侯惠勤：惠泽秋兰德焯勤

 侯惠勤老师1975年本科毕业于华南师范大学政教系，1981年研究生毕业于南京大学哲学系，1988年晋升为副教授，1993年晋升为教授，1996年担任博士生导师。曾任南京大学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中心主任，校务委员会委员；2005－2012年任中国社会科学院马克思主义研究院党委书记、副院长，2013年起任中国社科院国家文化安全与意识形态研究中心主任；2013－2016任安徽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院长，2017年起任中国社科院大学特聘讲席教授。

 2014年6月，成立8年来的马克思主义学部，第一次产生了一位进行公示学部委员正式候选人（也是当时中国社科院六大学部仅有的六位正式候选人之一）。尽管由于一些意想不到的情况，他未能顺利当选。但他的学术成果和学术影响力却不仅没有因此而褪色，反而绽放出更加绚丽的光芒。在2009年、2012年连续获得国家社科基金重大课题和重大委托课题后，于2015年、2018年又接受了中央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和建设工程、国家社科基金的两项重大委托课题（编号：2015MZD048；18VBN034）。在中宣部主持的中央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和建设工程的46种重点教材中，他作为第一首席专家主持了《马克思恩格斯列宁哲学经典著作导读》，作为唯一的首席专家主持了全国博士生唯一必修的公共思想政治理论课教材《中国马克思主义与当代》。出版了《马克思的意识形态批判与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论》《新中国意识形态史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理论创新30年（1978--2008）》《国外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研究著作评析》《马克思恩格斯列宁论意识形态》《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历史和现状》《正确世界观人生观的磨砺》《冲突与整合：如何认识我国社会主义改革开放实践过程对人们思想的影响》以及《侯惠勤自选集》等十多部著作，在意识形态研究方面形成了系列、权威、全面和前沿的成果，被公认为我国意识形态研究的领军人物。

 睿智的哲学省思与执着的学术研究背后，是他对马克思主义坚定而深沉的信仰。用信仰成就大写的人生，用信仰书写时代的华章，这是侯惠勤老师为学、为人的作风与操守。时代需要思想，时代也敬重思想者。侯惠勤老师曾受邀为2015年纪念抗日战争胜利70周年大阅兵的观礼嘉宾，以及2016年中共中央、国务院春节团拜会的嘉宾。

 侯惠勤老师1975年毕业于华南师范大学政教系毕业后，开始在一线从事马克思主义理论教育教学，至今已从教46年，积累了丰富的教学经验。在南京大学任教期间，曾被评为南大首届“教学名师”。调动到中国社会科学院后，长期担任“马克思主义发展史”重点学科带头人。

 从教46年来，侯惠勤老师始终坚持“用学术讲政治”，以透彻的学理分析回应学生，以彻底的思想理论说服学生，用真理的强大力量引导学生。始终坚持站立授课，洋洋洒洒手写板书，不刻板地依赖多媒体课件；即便今天青丝染霜，也依然坚持几十年来的授课习惯。侯惠勤老师授课“有理”“有料”“有味”，不仅让学生折服其理论功底的深厚和学术洞察的深邃，而且在全国学界、思想教育领域都具有重大影响力。

 对于教师而言，讲台就是舞台。任何一场威武雄壮的剧，都是智慧和勤勉的结晶。侯惠勤老师在从教路上始终秉持的治学理念是：知信相长、文为心声；注重源头、立足当代；虚实相兼、学用结合；博采众长，独树一帜。第一层意思指治学的态度，要把做学问和做人、求知求真和信仰信念统一起来，所说所著要表达自己的真实思想；第二层意思指治学的内容，要从自己的专业特点出发，面对今天的时代问题，注重从马克思恩格斯所完成的哲学变革及其当代价值上加以阐明；第三层意思指治学的方法，力争做学问要有深邃的目光、宏观的视野，同时要做得细致踏实，能够真正解决问题，收到厘清思想、释疑解惑的功效；第四层意思指治学的根基，要不断充实自己的学术积累、开拓学术视野，“只有了解人类创造的一切财富以丰富自己的头脑，才能成为共产主义者”，同时要努力形成自己的特色和风格，只有富于创造性的研究才能无愧于马克思主义理论工作者的使命。

侯惠勤教授（右一）和日共原总书记不破哲三合影

 侯惠勤老师的理论研究正统而不僵化，旗帜鲜明而不空洞无物，联系实际而不就事论事，极具时代气息和思想魅力。他的研究特色在于，对人们所公认的马克思主义理论特点进行深层次的追问，以求学理上的深度发掘。人们都熟知马克思主义哲学区别于其它哲学的地方在于：“哲学家们只是用不同的方式解释世界，而问题在于改变世界。”但问题是，其它哲学就只满足于解释世界吗？而作为哲学，解释世界本身是否就在改变世界呢？这就需要在学理上深入研究和阐发。

 侯惠勤老师坚决否定了这些年流行的、把认识世界和改变世界对立起来的所谓“实践哲学转向”，坚持辩证唯物主义世界观方法论，充分阐明了改变世界必须以正确认识世界为前提，以发现改变世界的社会实践力量为基础。围绕此问题，他发表了《马克思的哲学变革和我们的哲学坚守》《危险的误导：卢卡奇的<历史与阶级意识>何以被捧为理论创新的典范》等系列成果，正本清源，捍卫马克思主义哲学世界观的正统性。在这一基础上，深入揭示了马克思主义作为改变世界的哲学所具有的“理论的内在紧张”特质，概括出科学和意识形态、工人阶级及其阶级意识、历史和逻辑、个人和社会、理论和实践五大“内在紧张”关系，进而得出结论：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既不是单纯的方法，也不是现成的结论，而是对一系列基本理论关系的具体的、历史的阐发。其系列的意识形态研究专著就是围绕着这一思路展开。

 侯惠勤老师还坚持从学界、思想理论界长期争论的重大问题中寻找学术突破口，努力形成既服务于现实又较为前沿的理论研究方向。长期以来，马克思主义作为科学和作为意识形态的关系争论已久。那时似乎有一种定论，即马克思是否定意识形态的，将其视为“虚假的观念”，因此科学与意识形态根本对立，不能统一。这一倾向成为日渐流行的“非意识形态化”思潮的所谓“马克思学”依据，并制造了马克思和列宁在意识形态问题上的所谓对立。这一问题不仅关系到马克思主义在意识形态领域的话语权，而且关系到构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哲学社会科学学科体系、学术体系和话语体系。侯惠勤老师抓住这一重大争论展开深入研究，明确了马克思所说的“虚假的观念”，是指统治思想和统治阶级的分离，其实质是剥削阶级阶级意识的阶段性特征。因此，意识形态并不注定就是“虚假的观念”，即便是剥削阶级的阶级意识，在其作为革命阶级的时候，也不是虚假的观念。而以工人阶级的阶级意识为基础的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就可以把意识形态和科学统一起来。在此基础上，他出版了《马克思的意识形态批判与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论》《新中国意识形态史论》《冲突与整合》等系列专著，发表了关于马克思主义学术话语权的系列论文，站到了我国意识形态理论研究前沿。特别是70多万字的专著《马克思的意识形态批判与当代中国》有理有据回应了国内外一些人对于我国主流意识形态的种种歪曲和责难，廓清国内外一些人在意识形态问题上散布层层迷雾，正本清源地系统阐明了马克思主义的意识形态理论，为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坚持和发展马克思主义的党性原则、建构当代中国的富有活力的意识形态阵地提供有力的理论支撑，不仅是一部深入辨析和系统阐明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理论的精品力作，更是众多意识形态研究者选定的必读、必备的权威参考书。

 从实践中的重大思想争论中寻找理论服务于现实的结合点，发挥马克思主义理论的释疑解惑作用，是侯惠勤老师的又一治学风格。理论研究服务于现实，最为根本的是给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以学理上的支撑，关键是说明其创新性和继承性的关系。如果只讲创新、不讲继承，那就是改旗易帜；如果只讲继承、不讲创新，那就是僵化教条。批判抵制西化和僵化的思想偏向，并通过学理上的阐发努力与错误思潮划界，达到释疑解惑，才是真正的理论创新。侯教授在《人民日报》《求是》《光明日报》等发表了许多有分量的重磅文章，尤其是批判“普世价值”的文章产生了重大的社会影响，获得了学界广泛好评。

侯惠勤教授（右一）和美国波士顿大学教授、科学哲学大师罗伯特·科恩合影

 侯惠勤老师从教46年来，在人才培养方面积累了宝贵的经验，培养出了很多优秀的人才。侯老师门下的博士生、博士后、高级访问学者已经超过一百名。其中包括长江学者、中央实施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和建设工程专家组成员、中宣部“四个一批”人才、国家社科基金评委、地方高校马克思主义学院党委书记、院长等马克思主义理论学科领军人才。

 侯老师从领导岗位退下来后，虽然接受了上海交大等多所高校的兼职教授，但谢绝了所有的实职高薪聘任，始终坚守中国社科院的马克思主义理论阵地，戏称自己是“卖艺不卖身”。他致力于国家重大委托课题研究和马克思主义理论骨干博士人才培养，受邀为中共中央纪委、中央办公厅、中央组织部、中央统战部等部委及一些省区市党委中心组学习辅导。所有的重大成果及重要问题的发声，都冠以中国社科院的名义。2017年中国社科院大学创办，他欣然接受了特聘讲席教授的聘任，并兼任马克思主义学院的学术委员会主任。无论培养博士、硕士，还是培养本科生，侯老师从来都亲力亲为、关爱有加。近些年，他不辞劳苦给本科生讲授《马克思主义哲学》课程，并已经指导了四届共15名本科生，其授课和师德在学生中深受欢迎。

 侯老师多年培养研究生的经验表明，对于马克思主义理论学科的学生来讲，根本问题是理论方向和学风问题。其中一个重要的考察，就是看其能否静下心来研读马列原著、真正走进经典之中，把握马克思主义的思想精髓，掌握科学的思想方法，回应现实发展中的重大理论挑战。这不仅是决定该学生在今后理论研究道路上能够走多远的根本因素，也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了马克思主义理论学科的办学方向。侯老师多次强调，读经典著作不仅是个如何读书的问题，还是一个如何对待马克思主义的根本态度问题；不仅是个读书做学问的问题，还是一个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砥砺和升华的过程。因此，侯老师非常重视抓学生研读经典，而且总结了四点宝贵经验：

 第一，研读经典要把握好理论方向，偏离方向则开卷无益。

 侯老师总是强调，历史的发展是有方向的，研读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首先也有一个辨识和坚持理论方向的问题。马克思主义最鲜明的特点就是，揭示了客观世界尤其是人类社会的发展是“一个自然历史过程”，从而开辟了人类认识的新的思想领域，如同柏拉图开辟了纯哲学、弗洛伊德开辟了潜意识领域一样。读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就要深刻体悟历史发展规律、明辨社会发展潮流、树立坚定正确的政治方向。

 一般来说，品读经典、领悟经典的最大障碍，不是来自于马克思主义理论自身的艰深晦涩、曲高和寡，而是来自于各种不健康的心态，包括走“捷径”的功利心态、炫耀卖弄的猎奇心态以及孤芳自赏的自满心态等。这些不健康的心态一经错误社会思潮诱导，就会形成背离马克思主义理论品格的不良学风，成为走进经典的拦路虎、绊脚石。

 近些年来，对马克思主义的最大误读，不是公然否定、摒弃马克思主义并将其边缘化，而是打着“还原马克思”的旗号，将作为革命家的马克思和作为学者、思想家的马克思割裂开，将作为工人阶级意识形态的马克思主义和作为人类思想宝库的马克思主义加以撇清，把马克思“还原”为自由主义、个人主义的自由知识分子。以此来研读经典，最终的结果只能是，把观照历史和现实的马克思主义降格为脱离社会、脱离实际、脱离人民大众生活的抽象思辨，把原本有情怀、有温度的马克思主义研究蜕变成为狭小学术圈子的“诸神狂欢”或自娱自乐或者精致的个人主义的摇篮。

 受这种不良倾向的误导，马克思主义理论学科的一些研究生偏离品读经典的正途，“躲进小楼成一统”，陷入抽象的思辨之乐，陶醉于空洞的话语狂欢。离开革命性思想去谈论马克思，看似可以很绅士地炫耀自己的儒雅和博学，貌似是在坚持“为学术而学术”的真诚和纯粹，却无法读懂马克思、对话马克思。其结果是对经典著作的解读高高在上，对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的解释不着边际，在把马克思主义推向纯粹学院式神秘殿堂的同时，也使得人民群众对马克思主义望而生畏、甚至厌恶反感。

 我们不妨来看一位非马克思主义者——海尔布隆纳对马克思主义的认识和评价。“马克思主义是革命性变革的一大力量，可以振奋世界上受压迫的人，这些内生的马克思主义目标使接触它的所有人都两极分化了——要么赞成它，要么反对它。”研究马克思主义不可能没有政治立场，不可能走非意识形态化的纯学术道路，这是海尔布隆纳的深刻之处，也给我们研读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提出了重要警示。

 对于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的思想内涵、价值取向、社会影响和历史地位等，客观上存在多种解读，但并不是说任何有根据的解读都是等价的，也并不是说任何解读都可以自我注解、没有一个客观的评价尺度。任何以“纯学术”、非意识形态化的倾向解读马克思主义，都是解构马克思主义理论生命力的“癌细胞”，无情地蚕食着马克思主义理论联系实际的常青树。

 经典之所以为经典，根本的在于其能够正确反映社会历史发展的客观规律，能够满足人类社会实践的需要，能够以理论的彻底性代表人民的根本利益并掌握群众。自觉地服务于人民群众的生产生活实践，让马克思主义在百姓烟火中绽放真理光芒，是读马列经典的内在要求，在这方面没有任何闭门读书的“清高”可炫耀。

 第二，研读经典需要经历艰苦的过程，投机取巧必将误入歧途。

 侯老师经常告诫学生，真理是朴素的，但通往真理的道路往往是崎岖的。他还以王国维《人间词话》中的读书三境界来勉励学生，第一重境界是“昨夜西风凋碧树。独上高楼，望尽天涯路。”第二重境界是“衣带渐宽终不悔，为伊消得人憔悴。”第三重境界是“众里寻他千百度，蓦然回首，那人却在，灯火阑珊处。”读马列经典要做好“不经一番寒彻骨，怎得梅花扑鼻香”的心理准备。一些不愿付出艰苦努力的人容易形成一种恶性循环，即越读不懂就越没兴趣，而越没兴趣就越读不进去。流于浅表的经典解读也会造成两种后果：一是把马克思主义庸俗化，美其名曰“真理总是简单的”；另一是把马克思主义另类化，并且冠之以“创新”“求变”的美誉。两种后果殊途同归，都只能是自欺欺人。

 读好经典著作为什么难?首先难在阅读本身也是探索和追求真理的过程。品读经典虽然不能等同于理论原创，但也是一个提升认知、砥砺意志、升华精神的过程。当我们说真理是简单的，指的是获得真理性认知后的思想表述是简单的，也就是“大道至简”的道理，但这决不能成为学习者投机取巧的借口。对于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和学习而言，下苦功，出大力，拼死劲是读好经典的前提，舍此则别无他途。读经典著作之所以难，不仅在于要读懂单篇著作的思想内涵，而且要把它们放到马克思主义发展史中去把握，放到当时的历史背景中去理解，并且与在社会实践中丰富和发展的马克思主义基本理论联系起来解读，唯此才能真正读懂马克思。

 读懂经典著作，文本固然重要，但文本终究也只是马克思主义的“副本”。要真正全面把握马克思主义的精神实质，需要“副本”，更需要“正本”。所谓“正本”，即社会历史及其客观规律。经典著作即文本是“正本”的形式，但正因为文本是形式，所以也就存在遮蔽内容的可能性。以某种原则或价值而不以社会历史为出发点的文本研究，很容易陷入纯粹的思辨演绎和抽象的概念游戏。为此，必须把经典著作视为通往“正本”的桥梁，借助文本可以达到对马克思主义的科学理解，同时桥梁又不是“彼岸”，不能徘徊漫步在桥上。

 对经典著作的考据学阐释只能解决文本的真实性问题，而不能解决历史的真实性问题。所以，文本研究既要深入文本，实现对经典著作的科学解读，又要能够从文本中走得出来，达到对“正本”的科学认识。正因为如此，读马列经典著作的艰苦，不仅在于获取知识和文字功夫上，而且还在思想方法和情感认同上，是正确世界观的砥砺与修行。

 第三，研读经典要达到真理性认知，离开科学性必然价值混乱。

 尽管马克思主义的价值具有多元性，但其基本价值乃是科学性。科学性的根基是唯物主义，只有确立世界的客观物质性，科学的认识才是可能的，客观真理才得以确立。侯老师提出，奠立世界客观物质性的困难在社会历史领域，因为这是一个由人们的利益、意志、情感等主观性支配、被唯心主义长期垄断的世界，因而历史唯物主义是马克思的第一大发现，不以人的主观意志为转移的客观真理性认识第一次支配了社会历史领域。显然，研读经典著作必须紧紧抓住经典作家是如何在唯物论基础上不断推进复杂研究对象的真理性认识的。

 在研读马克思从唯心主义向唯物主义转变的过程中，对研读者而言，需要经历从主观式的阅读理解转向为科学真理式的学习研究。侯老师着重强调，坚持辩证唯物论，反对各种唯心论，既是马克思主义的基础，也是研读经典著作的基础。这就需要我们坚持划清阅读中的唯物论和唯心论的界限。我们决不能按照西方解释学的方式，用语言去消解存在和意识的界限，并通过“理解”去消解客观性和主观性的界限。不能把任何解读都看作是一种“理解”，把马克思主义文本所蕴含的真理或意义视为在理解者和文本之间所构建的一种理论图景。

 在侯老师看来，对马克思著作要进行科学的解读，主要应处理好四大关系。首先，文本和历史的关系。毫无疑问，文本解释要注重文化背景尤其是特定的语境，但不能以此取代历史和时代环境。它不仅包括意指文化环境和语言环境的语境，更重要的是包括由生产方式所决定的历史趋势、由经济基础所决定的社会利益格局以及由社会交往所决定的生存方式等在内的大环境。其次，矛盾与范畴的关系。在马克思文本研究中要注意处理文本范畴和其揭示的历史现实的矛盾。范畴是对客观世界普遍关系的反映，唯物辩证法的范畴是对客观事物之间最普遍矛盾关系的概括和反映。它的内容是现实的，外在形式是主观的。现实矛盾是思想的源泉，文本范畴是对于矛盾的观念把握，其鲜活的本性来自现实的矛盾性。再次，主题和话语的关系。主题是特定时代和具体历史阶段提出的主要任务、展现的主要矛盾和面临的主要挑战，因而其决定了天下大势、人心向背。主题是任何国家、民族、政党和个人都无法逃避、必须正视的问题。对时代主题回应与否和回应的程度决定了一个国家、政党和个人在历史上的地位，也决定了其所拥有的话语权。主题本身决定着话语权，能否把握时代主题也决定话语权掌控与否的问题。离开特定的时代主题去谈论话语权，就会把话语权神秘化、抽象化，使其成为一个无法说清楚，无法把握掌控的玄学问题。最后，词句和精神实质的关系。精神实质体现了基本原理、基本思想和基本观点，因而是连贯、完整且深刻的，而词句的“能指”和“所指”虽然从一定的侧面都表达精神实质，但不能与之直接等同。任何精神实质都要通过词句来表达，只有透过词句才能抓住精神实质。然而如果只停留在词句，甚至否认超越词句的精神实质的存在，那就必然会肢解马克思，当然不会产生真正有价值的成果。

 第四，研读经典要注重实际成效，理论联系实际是首要标准。

 侯老师多次强调，研读马列经典和所有的马克思主义研究一样，要注重实际成效。他指出在这方面主要有三个努力方向：一是结合新的历史条件对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和方法论进行新的阐发；二是结合新的历史实践进行新的理论概括，上升到马克思主义知识体系和规律性的认识；三是结合历史和人类文明发展的趋势提出新问题，努力从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出发解决问题。概括起来，就是要理论联系实际。

 通过研读经典著作，掌握马克思主义理论的精髓，其目的是指导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实践，当然要贯彻“理论与实践相结合”。但是首先要对这一重大原则有正确的认识，才能更好地落实在读书的成效上。必须明确的是，理论与实践既然作为矛盾关系，就必然既相互依赖、相互转化，又相互对立、相互排斥。之所以要提出这个前提性认识，是因为现在存在着两种普遍的认识偏向。一是只认为理论依赖于实践，而不承认实践对于理论的依赖性；另一是认为理论和实践只有一致性而没有相互对立和排斥。这两种偏向支撑了当下轻视理论、崇尚盲目实践(即经验论和自发性)的倾向。因此，倡导“理论和实践相结合”，并不是单纯要求理论迎合现实，而是真正发挥理论的作用为现实服务。没有这样一个前提，就谈不上两者的结合问题。

 事实上，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在强调实践的基础性地位时，从来未曾否认过实践对于理论的依赖。进一步说，人们之所以容易忽视实践对于科学理论的依赖性，在于没有真正弄懂科学理论所具有的独特作用。具体来讲，科学理论所不可替代的独特作用概括起来至少有两个方面。一是科学理论所具有的前瞻性、预见性，使它能够成为凝聚人心、团结队伍的力量源泉，成为自觉的实践活动不可或缺的思想指导。二是科学理论所具有的全面性、普遍性，使之能够成为对感性经验进行鉴别取舍、提炼加工的思想工具，成为把局部实践上升为规律性认识并转化为普遍性实践的唯一方式。正因为如此，理论就不仅能够反映实践的需求，而且能够通过创新实践去满足这种需求。可见，自发的实践可以不依赖于理论，而自觉的实践则必然依赖于理论；重复性实践可以不依赖于理论，而创新性实践则断然离不开理论的指导。所有的理论都无例外地依赖于实践，而并非所有的实践都依赖于科学理论，从这一点来看，理论和实践的相互依赖是不对等的；但在理论和实践共存的范围内，两者的相互依赖同样是毋庸置疑的。

 与此相反，那种认为理论和实践只有一致性而没有冲突性的认识偏向，其结果不是促使理论和实践相结合，而是以僵死的“同一”取代了矛盾的统一，即以单方面的依从代替了相互作用。现在我们可以看到，“理论与实践相结合”这个难题不仅存在于实践中，而且从理论上看也不易解决。主要有三方面的原因：一是理论和实践在现实依托上的差异；二是理论和实践在价值取向上的差异；三是理论和实践在主体依托上的差异。

 总体而言，实践和理论矛盾关系的难题告诉我们在运用“理论与实践相结合”的方法读经典著作时，既需要我们持续走进经典著作，把握马克思主义的理论逻辑，充分认识科学理论对于社会实践的指导和引领作用，又需要我们深入把握客观世界的历史规律，把握不断变化的社会实践的内在矛盾与需要，把科学理论真正贯彻到实践之中，实现可持续的理论逻辑和历史逻辑、改造客观世界和改造主观世界的双向互动、良性发展。

 榜样是“行走的哲学”。侯老师不仅为学生们树立了最好的榜样，还培养了一支优秀的意识形态研究队伍。他培养的博士、博士后大都在高校、党政部门和企业从事意识形态工作，当今我国意识形态研究领域的优秀中青年学者大部分都接受过他的言传身教，并且大都继承了他的研究风格，形成了堪称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理论研究的“侯派”。

上海交通大学党委常委、副校长徐学敏为侯惠勤教授（右一）颁发兼职教授聘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