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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上不只有亚当·斯密 第2期：艾哈德独特的科学研究之路

路德维希·艾哈德，曾任德国总理，同时也是德国社会市场经济的奠基者。一直以来，主流的经济学界一直忽略了艾哈德对德国经济发展的影响。二战战败的德国，为何能在一片废墟上实现经济的再次崛起？这与艾哈德有着密切的联系。网易研究局推出“世上不只有亚当·斯密”独家策划，听中国驻慕尼黑首任总领事刘光耀独家讲述艾哈德的经济思想，揭秘德国崛起背后的秘密。

“艾哈德从来不喜欢‘经济奇迹’的说法。经济政策的成就只是基于，他有勇气在实际政策层面坚定地运用了一种科学理论。”

——刘光耀

作者|刘光耀（中国驻慕尼黑首任总领事）

艾哈德的科学研究之路既与弗赖堡学派的代表人物欧肯和伯姆在弗赖堡大学一面教学一面进行研究的方式不同，也与社会市场经济这一概念的提出者米勒—阿玛克在明斯特大学一面教学一面进行研究的方式不同，也与流亡在土耳其和瑞士的勒普克和吕斯托进行研究的方式有区别。

艾哈德的科学研究之路独具特色。艾哈德是在纽伦堡的研究所一面进行工作一面进行研究的。他的研究工作有时在“地上”，即以公开的身份进行写作，发表文章，针砭时弊，提出建议，有时在“地下”，即秘密地进行研究，有时即使冒着生命危险也在所不惜。

米勒—阿玛克指出，艾哈德是“在一个完全以个人形式的教育途径中获得他的理论认识的。他开始是作为富于批评精神的激情满怀的社会主义者奥本海姆的学生步入理论舞台的。他在自己的一生中一直对他的老师充满了感激和敬意。在这方面，艾哈德终生感激和表示敬意的不是对艾哈德思想产生了决定性影响的奥本海姆关于通过土地垄断来阻止竞争的理论，而更多的是奥本海姆的通过取消垄断权势来达到一个较好的社会平衡的目的的理论。”

 奥本海姆对艾哈德的思想和理论产生了决定性的影响。艾哈德积极地参加了奥本海姆举办的所有讲座和所有的讨论课。这些讨论课的一个重要内容是关于经济制度这个基本问题。

通过这些讨论，艾哈德了解到并认识到了那个时代的帝国主义理论家弗里茨·施泰恩贝格（Fritz Sternberg）和十九世纪20年代代表人物如马克斯·韦伯（Max.Weber）、哥特海因(Gothein)、佐巴特（Sombart）、勒德勒（Lederer）和舒姆佩特（Schumpeter）等著名经济学家和社会学家们关于资本主义研究的思想和理论。1922—1924年期间，艾哈德在奥本海姆教授指导下，完成了博士论文《价值单位的本质和内涵》。这是他的第一部科学著作。他分析了经济史的各个阶段出现的交换和实物经济的过程，分析了现代经济的循环，研究了大家承认的价值单位。

他认为，以不同形式出现的的“货币”只是一种交换手段，而不是价值单位。实际上，价值单位是一种劳动价值数量，是一种建立在劳动价值数量基础上的表达手段。一切成就都可以用劳动价值来表示。

卡尔·霍曼高度评价说：“那是一篇理论价值很高的论文，从各个神学史派别的不同角度对价值理论进行了深入的探讨，发展了奥本海姆的劳动价值论”。

奥本海姆的农业社会主义思想只是为艾哈德提供了一个研究问题的起点。艾哈德借此研究了市场功能和与市场相关的其他问题。纳粹的控制经济产生的诸多问题使他对商品短缺经济进行了批判研究。

艾哈德深深厌恶纳粹控制经济背后的政治体制，这导致了他对当时占统治地位的思想的批判。这种占统治地位的思想认为，必须实行控制经济，因为这种观点认为自由经济的终结是不可避免的，自由经济理论是过时的。艾哈德完全不同意这种观点。

著名社会学家和经济学家威廉·勒普克的著作《当前的社会危机》（在瑞士作为禁运品）在二战期间到达艾哈德手中，这本书对他的产生过巨大影响。

作为纽伦堡“消费品研究所”的业务总干事，艾哈德早在纳粹控制经济体制期间就研究市场问题。凭借对大量的关于研究德国成品市场经济的分析文章，他进一步指出了市场经济和均衡机制对于发展经济的重要性。

1940年，米勒—阿玛克任教的明斯特大学纺织研究所成立。艾哈德应邀参加该所举办的研讨会，并与米勒—阿玛克相识。米勒—阿玛克同艾哈德和纽伦堡研究所的负责人韦尔斯霍芬一致认为，在当时的情况下，这样一种市场研究不仅要研究经济部门和领域，而且必须要研究整个市场。

路德维希·艾哈德，德国前总理，德国社会市场经济之父

在二战结束前，艾哈德不仅为《经济观察研究所》写作，还在其他期刊上发表文章。例如，《创造工作的帝国全权代表和戈雷克计划》（Wirtschaftsdienst,1933）、《从消费方面激活经济》（德国的经济学家，1932）和《贫困之路》（Tagebuch,1931)等等。

从资本主义经济危机爆发到纳粹上台期间，他企图对日常经济政策施加影响。在德国发生经济危机时，外资从德国抽出。这导致了银行和企业倒闭。

人们试图控制大量工人失业和稳定资本外流。帝国政府试图通过紧缩、配给和其他经济限制措施来达到目的。可是，工人失业人数增加，生产继续萎缩，外资继续抽走，说明这个政策无效。

一些自由主义经济学家，如勒普克等建议，取消紧缩和配给。同时通过提高贴现率来阻止兑换信贷的的要求。这样做既可以吸引外资，也可稳定货币。1933年，艾哈德表示既不赞成帝国政府的观点，也不赞成自由主义者的观点，并指出，人们不要忘记，资本的外流没有动摇经济的基础，即它的生产力。

政府通过紧缩的政策不可能发展生产。必须努力在经济要求的范围内，给以更多的救助，如货币和信贷等，不要考虑景气扩张政策。不赞成金本位的解决办法 ,也不赞成自由主义的建议。

他虽然同意自由主义者建议中的自由化，但他担忧，通过提高贴现率将毁灭无数的企业。因为许多缺乏资本和负债累累的企业将支付不了巨额的利息。外国由于支付的利息太多也不会停止抽回资金。

1939年纳粹上台后，他继续发表对经济政策的观点。在经历了资本主义经济大危机后，艾哈德得出结论，所谓的没有能够挽救经济免于崩溃的力量的自由游戏规则，就是传统资本主义自由放任的原则。这种原则是根本不能解决资本主义的痼疾的。

在这个时期，艾哈德的代表性著作当属他的《1943/44年的研究报告》（战争筹款和债务整治）。

当艾哈德在1944年由于拒绝成为纳粹党党员和其他原因而不得不离开韦尔斯豪芬的研究所时，他就在当年成立了自己的《工业研究所》。他从工业界得到资金。这就使他能够深入研究在德国彻底崩溃后经济重建和建立新的经济制度的问题。

艾哈德在经济观察研究所期间同帝国工业集团建立了广泛的联系。这些对他开展工业研究所的工作非常有利。他的姐夫，担任工业集团总干事长的卡尔·谷特对艾哈德的工作给予不少支持和帮助。这个研究所是艾哈德同其在前一个研究所几个得力工作人员建立的。

大家知道，艾哈德与同时任莱比锡市长的戈德勒有着密切的关系。戈德勒市长担任帝国价格监督大员，同时他又领导着德国抵抗运动小组。1944年7月20日组织了对希特勒的刺杀 ，但没有成功，后被纳粹杀害。

戈德勒很重视德国战后的经济体制问题。他自己曾发表文章：《目标：铲除集体经济》（1941）。他认为，关于经济政策本身 ，他指出三点：一是经济政策应建立在明确认识的基础之上。即人们只能依靠他们从自然中得到的东西生存。人们要想生活的更好，就必须用自己的头脑和双手创造更多的财富。二是最高的成果只能通过斗争去获得。在经济中斗争就是竞争。要在所有领域创造性地进行竞争。三是人们越是认识到，他的成就决定他的命运，他们会创造的更多。

只有当懒惰者失败，勤奋者成功成为生活塑造者的感受得以贯彻时，才能创造出最好的成就。这就是说，只有当（着）这个国家或其他团体尽可能少地从个人那里分担风险，经济才可能出现繁荣。就是说，不要集体经济，因为它只能带来贫穷和饥饿。

因此要尽可能地实行个体经济。国家的经济政策必须放弃管制经济政策。国家能够借此帮助经济政策的主要支柱是法律。公正、规范和平衡的财政是稳定的保障。

国家的一般政策必须尽可能地限制卡特尔、辛迪加、康采恩和托拉斯活动，并尽可能地分解成自立的企业，以便给它们创造较大的活动余地和发挥个人的积极性。绩效竞争要在一个有秩序的社会中进行。否则就会出现混战。必须要制订法律。

当然，并不是任何一个合并（卡特尔）都是不健康的。如果这种兼并能带来较大的经济效益，能够满足人们的需要，不损害就业者物质上和道德上的需要，那么就是可以允许的。国家监督应针对以上几点。根据这些原则，应当审查和改变迄今为止的全部法律。

当然，这种改变不是一朝一夕可以完成的。国家在所有领域的全部政策的目标是尽可能快地铲除短缺情况，在政策取得成功的情况下，要减少计划经济，直到最后完全铲除它。

艾哈德很尊重戈德勒并同他建立了良好的个人关系，并从他的思想和理论中学到很多有价值的东西。戈德勒很赏识和器重艾哈德。艾哈德同戈德勒有长期的良好的合作关系，进行过多次信笺来往和交谈，对许多重大问题，两人的观点一致。

戈德勒指出，艾哈德在1944年初就已经准确地评估了由于战争所引起的国家债务的规模。他估计是约为4000亿帝国马克。

艾哈德在1944年就指出，作为追求的目标是建立在真正的效能竞争之上的自由的市场经济同内在的调节的结合。在这种调节中国家决不能扮演夜警的角色。它的任务应当是立法和监督。

它的具体的任务应在今后经济建设过程中进行讨论。但无论如何，战后的德国必须建立一种新的社会制度。经济和国家必须建立在一种家庭和中小企业为基础的固定的社会制度中。要进行自助和救助。

艾哈德在“战争筹款和债务整顿”中指出了社会市场经济的一些重要原则：

（1）文章的中心是研究整治公共债务问题。他认为，真正的解决办法是关闭多余的购买力。要整治货币数量并废除经济控制。

（2）许多国家财政可使私人经济活跃起来。只有通过对金融秩序的信赖才能有望出现资本形成。这就是“建立在真正效能竞争基础之上的自由的市场经济”。

早在那个时候，艾哈德就已强调，“遭受战争痛苦的人民完全有权利要求真理和透明。”不可能把战后由战争决定的人民的低消费很快恢复起来。国家必须把国家债务分类，并由此解决从中出现的社会矛盾。艾哈德强调，绝对公正解决的目标由于缺少相应的尺度，不可能完全实现，只能接近地达到。

（3）国家在从战争经济向和平经济过度中可以安排新的由国家筹集资本的办法，但国家的作用必须大大地限制。从本质上讲，经济本身的任务是找到手段和道路，以便通过生产新的社会产品再次向德国人民提供新的生活基础。从国家的角度讲，只能一次性地向企业提供企业可以使自己的经济运转的资金。

（4）战后国家的作用应逐渐削弱，有必要把企业主动性的概念赋予生动的内容。要充分调动企业的积极性。

艾哈德在《纽伦堡德国工业研究所》深入研究了德国战后经济重建的各种可能性。可以说在1945年6月货币和经济改革之前主要从事理论上的研究，而且已初步形成了自己的理论体系。之后主要是实施社会市场经济并进一步发展和完善了自己的理论。

凭借巨大的乐观主义，艾哈德把他的研究所扩充到拥有100多工作人员的规模。“人们必须把通过艾哈德在纽伦堡的市场研究所发展的一条路线看作是由他自己独立地加工出来的理论基础信念的成果。”

从1946年9月到1948年3月被任命为美英双占区经济管理局局长为止，艾哈德在“新时代”上发表了一系列文章。该文分12次在美军占领当局出版的跨地区的自由主义日报“新报”刊登。

他系统地阐述了有关经济政策和货币政策方面的问题。“这为彻底清除希特勒早在1936年就着手准备的‘统制经济’—尽管是纳粹的产物，但盟国当局恐于引起社会的混乱将其保留了下来—的影响，在舆论上和思想上做了准备。这篇文章与艾哈德写的‘1943—1944年研究报告’和他战后初期的一些讲话一起，为人们描绘了一幅他为之奋斗的新的经济体制的蓝图。”

艾哈德从大量研究中获得的知识坚定了他的信仰：在战后只有通过彻底的改革才能战胜恶性通货膨胀，完全瘫痪的市场必须重新恢复功能。作为《货币和信贷特别处》负责人，艾哈德领导了前期准备工作。

作为双占区经济管理局局长，他在1948年6月20日，借助货币改革宣告了取消经济管制。从这个日期开始，在联邦德国取得划时代成就的经济政策开始了。

这种经济政策的继续发展和取得的巨大成就在国外得到无可争辩的承认，被视为“德国的经济奇迹”。 艾哈德从来不喜欢“经济奇迹”的说法。经济政策的成就只是基于，他有勇气在实际政策层面坚定地运用了一种科学理论。

这一方面是对中央控制经济扰乱市场力量的批判分析，另一方面是对回归社会市场经济的情况的预料。这并未关乎“奇迹”，而是关乎市场经济理论的基础上正确估计的能力。

1957年，在国家已经崛起，经济空前繁荣，实现共同富裕之后，艾哈德发表了他的专著《共同富裕》。艾哈德在这部著作中系统地总结了社会市场经济体制取得的巨大成就，阐述了关于社会市场经济的许多思想和理论，指出了存在的问题，表达了他对社会市场经济存在的问题所产生的忧虑和不安。

应当公正地说，艾哈德早在1948年6月货币和经济改革之前就已初步形成了自己关于德国社会市场经济的理论，艾哈德主要是依据自己的理论创立了社会市场经济。

可以毫不夸张地说，是艾哈德，而不是别人，以一个政治家和经济学家的身份亲自参与了西方领导的货币改革，并亲自领导了1948年6月著名的经济改革，他把宣布取消长期存在的、业已变得腐朽的经济体制同货币改革结合起来，从而创立了社会市场经济体制。

这是他的彪炳史册的不可磨灭的历史功绩。诚然，不可否认，他在建立社会市场经济的过程中也研究和吸收了弗赖堡学派、社会市场经济教父米勒—阿玛克、流亡学派代表人物勒普克和吕斯托的有益观点。因此应当说，艾哈德是社会市场经济的真正的父亲。

在社会市场经济建立之后，艾哈德又丰富和发展了这种理论，并使这种经济和社会制度在德国取得成功。

因此，艾哈德不仅是一个成功的实践家，而且是一个杰出的经济政治理论家。当然，也应当说，弗赖堡学派、流亡学派和米勒—阿玛克等也在理论上和思想上对社会市场经济的诞生作出了重大贡献。他们也都是社会市场经济的父亲，但并不是最主要的父亲。

对艾哈德评价的一个巨大障碍是因为迄今为止艾哈德只被看作一个国务活动家：首任时间最长的联邦经济部长和第二任联邦总理。关于他作为经济科学家的大量的、丰富的研究和实践活动，人们却知之甚少，甚至根本不了解，所以有许多传说、误解和猜测。有少数人虽然知道，出于某种原因也不愿承认，更不愿去宣传。

一般说，大家都知道二战期间，欧肯和伯姆为代表的弗赖堡学派在弗赖堡大学对相关经济理论进行了深入的科学研究；勒普克和吕斯托为代表的“流亡学派”在土耳其和瑞士流亡期间对相关经济理论进行了深入的科学研究；米勒—阿玛克在明斯特大学对相关经济理论进行了深入的科学研究。

但很多人并不知道，与此同时，艾哈德在纽伦堡也对相关经济理论进行了深入的科学研究，而且属于著名的纽伦堡—艾尔朗根“市场研究学派”。艾哈德从青年时代参加工作起，就一直重视科学研究工作。

艾哈德的学术生涯一直伴随着巨大的经济忧患：二十世纪二十年代末到三十年代初的世界资本主义经济危机，魏玛共和国时期的极其严重的恶性通货膨胀，特别是他父母多年辛勤经营的店铺惨遭毁灭性打击、给德国人民带来深重灾难的第三帝国等。

这种长期伴随着艾哈德的巨大经济和社会忧患，特别是纳粹时期出现的严重的经济和社会问题，使他更能深刻地认识到传统资本主义种种痼疾和弊端，特别是艾哈德从1945年开始直至1966年为止，在这个长达20多年的政治生涯中，作为巴伐利亚州经济部长、美英双占区经济管理局局长、联邦经济部长和联邦总理，日理万机，亲自处理了庞杂的政务和数不尽的经济难题，这种经历使他的经济和社会理论更加厚重、扎实、质朴无华和符合实际。

在这点上，无论是欧肯和伯姆为代表的弗赖堡学派，还是社会市场经济概念的提出者米勒—阿玛克，无论是流亡学派代表人物勒普克和吕斯托，还是其他对社会市场经济的诞生和发展做出各种不同贡献的理论家，都不能同艾哈德相提并论，因为他们基本上均未处于重要领导岗位，米勒—阿玛克虽然官至联邦经济部副部长高位，但他是艾哈德一手提拔起来的。他的工作都一直是在艾哈德领导下，并总是按照艾哈德指示进行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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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艾哈德的讲话、文章和著作

艾哈德一生中发表过大约12000次公开演讲和文章并有经济专著，从而形成了一个完整的独具特色的思想和理论体系。

1988年，艾哈德基金会主席卡尔·霍曼编辑出版了题为《路德维希·艾哈德50年来演讲和著作中的思想》。该书（节选）共收集了他的153篇著作、文章和演讲。这部选集系统地阐述了艾哈德的思想和理论。作为朋友，霍曼将该书赠给笔者一册，并多次耐心而又详尽地回答了笔者提出的许多问题。

该选集中比较重要的作品有：

二十世纪二十年代主要作品是他在奥本海姆指导下写成的博士论文《价值单位的本质和内涵》。

二十世纪三十年代主要作品有“从消费方面激活经济”（德国经济学家杂志1932年）、“帝国劳工局长和格勒克计划”（经济服务杂志，1933年）。

二十世纪四十年代主要作品有“战争筹资和财务整治1943/44”、“对经济重建的评估”（1945年）、“经济制度不能通过警察暴力来实现”（1945年12月8日的广播讲话）、“1945/46年年度之交”（新报1945年12月31日），“展望”（德意志报和经济报1946年5月17日）、“自由经济和计划经济”（新报1946年10月14日）、“走向未来之路”（1948年4月21日在联合经济区的经济理事会第14次全会上的讲话）、“新的方针”（1948年6月21日广播讲话）、“德国经济政策的基础”（在英占区基民盟地区委员会的报告，1949年2月25日）

二十世纪五十年代主要作品有：“社会市场经济”（新报，1950年1月8日）、“市场经济和健康货币”（工业信使报，1950年6月26日，）、“鼓起勇气，勇往直前”（1950年10月1日在德国工业展览会开幕式上的讲话）、“要有冷静的头脑，强大的心脏”（1950年10月22日在基民盟全国党代会上的讲话）、“我为什么是一个乐观主义者”（星期日世界报1951年6月3日）、“健康贸易的思想基础”（“德国回归世界市场”前言，1955年）、“社会市场经济第二阶段”（工业信使报，1955年6月20日）、“企业、国家和经济”（1954年5月17日，在德国工业联邦联合会全体成员大会上的演讲）、“基督教徒和社会市场经济”（ 1955年，为帕特里柯鲍尔曼撰写的同名书写的前言）、“反对限制竞争法的目的”（1955年3月24日在联邦议院的演讲）、“社会市场经济和唯物主义”（1956年1月29日在星期日专刊上撰写的文章）、“国民经济中的思考和责任感”（1956年3月12日的广播讲话）、“共同富裕”（专著1957年）、“自由人类的救济制度”（1957年6月1日在在法兰克福总汇报撰文）。

二十世纪六十年代主要作品有“经济政策作为社会政策的一部分”（1960年4月28日在卡尔斯鲁厄举行的基民盟第九次全国党代表大会上的讲话）、“经济，社会和文化”（1961年为米勒—阿玛克同名书写的前言）、“德国的经济政策”（前言1962年2月）、“适可而止”（1962年3月21日广播讲话）、“中间和理解政策”（政府声明1963年11月6日）、“弗兰茨·奥本海姆—我的老师和朋友”（在柏林大学举办的奥本海姆诞辰100周年纪念大会上的讲话，1964年4月30日）、“奥托·俾斯麦”（在纪念俾斯麦诞辰150周年大会上的讲话）。

二十世纪七十年代的主要作品有“什么把我们分开了，什么使我们联合起来了”（纪念阿登纳诞辰100周年，1975年12月26日在德意志报的文章）、“要对整个德国负责”（1976年12月14日德国联邦议院开幕时作为老总理的讲话）

在艾哈德发表的全部作品中，代表作是在法兰克福大学毕业时的博士论文《价值单位的本质和内涵》、“战争筹款和债务整治”（1943—1944年研究报告）、在《新时代》发表的系列文章和1957年出版的专著《共同富裕》。 

刘光耀先生简介

河北省人。1965年毕业于北京大学西方语言文学系德语专业。1983年11月至1985年1月在外交部第一期经济调研干部培训班学习并以优异成绩结业。1976年至1982年在驻奥地利使馆工作，任研究室副主任。1985年至1989年在驻德国使馆研究室工作，任一等秘书，主管经济调研。1990年至1993年在外交部政策研究室世界经济处工作，任处长。1993年至1996年在驻德国使馆工作，任政务参赞兼研究室主任。1996年至2001年任驻慕尼黑首任总领事。在德国和奥地利工作长达18年之久，深入地研究了德国和奥地利的历史、政治、经济、文化、双边关系以及欧洲联盟的形成和发展。

世上不只有亚当·斯密上期回顾：

第1期：从艾哈德经济思想看二战后德国为何能崛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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