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元春：即使没有新冠疫情，人类也会步入高成本时代

1. 人类在未来一段时间将在大变局中步入到高成本时期。这种高成本，一方面会转换成增长速度的下降，另一方面会转换成通货膨胀，这是我们必须要从根本逻辑上所看到的，而不仅仅从新冠疫情这样一个表象特征、俄乌冲突这样一个偶然事件来研究未来通胀的概念。

2. 过去几年中，经济学家所预测的全球通货膨胀在3.7%左右，但对于几千名企业家的抽样调查得出的全球通胀是4.1%，对于普通居民调查得出的通胀预期是4.7%。

3. 如果让老百姓天天感受到通胀的压力，有可能世界真的就会来通胀了。因此，一些经济学家建议央行应该与居民进行更好的沟通，说服居民相信通胀不会变，从而导致在经济学里很重要的一个黑匣子——通胀预期惯性不会发生结构性的变化。

正文：

我想对当前世界通货膨胀研究的一些新进展谈几点看法。

一、从目前学界争论来看，对于通胀来讲，是理论上的新挑战。

新冠大流行带来的大停滞和随之而来的全球性通货膨胀给宏观经济学界提出了巨大的挑战。一方面，针对当前的通胀形势，以往所有宏观预测模型和方法都存在系统性偏误。

本次全球通胀，特别是欧美通胀、发达国家通胀具有超预期性，超越了美联储、欧洲中央银行和英格兰银行前期所有的宏观模型的价格预测。因此，如果从传统的奥肯定律看通胀增长同失业间的关系好像还比较匹配，但是从菲利普斯曲线看，失业与通胀间的关系明显发生了很大的差别，即使在短期，也不处于一个常态化的曲线下，当然这里就会暗含一个很重要的传统的推论，我们产生了这种强烈的结构性冲击和预期性的大调整。因此，专家预测出现这种群体性偏误，导致对传统理论要进行思考，这是一个很大的挑战。

二、虽然预测失误，如何解决这种预测失误，如何探究当前通胀的形势和通胀的根源，学界仍存在很大分歧。

（一）在传统时期，专家的通胀预期很重要，比如：美联储的点阵图是由宏观经济学专家们所作出的对于未来的预测和对于利率的判断。通过对各个央行高级经济学家的预测统计，可以发现，他们有系统性偏误，但最近发现老百姓的预测和预期很准，最准的是妇女对未来通胀的预期，原因是妇女经常要做家务，经常进行购物，她们对很多经常购买的物品价格变化非常敏感，并且对这些物品的变化也非常关注。

因此经济学家们在疑惑，为什么常态下专家作用更大，而在非常态下居民作用更大？在常规时期所有国家按照货币政策规则行事，制定货币政策的人自然能够轻易地进行通胀预测，因为世界就是按照常规在运转。在非常规的时候，很多专家还在墨守成规、刻舟求剑，导致认识不清，但是居民特别是进行日常生活品购买的这些居民，他们的真实感受最为准确。

另一个很重要的结论，叫做“通胀自我实现机制”。通俗讲就是，就是当人们认为通胀要发生了，那么通胀就有可能真的发生。根据这个理论，如果让老百姓天天感受到通胀的压力，有可能世界真的就会来通胀了。因此，一些经济学家建议央行应该与居民进行更好的沟通，说服居民相信通胀不会变。这个研究成果很可能把传统经济学中“预期”这个黑匣子打开，透视清楚通胀预期发生结构性变化的规律——通胀预期惯性不会发生结构性的变化。

在非常时期需要有非常智慧，而不是让历史告诉未来的规则化的延续，因此在解决未来两个变局加速期、关键期很多的问题时，可能需要一些创新型的智慧，对于世界通胀的这种认识也可能处于一个知识更新、处于一个预测范式革命的阶段。至少在这样一种变局阶段、大时代阶段，我们需要有更好的一种研究和专业的态度才能够看得清未来。

（二）今年3月份，美国CPI同比上涨8.5%，创近四十年新高；欧元区CPI同比上涨7.5%，创近三十年新高。事实上从今年年初开始，这一纪录已经被不断刷新。历史的轮回会不会重现，我们经常说，历史虽然会重现，但穿的是不一样的衣服，体现的逻辑也有很大的差异。

在这一轮中，俄乌冲突导致的大宗商品的变化，与当年中东战争导致的能源危机导致整个70年代、80年代初的发达国家高达两位数的通货膨胀好像有相似之处。这里面我想谈，从表象来看，新冠疫情大流行导致的社会大停摆是这次通胀发生的核心诱因，也是一个表象特征。这个表象特征来源于新冠疫情冲击产生的供需两端的不平衡，与常态状况下完全不一样。

社会全面停摆后，供给和需求出现了这种深度下滑，在这个过程中，各个国家都在进行天量救助，采取非常规政策。这些非常规的政策，比如像欧美大量非常规政策给予家庭、给予中小企业，从而使很多家庭的收入没有减少，从而导致美国在2021年、2020年整体消费没有下降，这是所有国家中很难见到的一点。美国的消费还在持续，但供给出现断裂，当疫情如果出现全面常态化就会看到需求会井喷式的出来，被疫情抑制的各种需求会大幅爆发。但由于供给瓶颈、地缘政治和各种劳动力市场的变异，供需两端恢复的速度完全不匹配，从而导致目前价格水平大幅度上涨的状况。

事实上，如果没有这场疫情，世界会怎样演变？我想提出一个重要的观点，人类世界已经进入到一个大时代，这个大时代不仅仅是逆全球化的时代，不仅仅是地缘政治恶化的时代，同时从经济学的角度来看，它是一个高成本时代的到来。

1、人类即使摆脱新冠疫情在这两年的冲击，使疫情常态化，病毒与人类共存。但新冠一定会给人类带来防护成本、健康成本，这些成本就像“9.11”恐怖主义直接导致全球安保成本急剧上涨，虽然在核算角度能够创造大量GDP，但需要认识到的是，如果没有新冠，就不会有大量的人力物力投入到这些领域的生产和服务中去。

2、逆全球化。逆全球化不是新冠疫情导致的，而是整个世界格局发生的变化。中美贸易冲突全面拉响，直接使各个国家对于传统，也就是过去三十年，以垂直分工为主体的这种供应链、价值链的构建提出了全面的反思。所以，各个国家都在构建自己的内部大循环，都在对于关键技术、核心技术制定“备胎”计划，因此，我们一定会看到全球分工的重构，全球供应链变窄变短变宽，各种“备胎”计划出来，一定是全球资源配置的效率的下降，成本的上升。所以，即使疫情停止，逆全球化的现象也不会停止，反而可能在大国博弈中加速，这个加速会导致各国生产成本增加。

3、《巴黎协定》之后，各国签订的碳达峰、碳中和的目标协议直接使全球进入了绿色转型的新时代。绿色转型很重要的一点是要将过去各种乱排放大量排放通过成本显化进行技术替代，减少对于全球气候干扰。因此，所有的绿色转型首先是一个成本概念，然后才是一个技术创新概念，接着才是一个绿色转型之后的收益效用分配的概念。在全球碳达峰、碳中和目标基本实现的过程中，很明显的就是绿色成本会大幅上扬，很多国家绿色金融的增长速度都是两位数，大家都把这个作为一个很重要的政绩，但这同时也表明了世界经济的成本在急剧增长。

4、地缘政治恶化。人类在过去几十年里，战争逐步减少，大国之间的博弈、区域之间冲突已经常态化。因此，地缘政治带来的防务成本的增长，虽然防务成本增长有可能短期会成为GDP，但大量的防务成本，特别是消耗的成本一定是人类的负担，而不是人类进步的动力。因此，地缘政治上升导致全球防务开支急剧上扬，导致大量的人力物力用于战争和政治的冲突，而没有用于生产性的活动，这个成本是巨大的。

5、高债务时期。高债务时期必须要有解决办法，如果按照现有的产权格局承认债务的必须偿还性。人类历史上解决债务很重要的两种方法，一是大危机，通过破产来解决债务关系。二是大通胀，国家通过大规模发钞票，通过征收通货膨胀税来解决政府的债务。

三、这五大因素再加上全球老龄化导致的劳动力短缺，大致可以得出一个结论：人类在未来一段时间将在大变局中步入到高成本时期。这种高成本，一方面会转换成增长速度的下降，另一方面会转换成通货膨胀，这是我们必须要从根本逻辑上所看到的，而不仅仅从新冠疫情这样一个表象特征、俄乌冲突这样一个偶然事件来研究未来通胀的概念。

在这个视角下重新思考中国的战略定位，就会得到中国经济未来发展可能充满希望的结论。中国作为全球制造业中心，世界的创新中心，它在整个供应链上有独特地位。面对未来的高成本和高通胀，中国的战略定位会发生很大的变化，而这种变化对于中国来讲，很可能是一个新的战略机遇期。

最简单的来讲，我们来看看，近期的各国通货膨胀率都达到了各自历史高位，俄罗斯的通胀率为18.69%、欧洲的通胀率为7.5%、美国的通胀率是8.5%，土耳其、南非的通胀率也均高达两位数，而中国的通胀率依然维持在2%左右，另外，在这种竞争与合作、并存的复杂国际环境中，中国的出口仍然会维持了欣欣向荣的局面，中国超大市场经济体将进一步发挥它的超级作用，这是我们战略性的思考。当然，还有很多战略性的考量，包括大宗商品的价格上涨，对于结构性的冲击，是要考虑的。当然，还要考虑在通胀过程中，如何加强对弱势群体的保护。但是，我们在思考世界问题时首先看到大趋势，首先看到大趋势背后的推动力，看到中国在大趋势中的战略格局。

（整理自刘元春于2022年3月26日在中国宏观经济论坛（CMF）总第60期：供需双冲击下的全球结构性通货膨胀上的发言，未经本人确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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