田鹏颖：马克思“两个必然”视野中的“人类命运共同体”
编者按：21世纪的今天，马克思关于资本主义必然灭亡、社会主义必然胜利的科学结论没有过时。在“两个必然”实现的漫长历史进程中，在“世界正经历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的背景下，制度矛盾不断加剧且自身无法救赎的资本主义同初级阶段的社会主义如何和平、发展、合作、共赢，如何推进现代世界治理体系变革等重大时代课题，为马克思主义理论创新提供了广阔空间。习近平关于“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理念，在理论上丰富和完善了马克思“两个必然”的伟大思想，为世界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提供了科学方法论；在实践上回应了“两个必然”发展过程中的重大现实问题，为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两种制度合作、共赢提供了“中国方案”，开启了人类文明和谐共存的新纪元。
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是21世纪马克思主义的重大理论贡献，是解决事关人类前途命运重大问题的“中国智慧”和“中国方案”。在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过程中，学界特别是西方学界有人质疑，马克思主张“两个必然”——资本主义必然灭亡、社会主义必然胜利，即社会主义必然代替资本主义，而“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则主张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两种制度、两种文明、两种价值体系合作、共赢、命运与共，两者之间是矛盾对立的。为了回应学界的质疑，我们需要回到马克思，并结合当下人类社会面临的重大风险、重大挑战、重大矛盾、重大阻力，深刻认识和把握习近平关于“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理念对马克思“两个必然”伟大预言的发展和完善。
一、马克思“两个必然”预言的理论张力
“两个必然”思想是马克思基于唯物史观，通过“人体”解剖“猴体”的方法论，进而对资本主义社会及前资本主义社会进行深入研究，从而科学地把握了人类社会发展的一般规律和大趋势。马克思的“两个必然”内含“社会主义必然代替资本主义”的必然逻辑和“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并存”的现实境遇。
(一)马克思“两个必然”的逻辑起点
马克思“两个必然”思想孕育于对异化劳动的研究和批判。早期马克思从宗教批判转向对现实的批判，以人的劳动本质为立足点把握人与世界的关系，通过批判异化劳动的实然状态逻辑推理出人的自由全面发展应然价值的实现，从而从劳动本质的视角揭示了人类社会发展的必然趋势。人的类本质是自由自觉的劳动，而在资本主义私有制状态下，人的劳动类本质、人与自己的劳动产品、人与人的社会关系发生全面异化，劳动不再是人的本质力量的确证，反而受劳动对象的奴役。马克思深刻地指出:“物的世界的增值同人的世界的贬值成正比”，[1]而未来要实现人对人的本质的真正占有，即“人和自然之间、人和人之间的矛盾的真正解决”“存在和本质、对象化和自我确证、自由和必然、个体和类之间的斗争的真正解决”。[2]随着实践的发展和研究的深入，马克思透过社会现象，从资本主义制度本身揭示了异化劳动存在的根源，“资产阶级生存和统治的根本条件，是财富在私人手里的积累，是资本的形成和增殖；资本的条件是雇佣劳动”。[3]资本主义生产方式造成了生产资料和劳动者的完全分离，使工人除了劳动力之外一无所有，人的类本质变成维持人的生存的手段，工人创造的产品越多，自身越是贫困。只要私有制和雇佣劳动制度存在，资产阶级私有财产的非人性就始终存在，人的本质的异化就会随着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深化而不断加强。只有从根本上变革资本主义生产关系，才能实现人的解放和人的本质的复归。
马克思“两个必然”思想生成于对资本主义社会基本矛盾的揭露和分析。人类社会发展是自然历史的过程，其产生、演进、变革遵循必然的客观规律。唯物史观认为，人类生存与发展首先要从自然界获取物质、能量和信息，表现为人类改造自然的能力，即社会生产力。人类在改造自然的过程中必然结成人与人的社会生产关系，而一定的生产力要求与之相适应的生产关系，随着生产力的进步，生产力与现存的生产关系的矛盾就展现出来，人类变革生产关系以适应生产力的发展，这两者之间的矛盾运动构成人类社会演进的根本动力，成为人类社会发展的一条主线。正是从这一理论出发，马克思揭示了“社会主义代替资本主义”的必然逻辑。资本主义的灭亡因素蕴含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之中，他指出：“社会所拥有的生产力已经不能再促进资产阶级文明和资产阶级所有制关系的发展；相反，生产力已经强大到这种关系所不能适应的地步，它已经受到这种关系的阻碍；而它一着手克服这种障碍，就使整个资产阶级社会陷入混乱，就使资产阶级所有制的存在受到威胁。”[4]资产阶级创造了巨大的生产力，但是资本主义生产关系已经“不能再支配自己用法术呼唤出来的魔鬼了”[5]，资本主义制度本身所固有的生产的社会化与生产资料资本主义私人占有之间的矛盾无法得到解决，资产阶级克服危机的办法只能带来更广范围、更强程度的危机。同时，它生产着自身的掘墓人，“资产阶级不仅锻造了置自身于死地的武器；它还产生了将要运用这种武器的人——现代的工人，即无产者”[6]。雇佣劳动和工业化生产使分散的工人阶级的联合成为可能，工人阶级作为新兴生产力的代表推翻资本主义生产关系，以推动和促进生产力发展。因此，马克思从人类社会发展的根本矛盾运动中得出“资产阶级的灭亡和无产阶级的胜利同样是不可避免的”结论，即“资本主义必然灭亡、社会主义必然胜利”。
马克思“两个必然”思想在“三大社会形态”的划分理论中得到了进一步确证。19世纪50年代末，马克思以人类社会历史事实为依据，科学地说明了人类社会整体中个体的生存状态和历史发展过程，展望了人类全面解放的现实趋向。马克思指出：“人的依赖关系(起初完全是自然发生的)，是最初的社会形式，在这种形式下，人的生产能力只是在狭小的范围内和孤立的地点上发展着。以物的依赖性为基础的人的独立性，是第二大形式，在这种形式下，才形成普遍的社会物质变换、全面的关系、多方面的需要以及全面的能力的体系。建立在个人全面发展和他们共同的、社会的生产能力成为从属于他们的社会财富这一基础上的自由个性，是第三个阶段。第二个阶段为第三个阶段创造条件。”[7]人的发展是目的和手段的统一，人的发展与社会的发展保持一致性，社会向前发展的每一步都是人的发展扩大了的形式和丰富了的内容，人的自由全面发展的实现也就是社会主义取代资本主义的必然趋势。正如马克思所说，“人类始终只能提出自己能够解决的任务，因为只要仔细考察就可以发现，任务本身，只有在解决它的物质条件已经存在或者至少是在生成过程中的时候，才会产生”[8]。人的自由全面发展的实现要建立在资本主义所创造的历史性成就的基础上，资本主义发展使世界范围内的普遍交往和人的能力的全面提升成为可能，从而为人的自由全面发展创造条件，蕴含社会主义取代资本主义的必然逻辑，马克思才能够提出社会主义取代资本主义的历史任务。
(二)马克思“两个必然”的逻辑隐喻
在马克思主义哲学视野中，理论逻辑与实践逻辑有着必然的逻辑关联，但两者往往并不是平行线，理论逻辑折射实践逻辑，实践逻辑印证理论逻辑。
人类社会的演进从原始社会、奴隶社会，到封建社会、资本主义社会，进而迈向共产主义社会，这是马克思揭示的人类社会发展的一般趋势，是把握人类社会有机体发展演化的一般“图谱”，而不是人类社会(不管国家、历史、文化状况)发展的固定“公式”。这是因为，实际社会生活过程要比马克思“两个必然”的预言更生动、具体丰富。固然，从资本主义萌芽、资本原始积累、自由资本主义到垄断资本主义、帝国主义，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矛盾不断显现和激化，从而为社会主义革命创造条件，但马克思“两个必然”思想问世170多年来资本主义制度和社会主义制度斗争、博弈的复杂历史表明，社会主义代替资本主义的确是一个长期、复杂的历史过程。
值得注意的是，马克思对此早有先见之明。马克思晚年考察了人类社会发展历史，提出了东方社会跨越资本主义卡夫丁峡谷，直接进入社会主义的设想。马克思指出：“他一定要把我关于西欧资本主义起源的历史概述彻底变成一般发展道路的历史哲学理论，一切民族，不管它们所处的历史环境如何，都注定要走这条路……但是我要请他原谅。(他这样做，会给我过多的荣誉，同时也会给我过多的侮辱。)”[9]他通过对俄国土地制度的研究，认为俄国和东方落后国家存在直接向社会主义过渡的可能性。在这里，马克思着眼东方社会特殊的经济结构、文化传统等因素，预言东方社会可能走别样的发展道路。“正因为它和资本主义生产是同时存在的东西，所以它能够不经受资本主义生产的可怕的波折而占有它的一切积极的成果。”[10]马克思站在世界历史制高点，在东西方社会发展的历史比较中，科学把握人类社会发展的一般趋势和特殊道路选择，在学理上深刻地论证和明晰了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两种制度并存的客观必然性和现实可能性。
因此，从东方社会的发展道路来看，社会主义代替资本主义并不呈现出直接的线性关系，社会主义必然取代资本主义的长期过程中存在两者并存的阶段。两种社会形态的并存并没有改变“两个必然”的结论、趋势和规律，只是证明人类社会发展的规律和特征的复杂性。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两种形态的并存是现实，社会主义代替资本主义是将来。两种社会形态竞争和较量是暂时的，是在为“两个必然”积累条件，而“两个必然”则是绝对的，是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长期并存、斗争的必然结果。
二、世界社会制度的深刻变化
早在1962年，毛泽东就指出“从现在起，五十年内外到一百年内外，是世界上社会制度彻底变化的伟大时代，是一个翻天覆地的时代，是过去任何一个历史时代都不能比拟的。处在这样一个时代，我们必须准备进行同过去时代的斗争形式有着许多不同特点的伟大的斗争。”[11]如同毛泽东50多年前所预言，当代世界的社会制度状况发生了深刻变化。虽然资本主义社会基本矛盾没有变，资本主义制度本质没有变，帝国主义反动性、腐朽性没有变，但资本主义结构性矛盾、生产方式矛盾、阶级矛盾等确实发生了不同程度的变化。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意味着科学社会主义在21世纪的中国焕发出强大的生机活力。可以说，社会主义的生命力和优越性日益凸显，资本主义制度的矛盾和经济政治危机愈发加深。这一切表明，我们仍然处在马克思主义所指明的历史时代，马克思所揭示“资本主义必然灭亡、社会主义必然胜利”的科学结论没有过时。
（一）资本主义制度矛盾加剧
21世纪以来，资本主义生产的社会化随着经济全球化不断深入已经达到高级阶段，但是资本主义私有制的生产关系并没有改变，反而以全球垄断的形式大大增强，资本的积累和集聚程度更高。生产的社会化同资本主义私有制之间的矛盾更加激化。随着金融危机爆发，以美元为主导的资本主义金融霸权不断造成金融风暴和政局动荡，垄断资本主义国家之间争夺世界市场和能源、原料产地互不相让，彼此之间斗争不断。完全的自由化、市场化、私有化以及反公有制、反社会主义、反政府干预的新自由主义不仅没有挽救资本主义，反而造成“克隆”这一模式的一些国家经济衰退、政治动荡、社会不安。2008年美国次贷危机以及随后的欧债危机再次表明资本主义制度体系的根本矛盾没有得到克服。政治上的“三权分立”、选举中的“金钱民主”使西方政党利益往往凌驾于国家利益之上，政治腐败、国家治理效率低下。美国在世界范围内推行所谓“第三次”民主化浪潮，成绩乏善可陈。美国等西方国家在新冠疫情蔓延中的社会治理表现，再次暴露其制度和价值观腐朽的宿命。
（二）资本主义制度难以自救
尽管资本主义国家采取了一些缓解措施，但是没有超越资本主义制度本身。为了缓和矛盾，资本主义国家在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等领域采取了一些新举措。在生产力方面，通过国家调节减少生产的盲目性；在生产关系方面，通过让工人分享企业利润的办法瓦解工人对生产的抵制，在一定程度上模糊了劳资界限；在分配关系方面，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实行广泛的福利制度，保证劳动力再生产所需要的条件，调节社会资本扩大再生产的实现过程和周期过程。这些举措在一定程度上改善了劳动群众的生活状况，起到了缓和阶级矛盾的作用，但是这并没有从根本上改变资本主义制度的固有矛盾。每当危机爆发的时候，资本主义国家所建立的福利保障体系并没有解决劳动者的生活保障问题，失业率不断增加、大量雇佣劳动者生活陷入困境、贫富差距不断拉大，引发一系列社会问题。时至今日，经济总量世界第一的美国仍然存在大量的贫困人口，巨额财富掌握在少数富人手中。这种贫富差距、公平断裂，是资本主义制度本身作茧自缚，无法实现自救。
（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生机勃勃
20世纪末的苏联解体、东欧剧变使世界社会主义发展遭受了巨大挫折。当“共产主义溃败论”“历史终结论”“中国崩溃论”等甚嚣尘上时，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了新时代。中国共产党带领中国人民坚持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走出一条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道路，建立了符合中国国情的社会主义制度，创立和发展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丰富和发展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中国在如此短的时间内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经济实力、科技实力、国防实力、综合国力进入世界前列，中华民族的面貌发生了前所未有的变化，人民群众生活水平不断提高，幸福感、获得感、尊严感不断增强，城乡之间、区域之间、行业之间收入差距不断缩小，将在2020年底全面建成小康社会，表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更利于解放和发展生产力，更有利于集中力量办大事，更有利于缩小贫富差距，实现共同富裕。
三、马克思“两个必然”思想的创新发展
马克思“两个必然”思想揭示了人类社会演进的根本趋势。习近平关于“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理念深刻把握了“两个必然”的理论和实践逻辑，回应了马克思“两个必然”历史过程中，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两种社会制度如何合作与斗争、现代世界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时代课题，为解决人类社会发展难题提供了根本思路，丰富和完善了马克思“两个必然”的思想理论。
（一）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回应“两个必然”实现过程中的世界难题
“两个必然”的实践逻辑提出了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并存的历史课题，这种“并存”不仅是时间和空间意义上的并存，更是生存和发展意义上的并存。“两个必然”的理论视野是世界历史，价值追求是人的自由全面发展，立足点是人类社会，因此，要超越意识形态分歧，关注人类的前途命运，为推进人类社会发展贡献智慧。特别是在经济全球化的时代，自然灾害、金融危机、恐怖主义、环境污染、新冠疫情等的全球蔓延已经表明，无论是在经济、政治、文化等一些传统安全领域，还是在生态、信息、社会等非传统安全领域，安全问题都已经成为威胁人类生存和发展的关键问题。没有哪个国家能够脱离世界的安全而维护自身的安全，没有哪个国家的安全能够建立在其他国家不安全的基础之上。无论是资本主义还是社会主义，都在人类社会共同体中面临着相同的历史境遇。衡量一个国家在国际社会中的地位和作用，首先看这个国家自身取得了多大的发展，还应该看它给国际社会（其他国家）提供了哪些帮助，在解决人类所面临的共同挑战和难题方面作出了哪些贡献。解决人类所面临的共同问题，每个国家，无论大小，每种文明，无论中西，都可以提供自己的方案。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主张各国在发展的同时承担相应的责任，作为大国，意味着对地区和世界和平与发展的更大责任，而不是对地区和国际事务形成更大垄断。“中国发展绝不以牺牲别国利益为代价，我们绝不做损人利己、以邻为壑的事情，将坚定不移做和平发展的实践者、共同发展的推动者、多边贸易体制的维护者、全球经济治理的参与者。”［12］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旨在为人类社会的发展作出贡献，造福世界人民，通过共商共建共享，提升全球发展的可持续性、公平性、普惠性。中国将自身的前途命运和世界的前途命运紧密联系在一起，为中国人民与世界其他国家和地区人民美好梦想互融互通提供纽带和桥梁，为世界发展和人类的未来指明了正确方向。
（二）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提供社会主义同资本主义合作共赢新哲学
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两种制度的差异是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思维底线”，人类命运共同体没有也不可能消解两种制度的对立和斗争，但是从人类社会发展的整体趋势来看，它推动了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的矛盾运动，以“团结—斗争—团结”的思路，从团结、和平的愿望出发，经过各种形式的斗争，达到新的团结与和平。21世纪以来，世界发生了复杂而深刻的变化。一大批新兴市场国家和发展中国家走上发展的快车道，多个发展中心在世界各地区形成、国际力量继续朝着有利于世界和平与发展的方向发展。和平和发展仍然是时代的主题，世界各国面临大有作为的重大战略机遇期。但是，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的对立和矛盾仍然存在，资本主义国家一刻也没有放松对社会主义国家的分化、西化。这场没有硝烟的战争始终没有停止，一些资本主义国家不断通过新闻、电影、电视等方式无形地推行其政治观点和思想价值观念，对其他国家、地区实行潜移默化的影响。各国在融入经济全球化发展的过程中，既要积极融入世界经济体系，又要保持自身的独立性，不受资本主义世界经济体系的控制，既要联合又要斗争，以主动的姿态迎接经济全球化发展，在矛盾冲突中寻求共同发展的可能性，以斗争求团结。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就是对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斗争与合作关系的深刻把握。在人类命运共同体的矛盾统一体当中，既存在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两种制度合作的同一性，也存在两种制度竞争的斗争性。在构成矛盾统一体双方的相互斗争中，社会主义经过较长时间的不断发展壮大，战胜乃至最终取代资本主义，实现人类社会由低级阶段向高级阶段的演进。
（三）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开启世界文明交流互鉴新纪元
“两个必然”的实现蕴含着人类文明的繁荣发展。无论是资本主义文明，还是社会主义文明，都是人类文明的重要组成部分，但是资本主义文明的本质特征和属性决定了其对待其他文明的态度是排斥、贬低、压制。马克思曾指出：“当文明一开始的时候，生产就开始建立在级别、等级和阶级的对抗上，最后建立在积累的劳动和直接的劳动的对抗上。没有对抗就没有进步。这是文明直到今天所遵循的规律。”［13］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创造了巨大的物质财富，推动人类文明快速发展，但是资本主义“每个毛孔都滴着血和肮脏的东西”，伴随着资本逻辑体系在世界范围内不断加强和巩固，形成的是不平等不合理的国际殖民体系。对内剥削、压迫，对外掠夺、扩张，建立海外殖民甚至发动侵略战争抢夺势力范围，资本主义文明建立在残酷的对抗基础之上。与此相反，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则是一条追求人类文明发展的和平之路，开辟了人类文明和谐共存的时代。中国的发展没有建立在对他国的侵略和扩张基础之上，发展起来的中国仍然是维护世界和平和发展的坚定力量。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我国将始终做世界和平的建设者、全球发展的贡献者、国际秩序的维护者。人类命运共同体主张平等的国际权利观，建立平等相待、互商互谅的伙伴关系。政治上平等互信就是要摒弃制度模式的偏见、超越意识形态的藩篱，彼此信任、致力于合作共赢，创造共有、共享、共赢的世界。每个国家的历史传统、文化积淀、基本国情不同，其发展道路必然有自己的特色。每个民族国家基于自身的文化传统、历史传统、现实状况所进行的制度探索都是人类文明的重要组成部分，都为繁荣人类文明发展作出了自身的贡献，不应该被磨灭、被干涉、被压制。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题中应有之义，既是具有中国特色、中国气派、中国风格的“中国话语”，也是开启人类文明新纪元的“世界话语”，通过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让世界人民“命运相连，休戚与共”，求同存异、聚同化异，开创了大道之行、天下为公、世界大同的人类新文明。
综上分析，习近平关于“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理念与马克思“两个必然”思想并不矛盾。人类命运共同体并不等于两种社会制度差异消失，人类命运共同体不等于社会制度共同体。如果我们把马克思的“两个必然”当作人类创造自己历史的伟大实践活动来理解，那么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就是对“两个必然”的高度理论自觉和实践自觉，是“两个必然”演进过程中的必经阶段和必然环节。我们既尊重资本主义的发展成就和历史创造，又发挥社会主义制度在探索人类社会发展道路中的创造性和优越性，推动人类社会向善、向前、向更文明的方向发展。
参考文献：
（作者：田鹏颖，东北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院长、教授，中国历史唯物主义学会常务理事，中国社会科学院国家文化安全与意识形态建设研究中心常务理事；来源：《理论与评论》2020年4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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