆转，军队规模将朝着更加精干高效的方向发展。其一，随着经济全球化、政治多极化的发展趋势，一定时期内爆发世界性大规模战争的可能性越来越小。各主要国家纷纷调整军事战略，将提高质量、减少数量、建设精干高效的传统常备军作为基本建军方针。其二，智能技术将极大改变战争的物质基础和作战力量构成。随着大数据技术、脑机接口技术、物联网等新技术群的使用，可大幅减少作战指挥、情报分析、后勤保障等人员的数量。

（三）编成模式向“自主适应”转变

模块化、积木式、“即插即用”是信息化战争形态对部队力量编成的基本要求。但在智能化战争形态下，作战任务更加多样，要求部队编成模式更加灵活，具备自主适应能力方能有效应对千变万化的作战任务。在智能化时代，编制权将向任务部队下移，使得基本战术单位能够灵活调整“人——机”力量编成，充分提高编成结构的作战适应性。此外，无人作战部队不需加强就能实现“一编多能”。比如，一支智能化部队，可拥有数百个作战单元，不同的作战单元可拥有“侦、控、打、评”等不同功能，还将拥有空、天、地、海、电磁等多维作战能力，将这些智能作战单元进行差异化“机机编组”“人机编组”，就能根据不同作战需要，实现作战单元自主适应、弹性编组，产生传统部队所不具备的多样化作战能力。

尽管人工智能研究机构对于其当前的发展前景及安全性和可靠性方面的问题存在着一定程度上的质疑。但从数据处理到蜂群概念再到战场管理，不论是先进理论的实践还是成熟技术的推广，人工智能都在十分明显的促进着军队战斗力的生成和提高。未来当机器自主学习和神经网络等技术成熟之后，战斗力倍增器的效能将体现的更加淋漓精致，届时，人工智能势必会成为决胜未来战场的关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