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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互助组织的兴衰看清英美福利国家的真实面目

The following article is from 观念的后浪 Author 漫天雪798

在一个相互合作的自由市场上,人们会组成各类互助的组织,它们有的松散,有的紧密,但共同的特点是互相帮助,并增强个人抵御风险的能力。

与国家主导的强制性社会保险不同,互助组织的最根本特征在于自愿。加入和退出自愿,基于什么样的理由结成互助团体也自愿。因此它的形式多种多样,越是在价值多元包容的地方,互助组织的形式就越多,适应最为广泛的目的。

在中国的广大农村,最为显著并流传至今的就是红白喜事。谁家都不可能没有红白喜事,但是一家人自己难以应付大量的劳动,因此家族成员、亲戚邻里都会赶来帮忙,桌椅板凳,自家院落,甚至锅灶,都会贡献出来使用。到别人家有事时,自己也得如法炮制。

这里面没有任何强制的成分,只存在杯葛。别人家有事你不去帮忙,当你有事时别人也不会给你帮忙。那些有条件却不给别人帮忙的人,会受到鄙夷和孤立,对他自己的将来是一种利益损失。农村将这种人称为“活独人”:他虽然活在人群中,然而却不参与社会合作,就像孤岛上茕茕孑立的鲁滨逊。

历史上,英美国家最常见的就是针对疾病、意外事故和死亡抚恤的互助组织。除了自愿加入和退出之外,其更显著的特点在于,加入是有条件的。例如有犯罪记录和信用较差的人,不能加入;如果有伤害他人和不端的行为,会被驱逐出会。

与倡导乐善好施的自愿慈善不同的是,它不是一群人出钱帮助另一群人,而是平等的个人组成社团,各出各力,在困难之际相互伸出援手。这是一种“会员制”,在特定情况下得到援助,不是单方面的受到恩惠,而是一种会员权益。因为他们同样有义务在其他会员遇到困难时伸出援手。

因此,获得团体的帮助从来不是无条件的。人们会区分那些值得帮助的贫穷和不值得帮助的贫穷。当自己有能力时却对别人的苦难袖手旁观时,当他游手好闲自作自受时,不会得到救助。

许多人凭想象认为,这类互助组织必定规模有限,保障能力差,加之由一群乌合之众,而不是“政府精英”来管理,因此与现代福利国家相比,那时候的人们必然一无所有,毫无依托,缺乏保障。

事实情况如何呢?让我们看看福利主义兴起之前英美国家的情况。

不列颠岛是一个有个人自由和互助传统的地方。早在1555年,世界上最早正式成立的公民互助团体“卡特互助会”就在苏格兰成立。最初的互助组织都是一些体力劳动者组成的松散而小型的联合。到了19世纪以后,互助组织数量出现了井喷式增长、规模也迅速扩大。1803年,英格兰和威尔士有9672个互助组织,包括了174350个会员,当时英国的总人口不过900万。

到1910年,单单正式注册的互助组织,就有26877个,662.3万成员,涵盖了一半以上的成年男性。在30年间,会员人数年均增长14万。注意,这并不含那些在历史上众多规模较小、没有纳入统计、甚至没有留下记录的互助组织。因为在拥有“自由的基因”的英国,人们总是想方设法逃离国家的视线,规避国家的监管。

1911年英国出台《国家保险法案》,对1200万公民推行强制社会保险时,据保守估计,至少有900万公民已经是自愿保险协会的会员。

按照大卫·格林的介绍,这些互助组织至少承担着以下责任:

1、在劳动因为疾病、事故或者年迈失去劳动能力时发放病假工资和退休工资;

2、为组织成员及其家庭提供医疗保险;

3、提供体面葬礼的丧葬费;

4、为失去家人的寡妇和孤儿提供抚恤和生活上的照料;

5、医疗服务由会员投票选出的口碑佳、信用好、医术高明的医生提供,他们自己也投资医疗机构,为会员提供服务;

6、提供就业支援网络,帮助会员在异地找到工作。

从互组织的数量和承担的责任来看,有力地击碎了民间互助组织规模有限、涵盖面小的谎言。福利国家兴起之前,人们并非一无所有、毫无保障、老无所依,这完全是福利国家的统治阶层自己精心营造的虚假的公众舆论,其目的就是要让人们放弃个人责任,将一切交给国家,由此,国家获得了巨大的权力扩张。

那么,民间互助组织是不是像宣传中那样保障能力有限呢?让我们移步美国,看看大萧条之前的兄弟会、共济会。

从北美殖民地到20世纪初的美国,总体上算是一片自由的大陆。那时候的美国人,信奉“财富即美德”的朴素价值观和正义观。他们把通过自己的诚实劳动而获取财富视为骄傲,并认为财富的多寡正是服务于他人的互助精神的证明。而一个人的贫困,在遍地是机会的北美大陆,除了残疾、事故、重病之外,必然是懒惰和堕落所致,不值得被同情。当然,这里面也被加入了宗教的成分:富裕是仁慈的上帝对他的诚实和辛劳的馈赠,贫穷则是公正的上帝对他懒惰和堕落的惩罚。

但是那时候的体力劳动者们受制于技术水平和劳动生产率,与现在相比,获得的收入仍然十分有限,微薄的工资难以应付灾祸的降临,于是各种互助组织便应运而生。

到1920年,大约有800万美国人是兄弟会成员,占成年劳动者数量的30%。这种互助组织名目繁多,有基于移民输入国的,如意大利、希腊、爱尔兰移民兄弟会;有基于行业的,如矿工行业、服务行业、制衣行业兄弟会;有基于族裔的,如由非洲裔美国人组成的著名的普林斯·霍尔共济会,吸收了大量美国南方的黑人,著名的黑人民权运动领袖布克·华盛顿和杜波依斯,都曾经是它的会员。

它们有的是公开的,主要是保险互助会;有的是秘密的,例如各类共济会。但其共同的特征与英国的各类互助会并无二致。

就以最神秘的共济会为例,说它神秘,实际上不过是仪式和暗语的神秘,以及没有任何书面的契约,这主要是为了寻求凝聚力,有时候纯粹就是为了找个乐子,其运作的方式就是在成员之间提供相互扶助,同时增加就业和商业机会,并没多少秘密可言。

信誉良好的共济会成员,不但可以由组织为他们支付丧葬费、举办体面的葬礼,而且还可以利用会员募捐筹措疾病治疗资金。而著名的奥德菲勒兄弟会,则直接为老年会员提供住宅,每位补贴超过1800美元!那可是在1914年,这些钱相当于一个普通工人近两年的收入!

与共济会不同的是各类保险互助会,它们后来转型为各类保险公司。如美国的现代伍德曼保险公司、保诚保险公司、大都会人寿保险公司,等等。与共济会最重要的区别在于,它为成员提供了正式的保险政策,这在广大工薪阶层中十分流行。向保险受益人发放死亡抚恤金是其基本的保障形式。著名的“国家兄弟会大会”,1919年拥有超过900万名会员,12万个分支机构,提供的死亡抚恤金平均为1100美元(月均91美元)!

与之相对,美国政府随后强制性建立的单身母亲援助计划,在1930年代仅有93620个家庭参与,月均补助仅有22美元。

不论从参与人数的规模,还是保障的力度上讲,福利国家的政策并没有民间互助团体更为慷慨和优厚,更不用说救助的针对性了。

那么还剩下一个谎言,这些乌合之众,能像政府精英一样,管好庞大的机构和资金吗?

我们先看看它的组织架构和运作模式。

早期的小型互助组织用很多办法实现自治。第一是公投;第二是设立管理分支,权力在各个分支之间流转;第三是代表会议,充分反映成员的意见。

后来随着组织的扩大,互助组织转变为互助联盟,显现出三级结构:分支、选区、联合体。联盟中最重要的职位是高级秘书,他只有召集、记录的权力,任何成员都可以在下级服务岗位锻炼的基础上成为高级秘书,没有什么财产和资格限制。

高级秘书之类的职务,每次只能当选半年至一年,不准连任,保障所有人的参与资格,并且防止权力的滥用。英国的“守林者协会”规定:高级秘书失职,但尚未构成犯罪和予以免职的程度,最高罚款21先令!

互助组织一般都有一套自己的规则,这些规则是全体成员共同讨论的结果。没有人有额外的投票权,规则面前人人平等。同时规则会明确分支机构有完全独立的自治权,若不同意联盟的相关条款,可以退出。谁应该获得救济,在分支和小型的联合体内部,完全实行穷人的事情穷人自己办,谁应该得到帮助由成员来决定。

我们从中看到了什么影子呢?

雅典民主!

服务团体成员的具体事务,他们是怎么操作的呢?限于篇幅,仅举一例:

为了为成员以最低的代价提供优质的医疗服务,他们首先由会员投票选出服务好、医术精湛的医生;然后精打细算,与医生签订以人均费用为基础的医疗合同,例如每个会员家庭每年交1美元,集合起来是一笔大数目,这对那些渴望获得服务群、拓展业务范围、想做兼职的医生极具吸引力,但有任何对会员服务不周的地方,都会受到违约惩罚。这是真正的“社区保健”模式。最关键的是,每个会员都可以选择不参加这个合约,例如一位身体健康的新移民,他可以根据自身的实际需要,去参加移民英语课程,最大程度了尊重了个人的自主选择。

所以,那些迷信于政府精英管理的人,看到以上决策模式和管理实践,还会大言不惭地说他们是乌合之众吗?实际上,恰恰是那些政府精英,花的不是自己的钱,所以必然充斥官僚习气、繁文缛节和浪费低效。这几乎是不证自明的道理。

互助组织的优势是明显的。它以个人的独立和努力为基础,以交换的方式实现,不到万不得已,人们不会寻求帮助。它让人们远离了坐享其成、傲慢的施舍对自尊心的伤害。它告诉人们一个朴素的道理:贫穷是个人要努力避免的,而不是应当欣然接受的。由此激发了人们向善的动力,激励了人们的努力生产,且形成了为他人服务实际上增进自身利益的朴素认知。

因此这类组织不但为人们增强风险抵御能力提供保障,而且有增强人们的责任感、凝聚人心、增进善良风俗、培育合作精神的良好作用。它被大卫·格林称赞为“有史以来文字记录最少的伟大的社会运动的代表”,原因在于,这是人类在没有任何强制力干预的情况下自愿结成的自治团体,充分体现了自发秩序能够增进人类福利,人们能够认识到自身的利益和利益和谐,并不需要谁来指导、计划和干预。

互助组织的兴起,与人类自由的增进密切相关,是自由引致的繁荣的必然结果。注意前文叙述的一个时间节点:互助组织的兴盛是在18-19世纪,延续到了20世纪初期。这段时期,正是观念革命、制度革命引发的工业革命时期。这并不是偶然的。这一时期,人类摆脱了思想和财产上的束缚,政府权力受到限制,自由得以大踏步前进,于是告别了低效的自给自足靠天吃饭的农业生产,资本迅速积累,技术进步日新月异,带来了空前的经济繁荣,人类福利实现了几何式提升。

随着工业革命的推进,人均寿命不断提高,人口流动更加频繁,职业更加多元,人们寻求美好生活的欲望更加强烈,且有了实现它的制度、环境和资本条件,因此,各类互助组织才如雨后春笋一样蓬勃发展,造福于每一个社会成员。

到了19世纪后期至20世纪初期,互助组织逐渐衰落,这同样不是偶然的。一方面与它们被更加精确计算和节省成本的商业模式取而代之有关,但更重要的是福利国家兴起的必然结果。俾斯麦的福利国家、英国的济贫法、美国大萧条之前胡佛政府的各类管制和干预、急剧扩张的联邦权力和管制措施,都是在这一时期。人们可以不劳而获地通过取得国家福利的形式过下去,何必付出代价去参与什么互助组织呢?当人们依靠权力就可以将他人的财富据为己有,又何必去买保险,以及节俭和储蓄呢?

然而正如本杰明·富兰克林所说:

“当人们用自由去换取保障的时候,既不会得到保障,也不会得到自由”。

这是由福利国家的内在逻辑所决定的。它消解个人责任感,使国家成为大众的保姆。政党为争取选票,总是用越来越高的福利来收买人心,采用的方法就是举债和信用扩张。其最终结果就是“相互抢劫”,一个人在这里得到了福利,却必须在那里加倍偿还,最终减损每个人的福利。

一个鲜为人知的事实是,那些打着劫富济贫的旗号主张再分配的政策,最终的结果是劫贫济富。因为穷人从福利中得到的好处,只不过是那些与权力更加接近的人吃剩下的面包屑。信用扩张中,他们的养老金会缩水,自己本来就不多的财富会被洗劫一空。

当福利国家掌控了财富分配的大权后,每个人都不是去努力生产,服务于同胞,而是为了获取不劳而获的特权,竞相向权力靠拢,个个成为卑躬屈膝的乞讨者,变成了国家掌控者脚下的奴隶。

实际上,这才是那些福利国家的鼓吹者的真实目的:互助组织培养人的独立意识和自立精神,正是那些追求福利政策的集体主义者的眼中钉和绊脚石。允许一个不依赖于他们、也就会不听令于他们的群体存在,是在消解国家的、也就是他们的权力,这是他们无论如何也不能容忍的。

或许,看看福利国家的原型和它的始作俑者俾斯麦的初衷,才会更加清楚地知道,福利国家不是为你提供福利,而是为你套上枷锁:

“年老之后有一笔养老金可以拿的人,比没有养老金的人要高兴得多,对付起来也容易得多。”

邪恶如俾斯麦,也比现代福利国家的政客要好太多,他至少邪恶得足够诚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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