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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27 年春天以后，随着蒋介石叛变革命，南京和武汉国民政府相继“清党”和“分共”，革命形势跌入谷底。8 月7 日，中共中央在武汉召开紧急会议，也就是在这次会议上，毛泽东提出了“枪杆子里面出政权”的思想，由此成为指导中国革命几十年的响亮口号。

在成立的最初阶段，中国共产党把主要精力放在宣传“主义”和组织工人上。在党看来，这是由无产阶级先锋队的本质决定的，是自然而然的事情。正因如此，对有人热衷于搞枪杆子的做法，党曾经一度持批判态度。

在宣传“主义”方面，以陈独秀、李大钊为代表的共产党早期组织的创立者，十分重视共产主义的宣传。陈独秀早在1915 年即创办《青年杂志》，一年后《青年杂志》改名为《新青年》，后逐渐成为时代的号角，引领了一批又一批青年人。李大钊在1919 年《新青年》第6 卷第5、6 号发表了《我的马克思主义观》，向国人大致介绍了马克思主义。这些宣传在党成立初期的确具有十分积极的意义，因为此时马克思主义刚刚传入中国，它的一些概念并不像今天这样为大家所熟知，能够接受马克思主义的也大都是读过一些书的知识分子。在这样的情况下，让农民占大多数的民众接受并认可马克思主义，并继而起来为之奋斗，宣传似是唯一可行的选择。此时， 站在时代的前列看清时局，指出革命的对象，并以此宣传和动员民众， 汇集最大的革命力量，显得尤为重要。

在组织工人方面，中共党组织在上海、北京、济南、武汉、长沙、广州等产业工人比较集中的城市进行了大量的工作。但由于这些城市毕竟是在军阀的直接统治之下，运动并没有大张旗鼓地开展起来。那时，工人运动开展比较突出的，一个是北京郊外的长辛店，一个是湘赣边界的安源。安源煤矿，共有矿工1.3 万多人，所产煤经过株萍铁路和粤汉铁路，运至湖北的汉阳， 供汉冶萍公司炼钢用。在安源煤矿附近，又有铁路工人1000 多人，煤矿加上铁路，是当时为数不多的一个产业工人集中地。当时负责湖南党务的毛泽东很重视安源路矿的工人运动，先后派李立三和刘少奇到安源工作。他们以“平民教育”为名， 在安源开办平民小学和工人补习学校，在其中积极宣传马列主义，并秘密发展党的组织。在安源，有合法身份的工人俱乐部通过罢工等方式为工人争取了大量的利益，也使得中国共产党的主张深入人心。

无疑，中国共产党在创建初期所开展的宣传和组织工作，对中国共产党的发展壮大都有着十分重要的意义。然而，一个革命的政党，如没有“枪杆子”，不能不说是一个遗憾。

黄埔军校建立之后，中国共产党逐步认识到枪杆子的重要性。黄埔的学生军让中国共产党第一次体会到，这支部队是国共合作中两党用政治训练和严明纪律打造的一支新军，它是那么与众不同：完全没有军阀部队的旧习气，一切都是崭新的，军官和士兵不仅英勇战斗，更明白为什么战斗，为谁打仗。在这样的背景下，1924 年11 月，周恩来赴任黄埔军校政治部主任后，即选调优秀共产党员到各部门任职，还代表中共广东区委直接领导在黄埔军校的中共党组织，扩大共产党的影响。不仅如此，中共广东区委还直接领导了一支革命武装——大元帅府铁甲车队。中共中央也在1925 年的四届二中全会上决定成立军事委员会， 12 月12 日又将军事运动委员会改为军事部， 这是第一个专门从事军事工作的组织。1926 年7 月，中共中央召开第三次中央执行委员会扩大会议，通过建党以来的第一份《军事运动议决案》。

但是，中国共产党在此时并没有能真正掌握一支有力的武装，以致在蒋介石突然背叛革命时，我们的武装力量极其弱小，甚至束手无策。从四一二反革命政变到中共六大，中共党员和革命群众被杀的有30 多万，被监禁的有4600 多人。中共党员的数量从1927 年5 月时的5.7967 万人，一下子降到11 月份时的1.765 万人，损失的幅度几乎达70%！

 面对局势骤然巨变，下一步怎么走？这个问题非常急迫地摆在中国共产党的面前。但中共中央领导层中一些人的认识一时并没能跟上急遽变化的局势。1927 年4 月27 日至5 月9 日，在武汉召开了党的第五次全国代表大会。此时，距离四一二政变过去仅仅半月余，全党上下最为关切的是如何认清当前的严峻形势，选择什么样的道路，怎样继续革命。但是，大会通过的《政治形势与党的任务议决案》对此只是作了这样的表述：“现在革命已进到第三个阶段，封建分子与大资产阶级已转过来反对革命。在这阶段中，革命势力之社会基础是无产阶级、农民与城市小资产阶级的革命的联盟。”并且认为：“现在的时期不是革命低落的时期，而是紧张剧烈的革命斗争时期。”

5 月25 日，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认为：“湖南工农运动所引起的纠纷，会形成全部政局上很严重的问题。纠纷之起因，一方面是由于蒋介石叛变后资产阶级地主阶级（湘籍军官在内）的势力及宣传，动摇了国民党领袖的工农政策，一方面是由于贫农幼稚行动如均分财产对于土豪劣绅之逮捕罚款以及关于宗教道德革命等，引起了小资产阶级小地主尤其是军人之剧烈反对。”显然，会议认为农运过火是导致合作破裂不可忽视的原因之一。其实， 在没能独立掌握武装力量的情况下，党唯一比较有力的凭借便是工农运动，以及由此动员起来的广大群众。

令人欣慰的是，这并不是全党唯一的声音。早在1927 年初，毛泽东在实地考察了湘潭等五县的农民 运动之后，认为批评农民运动“过火”的议论“貌似有理，其实也是错的。”他进一步说：

“上述那些事，都是土豪劣绅、不法地主自己逼出来的。土豪劣绅、不法地主，历来凭借势力称霸，践踏农民，农民才有这种很大的反抗。凡是反抗最力、乱子闹得最大的地方，都是土豪劣绅、不法地主为恶最甚的地方。农民的眼睛，全然没有错的。谁个劣，谁个不劣，谁个最甚，谁个稍次，谁个惩办要严，谁个处罚从轻，农民都有极明白的计算，罚不当罪的极少。

“革命不是请客吃饭，不是做文章，不是绘画绣花，不能那样雅致，那样从容不迫，文质彬彬，那样温良恭俭让。革命是暴动，是一个阶级推翻一个阶级的暴烈的行动。农村革命是农民阶级推翻封建地主阶级的权力的革命。农民若不用极大的力量，决不能推翻几千年根深蒂固的地主权力。”

毛泽东的认识明显高明多了。他认识到所谓“过火”背后的深层次原因，也看到了其必然性和积极意义。更为重要的是，毛泽东指出了革命的暴力性质。既然革命是暴力的，那么暴力的革命必然要求革命的暴力，即枪杆子。虽然毛泽东此时还没有提出“枪杆子里面出政权”的论断，但他的思想深处无疑已经有了这样的认识。

到了7 月份，局势更加严峻。7 月4 日，在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会上，毛泽东明确提出了“上山”和“投入军队中去”的策略，并说“上山可造成军事势力的基础”。反之， “不保存武力则将来一到事变我们即无办法。”这并不是毛泽东突发的念头，而是对中国革命实际情况深入了解和分析之后得出的符合实际的结论。早在6 月份，毛泽东就提出要发动群众，恢复工作，山区的人上山，滨湖的人上船，拿起枪杆子进行斗争，武装保卫革命。在7 月上旬，他又和蔡和森谈及形势，并由蔡和森致信中央政治局常委：“我们提议中央机关移设武昌，同时中央及军部应即检查自己的势力，做一军事计划，以备万一。”枪杆子的问题，在毛泽东看来，已是十分重要且关乎全局的成败了。

7 月15 日，武汉国民党政府宣布“分共”。

8 月7 日，在中共中央召开的紧急会议上，面对中国革命异常险峻而复杂的形势，面对国民党这个强大的敌人，毛泽东没有照搬俄国的革命经验，没有言必称马列地将问题停留在理论分析上，而是根据历史经验和现实斗争的需要，响亮地提出：

“秋收暴动非军事不可，此次会议应重视此问题，新政治局的常委要更加坚强起来注意此问题。湖南这次失败，可说完全由于书生主观的错误，以后要非常注意军事。须知政权是由枪杆子中取得的。”

“须知政权是由枪杆子中取得的”这一观点，无疑是对中国革命理论和斗争方式的巨大突破。

毛泽东的话，是针对瞿秋白等人讲的。当时在中央领导机关内部，形成了只注重城市斗争而忽略发动农民群众武装斗争的“左”倾错误。毛泽东的观点，并未得到党内一些主要领导人的赞同。后来毛泽东回忆：

“瞿秋白犯路线错误。他们在湖南弄到一个小册子，里面有我说的‘枪杆子里面出政权’这样的话，他们就大为恼火，说枪杆子里面怎么能出政权呢？于是把我的政治局候补委员撤了。”

而复杂的形势，面对国民党这个强大的敌人，毛泽东没有照搬俄国的革命经验，没有言必称马列地将问题停留在理论分析上，而是根据历史经验和现实斗争的需要，响亮地提出：

“秋收暴动非军事不可，此次会议应重视此问题，新政治局的常委要更加坚强起来注意此问题。湖南这次失败，可说完全由于书生主观的错误，以后要非常注意军事。须知政权是由枪杆子中取得的。”

对抗国民党反动派以反动武装残酷屠杀共产党人和革命群众，最直接有效的就是以革命的武装去反对它！南昌起义、秋收起义和广州起义是在大革命失败后最有影响力的三次大起义。

（作者：邵建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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