俞干清很烦，因为他今天必须要放下手头的工作，去市民办公室。但是他也别无选择，因为他需要一张“社会诚信”证明，而这张品行证明书只能由市民办公室出示，证明的内容即为信用积分等级。这些等级是由当局以全球独一无二的社会信用体系计算出来的，中国共产党领导层计划于2020年之前在全国范围内引入该体系。通过该体系的评级，公民信用好坏将一目了然。俞干清说：“有了这一纸证明，我才能申请住房贷款。”

用集中登记进行社会监管

荣成，中国东部，三面环黄海的一个县级市，倡导“自由呼吸 自在荣成”。冬天，这里是天鹅的天堂。两年来，荣成就是山东省四十多个注册管理机构试点项目的先行者之一。国家级系统从各个分支机构收集数据，对诚信行为给予加分，以示激励，对偏离法律法规的失信行为则扣分以示惩戒。

像乔治奥威尔的小说“1984”中的“大哥”一样，共产党领导人已深深介入到百姓的个人生活中，这样做的目的是：“要让信用好的人在蓝天下自由自在地生活，而让那些名声狼藉的人寸步难行。”

职业批评人士警示：“以数字化的技术手段来监管十几亿人民，正是极权主义新形势的支柱。”

优秀公民的标准：1000分

荣成市政厅的大理石墙上刻着毛泽东时代的宣传口号：“为人民服务”，高大宽敞的大厅被圆柱和电脑所包围，俞干清在这里等候。柜台里的工作人员在电脑上搜索他的名字，然后打印诚信证明，俞干清的信用评分表上写着：1000分。这意味着：他是一个“优秀公民”，没有做错任何事。因为俞干清没有违章记录，还按时支付帐单。所以，虽然在政治上他没有突出表现，但是他也不用担心在积分体系中被降级。“因为我结婚了，所以我还必须打印出我妻子的信用评分表，否则就不能贷款。”俞干清解释说。

他抱怨说：“这比以前要花更多的精力。”但是他从来没有思考过一个问题：信用等级登记体系是否使人们的生活变得更美好？当被问起时，三十岁的他匆忙抓过他的证明，说道：“我不知道，可能吧。”

长期以来，互联网一直被认为是支持独裁政权的工具之一，因为可以通过互联网广泛获取百姓的个人信息，在与其他渠道进行数据合并后，成为国家领导人的大数据监测平台。人们甚至可以使用大数据在线教育。“毫无疑问，这是人类历史上最雄心勃勃的奥威尔式项目。”柏林Merics中国研究院总监塞巴斯蒂安·海尔曼说。

“它鼓励人做好事”

另一方面，许多荣成人也倡导信用体系所带来的好处。医院员工卢群英对于信用体系的评价很高：“它鼓励人做好事”，在市民办公室里她说:“正是因为中国目前的发展水平不高，所以我们更需要法律法规和信用体系来监督管理百姓的生活。无论如何，“这个城市现在干净多了。”

与此同时，共产主义人民共和国在这方面的社会实验上还没有很成功的经验。曾近，由于毛泽东想改变中国人的思想，所以他发动了“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1966-1976），但是最终以混乱收场。另外还有独生子女政策，即限制每户人家只能生一个孩子的政策，结果事实也证明其是错误的：导致社会老龄化，年轻一代的人数过少，却还必须赡养数量庞大的老年人。所以两年前，这项政策被废除了。

社会信用积分制度是统治的新手段。它能维持“一党治国”的政治制度，并形成“好”的主体。

许多人甚至没有发现存在这本“登记册”是否合理。为什么呢？答案就在中国的历史里。早在春秋战国时期，儒家的治国模式就关心美德。共产主义兴起时，就有“单位”为每位同志保存个人档案。“档案”上载有发展历程、上级评价、政治立场、违规行为和个人信息等，该档案伴随其终身，可以说是社会信用体系的先驱。

赡养父母是加分项

荣成市的一些街区甚至比城市信用体系建设制定了更大更全面的计划。在大汛姜家村，连是否与邻居争吵、儿女如何赡养年迈父母都被计算到了信用评分体系内，如：慕鸿庆先生的照片就被挂在村委会的外墙上，照片被红色牌匾裱起来，人们提到他时总是赞不绝口：“他经常看望父母、尊重邻里、帮助他人、服从村委会的安排。”

第二份榜单公示的是村里的儿女是如何赡养父母的：在名字旁边是赡养费数目、食用油等商品，当他们能支付父母医疗费用，并经常探视父母，就会登上榜单以示表彰。

村民穆林明激动地说：“谁是好人，谁不是好人，一目了然。” 这位62岁的老人脸上挂着好客的微笑，邀请游客们去他家里，还端出苹果和花生来招待他们。“我们村庄一直都很好，”这位退了休的建筑工人说，“信用体系推出后这个村变得更好了。”

“社会信用能力评估”最高级：3A

据“社会诚信管理”主任何俊宁介绍，所有18岁以上的荣城公民都被纳入了社会信用体系，即超过60万户籍人口和14万外来人口。每个人的起始分都是1000分，即A级，政府各部门提供交通违规、犯罪记录、慈善公益和志愿者服务等的信息记录。社会信用部门共有8名工作人员，他们的任务是：处理各部门汇集上来的信用信息的审核。

捐款1000元，即可获得5分；获得市级荣誉，可以得到30分，分数累计到1300分就达到了最高等级——AAA，从而能够享有暖气或水费的折扣；3A公民在借用自行车和图书时也不需要押金；如果一名官员想要升迁，就需要积累很多信用分；公司也可以在招聘过程中参考应聘者的信用积分；此外，有些家长如果想要知道女儿未婚夫的信用积分如何，信用体系也能成为“女婿监督协会”。

在德国，社会信用偿还能力评估（Schufa）提供了有关财务信誉的信息。在中国，这种“社会型施法”中，不仅有财务信誉，还有个人、司法、政治和道德情况等全面的信息覆盖。

“违法”即查

违反一次交规扣5分，“醉驾一次，信用等级直接降到C。”何主任说。C级是600-859分，再低级就只有D级了。C级以下就很难找到工作或者有晋升机会了。

如果全国各地都引入信用等级登记，则可能会有进一步的联合惩戒措施，这样一来，会有数百万人被纳入黑名单，这些人可能会与司法和政府部门发生冲突。例如：不能预订机票。

如今，不仅司法部门使用信用数据，银行也在与社会信用体系合作。相似的信用体系也同样适用于像阿里巴巴这样的互联网公司：在中国，没有哪家公司能像阿里巴巴旗下的芝麻信用那样收集其客户信息的了。何主任透露，荣成社会信用主管部门已同意与阿里巴巴合作，他说：“究竟应该交换什么数据，目前仍在谈判中。”

该合作协议表明，国家打算将其社会信用体系建立在互联网巨头收集的数据之上是有风险的。职业批评人士则认为阿里巴巴的芝麻信用体系存在问题，它使用一种不透明的算法，不仅评估客户的购买行为及其游戏偏好，还以手机电话簿中所有联系人的信誉为评判依据。

通过数字化来控制人民

中国已经拥有超过7.7亿互联网用户的庞大数据库。约有五亿中国人已经在商场、餐馆和用电缴费时通过手机实现无现金支付，绝大多数都是通过腾讯集团旗下的微信支付的。明年，人们甚至可以使用微信的电子身份证来实现身份识别。数字化转型将大数据与“大哥”结合在一起，不仅只在中国，在其他地方也存在这样的情况。在谷歌、脸书、亚马逊、百度和阿里巴巴等线上平台，用户的线上行为被记录并预测。怀疑论者警告说，其他国家也无法抵制中国这个“榜样”的诱惑，通过数字化来巩固对人民的监管。

被瞄准的互联网行为

与社会信用中心一路之隔的黎明邻里社区管委会，工作人员就是通过这种形式审查辖区内1.2万居民在社交媒体上的行为的。在一张告示板上写着：如果有人在互联网上散布谣言或诽谤信息，那么他全家人的信用等级只能获得“文明”。

陈先生对社交媒体上的评论分级还是很好奇的。他是一名企业家，有两个孩子，在这附近住了十年。“我认为这个体系不会对普通人产生太大影响，”这位32岁的中年人说，“但我觉得过去六个月人们的行为确实有所改善了，许多司机终于明白了在人行道前要礼让行人。”

他不太愿意与外国记者讨论这个制度，但他强调，他并不担心，“我没做什么错事”，“这种信用体系不是对个人隐私的过度窥探吗？我们到底还有没有隐私？”他反问道。甚至连他那个专门为建筑提供安防系统的公司，也被纳入监管。不仅仅是个人，公司的信用也会被评级。为了获得项目合同，必须提交信用积分记录。

夏女士刚刚在超市买了日用品，想要开车回家，她抱着食品袋有点紧张，记者的采访很明显让她感到了不自在：“我认为这个体系很好，”这位38岁的员工说，“它制止了人性恶的一面，改善人们的行为。”她不知道自己的分数，但她听说他们老板的分数很高，“我猜他做过很伟大的事情。”

社会信用评估改善生活条件

要如何才能提高信用积分呢？这正是志愿者中心副主任朱俊芳女士的职责。“很多人来找我们要求做志愿者，不论是高管还是普通老白姓。”工作30小时即可获得5个信用分，60小时有10分。

“社会需要规则，否则会一片混乱”，一位被采访的女士如是说。就像社会评论家警告的一样，父母的信用积分随时可能会影响孩子入学，这位女士也认为这是不合理的。但是，那些信用积分低的父母最终不得不为了孩子能进这些学校而付更多的钱，从某种意义上来说这也“还算公平”。

这位女士认为这个体系取得了很好的成效，黎明社区拥有良好的声誉，社区的房价也因此而增值了。“我希望这个体系能够得到推广和扩展，直到可以监督每个人。”她不担心她的隐私，“我相信政府，如果我连政府都不能相信，我能相信谁？”

全面监视令人恐慌

对于市民们如此接受，作家慕容雪村感到很不安，他警示道：“政府拥有的权力越大，公民的权利就越危险。”在中国领导人眼中，他的言论当然不能算“好”。当局因他的抨击性言论而禁言他时，他的博客已经有超过一百万的粉丝。

不论一个人是否带他的狗去散步，或者是否去拜访他的父母，都不应该成为个人的信用评估指标。这位作家说：“正直与政府无关，这完全是全面监视。如果有一天政府不喜欢你写的东西，你就会被扣分，将很难买到机票或火车票，获得贷款或租到公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