源点注：本文转自《解放日报》2019年3月24日，原题《市人大开展信用管理条例执法检查 信用专业人才流失成共性问题》，记者王海燕、通讯员王心雨。

《上海市社会信用条例》实施一年多，信用服务机构情况如何？

为了更深入了解信用服务企业的发展情况、依此修改完善条例内容，日前，市人大相关执法检查组赴卫诚、商安信和新世纪资信等信用服务企业开展市信用条例实地调研，重点听取各企业的经营情况介绍、在行业发展中产生的问题、对条例内容的修改完善以及条例实施的意见和建议。

条例于2017年10月1日正式施行。据统计，截至2018年底，央行备案企业征信机构125家，在上海的机构有29家，仅次于北京；证监会等部门认可的信用评级机构15家，总部在上海的有5家，与北京相当。

在规模方面，2017年主要信用服务机构营业收入规模约20亿元，同比增长近30%，约占全国的1/5。

从数据来看，全市社会信用体系建设发展状况整体趋稳向好，但各相关企业负责人也提出行业内存在的一些问题。

在座谈会上，大家不约而同提到人才流失问题。市信用服务行业协会秘书长魏文静说，我国开设信用管理专业的高校近30家，上海仅5家，信用人才的培养速度远远跟不上信用经济发展的需求步伐。

华予信企业负责人赵东岩提到，由于行业吸引力不够，薪资较低，十分缺乏专业人才。

新世纪资信负责人丁豪樑则以身说法：“公司从业年限不超过三年的员工占总数近六成，经过两三年培训的员工大部分流向薪资较高的银行、证券等金融机构。”

人才的流失导致信用行业从业人员素质参差不齐，对整个行业发展影响较大。

如何消除信用管理人才的缺口？魏文静建议，多方合力不断缓解人才需求压力。一方面需要通过财政补贴、个税减免等具体政策引进信用服务高端人才，强化专业人才队伍优势；另一方面要加大对信用管理人才培训的投入，推动高校设立信用管理专业，确保信用服务行业对人才的需求。

真实足量的信息对信用服务行业的发展至关重要。信息渠道和数据来源受限成为部分相关企业发展中面临的困境。

在赵东岩看来，信息采集渠道和数据来源受限，信用信息分布在不同部门和单位，导致信息开放和互通力度不够。但与真实数据获取困难对应，黑市里信息流动频繁，真假难辨，部分不规范的信息渠道导致信息来源的合规和合法性受到影响，对行业冲击较大。

魏文静说，由于缺乏统一的数据采集和处理标准，数据准确性和稳定性不足，覆盖面不够广。

她建议，应当扩大公共信用信息的共享范围，对于不涉及信息安全的金融数据可技术脱敏后提供给信用服务机构，尤其是企业在经营过程中的一些负面记录，提供的信息越全面，信用服务机构越能据此作出准确评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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