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亚历山大.杜金与俄国的新欧亚主义思想

知乎 文史之友 2022-11-01
2018年6月9号，观察者网邀请到了两位著名学者Rob Riemen和亚历山大·杜金，参加2018是思想者论坛，11号下午两位学者在B站和张维为、冯绍雷进行研讨直播。想必大家比较熟悉Rob Riemen，他和张维为那场辩论大家还能记忆犹新。但是对杜金就比较陌生了，对其在观察者网所讲述的欧亚主义，多极概念也是一头雾水。
杜金和他宣传的欧亚主义是怎么一回事儿呢？
其实在俄罗斯社会思想史上，欧亚主义同俄国传统的融入西方思想、以及更传统的斯拉夫乡土主义一样，都有着非常重要的地位。只要简单了解一下俄国历史发展进程便不难发现，这三种思潮其实分别代表了俄国强国进程中的三种路线。
俄国的西方主义，与日本的脱亚入欧政策非常相似，其发轫于彼得一世的改革。俄国大部分的精英非常羡慕西方取得的政治经济文化成就，其认为，俄国在这些方面已经全面落后，若不学习西方，将会沦为中国、印度、土耳其的后尘。所以主张俄国文化与欧洲文化同宗同源，应当全面学习西方，用西方的制度和模式来改造俄国，进而达到融入欧洲的目的。
俄国传统的斯拉夫主义恰恰与之相反，同德国的日耳曼主义有着很大的相似性。两者都基于本区域长时间形成的社会文化，最后成型于法国大革命时期，都是拿破仑对外扩张后的产物。同时两者都主张本民族的历史文化辉煌悠久，都有着不同程度的民族优越论，所以都坚持认为应当秉承自己的民族特性，来构建一个基于本民族文化传统的民族国家，进而达到兴盛本民族权势的目的。
欧亚主义最早是在20世纪20年代，由流亡海外的俄国思想家特鲁别茨科伊、阿列克谢耶夫、萨维茨基等人所提出，经过几番分化逐步形成后来的古典欧亚主义思想。其虽然脱胎于俄罗斯传统的斯拉夫主义，但并不认为民族主义是构建俄国的首要因素。其虽然也像西方主义者那样，主张学习西方，但是努力保持自身的社会文化传统，不做西方文明的翻版。
特鲁别茨科伊公爵。流亡巴黎期间，著有《欧亚大陆类型》、《论种族主义》，极为推崇苏俄范围内各民族的精神一致性。
古典欧亚主义思想不仅仅是一种文化-哲学思潮，更多的是基于一种地缘视角下的历史文化观察。萨维茨基、特鲁别茨科伊等人，广泛吸收了传统地缘思想，并基本借用传统地缘政治词汇，诸如‘有机体’、‘中心地带’、‘生存空间’、‘空间征服’等等。这些人认为，俄国的传统文化区域本身就是一个特殊的存在。这块土地不仅十分巨大，而且其介于欧洲、伊斯兰、印度、中国文明圈之间，“比起中国，这块土地更有资格称为‘中（间）国（家）’”（萨维茨基语）。

古典欧亚主义者认为，无论本区域的社会文化生活，还是民族构成都有诸多方面的来源，既有北方的斯堪的那威亚文化，又有南方拜占庭文化的传承，同时，东方的游牧民族在一千多年的时间里，也对其本身也造成了巨大的历史文化影响，多方的文化交融已经在本地区形成一个单独的地缘文化单元。因此，欧亚主义者并不像斯拉夫主义者和西方主义者那样，对被蒙古人的统治历史持全面否定态度。他们认为蒙古人曾经虽然给这块土地带来了屠杀与毁灭，但那是因为游牧民族的传统特性，更早些的匈奴人、突厥人也是如此，而且，蒙古人很快给予了斯拉夫人自治。如果拿西方殖民主义国家在拉美、非洲、印度的长期残暴统治来比较，蒙古人的治理方式更多的是一种东方式的宽容。
所以，特鲁别茨科伊说，“俄罗斯人和俄罗斯世界的各族人民，既不是欧洲人，也不是亚洲人。如果把我们周围的文化和生活元素相结合，我们不羞于承认自己的欧亚主义者”。因为所有生活在这块土地上的人，并不是哪种文化的模制品，这里本身就是一个“文明有机体”，是一个民族融汇的“发展空间”，并且这里被一种自由的“民族团体”精神所主导，也因此主张建立一个全新的欧亚主义国家。
这个观点在当时看来特别激进，引起了几乎所有俄国学者的反对。在之后的几十年里，虽然经过古米廖夫近乎单枪匹马的发展，但在当时并没有引起多少人的共鸣。即使能引起少部分人有兴趣参与研究，也因为欧亚主义的研究是基于地缘政治学，是苏联学术研究的禁地，无人敢从事此研究。
古米廖夫纪念邮票。俄国著名诗人尼古拉·斯捷潘诺维奇·古米廖夫的儿子，因此关系曾三次遭到逮捕，著有《民族起源和地球生物圈》，典型的地理决定论者，是古典欧亚主义与新欧亚主义承前启后的人物。其对苏俄传统范围内的民族圈的划分，被杜金广为接受。
历史似乎被萨维茨基说中了。苏联解体之后，欧亚主义的思想在社会当中迅速传播，大有一种一统俄国社会意识形态的势头。至于其兴起的原因，无非是解体后失败的社会经济改革。
在国内，西方积极鼓吹的休克疗法毫不顾及俄罗斯的巨大潜能、传统生活的自给自足、深厚的历史文化传统，以及独特的地缘条件，直接造成俄罗斯社会生活的崩溃。而当俄罗斯要求西方兑现其承诺，予以巨额贷款缓解危机时，西方国家不仅借口推辞，还对俄罗斯实施贸易壁垒，WTO谈判中百般刁难。在国际上，重生后的俄罗斯国际地位严重下降，西方以一种胜利者的心态，一步步的蚕食俄罗斯的传统战略空间。用俄国人自己的话说就是，在与西方国家的交往当中，俄国被当成战败国一样对待。同时在国际传媒上，西方国家丑化俄罗斯，尽可能的将其污名化、妖魔化。这些不仅让俄罗斯对西方大失所望，而且还激起了俄罗斯人强烈的反西方情绪。可以说，俄国的欧亚主义思潮是在西方的不接纳俄国的态度下砰然崛起的。

如何重新定位自身，国家应该何去何从，进而如何解决俄罗斯的国内问题，成了俄罗斯知识分子面临的首要问题。在亲西方主义失败之后，基于地缘视角，主张民族包容性的欧亚主义重新受到重视，这股思潮被称为‘新欧亚主义’（Неоевразийство）。由于欧亚主义在俄国内研究者很多，不同的人有不同的解读，产生了非常多的流派。但从视角、分析方法、历史结论等方面上大同小异，有的只是手法和力度的不同。限于篇幅和学识，在这里笔者不做细分，只对杜金的新欧亚主义与其地缘政治视角进行探讨。

杜金1962年生于莫斯科，80年代末接触欧亚主义思想，并积极为此参与政治活动。1993年加入国家布尔什维克运动（NBP）。90年代末，创办了一些地缘政治杂志，广受军队内部好评。2002年创建欧亚党，受到普京政府内部很多人欢迎。2004年乌克兰发生颜色革命，开始组织欧亚青年运动，主张重新整合独联体国家，成为该运动的精神领袖。2009年在莫斯科大学社会学系“保守主义研究中心”担任负责人。2011年，俄罗斯、哈萨克斯坦、白俄罗斯等过组建欧亚联盟，以及2014年俄罗斯吞并克里米亚事件，让作为两次事件思想来源的杜金和，产生了无数的追寻者。美国学者Anton Barbashin和Hannah Thoburn在《外交事务》发文，指责杜金运用激进的欧亚主义思想，为俄罗斯吞并克里米亚开脱责任，为当代俄罗斯扩张提供理论支持，杜金也一度被西方学者称为普京的大脑。
亚历山大·杜金（Aleksandr Gelyevich Dugin）

古典欧亚主义学者萨维茨基认为，从彼得大帝以来学习西方的改革，忽视了这块土地本有的历史精神，其造就的强大只是表面上的，并且其为之付出的代价则是让俄国成为西方文明的精神奴隶，因此存在严重的内在虚弱。更为严重的危机发生在苏联时期，布尔什维克主义也是西方思想的一个分支，其激进的变革破坏了这种长久以来所传承的历史文化精神，并且其断言布尔什维克主义终将会在这块土地上消散。而其为之付出的一切努力，就是为在这场革命消散之后，奠定一种新的文化视角。
杜金号称自己是“正统的欧亚主义继承人”，同样认为，欧亚大陆的腹心地带有一个独立的民族文化圈。这里虽然民族众多，纵使这个文化圈也受到周边几大文明的影响，但是，广阔的平原、草原、森林等地理环境所造就的各民族精神是一致的。这种精神与其他文化截然不同，因此他们绝不是任何文明的翻版。其尤其认为，只有在认清敌人的情况下，才能更好的确立起自我认同。所以特别主张，应当坚决同西方文明划清界限，保存俄罗斯自己的文化，继承本地区的社会生活传统。
杜金从欧洲新右派主义思潮中为这种观点找到了印证。欧洲的新右派产生于两次世界大战后，其认为，文明多样性是有益于人类社会繁荣的，只要有多样性，就会有等级制。卢梭说，不平等是万恶之源。但在新右派看来，平等是基督教骗人的预言，平等才是造成恶的来源。等级在人类社会中是广泛存在的现象，是秩序得以维持的根本。因此其坚持反自由主义，反平等主义的思想。而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在全球推行虚假的自由平等主义，尤为鼓吹所谓的历史终结论。意图将世界文明统一化，标准化。因此在新右派看来：促使个性的泯灭，个人按照刻板无二的标准模式发展。最终毁灭人类社会。杜金充分运用这个思想为自己的理论背书，并且认为，欧洲的联合同欧亚州的联合一样，都是本土主义精神的，也是对抗美国大西洋主义的体现，俄国应当支持这种运动。
阿兰·德·伯努瓦，法国新右派代表人物。主张文化多元性，强烈反对美国宣扬的普世价值。主张建立大欧洲，发展同文化圈的联系，包括穆斯林世界，但是坚定反对引进穆斯林移民。

另外，杜金秉承的斯拉夫民族主义，以及俄国传统的弥撒亚救世思想是这一切的出发点，也是他本人的新欧亚主义区别于古典欧亚主义最明显的地方。传统的古典欧亚主义虽然借鉴了诸如‘心脏地带’、‘生存空间’、自给自足的地缘思想，但更多的是一种地缘文明视角，所谈论的是一种哲学文化观念。但到了杜金这里，斯拉夫文化的利益高于一切，俄罗斯重新整合独联体显得理所当然。这也是杜金最为人诟病的地方。
同样是讨论权利的转移，在萨维茨基那里，其提出的是文化中心的‘位移观’。这种观点认为，在文明最早在平均气温20°处产生，然后在几个千年里不断北移，到20世纪初时转移到了0°处的东欧平原西伯利亚和北美的美国加拿大地区。19、20世纪美国与俄国权势的扩张恰恰是这一结果。但到了杜金这里，这种文化视角被嫁接到直接权势的斗争上，最后演变成大西洋主义与大欧亚主义的对抗。同样是讨论游牧民族精神的影响，萨维茨基等人所谈论的是指，生活在中亚草原上的游牧民族，分别对北面的罗斯，以及南面的拜占庭-突厥地区的影响，指出他们的精神是一致的。到了杜金这里，被进一步推断成，未来的俄国应当联合这里的突厥人，使之成为俄国的战略盟友。
究其原因，是苏联解体后，俄罗斯权势的急剧下降让杜金产生一种强烈的危机感。因此在杜金看来，俄罗斯作为一个单独的国家是无论如何都不可能和以美国为首的大西洋主义者对抗的。要拯救俄国目前面临的种种危机，首先应当在原来苏联地区构筑一个，既不属于欧洲，也不属于亚洲的欧亚洲，或者说是俄洲。
杜金构筑俄洲的思想体系，堪称是一种弱化版本的斯拉夫主义。一方面他认为，地缘高于血缘，区域的集体利益高于单个民族的利益，主张重新整合独联体地区，建立一个基于地缘文明传统上的新型的欧亚国。另一方面又认为，苏联的解体很大部分原因是对少数民族的压抑，其声称自己已经很好的从苏联的解题中汲取了教训，因此主张给予参与国更多的自治权利。
而在这个欧亚国以外，杜金还主张俄国应当构建一个更大的大欧亚区域。一方面认为应当把印度纳入进来，作为其与伊斯兰和东亚文化圈的缓冲。一方面主张联合伊朗，使自己的实力能够达到印度洋。另一方面主张联合土耳其。其认为，图兰主义与斯拉夫民族渊源甚深，俄国应当把这片区域纳入未来的俄国同盟当中。所以土耳其的媒体对杜金美誉有加，称其为俄国的‘布热津斯基’。
欧亚主义及其主要政治主张

杜金延续传统地缘政治的两分法来分析国际政治矛盾。将强权分为海权和陆权，将文化分为西方与东方，将宗教思想分为基督教与东正教，将政治制度分为民主与威权，将英雄主义分为个人主义和集体主义，将斗争的主体分为大西洋主义与大欧亚主义，将未来世界局势分为单极与多极，将历史分为动态历史和传承历史等等。并且认为，这种长久以来的对抗决定了世界历史命运，同时俄罗斯是欧亚主义的代表，是西方敌视俄罗斯的最根本原因。
杜金认为，在当今世界，民族国家的模式已然不适应时代。在它看来，奉行民族国家的地区和国家，是无法对抗以美国为首的大西洋主义的，最后只能成为他们对抗俄国的附庸。因此主张在主要文明区域上，建立几个区域性的联邦，然后联合起来对抗大西洋主义。
他这个视角下的俄国对外战略，首先应当同一体化的欧洲联合，而且主张把美国的欧洲势力排除在外，既抵制英国人在欧洲内部的阻挠，即所谓的“莫斯科-柏林-巴黎”轴心。其认为德俄两家精神实质相同，同样对美国主导的全球化不满，因此认为通过在欧洲划定势力范围的方式，与德国达成妥协的可能性非常大。
其次，俄国应当发展同日本的关系。在杜金看来，日本从19世纪末以来，一种有种强烈的反西方精神，尤其是对近代西方盛行的黄祸论的反感。另外，日本是个经济大国，其不仅有能力资助俄国的复兴，也有着摆脱美国控制，称霸东亚的雄心。因此其认为，俄罗斯应当以归还占领的北方四岛，达成同日本的妥协。
在杜金看来，欧洲与东亚是除了欧亚州和美国为中心的北美以外，最重要的政治文化力量，未来世界的走向为这四个权力中心所左右。所以，只要能把东亚与欧洲这两块地区联合在欧亚州身边，那么大西洋主义一定会失败的。
可以看出，杜金的这种地缘政治视角明显基于麦金德大陆岛思想，以及豪斯霍弗的泛区理论。麦金德认为，俄国在中心地带的统治会形成最大陆权，然后用陆地上的巨大资源建立最大的舰队，形成最大的海权。最大陆权和最大海权的叠加在一个国家身上，那么世界帝国将为期不远。豪斯霍弗同样如此认为，不过其分的更具体。其认为，世界上有四大泛区，以美国为首的美洲泛区，以德国为核心的欧洲非洲泛区，以日本为首的东亚泛区，以及以苏联为首的大泛区。德日苏泛区的联合远胜于英美势力，因此主张德国苏联日本联合起来，而德国日本的最终失败，则是因为违背了这个原则。这种地缘政治观点击中了杜金反美主义情绪的内核。

同时我们还应该清杜金对中国的矛盾心理。杜金在其早期的作品中认为，中国虽然有着巨大的内陆规模，但不应当看做是单纯的大陆国家，而是海陆性质兼有之。1840年后，中国逐步成为西方的殖民地，并被纳入到大西洋主义中。虽然在1949年后同苏联结盟，封闭了海洋性质，但这段历史是极为短暂的，并在70年代重新回到大西洋主义当中。杜金十分担心中国在未来会改变西伯利亚的民族构成，担忧中国觊觎西伯利亚，因此主张在中俄边境划定东北-蒙古-新疆-西藏作为两国的缓冲区域，继而断掉中国对西伯利亚和中亚的幻想。但在随后的作品当中，杜金逐步改变了这种中俄对立的看法。其看到中国的实力在不断地增强，而且不满美国主导的全球化的，其越来越赋予中国对抗美国的属性。因此认为，可以拉拢中国成为对抗美国的盟友。

如果我们跳出地缘政治的窠臼，从更为广阔的哲学、历史视角来看这种对抗，全球主义是一种普遍主义，欧亚主义是一种特殊主义，两者分属哲学的两端。而两股思潮的扩散，无论是社会背景，还是传播方式上，都与当年在德国发生的事情颇为相似。
德国民族主义的兴起是法国大革命的后果。拿破仑对外输出普遍主义的意识形态，打着自由平等的口号在欧洲武力扩张，结果被占领国的人民开始觉醒，意识到自由平等不过是个幌子，目的是维护霸权国的利益。随后在德意志世界兴起了一股民族主义运动。在这个运动中，费希特、赫尔德等人宣传德意志民族精神的唯一性、特殊性、优越性，呼唤德意志地区的统一，其哲学内含就是文化特殊主义。
特殊主义也暗含一种风险，用古希腊哲学家普罗塔哥拉的话说就是‘放任不羁的授予’。因为当普遍主义的意识形态开始不断膨胀时，就会变得物极必反。特殊主义暗含等级制，以及特殊群体的优越性。当这种特殊主义思想越来越强，越来越极端的时候，民族优越论、种族优越论的大行其道都是迟早的事情。
一战结束后，协约国对德国采取胜利者审判。德国的传统领土不仅被分割，造成德意志人对民族归并情绪的加深。承担所有战争责任，引起德国人对凡尔赛体系的根本否定。同时背负不可能还清的战争赔偿，使得国内民众生活十分困难。这些无意都激起了德国人强烈的复仇心理，造就纳粹兴起的一大条件。同时，德意志精神的失落，让早年接受德意志民族优越论的知识分子变得更加激进，最终让种族主义大行其道，造就未来纳粹兴起的另一大条件。
恩斯特·海克尔，德国博物学家、哲学家，近代地缘政治学创始人拉采尔的生物学老师。其于1896年组建了‘一元论联盟’，宣扬所谓德意志民族优越论和种族主义，受到年轻人的追捧，其参与者有几十万之多。而参与这些运动的年轻人，在一战后组建了阿塔姆等纳粹主义组织，成为纳粹兴起的一大助力。

如果对照1991年后的俄罗斯，我们多多少少都会感觉的到，当年在德国发生的一切，隐隐然在俄罗斯发生。欧亚主义思想的发展，已经对俄国的对外政策产生很大的影响，既有欧亚联盟这种政治经济联盟，又有吞并克里米亚事件，同时还有俄土关系缓和的外交焦点。除了理论上的关注，我们也应当关注这股思潮对年轻人的影响。俄国国内秉承欧亚主义的组织很多，越来越多的年轻人参与进来，并很有可能在不久的将来，改变俄罗斯混乱的意识形态局面，从而在更大程度上影响俄罗斯的内外政策。中俄互为彼此的最大邻国，双方利害关系颇深，所以我们必须关注这股思潮的发展。
我不不仅应当看到杜金的欧亚主义学说带有强烈的法西斯扩张思想，对此我们应当坚决抵制，同时也应当看到国内地缘政治研究与之的差距。地缘政治是一门显学，为当代所思所用。但目前国内的地缘政治研究基本处于各自为战的状态，研究的出发点多为外交战略视角，所讲述的国际地缘观多为对当代格局的刻板描述。而杜金对地缘政治学的研究，基于本民族精神文化，基于长久以来所形成的历史哲学，这恐怕是对国内地缘研究的最大启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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