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样的创新才能打赢未来战争

问题就是理论创新的开端。军事理论创新的灵魂在居安思危，动力在问题倒逼。分析解决制约国防和军队建设与作战的突出矛盾和问题，是军事理论创新的首要任务。因此，理论创新必须强调运用“围绕问题、针对问题、解决问题”的方法，通过向重大现实问题进行高度聚焦，以重点突破来带动全面创新。

我军军事理论创新重点应放在围绕打赢信息化战争的实践需求，围绕现阶段及未来和谁打仗、在哪里打仗、打什么样的仗、怎么打仗，信息时代建设什么样的军队、怎样建设军队等问题，进行深入研究和创新。要在结合现代乃至未来条件下战争的特点规律及军队建设实践的基础上，紧盯世界军事发展前沿，探索信息化战争制胜机理，力求在战争指导、联合作战、新型作战力量运用和军队转型建设等重大现实问题研究上取得突破。尤其是要针对作战对象、战场环境、作战条件等新变化新问题，在作战理论创新方面取得重点突破。比如，在海、空军和专业信息作战力量进行体系破击、夺控“三权”的情况下，陆军如何实施全域快速机动，抢占有利先机;经过诸军种联合火力的远程精确打击，陆军如何充分利用先期打击效果，集中精锐实施快速突贯作战，直捣战略、战役重心和要害目标等问题，应该是创新的重点内容与方向。

“围绕问题、针对问题、解决问题”，还应立足我国我军的实际情况，不能简单地照搬照套外军做法，我军长期作战与建设得来的经验教训、我军未来作战面临的主客观环境尤其值得重视。要坚持以我为主、自主创新，切忌脱离实际、一味超前、唯外军是从，搞那些中看不中用的“空中楼阁”。

军事理论创新活动是人类社会在一定历史条件下的一种特殊的社会认识活动，它同其他事物的运动发展一样，其本身也具有本质的必然联系，也是要遵循自身的内在规律。我们只有准确把握军事理论创新规律，才能少走弯路、多出成果，才能确保理论创新沿着正确轨道快速前行。

尊重规律必须坚持科学的态度。军事理论的开拓创新是理性的探索，需要灵感，需要顿悟，更需要科学的态度和实事求是的品格。“吾爱我师，吾更爱真理。”这句古老的格言，充分道出了科学研究的真谛，也道出了理论创新的灵魂。军事理论创新事关战争胜负和军队建设发展方向，来不得半点虚假，必须坚持真理，一切从实际出发，理论联系实际，尊重客观规律,做到察实情、说实话、求实效，不唯书、不唯上、只唯实，做到每一个结论、每一条对策都有理有据，经得起实践和历史的检验。但是现实中仍然或多或少地存在背离客观规律，搞“贴牌式”创新的不良倾向。比如，有的单位在开展战法创新活动时，竟然在短时间内搞出900多招来，而事实上在战争中往往有一两招管用就难能可贵了。这种明显违背厚积薄发、在渐变中实现突变的理论创新客观要求的做法，不仅不会得到真实管用的创新成果，反而会对部队战斗力生成造成莫大的伤害。

尊重规律必须强调运用逻辑思维。逻辑思维是人类认识客观世界的主要思维活动和方式，其过程主要涉及概念、判断、推理、证明、反驳等方面。从某种意义上说，军事理论创新就是一个完整的逻辑思维过程，缺少任何一个环节都是不行的。毛泽东在《论持久战》中，首先使用了“大、小、强、弱、优、劣”等一系列概念，随后提出“抗日战争是持久战而不是速决战”的判断，紧接着从多个方面进行了推理和论证，集中证明“中日战争是持久战，最后胜利是属于中国的”，并反驳了“亡国论、速胜论、唯武器论”的错误论调，从而构成了严密的逻辑思维体系。目前，我们有些理论研究往往缺少这样必要的环节和步骤，甚至谈不上完整的逻辑过程，只是进行简单的说明，没有进过认真思考和论证，就作为创新的概念或者提法了，这是很不严肃、不负责任的行为，也是不按规律办事的具体体现，必须得到有效纠正。

军事理论的创新，通常表现为军事理论一次又一次的跃升。这种跃升既包括取得重大突破的根本性创新，也包括对某一领域的深化和应用方面的拓展性创新。从军事理论创新的历史和实践来看，拓展性创新虽然是零散的、局部的、表层的，但它又是经常的、大量的、不间断的，在军事理论创新的各个阶段都在不停地连续进行，不断积累新的认识和新的观点，为根本性创新发展准备条件、积蓄能量。可以说，拓展性创新也是理论创新的一种重要形式，发挥着不可或缺的关键作用。

拓展性创新在研究实践中的直接表现就是“改进”，即通过一点点的修改和完善，不断取得进步和发展。但我们有些人忽视甚至看不起改进，脑子里老想着创新，总是追求完美，企图毕其功于一役，这无意中使自己急于求成，反而是欲速而不达。殊不知任何创新都是有积淀的，不是一蹴而就的。华为创始人任正非说过一句广为流传的话“我们华为没有创新，我们就是改进，不断的改进。”一语道破华为不断抢占技术制高点的奥秘。

同样，美俄两军的一些做法也为我们正确认识“改进”提供了借鉴。美军每年都会有新版本的条令出台，这些条令并不都是全新的产物，绝大部分是根据新的情况，对前一版条令的修改和补充，几乎没有新起炉灶、另搞一套的。美军条令体系就像计算机系统打补丁一样，一个个的补丁往上打，虽然不是完全跟上时代的步伐，也很少出现“惊人的创新”，但由于两年一修订，其时效性要好得多，能够较好地指导部队适应不断变化的作战实践。俄军通过对美军信息战和网络中心战系统及其理论的研究，以及苏联以非对称手段应对“星球大战”的探索，结合自身实际情况，对已有理论进行调整完善，提出了“网络破袭战”、“战略性空天战役”等理论，找到了抵消对手信息和技术优势的作战方法。以上事例表明，“不断改进”作为创新的先期阶段，应当受到重视和鼓励，如果坚持“学习、吸收、消化、改进、创新”的步骤，假以时日，军事理论必然会发生质变，根本性创新成果也就会随之出现。

纵观军事理论创新历史与实践，一种新的军事理论提出，主要是因为科技进步、军事需求以及战争实践等因素共同发挥作用。在这一过程中，一般需要有明确的需求或者技术的先导作为牵引，因为需求可以给创新提供发展的目标和方向，而技术往往可以给创新提供新的领域和平台，由此形成创新军事理论的内在驱动力，激活理论创新不断向前发展。

恩格斯早就指出：“一旦技术上的进步可以用于军事目的并且已经用于军事目的，它们便立刻几乎强制性，而且往往是违反指挥官的意志而引起作战方式上的改变甚至是变革。”随着以信息技术为核心的高新技术在军事领域的广泛应用，引起了武器装备跨代性发展、军队组织结构调整和作战样式革命性变化，也为军事理论创新提供了新的方法手段和营养土壤。借助虚拟现实技术、数学建模技术、网络技术等仿真实验技术，可以对未来作战环境、作战行动、作战过程以及武器装备性能等进行仿真和模拟，为理论创新提供重要的技术支撑平台。通过对新兴技术尤其是颠覆性技术的敏锐洞察和深度挖掘，把准技术与军事的结合点，可以及时将技术发展点转变为理论创新点，研究出适应诸如人工智能技术、无人技术、隐形技术等的前瞻性作战理论，从而形成一幅有技术基础实际支持的理论“蓝图”，而不是难以变为现实的“幻想图”。

军事需求是为实现某种军事目标，对完成使命任务能力及相关资源配置所提出的要求，其实质是根据现阶段及未来可能打什么仗，确定怎么建设军队、需要做哪些准备。军事需求一旦确定就必然会对包括军事理论在内的国防和军队建设提出新的要求，就会极大地激发军事理论创新的活力。这种规律已经被历史事实反复证明。例如，20世纪70年代，面对华约组织部署在中东欧的大量重型机械化部队，美军迫切需要寻找能够抵消苏军在武器装备数量优势方面的有效方法。这一需求直接为后来的“空地一体战”理论和“数字化部队”理论提供了创新方向和动力。因此，军事理论创新必须以国家军事战略需求、战争需求、作战需求、军队建设需求等各层次各领域需求为牵引和方向，哪些需求是紧贴作战任务的、哪些需求是关系到未来战争走向的、哪些需求是涉及重大军事能力生成的，军事理论就在哪些方向领域进行重点攻关创新。

目前，我们正处在军事理论创新的紧要关头。党的十九大报告明确了国防和军队现代化的三步走进程，同时强调加快军事智能化发展。为此，我们必须将军事需求和技术推动紧密结合并作为军事理论创新的重要方法，形成“推拉互动”机制，既着眼科技进步，又着眼现实与潜在需求，在军事需求与技术推动的双重促进中，不断寻求新的突破与超越。

军事理论管不管用、好不好用、实不实用，最有发言权的是战争实践来检验。但我军长期以来缺乏实战经历，怎么评价、检验理论成果就成为了一个非常重要的问题。尽管现在各种学术观点、学术文章非常多，百花齐放，但大都缺少必要的检验。第二次大战中德军将领古德里安在条件十分简陋的情况下，坚持对“闪击战”的作战流程、主要兵力兵器的使用方式和原则进行试验，以评估验证“闪击战”理论的可行性。可见，检验与评估既是军事理论创新的必要步骤，也是军事理论创新的重要方式方法。

作战实验和实兵演练是检验评估理论的主要方法。作战实验主要是利用人工或计算机环境模拟运用军队、武器装备和战法，推演作战基本进程和结局，通过对大量实验数据的分析研究，论证作战理论的合理性，查找理论缺陷和不足。实兵演练则是依托大型训练基地和假想敌部队，按实战要求创设作战环境和敌情我情，并实际投入兵力、装备对理论构想进行演练，重点发现、解决理论推理和静态试验不易暴露的问题。无论是作战实验还是实兵演练，首先要注重多样性，要重点检验某一种理论在多种形式下的适应性，同时探索多种理论的可行性，使各种理论都有机会体现自身价值；其次要注重针对性，要针对我军使命任务，探求实在管用的作战理论；再次要注重实战性，尽可能使试验环境、情况设置、能力指标贴近实战、贴近对手，在最贴近作战实际的状态下验证与发展军事理论。

同时，在检验评估创新成果时要注重运用“证伪”的思想方法。军事理论创新时，必然伴随着大量的错误理论的出现，只有将错误的理论一一排除，证实其错误性，才能让正确的理论突出。据权威统计，在国际上申请的1万件专利中，事实证明只有1到2件是实用的，产生经济价值的，只有万分之一到万分之二的比例。这说明，正确、有价值的理论在产生的理论总量中所占比例极低，需要我们将其从大量虚假、无实用价值的理论群中鉴别、精选出来。证明、检验理论的不合理性本身就是去伪存真、去粗取精的过程，与证明理论的合理性同样具有重要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