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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与香港大学

2017-06-28 许乃波 天津致公

       许乃波先生早年在香港大学学习与工作,接受了民主进步思想,并由此参加了由宋庆龄领导的保卫中国同盟。1997年,许老在香港“回归”前夕完成此文,为纪念香港回归20周年,小编特刊发此文,以兹对许老的怀念。

      

        如今凡是到北京的人,都要到天安门广场人民大会堂前看一看耸立在大会堂门前一块巨大的电子显示屏幕——香港回归中国的倒计时表。香港回归祖国的时间一天天临近,人们都热盼着1997年7月1日这一天的到来。这一天,是中国人民洗雪英国殖民主义者强加在我们头上的耻辱,中国人民终于迈开了祖国统一大业的第一步,这怎么不令人兴奋和激动。

 1989年,许乃波先生参加港大大陆校友联谊会在京举行成立大会时合影(前排左一)。

我曾经在香港学习、工作、生活过。香港大学是我的母校,我对她有着特殊的感情。香港发展到今天,成为世界的金融、商贸、航运中心,我认为除了她是自由港外(无关税),很大程度上得益于香港的教育和对人才的培养。

香港大学是1912年创立的。创立时清政府在两广的总督都出了不少钱资助,当然,英国在香港的各大公司以及几十家商会也出资支持。

香港大学是一所综合类的高等院校,设有医学院、文学院、理工学院。培养的学生开始是以大陆及本港为主。第一期毕业生只有四、五十人,到了民国初年,特别是军阀混战时期,香港大学才改变培养方向,由面向大陆到面向东南亚各国的华侨子弟和一部分外国学生,当时东南亚各国没有大学,只好到香港来上大学。

我在新加坡莱富士中学毕业后,于1927年考进了香港大学电机系。那时在香港大学里读书的许多是来自东南亚有钱的华侨子弟,我是一个比较穷的学生,他们当然看不起我,可是,我发誓要在学问上超过他们,如饥如渴地勤奋攻读,吸取新的科学知识,努力打好理论基础。1930年我在香港大学毕业,毕业后留校当助教一年。

香港的高等教育,从最初的唯一一所香港大学,到最近发展七所大学,学生从几百人发展到七、八万人,这与香港经济繁荣是分不开的,教育与经济的发展也是相辅相成的。从香港可容纳(安排就业)大学毕业生的数字看,就可了解香港经济的发展状况。1941年只有香港大学一所,学生人数700多人,可是却容纳不了毕业生就业,现在香港已有大学七所,有学生几万人,毕业后可全部容纳在香港工作。

 香港大学从创业至今80多年,培养子不少人才。最知名的有孙中山、李光耀等人。如今在香港商界、企业界及政界里许多栋梁之才都是香港大学培养出来的。孙中山就是在香港大学求学时接受了民主的进步思想和先进的科学知识才弃医从政的。他后来进行的推翻清王朝,立志建立民主国家的革命活动,就是把香港作为革命活动的基地。黄花岗七十二烈士,大部分是华侨热血青年,就是追随孙中山革命而从香港进入广州起义的。

1937年8月13日上诲沦陷后,上海的爱国力量和民主人士纷纷撤离上海转到香港,我也随之到了香港,重返香港大学电机系任教,由讲师到教授、系主任。

自鸦片战争香港割让给英国后,香港一直受殖民主义者的统治,接受的也是殖民地文化,中国新文化对香港人来讲是陌生的。“八·一三”后,上海文化界人土聚集香港,我同香港大学中文系许地山教授在冯平山图书馆举办系列讲座,邀请上海文化界人士介绍中国的文化和新文化运动,第一次向香港人民传播了中国的新文化,当时,许多香港人参加了新文化运动。我还参加了香港大学校长施罗司创办的中英文化协会香港分会并担任秘书工作。这个协会的宗旨是利用召开演讲会、座谈会、展览会等形式,交流、介绍中国新文化,进行各种活动。

1938年,宋庆龄为了争取团结国际进步友好人士以及海外华侨授助中国抗日战争,创建了“保卫中国同盟”(简称“保盟”)。我由香港大学x x x介绍参加了宋庆龄的“保盟”工作,成为其中一员,积极参加并建议组织各种活动。1941年2月,日本突然袭击珍珠港,旋即占领了香港,宋庆龄转到重庆,我也随之离开香港大学到重庆交通大学电机系任教,一如既往地追随宋庆龄做“保盟”的工作。

 1982年,邓小平与英国首相撒切尔夫人谈判,提出香港回归祖国的方式。实行“一国两制”的构想,这是一个前无古人的大胆设想。要使香港按邓小平“一国两制”构想平稳地过渡,于1997年7月1日回归祖国,要做许多工作,特别是要做好香港人的工作。我于1986年3月全国政协六届四次全会上作了一个书面发言,题目是:“关于加强对香港社会人士统战工作的几点建议”,中心内容就是要做好香港大学毕业生(历届毕业生)及在校学生的工作。香港大学毕业生,现在许多是香港政治、卫生、金融、工商界的有影响人士。做好这些人的工作,对于香港平稳过渡回归祖国有重要作用。

1992年,我以香港大学大陆校友会理事长的身份,参加了香港大学成立80周年纪念活动,我再次回到了阔别40多年的母校,与同学故友相聚,真是感慨万千。香港近30多年的变化与我上学时相比,简直是天地之别。香港1840年时,只是一个小渔村,人口只有3650人,到了1950年人口已发展到了230万人,现在人口已增至630多万人,成为世界的“购物天堂”,繁荣的国际大都市,高楼林立,车水马龙,夜晚灯光辉煌灿烂。这美丽、繁荣的国土,被英国占领了150年,作为炎黄子孙能让它永远这样吗?自从中英两国就归还香港的协议签字后,我就考虑着如何为香港的回归尽我个人绵薄之力,做好宣传工作。我利用这次校庆纪念活动人员比较集中的机会,宣传了社会主义祖国取得的伟大成就和我国“一国两制”的政策,声明香港是中国的领土,收回香港是天经地义的道理,批驳了某些企图阻碍香港回归祖国统一的论调,记得在一次酒会上,香港大学里的“香港大学班业生议会”中一个头头,是香港最有名SWIRE公司的重要成员.吃饭时我和他进行针锋相对的辩论。我说,彭定康的政改方案,我们不能接受,英国占领香港150多年来,给了你们多少民主,再过几年他就要走了,为什么他对扩大民主这么感兴趣?他的作法就是让参加立法局的亲英派占优势,香港回归及让亲英人员在议会中抵制我们,干扰“一国两制”、“港人治港”计划的实施。最终的目的是让台湾人对’一国两制”失去信心,让祖国统一大业受到破坏,其狼子野心,昭然若揭,我们能同意彭定康搞的那一套吗?经过辩论“香港大学毕业生议会”对我恼羞成怒,原计划给大陆校友会的赞助钱也不给了。但是,我坚持了正义,坚持了原则,揭露了彭定康的阴谋,反映了广大中国人民的心声,我这样做是非常值得的。值香港即将回归之际,仅写此文以志纪念  


(陈天日于1997年元月14日根据许老口述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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