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
研究 | 基于SNA的浙江省信用服务业空间联系及网络结构研究
源点注：本文作者陈海盛，浙江省信用中心中级经济师，感谢授权！
信用服务业是发展现代市场经济的重要力量。基于2016~2018年调研数据，运用社会网络分析法对浙江信用服务业空间网络结构进行研究。研究证实：
(1)浙江省信用服务业正逐渐由单中心向多中心布局转变，网络结构趋于密集，网络密度呈现加速增长态势；
(2)技术创新和制度一体化提升信用服务业跨地域延伸能力，从要素投入和产业产出两通道加速形成流通网络，提高信用服务业省域合理布局可能性；
(3)区域异质性特征导致行业凝聚子群分异及演化，并通过强化互惠合作网络关系形成差异化发展格局。
从实践上看，浙江信用服务业发展面临数据壁垒严重、供需增长乏力、业务边界模糊和政策依赖性强等现实困境，应创新构建数据共享通道同时，明确行业规则强化协同监管，有效激发潜在信用需求，在深化市场化改革中不断提升发展质量。
一、引言
现代信用服务业是中国社会信用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社会信用体系建设规划纲要（2014—2020年）》对信用服务业发展予以重点强调，并对信用产品应用、政务数据有序开放、行业自律和外部监管等方面进行了细化说明。
与此同时，2018年国家发改委《关于充分发挥信用服务机构作用 加快推进社会信用体系建设的通知》中就现代信用服务产业在国家信用体系建设中的具体角色和所能承担任务进行了界定，为有效发挥政府和市场协同作用作出了安排。2019年国务院办公厅《关于加快推进社会信用体系建设 构建以信用为基础的新型监管机制的指导意见》则明确提出在新型市场监管机构构建过程中，信用服务产业不能缺位，要充分借鉴第三方信用服务机构专业优势，在信用数据归集、处理和应用中加强合作。
就现阶段中国发展来说，发展规范信用服务业。
一方面有利于整合盘活社会信用数据资源，缓解目前信用信息条块分割状态，在保护隐私、责任明确、数据及时准确的前提下，按照风险分散的原则，建立信用数据开发机制和统一技术标准，统筹利用现有信息系统基础设施并实现其互联互通，促进各类市场信用信息交换与共享。
另一方面有助于净化市场信用环境，维护市场运行秩序。区域异质性特征决定不同市场存在一定结构性差异，为进一步促进生产要素流动，培育和发展健康市场，必须解决好市场主体数量的快速增长与监管力量不足之间的矛盾。
从浙江信用服务业发展看，其发展与社会信用体系建设密不可分。习总书记浙江任职期间提出建设“信用浙江”。
在2003~2004年相继颁布《浙江省企业信用基准性评价指标体系和评价方法》《企业信用监督管理办法》，到2008年和2012年，浙江省分别实施重点建设工程招投标领域应用企业信用报告制度和小微企业信用评级“三年三万家推进计划”，为信用服务业发展创造新空间。
2017年招投标领域应用信用报告文件废止导致部分传统评级机构退出市场，但随着2018年《浙江省公共信用信息管理条例》的出台及信用监管数字化转型超预期推进，以新兴互联网信用服务机构为主导的信用服务业开始加速发展。从省内45家信用服务机构调研看，2018年从业人数在1200人以上，资产和收入总额分别达到5.24和4.35亿元。
然而，通过问卷分析和机构座谈，发现浙江信用服务业发展仍有诸多难点需要破题。从要素集聚能力看，2016~2018年信用服务业本科及以下从业人员占比分别为92.44%、92.19%和92.84%，主营业务收入前5位信用服务机构2018年从业人员中本科学历以下、本科、硕士和博士分别占比47.29%、46.76%、5.15%和0.79%，这与新常态背景下浙江民营经济面临的规模产值偏小、资源要素配置偏弱等普遍性问题是相适应的。
从市场拓展能力上看，数据显示，58.97%的信用服务机构业务收入集中在本省，具有省外市场拓展能力的41.03%机构中，其62.5%的机构其域外收入在30%以内。
表1 2018年浙江省主营业务收入前5位信用服务机构情况比较
因此，基于浙江案例，运用社会网络分析方法，在改进引力模型基础上测算各地行业联系度矩阵，进而对信用服务业网络联系结构开展相应研究具有较强现实价值。文章安排如下：在文献综述基础上，借助SNA对浙江信用服务业空间联系和网络特征进行剖析，结合课题调研实践，提炼行业发展瓶颈并研提针对性建议。
二、文献研究综述
从国内外发展模式看，信用服务业总体存在政府主导型、市场主导型和行业协会自律型三种类型，新加坡、台湾和日本分别对应上述类型。新加坡信用服务业发展主要特点是政府主导，强化市场主体信用习惯，并注重信用数据的有效共享性和大数据的整合集成。通过成立数据中心委员会，负责数据管理和监督数据质量。台湾信用服务业发展具备相对完善的信用法规基础和规范互补的征信系统，其主体分为金融公共征信平台、私营第三方征信平台和征信中介服务机构。
台湾联征中心提供由信用信息数据库研发的财产信息、联属企业信息、综合信用信息、信用卡户及特约商店信息、公开公示信息等基础征信产品，有效活跃了信用产品市场。日本信用服务行业发展较为特殊，由行业协会中心的信息库提供数据共享服务，会员在提供其个人或企业信用信息基础上，有权客户信用资质信息。在会员制模式下，日本信用服务活动以行业协会自律约束为主，政府只是制定法律和监督执法。
与国际先进地区相比，中国信用服务产业发展相对滞后，一方面应发挥政府引导、推动和示范作用，推动政务信息公开和开发利用，另一方面应注重发挥市场机制，提高资源优化配置效率，强化市场主体信用风险意识，提升区域信用环境。
从学术研究情况看，主要分为两条路径：
一是从信用服务业发展先行地区的入手，结合中国行业发展实际，提出系列政策建议。商务部商务信用体系建设课题组（2004）根据美国和日本信用服务业发展历程和特色，对中国商务领域的信用体系建设方案进行了思考，以更好推进中国经济发展的全球化进程。赵萍（2009）梳理了国外征信体系模式、数据来源及保护规则、信用服务目标群体等异质性特征，为中国发展适合国情的现代信用服务行业提供了若干启示，韩家平（2012）通过对美国信用信息服务业的发展、运作及监管，结合美国信用信息业各分支在金融危机中的表现，提出尊重市场经济规律、实施差异化征信和评级分类监管以及参与国际信用评级机构监管规则制定等建议。
二是对中国信用服务业发展开展有针对性研究。石桥（2006）强调信用服务实质为信息咨询，应借助市场化方式发展信用服务产业，在促进信息公开透明前提下，破除妨碍市场公平竞争的藩篱。肖向东（2009）在比较市场主导和政府主导信用服务供给两种模式基础上，指出信用服务行业发展“共存与融合互补”设想。张春明（2013,2014）分别运用三元交互、产业链和“过程—结构—位势”三维理论对社会信用服务业动力因素、产业治理措施和发展路径进行了较为系统阐述。王伟、熊文邦（2019）通过对中国信用服务业发展现实评估，强调在提高监管效能过程中强化信用服务行业类型化规制的必要性。
基于文献梳理，对中国信用服务业发展方向和路径有了基本认识。但是总体来看，现有研究注重信用服务业的宏观分析而缺少行业互动的中微观阐述、侧重行业优化发展的政策探讨而缺乏信用服务业现状描述、重视借鉴外部经验指导国内信用服务业如何发展的规范分析而较少剖析产业发展规律的实证研究。从技术演进角度看，信用服务业相关研究中较常使用的概念分析法、比较研究法、行为研究法、功能分析法、案例研究法等，在对行业发展总体把握上可以起到较好的导向作用，但是缺乏对产业发展更细致精准的刻画，且忽视各地区发展的空间异质性和关联性特征，无法准确剖析信用服务业在特定区域演化互动的内部机制。
为进一步挖掘拓展行业发展研究，基于浙江调研最新数据，引入社会网络分析法（SNA）对省域各子地区信用服务业关系进行量化分析，不仅为探讨信用服务行业发展的区域布局和空间联系提供了新思路，而且在中观层面嫁接起跨越行业微观数据分析和宏观整体规范分析的第三条道路，有利于启发开展实际问题研究的实证思考。
从现实发展情况看，中国大致形成以资本和信贷市场评级、企业和个人征信、债券市场评估等为代表形态的多元化信用服务产业。随着市场对信用产品需求日益增加，在区域一体化融合发展背景下，破除行政割据，打破数据孤岛，优化营商环境是大势所趋，信用服务业对高质量发展的支撑作用将逐渐凸显。
作为国内民营经济发展重点地区之一，浙江省信用服务业发端于上世纪九十年代，在之后的发展过程中其产业结构伴随着浙江经济不断优化耦合，但是产业在区域布局的合理性研究一直鲜有人涉及。事实上，通过优化信用服务业地理布局，充分发挥区域间极化和涓滴效应，对于信用服务行业的发展至关重要，不仅有利于资源要素的优化配置和共同市场的共建共享，而且有利于构建政府监管与市场约束协同共济格局，通过加强市场信用约束，规范市场经济秩序，缓解自由市场状态下无序发展现象，净化地区信用环境，提高市场运行有效性。
三、空间联系及网络结构分析
（一）逻辑思路
网络密度由网络实际存在边数与可容纳边数上限进行比值确定，描述社会网络中不同节点之间连线的密集性。中心性描述社会网络中高影响力中心节点情况，借助点度中心性、网络中心势等指标进行测量。凝聚子群则反映社会网络中出现的不同子派系，描述总体社会网络中呈现的若干小型网络集合。
表2 社会网络分析子方法比较
（二）空间联系度测算
以2016年、2017年和2018年作为时间段，对浙江省域信用服务产业空间关联程度进行考察。设区市信用服务行业从业人员数量和主营业务收入数据来源于2019年浙江省发改委信用建设处和浙江省信用中心联合调研组报告，各地区距离根据百度地图最短公里距离表示。以引力修正模型为基础，测度浙江省2016年、2017年和2018年各设区市信用服务业空间联系强度矩阵。
表3 2016-2018年浙江各地区信用服务业空间联系
（三）网络结构分析
1.整体网络密度分析
借助Ucinet软件NetDraw功能绘制形成浙江省信用服务业空间可视化网络结构图。图中节点代表具体设区市，节点有向线段代表各地区之间的联系和方向。
根据图1-3判断，从2016年到2018年，全省信用服务业网络结构逐渐趋于密集，表明浙江各地区信用服务行业的空间联系强度不断增强。浙江正在从县域经济向都市圈经济转型，形成杭州、宁波、温州和金义都市圈为框架的空间分布格局，产业专业化分工不断深化，随着长三角一体化高质量发展国家战略的深入推进，信用服务行业的空间依赖性也将逐渐强化。
图1 2016年信用服务业网络结构图
图2 2017年信用服务业网络结构图
图3 2018年信用服务业网络结构图
在可视化网络结构图分析基础上，进一步测度浙江省信用服务行业空间联系的网络密度。按照学界研究惯例，将掌握的各地区联系多值数据转化为0-1数据，具体操作层面，分别将分界值确定为平均值、1、5和10，当空间联系值大于分界值时，定为1，反之则为0。
经过数据处理之后，测算2016年到2018年全省信用服务业空间联系的网络密度如表4所示。结果显示，2016-2018年浙江省信用服务业联系网络密度总体呈现加速增长态势，2017年在分界值1、5和10情况下，网络密度分别提升21.81%、10.03%和24.34%，2018年相应值则为32.14%、36.21%和80.42%，表明省域一盘棋布局观念已经成为行业共识，浙江各地区信用服务行业空间联系愈加紧密，网状结构正加快形成。
一方面，制度建设一体化是促进各地区信用行业联系增强的重要因素。
近年来，随着社会信用体系建设日益受到各方关注，制度建设在国家级和省级推进力度明显加大，如国务院《关于建立完善守信联合激励和失信联合惩戒制度加快推进社会诚信建设的指导意见》、国务院办公厅《关于加快推进社会信用体系建设 构建以信用为基础的新型监管机制的指导意见》，以及央行、发改委、财政部和证监会《信用评级业管理暂行办法》，省级层面的《浙江省公共信用信息管理条例》《浙江省社会信用体系建设“十三五”规划》，以及省发展改革委《关于推进信用应用业务协同的实施意见》《浙江省行业信用监管责任体系构建工作方案》等文件，不仅从数据链条中对信用数据如何归集、管理和应用进行了说明，而且从业务链条上着重对事前信用查询、事中信用监管和事后联合惩戒的具体操作流程进行了制度统一设计。制度一体化在加快人才、资本、信息等要素资源跨地区流动同时，还有利于行业具体信用产品和服务的跨区域推广延伸，从要素和产出两个通道加快形成流通网络，提高省域各地区信用服务业空间联系网络密度。
另一方面，技术创新有效提升信用服务行业的跨区域扩展能力。
首先，浙江省“1小时交通圈”补短板工程为促进信用服务行业跨地区空间联系建立了良好基础。通勤距离缩短有效降低行业集聚正向激励，弱化了地理因素对企业选址的影响力，提高了信用服务行业在省域合理布局的可能性。
其次，信用监管的数字化转型为不同信用服务机构联系提供了有利支撑。
一是按照“功能全上线，市县全贯通”要求打通全省300余个信用相关业务系统，实现了信用评价、信用档案、红黑名单等信息的实时调用。省公共信用评价数据融入杭州钱江分，衢州信安分、金华信义金等城市信用分，推进公共服务领域信用应用。
二是接通省行政执法监管平台、投资项目审批3.0平台，加快与基层治理“四个平台”、金融风险“天罗地网”监测防控系统、金融综合服务平台等平台对接，为业务协同提供技术支撑。
三是组织开展安全生产、食品药品、生态环境、互联网金融、电子商务、非法行医、非法办学、拖欠工资、医保骗保、政务失信等重点领域失信问题专项整治。最后，人工智能、区块链、云计算等技术应用客观上要求更大范围更广领域的数据共享合作。在数字政府示范下不断扩容的数字经济，其最核心资源是数据，在信用服务行业中信用数据的全面性、及时性和有效性是关键，通过跨区域产业合作，在缓解数据孤岛同时，还有助于各地区专业化分工，并优化行业结构、延伸产业链条和提升发展效率。
表4 2016-2018年浙江信用服务业联系网络密度
借助Ucinet计算浙江各节点地区点出度和点入度具体数值，结果汇报于表5。从2016年到2018年，点入度和点出度均大幅度提高，表明浙江省各地区信用服务业空间联系不断增强，特定地区与省内其他地区联系趋于紧密，行业网络结构逐渐形成。
从点出度角度分析，杭州点出度最高，处在200到400之间，远远大于省内其他地区，同时发现杭州点出度大于点入度，暗示杭州信用服务业对外输出力度大于对外接受力度。这对于全省信用服务业发展具有重要意义，有利于带动其他地区信用服务供给质量提升。
作为浙江省会、国家首批信用示范城市和长三角城市群重点支点城市之一，杭州社会信用环境浓厚，数字经济方兴未艾，集聚了省内杭州资信、杭州惠民征信、杭州浙商资信等信用评级公司和杭州有数金融、浙江汇信科技、上海三零卫士杭州分公司等信用大数据挖掘类企业，已经成为浙江信用服务产业发展重镇。除杭州之外，宁波信用服务的外溢效应相对较大，这与宁波作为中国重要港口城市，在改革开放过程中对接国际规则较早密切相关。
在2016~2018年产出度排名中，浙江省各设区市除绍兴和湖州外位置相对稳定，绍兴、湖州分别位于杭州、宁波都市圈和上海、杭州都市圈的结合地带，在长三角一体化发展国家战略和浙江省四大都市区战略逐渐推进落实背景下，绍兴和湖州两地经济实力包括信用服务业发展质量得到提升，对周边地区行业辐射能力也随之增加。
表5 浙江信用服务业联系网络中心性
从点入度角度分析，杭州和宁波点入度相对较小，而嘉兴和绍兴点入度则相对较大，表明嘉兴、绍兴地区信用服务业明显受到省内其他地区发展的辐射效应。
嘉兴作为接轨上海的“桥头堡”、承接上海辐射的“门户”，随着浙江发布《推进长三角区域一体化行动方案》促进全省域、全方位推进长三角高质量、一体化发展，嘉兴发展信用服务业的优势不可替代。
事实上，嘉兴信用服务业以“信用长三角”建设为契机，以包括嘉善在内的长三角生态绿色一体化发展示范区为抓手，主动融入上海都市圈、杭州湾都市圈社会信用体系建设，聚焦食品安全、环境保护、产品质量、旅游等重点领域，逐步推动建立跨区域信息互认共享和跨区域联合奖惩机制。
作为环杭州湾大湾区核心城市，绍兴地理位置同样优越，与上海、杭州和宁波均在“1小时通勤圈”范围，其信用服务产业受到以上三大都市的辐射力度也较大。作为国家“无废城市”建设试点城市和医保基金监管信用体系建设试点城市之一，绍兴积极引导信用服务机构参与“无废城市”和“医保基金信用监管”方案制定、行业信用评价模型开发和行业信用监管协同应用创新，完成市公共信用信息平台与“无废城市”平台、“智慧医保”平台系统对接，并推动行业信用产品对接浙江省信用平台、信用长三角平台，推动实现跨地区、跨领域、跨部门的信用产品深度协同应用。
此外，杭州点入度排名有所提升，说明杭州与其他地区信用服务产业互动加强，不仅在涓流效应下对外辐射而且注重吸收外部优势促进自身发展。
结果显示点出度中心势和点入度中心势大小呈现两者相反的变化趋势，前者随着时间逐渐降低，后者则随着时间推移缓慢上升。
点出度中心势下降表明浙江信用服务业发展正逐渐由单中心向多中心格局转变，根据新经济地理理论，产业集聚和扩散由本地市场效应、价格指数效应和市场拥挤效应共同影响，随着全省经济一体化进程加速，相比于本地市场效应和价格指数效应，市场拥挤效应力度逐渐显现，杭州地区信用服务业外溢增强，同时在四大都市圈战略和对应子政策支撑下，其他地区有效承接产业转移并推动扩大行业规模和提升发展质量。
点入度中心势逐年增加表明浙江信用服务产业不仅注重在全省区域进行合理布局，而且不同地区信用服务业之间的互动愈加频繁，这与信用浙江建设制度安排和技术支撑密切相关。
3.凝聚子群分析
选择迭代相关收敛法（CONCOR）开展聚类分析，结果汇报于图4和表7。2016年~2018年浙江各地区信用服务业凝聚子群分为四个子群，即杭州、（宁波与舟山）、（温州、台州与丽水）和（金华、衢州、嘉兴、湖州与绍兴）。
尽管随着时间变化各凝聚子群内部结构较为稳定，但是从总体来看，全省信用服务产业的分布还较为分散，主要在地理邻近地区形成凝聚子群，这与产业一体化高质量发展和集群规模化发展存在一定差距。
表7 2016-2018年浙江信用服务业联系网络凝聚子群
进一步对四大凝聚子群密度进行测算，结果报告于表8。发现浙江省信用服务业各凝聚子群密度均为增长态势，表明凝聚子群之间联系逐年增强，全省信用服务行业的空间网络结构不断形成优化，这对于机构合理布局和产业链延伸和整合具有现实意义。
从四个凝聚子群关系看，杭州子群与（金华、衢州、嘉兴、湖州与绍兴）子群联系最为紧密，作为县域经济最发达省份之一，浙江省直管下体制下整体发展水平较为均衡，金华、嘉兴、绍兴等行业薄弱地区的基础设施、社会环境、经济内生需求等条件与杭州、宁波、温州等地区的差距逐渐缩小，可以较好承接先行地区信用服务业的转移。与此同时，宁波、舟山子群与温州、台州、丽水子群联系相对较弱，两子群分别以宁波和温州为中心，一方面，作为宁波都市圈和温州都市圈核心城市，宁-温地理距离在260公里以上，不利于产业协同和分工，另一方面，两子群内部信用服务产业的同质化较为明显，在市场整体需求逐渐萎缩并且短期难以有效改善背景下，行业发展竞争效应强于合作效应，阻碍两大子群之间业务联系。
表8 2016-2018年浙江信用服务业联系网络凝聚子群密度
浙江省信用服务业产生凝聚子群的根源在于各地区发展阶段的差异性，在省域空间进行布局并通过分类聚合增强各地区联系有助于缓解产业同质化竞争现象，进而逐步形成差异化发展格局。浙江各区域在信用发展环境、政府对经济影响力、对外联系强度、企业规模等异质性特征引起凝聚子群分异及演化（见表9）。
一方面，沿海地区凭借交通、信息、技术等优势形成强大对外辐射力，带动周边地区行业发展；另一方面，非沿海地区通过制度学习和技术改进，不断提升软硬件支撑水平，有效承接沿海地区信用服务业的纵深转移，进而密切产业空间联系，强化紧密互惠的跨地区合作网络关系。
表9 2018年浙江各地区信用环境-经济发展指标
备注：企业规模=规模以上工业总产值/单位数；政府对经济影响力=固定资产投资/财政支出*100%；对外联系强度=进出口总额/GDP*100%。
四、结论与对策
运用社会网络分析方法对2016年到2018年浙江省信用服务业发展空间联系和网络结构进行剖析，在改进引力模型测算各地区行业联系矩阵前提下，从整体网络密度、中心性、凝聚子群等角度对浙江信用服务业网络联系结构进行研究。
首先，2016年至2018年浙江信用服务业网络结构趋于密集，各地区行业联系强度不断增强。浙江正从县域经济向都市圈经济深刻转型，伴随长三角一体化高质量推进，全省信用服务行业空间依赖性逐渐强化。
其次，2016-2018年浙江信用服务业联系网络密度总体呈现加速增长态势，表明省域一盘棋布局观念已经成为行业共识，空间网状结构加快形成。制度建设一体化和技术创新有效提升信用服务业跨区域延伸能力，从要素和产出两个通道加速形成流通网络。通勤距离缩短有效降低行业集聚正向激励，弱化地理因素对企业选址影响，提高信用服务业省域合理布局可能性。通过跨区域产业合作，在缓解数据孤岛同时，还有助于形成专业化分工格局，优化行业结构、延伸产业链条并提升经济效率。
再次，浙江信用服务业联系点入度和点出度均大幅度提高。杭州和宁波点出度相对较高，信用服务业对外输出大于对外接受，有利于带动其他地区信用服务供给质量提升。作为国家首批信用示范城市之一，杭州数字经济独具特色，成为浙江信用服务产业发展重镇。宁波作为中国重要港口城市，改革开放过程中注重对接国际规则提升市场信用环境。嘉兴和绍兴点入度相对较大，两地同处上海、杭州和宁波“1小时通勤圈”范围，信用服务业明显受到先行地区辐射。点出度中心势和点入度中心势呈现相反变化趋势，分别随时间降低和增加。浙江信用服务业发展正逐渐由单中心向多中心格局转变，随着全省经济一体化进程加速，相对于本地市场效应和价格指数效应，市场拥挤效应力度逐渐显现，增强杭州信用服务业外溢性。与此同时，在四大都市圈战略和对应子政策支撑下，信用服务业后发地区有效承接产业转移并共同扩大行业规模和提升发展质量。
最后，浙江省信用服务业凝聚子群密度呈现增长态势，表明凝聚子群之间联系逐年增强，全省信用服务行业的空间网络结构不断形成优化。区域异质性特征引起全省信用服务业凝聚子群分异及演化，通过分类聚合增强空间联系有助于缓解产业同质化，并强化紧密互惠合作网络关系，进而形成差异化发展格局。
现阶段浙江信用服务业发展面临一些突出现实问题亟待解决。
首先，政策驱动型特征明显。尽管经过30年左右发展，浙江信用服务业发展初具规模，但是自发性和分散性现象较为明显，全省统一信用市场尚待形成，在成长过程中易受行政力量影响，如取消贷款卡年检、招投标领域废除信用报告应用、国内债券评级市场向外资开放等政策均对行业提升造成较大冲击。
其次，公共数据获取难度大，数据壁垒较为严重。根据课题组调研，40%以上信用服务机构认同“公共数据获取难”是制约行业发展关键问题，尽管《浙江省公共信用信息管理条例》对个人信息采集、加工、提供和监管等事项均有涉及，但是数据开放与隐私保护命题有待破题。公共数据常态化共享机制健全尚需时日，信用数据壁垒短期难以有效缓解。再次，供给乏力和需求不足并存。浙江信用服务机构实力有待提升，研发投入不足，在产品研发、征信技术、内控机制等方面，与国内外著名机构差距较大，信用产品类型较为单一，难以有效适应多层次市场需求。
最后，业务边界不清，缺乏统一行业标准。一方面，与《征信业管理条例》配置制度缺失导致信用服务业开展业务的范围存在灰色地带，如商账催收法律地位尚未明确限制行业规范发展。另一方面，信用数据交换共享缺失统一行业标准。如何以合法合规方式获取信用信息并加以整合改造进而支撑产业发展，需要进一步明确政策。
为进一步促进浙江信用服务业高质量发展，提出政策建议如下：
首先，培育和引进龙头信用服务机构。
一是研究建立重点名单制度，纳入名单企业实行年度动态管理，并在信用平台建设、“信易+”、信用修复培训等领域中予以支持。
二是支持行业参与信用监管和国家信用示范城市建设，提高信用服务业务质量，促进信用产品和服务创新。
三是发挥浙江数字经济先发优势，加强高素质紧缺人才集聚，引导信用服务行业合理借鉴大数据、人工智能、区块链、云计算等新技术，进行信用数据增值性和公益性开发并开展创新应用。
其次，加快行业标准化建设。
在区域范围内推动建立行业进入、运作和退出标准，严格规定信用服务机构执业人员、经营设施、管理制度等方面准入和备案条件，并依规实施市场退出机制。对信用咨询、评估、担保和保险等多元化信用服务机构，分类明确业务范围和内容，完善信息共享、公开、分类管理制度，促进信用数据全面、客观、真实、准确和及时更新，通过明晰信用信息记录主体责任，推动信用信息资源有序开发利用。
最后，促进公共数据开放共享，有效激发潜在信用需求。
创新构建数据共享通道和规则，在确保数据安全和合理利用的前提下，依法向具备从业资质的信用服务机构有序开放公共信用信息和产品，拓宽信用服务机构信用数据获取途径。与此同时，商业银行及各类金融机构应探索降低信用消费门槛，开发信用产品和延伸金融服务，不断拓展社会用信场景。
五、进一步讨论
2019 年中国人均GDP达到1万美元，第三产业增加值占总产值比重达到53.9%，城镇化率达到60.6%，已经进入工业化后期阶段。在这一阶段，信用服务业与经济发展之间的互动关系更加明显。
一方面，随着社会网络不断扩展，交易结构逐渐趋于复杂，客观上内生有益于降低交易成本和规范市场秩序的现代信用服务产业发展，另一方面，信用服务业发展状况也在一定程度上对区域信用环境和营商环境施加作用，信用信息的不对称分布容易扰乱价格信号，导致市场运行机制失真，弱化资源要素合理配置效率，进而降低实体经济投资的有效性。当整体经济走向下行区间之时，经济环境恶化进一步导致信用业务紧缩，不仅中小微民营企业面临的融资压力陡增，而且金融体系也将承受较大的系统性风险。
事实上，国家对社会信用体系建设的推进步入加速轨道，在信用信息归集、共享、公示等方面开展了诸多工作，结合“双随机”、“最多跑一次”、营商环境优化等政府工作不断深化信用应用场景，但是如何将现有政策红利有效转化为中国信用服务业发展的可持续推动力？
首先，需要不断深化我国经济的市场化改革。通过不断健全法规、制度和政策等持续优化提升社会信用环境，强化法制意识和规则意识，提高社会市场主体的契约遵从度和道德约束力。
其次，增强产业横向空间联系和纵向链条整合。一方面发挥区域异质性特征，合理布局产业的空间分布，利用空间外溢效应提高行业整体竞争力，另一方面鼓励信用服务机构以合资、合作等形式，参与国际合作拓展国际市场，并通过兼并、收购、联合等方式，延伸产业链条，拓展衍生服务。最后，构建全国统一的信用协同监管体系。从事前、事中和事后探索建立信用产品服务的评估机制，从名单归集、记录覆盖、监管协同、公示监督、监测预警、记录追溯、惩戒协同、社会告知等方面规范行业发展，提高供给侧对接市场需求的适应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