跨界工作的81条心得
2021年末，坪山美术馆推出的系列展览“九层塔：空间与视觉的魔术”，在历时14个月后落下帷幕。24艺术家、9位建筑师、9位设计师，共计42位参与者在一年多的时间里相继投入到“九层塔”的工作中，最终于坪山美术馆和坪山展览馆同时呈现9个展览，坪山美术馆馆长刘晓都将此描述为“坪山美术馆的高光时刻”。
“九层塔”尝试在相同的规则限定（空间、预算）和“三方合作、互不干涉”的运作机制下，讨论美术馆跨界工作的可能性，跨界之外，更意在对美术馆的展览工作模式进行全面且针对性的复盘和“清扫”：将“九层塔”作为试验场，多方人马轮番上阵，在长时间、高密度的工作节奏中，松动固化的策展模式，暴露其中的问题，重新挖掘展览空间和视觉表达界面之间的关联，由此触碰“跨界制度为何”的讨论。
最近，我们分别与坪山美术馆馆长刘晓都、“九层塔”策展人崔灿灿分别聊了聊，并以条目的形式，整理他们在此过程中的心得和思考，希望以此作为“九层塔”系列展览的跨界总结。
文章基于采访完成，发表前经过受访人审校，图片均由受访人提供。
刘晓都：1-42
坪山美术馆馆长刘晓都
“九层塔”萌生于崔灿灿在华·美术馆做的“策展课”。我去看了这个展览，但策展课的方案还是停留在纸上，有些可惜。我和崔灿灿讨论，是否可以来一次真的，制定一个游戏规则，请大家在坪山美术馆把方案呈现出来，空间一样，预算一样，在一个限定的规则之下激发和调动大家的想象力和行动力。我记得我们是在坪山往市区的车上谈的这个事情，很快方案就出来了，我们决定做这个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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想和做，是两件事情，坪山美术馆更想知道的是，大家动手去做，最终会做成什么样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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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层塔”最初的计划是在坪山美术馆的三楼和四楼展出，两个一模一样的展厅，就做一个限定条件下的展览。每两个月开幕两个，最后的一个展览是对前面八个展览的总结。我和崔灿灿设定的游戏规则，是要在重复当中辨识差异。在预算一样、空间一样的情况下，艺术家、建筑师和平面设计师如何做出不一样的东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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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层塔”的前两个展览做出来后，大家的想法就变了。原定的展期是一个半月，展览的呈现效果和反馈都挺不错，大家觉得就这么拆掉，太可惜了，我就和当时坪山美术馆的主管领导吴筠商量，她也觉得应该保留下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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虽然我们牺牲掉了在同样一个空间呈现展览的计划，但换来了九个展览在坪山美术馆一起呈现。盘算下，那也是一个很棒的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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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层塔”第1、2层确定了持续展出，那就意味着我们要找另外的展厅来继续推进后面的“7层”。刚好坪山美术馆这个建筑体是与坪山展览馆连通在一起，而坪山展览馆目前是闲置状态，我们就去沟通协调这件事，最终“九层塔”的“六层”，就放到了坪山展览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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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天想起来，“九层塔”的实现，也完全是一个“巧合”，因为这是两个场馆，但在建筑设计上，刚好融合度非常好，这样就形成了我们做成这个事情的“时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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坪山美术馆在“九层塔”的第九层呈现出来后，我们就有11个展览同时展出。这是坪山美术馆的“高光时刻”，以后还能不能出现这样的时刻，我也很难说。做一个事情需要时机，我们也没办法去硬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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坪山美术馆在坪山文化聚落的发展势头下，是一件顺水行舟的事情，是很多资源和力量推动我们做出一些事情，不是硬要做成今天这个样子，而是顺着这个势头，一定要这样去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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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空间运营的角度来讲，如果坪山美术馆和坪山展览馆合并，将美术馆的入口放到展览馆的一楼，出口放到现在的美术馆入口，我会觉得整个美术馆的空间就被打通了。这就像打通了任督二脉，空间就活了，所有的局促也都化解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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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两者合并，坪山美术馆也会由此拥有四千多平米的展览空间，达到一个中大型美术馆的规模。但这只是我们的设想，是我作为空间的使用者所构想的一种理想状态，它的可能性在于一个建筑完成后，我们是不是可以有想象力去修正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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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层塔”在本质上还是美术馆的“系列展”。但和一般“系列展”不同的地方是，“九层塔”不仅连续推出，最终还有一个整体呈现，是九个展览一个个的叠加，最终成为一个大型展览，这是以小积大的做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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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没有疫情，“九层塔”的展览推出节奏会更快，会按照每两个月开两个展览的方式，在一年内做完。但最终的展期有14个月，疫情让这个项目减速了，这也是当前我们做所有事情都面临的常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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坪山美术馆虽然开馆时间不长，但我希望我们做的每一个事情都是在构筑一个框架，每个事情是属于这个框架当中的不同版块。这也是我们为什么要推出故乡系列、深圳当代艺术家系列的原因，我们不是突然冒出来要做某个展览，而是希望通过一个个展览形成我们介入艺术生态的线索，同时通过成果的总结和出版，将这些线索沉淀下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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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术馆的工作会有一个节点，那就是出版。坪山美术馆即将推出一本美术馆年鉴，对美术馆的工作进行梳理、编辑和总结。坪山美术馆的每一个系列，也都会通过出版来总结和保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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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美术馆的工作，时间的积累很重要。“系列展”就是在一个更长的时间线当中来推动美术馆的工作，在时间的维度，建立美术馆工作的价值和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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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层塔”引起大家关注，我认为这个展览的“规模”会是一个推动因素，量的积累非常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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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层塔”持续时间长，参与进来的人也多，大家对这个展览的粘性自然也就比较强。但对于“规模”的理解，我认为不是把一个展览做大，有几百名艺术家参与，就会有影响力，今天我们对于规模的理解也要改变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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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次性”的大，以及“事件性质”的大，似乎没有办法形成我们所期待的巨大影响力，我认为今天的影响力，是渗透型的，是社交传播式的，是网络状的，而不是过去大家习惯的“自上而下”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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做“九层塔”的真正意义并不在于“跨界”。它有跨界的意义，但不是跨界展，因为它最终呈现给大家的还是一个当代艺术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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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也留意大家参与到“九层塔”工作中的状态，我发现艺术家、建筑师和设计师参与进来，都是守着自己的专业在做事，都是在自己的专业范畴内往前去推进，大家并没有跨到其它的界别去，而是拼命把自己的“界”往对方那边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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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九层塔”的工作中，卷入进来的每一个人，不是在跨界，而是都在拼命定义自己的工作边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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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层塔”虽然跨越了当代艺术、建筑和平面设计，但它的影响力主要还是在当代艺术领域，反响也是最好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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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层塔”在我们建筑领域的影响力，反而是最低的。让一个建筑师在两百平米的空间做设计，这在过去是室内设计的范畴。建筑师对于这个极小体量的临时搭建的兴趣和讨论，都没有释放出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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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筑师还是忙于干活，太过于紧张，停下来做一个小实验的动力，没有那么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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平面设计师是这个行动当中谨慎地守护自己工作边界的群体。他们给“九层塔”提供了九种风格的设计，但最终，最受关注的还是一个物化的东西，那就是“海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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艺术家在“九层塔”当中是非常放松的状态，他们更看重这个事情当中释放出来的缝隙和可能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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坪山美术馆作为一个新馆，我一直关心几个事情，那就是：坪山美术馆如何立足，如何被人知道，如何建立一种不流俗的独特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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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层塔”这个系列传递出来我们要做的事情，那就是要做实验；要做别人没有做过的事情；要走出自己的路，不能跟在别人后面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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做“九层塔”期间，我们做了非常多的搭建，搭建就意味着花费，这也是如今做展览的“硬花销”。我们也在尝试着将“硬花销”转化为长效的使用，比如张永和的设计和材料，被我们在今年的深圳设计周上二次使用。“九层塔”最后的一次搭建，由我来设计，这个设计就面向的美术馆日常讨论空间的使用，它既面向“九层塔”这个展览，同时也响应了美术馆的日常功能，循环使用，一箭双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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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层塔”其实也带出了一个话题，美术馆如何看待越来越复杂的搭建需求，建筑师在当中可以担当怎样的角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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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筑师如何在临时的、短期的使用当中控制成本，进而响应艺术家和馆方的要求？我认为搭建成本的控制，对于展览预算的严格把控，是美术馆日常工作中要经常面对的、很重要的一个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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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媒体说“九层塔”是“一个有争议的展览”，但我很好奇其中的争议是什么，我一直没有听到争议和批评的声音，也很好奇。我发现今天再受关注的一件事情，可能有很多报道，但似乎没有很多的讨论和评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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把“九层塔”这样伤筋动骨的大型展览做完，我们本应该有一个总结和反思，到底做这个事情有什么成绩和经验，有哪些问题和陷阱。我觉得我们都可以诚实地面对它，也愿意接受批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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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层塔”是一个将坪山美术馆带入中国当代艺术现场的展览。我知道很多人是通过“九层塔”才知道坪山美术馆，毕竟在中国，像坪山美术馆这样的中型、区级美术馆非常多，大部分都是在默默无闻地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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坪山离市中心有一个小时的车程，但不少人愿意花一个多小时过来看一个展览，这会让我们觉得做这个事情是非常值得的。甚至我还听说坪山在招纳高精尖人才时，是否有一个优秀的美术馆，也是一些人才关注的“生活指标”。所以美术馆的工作是在建立一个地方精神生活的高度和品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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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也在思考坪山美术馆做完这个展览之后接下来做什么，事实上，在“九层塔”期间，坪山美术馆又开了一个新的展览线索——深圳艺术家系列。我们为什么要做这个系列，我认为一个美术馆不仅要进入一个活跃的当代艺术现场，还应该有地方的瞄点，要立足地方，深圳艺术家系列就是抱持着这样的初衷推出来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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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深圳艺术家系列是在“九层塔”的积累下才酝酿出来了，正是做了“九层塔”这样的大型展览，坪山美术馆才有信心和能力关注、研究和呈现深圳这个地方的艺术家个案。如果我们一开始就做深圳艺术家系列，肯定会有人不屑，一个籍籍无名的美术馆，凭什么做这个系列，肯定会有很多人质疑和怀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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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术馆的工作其实是一级级往上跳跃，我们只能一步步来做，做些铺垫，做些新的尝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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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层塔”既是一个系列展览，它是否也可以成为一个文化品牌？“九层塔”有自身的意义，但我们还可以通过持续不断的行动来定义和描述它，甚至可以发展出另外的事情。我和崔灿灿也聊过这个事情，“九层塔”的边界是打开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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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层塔”可以是一个实验性的动作。而这个实验本身，也是我们对深圳这个城市的文化区分于其他城市文化的一个描述，一种认知，一系列判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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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层塔”并不是一个美术馆工作的常态，它是一种超常规的展览方式。美术馆的工作还是一种日常的劳动，要解决不断出现的新的、具体的问题，并且要警惕被一种日常的消磨吞噬了自己。
崔灿灿：43-81
策展人崔灿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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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层塔”关心的是展览的应用，是一个策展的工作方法。有些时候，策展的工作方法和展览的内容同等重要，甚至会改变展览的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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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个建筑师、九个平面设计师，和三十多个艺术家的构成，是多方取样，这当中涉及的价值观太多元了，没办法做一个价值判断。而且我们并不缺价值判断，每天网络上的争议、生活中的时间，充斥着大量的价值判断，所有可见的学说、言论、价值体系，都有人回应，我们需要的是价值融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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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层塔”的基础是拒绝内卷，我们拒绝讨论那那一套滚瓜烂熟到成为障碍的常识，重要的是如何重新激起发言和创作的欲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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做成模型之后的建筑，一定是原物的“压缩饼干”，丧失了营养和风味。艺术和设计也是这样，它是视觉传达工作，“看”本身比言语转述重要。今天似乎有个假命题，跨界了，世界的问题就解决了。但跨界解决不了任何问题，建筑师去做艺术装置，也解决不了我们城市规划所面临的困境。城市的问题是人和其生存状态的脱节，所以需要把这些脱节凝聚在一段关系之中，在跨界中连接、建立一个群体，共同解决一个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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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开始我们提出要做“技术讨论”，是为了形成一个“下口”的地方，跨界对话如果没有下口点作为连接，大家只会各说各的，讨论和生产都是分散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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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把这些人放到工作里面去，戳不中他们的痛点。先找到一个大家共同耕种的领域，有个真刀实枪工作的平台，让每个人在具体的工作中付出劳作成本、思考和信念，我们才会知道每个人到底要做什么，他们的空想才能玩起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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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肯定不会做即兴对谈，九个展览摆在这里，喜欢哪个，不喜欢哪个，暴露了什么问题，言之有物，清清楚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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展览不可能制造终极价值，展览就是制造一场运动，策展人的工作就是发动连接，再发动连接。最重要是先要以一个激进的形式，把内容托付出来。要是不挑事，连话题本身都吸引不出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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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层塔”除了在讨论跨界，也在讨论跨界的制度是什么：为何跨界？怎么跨界？在什么时候介入跨界？如何在介入的过程中判断先前发生的事情和自己的关系？我们是否需要去校正、差异化过去的发生？当跨界成为流量现象的时候，这个词汇真正意味着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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跨界的弊端往往是在这个过程中，专业被放掉了，放弃了艺术家最坚韧的东西，为了创作“跨界”的作品而创作。“九层塔”提供了一种后退的跨界，不是为了让艺术家做建筑、让设计师做艺术，各方参与者都老老实实做着自己的本职工作，在不牺牲彼此专业的基础上，形成合作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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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了解决问题，我们先悬置风格。艺术家、设计师、建筑师共同完成一件事，将整个展览整合为一件作品，而不是什么风格都有的大通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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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盒酸奶放在外头，天冷会维持原状，天一热就自然会变质，事物彼此间的相互角力会让其自然发酵。我比较相信神来之力，当你设计了一个有机机制的时候，事物自己会发酵、会霉变、会蠕动、会得出一个好和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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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不知道怎么做好一个事情，我的经验是不至于让一个事情变臭，最好就找一方有经验的人，挑对人，他们自身的能力就会产生很多东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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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相矛盾的项目才是有机体。内容各有评说，关键是一个提供变量的机制。如果我们足够幸运，或许会因此得到一个历史的结论。如果我们足够不幸，永远碌碌无为，那能够提供一点变量就已经是挺重要的工作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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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不知道四五十个人能产生什么共识，所以只设置了条件共识，没有制度和共同的要求，参与主体还是在自说自话。但制度仅仅是为了技术可行，不会有更多的意义。这跟踢足球一样的，没有规则，谈什么比赛技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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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层塔”不是基于某种立场的批判，它只是提出例子，一个可见、可观、可感的例子，举例不负责承担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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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术馆最核心的功能，是提供真实的感知系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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知识生产是美术馆的意图之一，但不是全部的工作目标，如果美术馆是为了知识生产，那图书馆的功能是什么？知识是被感知化，而不是被文本化的，文本化的书籍生产总会被推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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先生产展览，再生产讨论。美术馆不是一个号召讨论的地方，如果我们要把美术馆做成讨论的现场，现在互联网那么发达，哪里不能看直播讨论？讨论什么都能讲，但展览必须要以感知为前提。今天的问题往往是展览内容不扎实，讨论生发很牛逼，靠讨论提升展览，这是巨大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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还是规规矩矩地先把事情做了，回到一个实践案例上来，尽量让议题集中，让话题明确，讨论会随后发生的。过度发散在今天是件挺廉价的事情，每个人都能引经据典，但我更爱听一个持之以恒的话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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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想做一种既不晦涩，又不浅薄的展览。既不想为了疯狂制造流量，讨好大众；也不想弄来一帮人坐在屋里跟谈巫术似的，谁也听不懂，还是希望能在不深不浅之间，找到它处于中间地带的位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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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要把展览制度化了，能像接龙游戏一样勾引着大家兴趣的展览，提供点想象力，就已经很好了，不然你还想用展览做什么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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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所有的工作都是在限制和敞开之间去寻找一个中间值，每个人交出一部分的自我控制权，同时通过最大限度地发挥自己的专业，去尊重别人的专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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很有意思的是，在“九层塔”的开幕对谈上，大家都说着一些彼此能辨识的话，而且这个对谈的议题是重复进行的。有太多人去参加论坛都像个万精油一样了，今天谈这个，明天谈那个，说出来的都是“快消”话，我们把一个议题谈九次，重复谈，每次都谈得不同，而不是在一个固定时间段里发生，谈完这事就给忘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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艺术家进入大美术馆做个展是一种时刻表，双年展是一种时刻表，博览会是一种时刻表，艺术乡建之后，大家发现了原来不需要进入美术馆和双年展，依然能找到自己的工作场域和时刻表，这一切无形中制造了艺术界的各种时间刻度。但在疫情后的中国，原本应该带领学术的“老大哥”太不争气，博览会竟然成为了一年最重要时刻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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博览会是一周的虚荣，我们不能用七天的party来决定一年工作的方向，还得回到自己的常态里来。资本有着非常强大的力量，校正所有的时间，不过不能把博览会作为唯一的时刻表吧！去上海和不去上海成了一个问题，这非常荒诞，大家天天在工作室那么认真地谈学术，突然有一天上海的博览会成了中国艺术界最大的盛会，那我们工作的最终指标在哪儿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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博览会是把50个展览放在一起的大展，双年展是把100个外围空间调动起来的大展，“九层塔”首先拒绝了大展模式和聚会模式，用14个月的时间，细水长流慢慢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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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深圳机场到坪山要三个小时，我跑了至少20趟，光是去坪山的时间就花了最起码60个小时。我们在缓慢地做一件事情，给大家一些“改稿”的时间，对比那些快速的、刺激的、大剂量的东西，这样做可能更接近于我们工作的常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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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层塔”是一个很生僻的词，网上搜它只会出现一种叫九层塔的草，还有一部特别烂的电影《九层妖塔》，它什么意义都没有。但这一年大家对坪山美术馆的讨论，“九层塔”无疑是个关键词，它作为一个议题在一年中不同的时间段里重复被讨论，“九层塔”开始意味一种新的事物状态了，这就成了一个特别鼓舞人的工作。所以我才要反复做，用各种方式强调它，让这个事情才能持续下去，将一个毫无价值的词语，变成一个具有某种意义的工作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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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艺术界很多人来说，疫情是一场赌注，可能早十天半个月开幕，展览就顺顺利利，晚那么几天就开不成了。但对我们来说，九个展览，折腾下来整一年，次次都要跟疫情有这样那样的调整，在疫情里工作已经是一种常态现实了，反正已经经历了九次，无所谓了，就这样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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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深圳做项目不太容易失控，强调创造力的城市，计算的都是效率，反而没那么野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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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圳的艺术家、设计师、建筑师都生活得很好，队伍其实挺统一的，相对来说没那么鱼龙混杂。毕竟在这里，你只听说过城市包围城中村，没听说过城中村会往外扩张占领城市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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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几年大家都在频繁地讨论艺术和城市的关系问题，可是艺术不是简单地只为城市服务的，真要解决城市的问题的话，反正美术馆是挺无力的。美术馆往往是在讨论一些城市里面不具备的东西，给城市做提升。就像上海做双年展、美术馆、博览会，不是因为上海牛逼，是因为这些东西试图让上海更牛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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艺术不是为劳动人民服务的。要让劳动人民喜闻乐见，还不如画点梅兰竹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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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天每个人身上都有一个名为“公共”的魔咒，谈太多艺术生态了，这是机构强势制造和把握的话题，艺术家的议题却被边缘了，归根结底，艺术不就是一场游戏、一次玩乐、一些想象力、一个没有实用性的东西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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艺术有它的孤僻，我们当然可以自我生产了，正是因为我们跟世界之间存在障碍，才能保留自己在公共中的身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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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一个展览在特定城市出现的时候，其实需要让市民变得更加不城市化，难道深圳所有的当代艺术现场是为了告诉市民“你们要更深圳吗？”在一个满是移动人口的城市，为什么要谈他的固定形态呢？如果要谈深圳的在地意识才能理解深圳的艺术，那往这数几公里的东莞怎么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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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最大的危害是只有一种中心叙事，所谓的“北京时间”，艺术能存在，是因为它作为人类的共同语言，而不是单一城市的语言。“九层塔”是一个流动的形态，像流水席似的，这恰恰才是深圳开放的地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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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永远能找到比边缘更加“边缘”的边缘，这个世界的美好不来自各个地方建立起各自的城堡，还把城堡盖得很高，把井挖的很深，而是去连接、去眺望、去打开窗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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