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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确凿的史实纠正人云亦云的讹错


沈志华、杨奎松等史学家
以确凿的史实纠正了人云亦云的讹错
文:刘志琴  编:先知书店

史学本是一门纪实的学科,容不得掺假和矫情,然而,这门在中国一度最辉煌、最具权威性的学问,其公信力却在下降。


当社会处于从前现代向现代的转型中,文化也随之变迁,表现为新学科的引进和传统学科的吐故纳新,但史学并没有得到正常的发育,而是陷入沉默,不敢正视历史的真实,从而导致史书逐渐失去读者的信赖。


因此,在当今的信仰危机中,史学有不可推卸的责任。本文作者,著名近代史学者刘志琴呼吁,当代史学需要深刻反思这一问题。


▌史书在传统文化中最有权威性

历史是人类的行程,记录这一行程的是史书。凡是有人类、有文字的地方,就有史书的存在,因为人人都有一份历史的情怀,正如赤子来到世界都渴望认识自己的母亲一样,这代代相传的社会血脉,任何风浪都打不断,冲不垮,即使国破家亡,只要有人在,史书就会延续。在世界各国中,中国将史书的功能发挥到极致,成为传统文化中最有权威性的学问。


“史”是什么?本是一种职务,是各种事情的记录者。《说文解字》释为“史,记事者也,从义持中。中,正也。”这一记录者可不同凡响,他必须从义持中,即以客观、公正,不偏不倚的态度,如实记录国家所发生的一切事件,大至政治、经济、文化、军事、外交事务,小至皇帝的日常起居,等等,大事小事无不由史官如实记录。因此在编年、纪传、本末这三大体裁外,又创造了逐年逐月逐日记载的实录如《明实录》、《清实录》,为后代留下详细、完备的史料,这在世界上也属独一份。

史书肩负如此重任,无异是王朝存在的合法性依据,因此自古就有灭人国,必先灭人史的训诫。



▌“史家第一件道德,莫过于真实”

古代史官都是朝廷的命官,写什么不写什么,难免不受权力的干预,因此史书不乏有涂抹、粉饰之处,这才有隔代修史的传统,当代人不修当代史,让后代修史,以便把权力的干预降低到最低点。

但即便有这样的苦心,也难免有矫饰之处。为防范这一弊端,最着力的是提倡史德,史德中最重要的是坚持历史的真实性,不因统治者的意志和个人的好恶而褒贬扬弃。


梁启超说:“史家第一件道德,莫过于真实。”对历史的见解不妨见仁见智,但保持历史事实的真相是治史者必具的道德底线。秉笔直书成为历代治史者的职业操守,所以史学虽为御用学术,却有一定的独立性,这独立性素来为社会公义所标榜,受到读书人的推崇,这是中国传统史学的荣耀。

真实,对治史者来说是起码的操守,也是职业的信仰。历史是经验性的知识,这种知识是具体的,一次性的,过往而不复,每件史事和人物都是不可复制的,因而各有自己的特殊性,正如哲学家金岳霖在《知识论》中所说:“事实既是特殊的,它当然是不能重复的。”读者正是从历历个案的事实中判断历史发展中的是非得失,所以真实的魅力就在于它不可重复的历史价值。

史学研究的对象是史实,它不需要借助中间环节,直接从史料出发,用史实进行思考,它要求可靠而不虚妄,清楚而不含混的记录。可这些记录都是过去时代的遗留,由于环境背景、个人和书写手段的局限,前人遗留的史料并不能充分反映人情和事态的全貌,甚至有许多遗漏和讹误,史学研究要求解,更要求实,努力修复前人遗留的历史碎片,恢复它的本来面目。

有的治史者往往用全部的心力和才智,在一字一句中竟委穷源,进行训诰、勘误和注释,所谓“语语核其指归,字字还其根据”的考据学,就是为追求史料的真实性而发展的专门学科。

这就可以理解,皇帝害怕史书,人们信赖史书,追根究底,就在于它的真实性,这是后人无法改变、掷地有声的铁案,也是史书在社会上具有公信力的基础。所以有真实则史书存,无真实则史书亡,真实,是史书之灵魂,失去灵魂的史书是可怕的,我们不是没有这一教训。



▌重建史学公信力,需要沈志华、杨奎松这样的史学家

在当代人文学科中公信力下降最严重的当数历史书,史书失去读者的信赖是史学的一大悲剧,这是当代史学需要深刻反思的问题。改革开放以来,史学在人文社会科学中步履维艰,上世纪80年代流行一句话,“解放了的哲学,繁荣的经济,活跃的文学,沉默的史学。”

实际情况是,伤痕文学一马当先推动了人们对十年文革的反思;哲学界提出实践是检验真理的标准,吹响了思想解放的号角;经济学界阐明市场经济理论,推动计划经济的改革。史学较之文史哲三界,明显滞后。记得上世纪80年代在天津一次会议上有人提出对亚细亚生产方式的怀疑,而遭受批评。说是沉默的史学,正是少有作为的写照。

史学的沉默是有原因的,因为它遭受破坏最严重,当社会从前现代向现代的转型中,文化也随之变迁,表现为新学科的引进和传统学科的吐故纳新,史学没有得到正常的发育,而在转型中走向畸途。

举例说,动荡时期大破四旧,烧古书,毁文物,史学工作者失去家园,专家学者被打倒,史学界一片凋零。曾几何时,批林批孔运动中,史学又成为最红火的学科,人人都批孔,人人读史书,各种古籍、史学读物层出不穷,出版数量之多,覆盖面之广,空前绝后。正常的社会,并不需要兴起全民学历史的高潮,因此这一繁荣是不正常的。

几十年来在近代史中最为遗憾的缺失,就是不敢正视历史的真实。以南京大屠杀为例,至今是无人不晓,三十年多前有人说吗?1958年版的中学历史教师手册,在大事年表中关于1937年只有“日军侵占上海,国民政府迁都重庆”,18年后1975年出版的《新编中国史》年表中关于1937年只有“国民政府迁都重庆,南京防御失败”,南京大屠杀这样惊天动地的大事,在教学手册中只字不提。

一直到1979年承认国民党抗日了,这件事才浮出水面。在此之前历史被掩盖,误导了两代人,历史学家的良知何在?又有谁来负这历史的责任?面对历史的真实,历史学家又何以自处?

根据清华大学CNKI工程数据库所记,1999年从各国重要期刊中统计有关史学及史学理论的论文有608篇,中国达201篇,占三分之一的份额,毫无疑问,中国在当代可谓史学大国,然而可疑的是真实性。

▲沈志华(左)与杨奎松(右)

人们常说当今有信仰危机,岂不知在信仰危机中,史学是有责任的。不真实的史书留给人们的疑点是,已经过去的事尚不可信,何况正在发生的事?

当前最受欢迎的史学家如沈志华、杨奎松等人,究其所以,是因为他们坚持历史的真实性,以确凿的史实纠正了人云亦云的讹错。所以史书要在民众中重建公信力,必须说真话,这就是史学界要面对的现实。

史书,当以真实示天下!


如果要了解真实的历史,就要看靠谱的历史学家作品。因为真相是历史的前提,作为一个历史发达的国家,对历史真相,尤其是和我们距离最近的当代史的历史真相的追问,是值得每个人关心的重点。
 
正如沈志华老师所说,“我们看到的历史,原来人们脑子里那些东西我不敢说百分之百是假的,但大部分是有误解的,那么就需要历史学家来一点一点地把事情弄清楚:这个历史过程,到底发生了什么?”

杨奎松老师说:“历史已经发生了,成败是非已成过去。即使牵扯到祖辈、文化,或是党派、国家、民族感情,弄清真相,实事求是,尊重已经发生的历史事实,理应是最重要和最基本的。如果戴着有色眼镜,无论看过去,还是看现在,其实都没有办法弄清历史事实。”

无论沈志华还是杨奎松,他们写历史的第一原则都是:真实。为其真实,所以精彩;为其真实,所以感人;为其真实,所以才能从他们的著作中汲取经验教训。

在这个娱乐至死、信息爆炸的智能时代,提炼见识越发困难。尤其是很多历史学家还在参与“大合唱”,他们看似学识渊博、立场客观,实际上却是在堆砌名词,读者根本无法从庞杂的概念中汲取教训与见识。他们的眼光是向内的,所以只能看到此时此地的影响因子。

而沈志华和杨奎松两位老师研究历史,眼光是向外的,他们从全球视野出发,从国际大背景的角度书写中国近现代史。他们不是为了研究而研究,而是为解决某个现实的社会问题而研究,因此他们的著作带有浓重的问题意识,读完往往能有所感悟,有所警醒。

但遗憾的是,两位史学家的许多书都是中国近代史领域众所周知的“断货王”,集齐十分不易,买到越来越难。为此,先知书店特别集齐汇编了沈志华与和杨奎松老师的作品集,推荐给各位读者。其中一些书数量非常有限,售罄即绝版。识别下图二维码,即可一键收藏(含绝版稀品,赠杨奎松签名书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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