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在离你出生还有24小时，一个天使突然来到你妈妈的子宫中：

“你真可爱，我代表上帝来宣布一件事，天将降大任于你——为你即将来到的世界设计一套完整的政治、经济和社会的规则，你可以设计你想要的任何规则，我将保证，在你出生时，这个世界已经按照你的规则运行着。”

“这么酷！”你心想这肯定有代价，就问天使：“有什么条件？”

“只有一个条件，你出生前需要从一个装着70亿张彩票的箱子里随机地抽一张彩票，每一张彩票都代表着地球上的一个人，抽到谁你就会成为谁。你出生时，可能是一个男孩也可能是一个女孩，可能是一个聪明人也可能是一个智障，可能是一个健康人也可能是残疾人，可能是一个城里人也可能是一个农村人，可能出生在北京也可能出生在巴格达。你不能选择抽到哪一张彩票，完全是随机的。好了，设计你心中的美好世界吧！”

你陷入了思考，”我不能决定我是一个什么样的人，我不想冒险，我必须保证我出生后不论是什么样的人，日子都还过得去。”

沃伦·巴菲特的三观就是以这种思考方式自我塑造的[1]，社会信用体系的建设者可以用同样的方式思考：如何建设社会信用体系，使每一个人都能获得幸福。

社会主体的社会信用是其对社会契约的履行状态和能力，社会契约包括显性契约如法律法规、标准规范、合同等法定和约定义务，也包括隐性的契约如传统、文化、道德、信仰等。

其中，在分析社会主体的公共信用时尤其需要考虑其对隐性的社会契约的履行状态。

关于“公共信用”，章政教授认为：公共与私人相对，某一主体的公共信用是一种公共物品，是其在经济社会活动中，被其他社会主体所信任并建立交易关系的依据[2]。《上海市社会信用条例》从信用信息分类的角度，将社会信用信息分为市场信用信息和公共信用信息，认为公共信用信息是行政机关、司法机关、公共企业事业单位等公共信用信息提供单位，在履行职责、提供服务过程中产生或者获取的社会信用信息[3]。

公共信用是对社会主体对公共契约的履行状态和能力，社会主体的公共契约的合约方不止有显性的公共机构（行政机关、司法机关、公共企业事业单位等），也包括与社会主体关联着其他利益攸关方。体现社会主体与公共化的利益攸关方之间信用的信息，除了来源于公共机构的“公共信用信息”，还包括“市场信用信息”。

公共信用的内涵是什么？公共信用信息的边界在哪里？

美国生态学家加特勒·哈丁提出的“成本公共化-利润私有化博弈”（Commonize Costs–Privatize Profits Game (CC–PP Game)”，可以帮助我们更好地理解公共信用的内涵与外延。

1833年英国经济学家William Forster Lloyd第一次提出了公地悲剧（ Tragedy of the commons）的概念，1968年，美国生态学家加特勒·哈丁在《科学》杂志发表论文《公地悲剧》，使“公地悲剧”概念广为人知：

在一片公共的草场上，每个牧民都尽最大努力去扩张自己的牛羊队伍，久而久之，导致草场退化，每一只牛羊和牧民都被饿死。

类似的“公共草场”遍布于社会的各个角落：空气，水，大海，公园，博物馆，医保，孤独星球，浩瀚宇宙……

1993年，哈丁在《生活在极限之内》一书以“成本公共化-利润私有化博弈”（Commonize Costs–Privatize Profits Game (CC–PP Game)的概念概括种种“公地悲剧”：便宜我来占，后果大家担[4]。

这是一种极不负责任的对于“公共”的失信。

公共有时大如城市、国家、地球和宇宙，有时小如行业、公司和家庭。

把饭后的碗筷晾在洗碗池里等着爱人刷，看见家里很乱然后跟爱人比赛谁更不能忍受而去整理，知道家里经济负担重也不主动提升自己而等着爱人去改变去多赚钱……

这是对公共的“家庭”的失信。

把公司的办公用品顺回家，公司饮水机该换水了就等着别人换，公司地板有垃圾就等着别人捡，公司业绩不好等着其他同事努力.....

这是对公共的“公司”的失信。

每一个行业中，都有一些“劣币”机构，免费地利用和透支信用行业的公共草场——行业声誉，养肥自己的牛羊生意，并在滥用的过程中使行业声誉逐渐下降，最终导致草场退化，所有在这一行业草场的牧民都遭受损失。

这是对公共的“行业”的失信。

国外一些国家，由于选举政治安排，竞选者通过允诺选民超出实际经济发展水平的高福利来获得选票，竞选成功后为了兑现竞选承诺，廉价拍卖国家的土地、矿产、石油等资源，并通过大量发行市政债券、担保国有企业贷款等方式加杠杆，获得基础设施建设和公共服务资金，刺激经济粗放式大规模增长，短期内提高就业水平，制造一种经济高速增长的幸福幻象。“容易钱”（Easy Money）的劣币驱除了“辛苦钱”（Real Money）的良币，债务高增长，产业空心化，经济泡沫化，人民预期高，社会变懒惰，以全要素生产率为标志的经济质量下降，经济增量不足偿付债务利息，国家进入不断借新还旧的“庞氏状态”，民粹主义弥漫。

即便大如国家，信用也是有限的，当信用透支到一个临界点，市场将不再给予新的信用注入，而且将会加速信用紧缩回收本金和利息，音乐结束，潮水褪去，国家或滞涨，或进入中等收入陷阱，或“拉美化”，在面临“美元加息”“油价上升”“流动性收缩”等外部冲击时，脆弱地不堪一击。此时，那些总统已经任期结束，在写回忆录赞美自己的文治武功了，而现在的乱摊子，明显是现任当选者能力不足导致的[5]。

老师赚太少，医生加班狠，当兵有危险，从政牺牲大，科研寂寞冷，实业真辛苦，金融来钱快，精进业务加薪慢，炒股炒房惊喜多……让别人去做这些“性价比低”的事情吧，如果大家都这么“机关算尽太聪明”，将会导致支撑国家运行惠及每一个人的“公共服务系统”和“基础性产业体系”——公立医院、公立学校、行政系统、军队、制造业、高科技产业等质量下降和发展不足，最终的结果将是全体国民的 “反误了卿卿性命”。

这是对公共的“城市和国家“的失信。

随手丢垃圾，生产乱排污，垃圾倒公海，生活要“高配”，消费要“升级”，经济要“增长”，让别人去勤俭节约，我需要美好生活，面对有限的地球资源和宇宙，人类不断膨胀的奢靡欲望和引以为豪的经济增长，加速度消耗着不可再生的宇宙，让子孙后代可继承的资源越来越少，让整个人类和宇宙加速度地逼近灭亡。

这是对公共的“地球和宇宙”的失信。

导致以上公共领域失信问题的原因有很多，包括：

经济学上，守信不如失信效用高，成本的公共化使得失信变得有利可图甚至比守信利润更高，“失信劣币”驱除了“守信良币”，守信成为了守信者的墓志铭，失信变成了失信者的通行证。

心理学上，对于收益计算的短视偏见使得人类，只看见了近在眼前的小利润，而看不到远在未来的大损失。

历史上，掌握知识优势和资源优势的精英群体，塑造了保护“精致的利己主义者”的舆论环境和制度环境，并不断地吸引和招安着新的潜在精英加入他们的小集团，一道剥削不明真相又无力反抗的人民群众——茂盛肥美的公共草场。

如何去建立健全以上各领域的“公共信用体系”呢？

“在一个负责任的系统中，那些做决定的人，要对其决策导致的最终后果，承担对应的比例”（The system is responsible in proportion to the degree that the people who make the decisions bear the consequences）[6]，美国哲学家Charlie Frankel的思想能给我们很多启发。

 简而言之，一个好的机制中，好汉做事好汉当。

 很多领域的机制正是这么设计的：

古罗马的桥造好之后，所有造桥的设计师和工人站在桥下，然后桥上八辆马车轰轰而过，桥没造好，我们负责。

船初步造好之后的第一次航行（试航）中，所有参加这条船舶建造的骨干人员，包括项目经理、设计师、负责监督的监理、负责认证的船级社、建造工人、主要设备供应商，都要随船参加试航，船如果没造好沉没了，我们负责。

飞机大修之后，负责维修的航空机械师，自己会跟着飞行员一起试飞一圈，飞机没修好，我们负责。

飞行员在起飞前，详细地进行“清单检查”，以防漏掉一些关键的项目，导致机毁人亡（包括他自己）。

然而，生活中的很多载着众多乘客的“飞机”上，并没有如此负责的“飞行员”，有些“飞行员”，通过精明的设计，甚至能够从“飞机”坠毁中得利，如下面这位“导师”：

导师：这些东西50 块钱进的，40块钱出掉，都是赔本买卖。

青年：每一单都亏损（负期望），您是怎么发财的？

导师：我主要靠走量[7]。

导师发财真正靠的，不是“走量的规模效应带来的边际成本下降”，而是“不对称的收入-成本结构”。

制造不对称是负期望生意赚钱的秘诀。

2018年，美国哲学家Nassim Nicholas Taleb（纳西姆·尼古拉斯·塔勒布）出版《风险共担：生活中隐秘的非对称》（Skin in the Game: Hidden Asymmetries in Daily Life），详细分析隐藏在我们日常生活的侵犯他人利益的“成本公共化-利润私有化”的小人和很多牺牲自己为他人谋幸福“利润公共化-成本私有化”的平凡英雄。并指出，非对称性是这些现象背后的机理，而应对之策，则在于“风险共担”[8]。

2011年，在回答2007-2009全球金融危机发生原因时，塔勒布说道，“当你乘坐飞机旅行的时候，飞行员就端坐在驾驶舱里，而在金融市场，我们却是乘坐没有飞行员的飞机。不妨将所有飞行员都赶上飞机，让他们都来一起承担飞机坠毁的风险”[8]。

为什么飞行员能够不在飞机上驾驶飞机？

银行在发放次级住房抵押贷款时，保险公司在承保次级抵押贷款保险时，投资银行在打包各种证券化产品（CDO、CMO、CLO、CLN）时，评级机构在为这些证券化产品评级时，基金公司在销售这些的高收益低风险的理财产品时，会计制度的“权责发生制”让他们能够提前将总期限很多年的合同在当年计入收入，在未来产品出现问题导致的实际损失、声誉损失则需要各种各样的触发事件（Trigger Events）来触发才会在财务报表中体现，在触发事件到来之前，金融机构的高管、员工们已经根据总销售收入和并没有真实现金流支撑的会计利润，拿到了佣金、提成、奖金和分红等。当触发事件真来了时，言辞上说这是运气不好遭受了系统性风险的冲击，资金上损失小则由股东承担，损失大就耍“太大而不能倒”无赖，请求国家和纳税人救济。合法合理的奖金早就到手了，还让我退回去不成？

飞行员，就是这么，堂而皇之的，拿着高薪，把载有股东、债权人等乘客的飞机驶向不归之路，自己用各类“金色降落伞”溜走，逃脱了法律责任的。

参见：Equifax CEO下台，仍有金色降落伞

在上述飞行中，隐藏着不对称有：

第一，信息不对称和知识不对称，金融机构的产品、业务和运营复杂，股东和管理层之间、债权人和股东之间，在信息上和知识上都具有很大的劣势，在对公司生意的“收入和成本”计算上很容易被管理层诱骗。（补充：专家学者们，还有鲁迅先生讨厌的青年导师们，即便他们没有被“充值”，也在自觉或不自觉地在利用自己的学术声望和知识优势，引导或诱导公众下注在那些他们没有下一点儿注（除了廉价的声誉）的“投资”中，公众的亏损他们是一点儿不会负责的，这是一种学者对公众的科研失信，如果遇到这样的导师，你可以对他讲：Talk is cheap,show me your bet）

第二，收益和损失在数额上的非对称性，高管层可以从经营冒险中获得的利润远大于冒险失败给他们带来的损失（跳槽），而对股东和债权人（尤其是债权人）而言正好相反，冒险失败带来的损失（债券违约、公司破产）大于冒险成功带来的收益。高管层以低廉的价格获得了一份公司的看涨期权，冒险给公司未来业绩带来的高波动将使期权价值上升。“有限责任公司”制度保证了股东的亏损最大就是所有投入的股本，资产不够还债时，逃脱了连带责任。

第三，收益和损失在时间轴上分布的非对称性，通常提成和年终奖都是按年发放的，而利润和亏损现金流的产生和是在产品存续期的多年间逐渐产生的。

第四，收益和损失在承担和分配机制上的非对称性，对高管层和员工而言，即赔了算股东的，赚了算自己和股东的，即便赔了也可以拿到打工的辛苦钱。

这样的机制之下，很多总预期收益为负（“负期望”）活动，在一定时间和范围内，通过非对称这一魔法，被扭曲为正期望甚至高期望的活动。

“低成本高收益”的负期望生意劣币对“合理成本合理收益”正期望生意良币的驱除是其对社会的更大的负外部性。

如何把飞行员赶上飞机呢？

设计一套风险共担（Skin in the Game）的文化，使用的“信用工具”，让每一个人和组织承担其应该承担的责任，承受其决策和行为导致的最终后果，以保护所有与其有关的公共利益。

公共信用体系建设的外延也是如此，信用工具的外延也应该延伸到传统的信用产品之外，如：建筑业的永久性质量责任标牌。

现在很多建筑物的底座，刻有一个的石碑，碑上会刻上“建设、勘察、设计、施工、监理单位名称和项目负责人姓名”。早期的一些建筑企业，来到一个地方做项目时，会重新在当地注册一家“有限责任公司”，开发完项目后，注销公司，在法律上撇清未来应该承担的因工程质量问题产生的责任。

100多年前，有一家建筑设计公司，在心里刻上了一座“永久性质量责任碑”。

2007年年底，上海市政工程管理局收到英国一家设计公司的来信，信中说：

“外白渡桥的设计使用寿命为一百年，现在已到期，请对该桥进行维修，建议检修水下的木桩基础混凝土桥台和混凝土空心薄板桥墩。”

20世纪30年代的外白渡桥 郎景山摄

外白渡桥，上海的标志性景点之一，中国第一座全钢结构铆接桥梁。1907年，由当时上海公共租界工部局（外国列强）筹资并主持建造，由英国霍华思·厄斯金公司设计，英国达林顿市克利夫兰桥梁建筑公司制造钢件，英国帕利和比德公司代表工部局在英国监督加工制作[9]。

当时，每天有3万多次的车辆和行人在她身上穿梭。

上海市政府在第二年启动外白渡桥大修工程。

2008年4月6日，上海外白渡桥由拖船拖往上海船厂维修。

2009年2月25日，在上海船厂历时10个月的大修之后，外白渡桥乘船回家，重新坐在美丽的苏州河上。

图片来源于网络

子曰：听讼，吾犹人也，必也使无讼乎！

最好的信用体系，没有信用工具。

参考文献：

[1] Peter Bevelin ：Seeking Wisdom，2007。

[2] 章政，张丽丽：中国公共信用体系建设：特性、问题与对策，2017。

[3] 《上海市社会信用条例》，2017。

[4] 加特勒·哈丁：《生活在极限之内》，2007.

[5] 徐忠：地方财政管理激励约束机制的大国经验对比，2017.

[6] Charlie Munger:Speech at Harvard-Westlake School，2010

[7] Howard Marks:Economic Reality,2016.

[8] Nassim Taleb:Skin in the Game: Hidden Asymmetries in Daily Life，2018.

[9] 百度百科：外白渡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