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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者按：网络无政府主义是当前对我国意识形态安全威胁较大的网络社会思潮，其信奉者通过发布有害信息、制造非主流意识形态舆论、煽动群体性事件、抵制网络监管等方式对我国意识形态安全形成直接冲击，同时也助长了资产阶级自由化、历史虚无主义、网络民粹主义、封建残余意识等错误思想对我国意识形态安全产生间接危害。长此以往，将导致人们对我们党产生疏离感，加深对主流意识形态的偏见，固化对政治权威的逆意思维，阻碍人们对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认同。为此，应从民生建设、基层民主建设、思想教育和法治建设等方面系统施策，综合治理网络无政府主义，筑牢网络意识形态安全防线。
国家意识形态安全是指主权国家的意识形态不受其内部或外部敌对势力的侵蚀、破坏、消解和颠覆，从而确保主权国家的国民对本国政权具有高度的政治认同，以及该主权国家在国际上享有相对统一的合法性认同。客观而言，“今天我国意识形态建设面临的严峻形势就在于我国改革开放的伟大成就，未能充分有效地转化为对于社会主义的认同”[1]。当前，我国维护意识形态安全的任务仍十分艰巨，网络无政府主义是一种阻碍社会成员对政权政治认同的网络社会思潮，它“是一种以网络空间为基础生成、发展和传播的社会思潮，它继承了传统无政府主义的思想内核，认为凡是具有等级意义的权威集团或个人，都会对以言论自由为代表的个人自由产生巨大的危害，因此毫无存在的必要”[2]。网络无政府主义借助经济全球化、信息化浪潮给我国意识形态安全带来一系列严重的威胁和破坏，如果任由其传播，不仅会削弱人们对我国国家政权的政治认同，也会在国际上对我国国家形象造成负面影响，从而威胁我国意识形态安全。
随着互联网的出现，社会意识形态领域发生了明显变化，网络无政府主义的泛滥就是其中之一。正如马克思恩格斯所言：“意识一开始就是社会的产物，而且只要人们存在着，它就仍然是这种产物。”[3]网络无政府主义的出现有着深刻的社会原因，主要表现如下。 其一，互联网的技术结构及其特殊性是网络无政府主义产生的物质基础。互联网没有传统星型结构的中央控制中心，而是一种分布式结构，所有子网在地位上是平等的。这种非中心性，使得网络监管的难度极大，它冲击着传统中央等级式的集权组织结构，也为无政府主义的滋生提供了技术土壤。其二，传统无政府主义在网络时代的复归是网络无政府主义生成的历史文化根源。无政府主义思想具有深厚的生发土壤，并在长期的历史积淀中形成一种思想文化传统。文化传统总是会在合适的条件下不断展现自身对人们思维和行为的强大影响力，网络无政府主义就是无政府主义传统在网络时代的一种体现。其三，后现代主义的催化是网络无政府主义产生的时代文化条件。网络无政府主义属于网络文化的一部分，而网络文化受到了20世纪60年代以来“后现代主义”文化运动的直接影响。后现代主义的核心观念就是反传统、反权威的无本观念，它使得当代西方在思想文化领域陷入了前所未有的无政府状态。因此，很多网络文化先驱都怀有无政府主义情结，并影响到当下。其四，网络无政府主义是网络政治迅猛发展的伴生物。多年来，网络政治的发展客观上加速了金字塔式的集权等级制权力结构的瓦解，但是由于互联网自身的开放性、虚拟性和隐蔽性，使得对其的有效监管非常困难，任何人随时随地都可能在网上发布自己的政治立场和见解，这极易引发个人主义和自由主义的滋生，造成公民政治参与的不规范性和一定程度的无政府状态。同时，这也给网络无政府主义提供了更大的生长空间。其五，特定社会心理因素诱发网络无政府主义的滋长。这些社会心理因素主要包括社会规范学习中的逆反心理和阶层分化中形成的下层反抗心理：前者强调自我支配、自我控制、不受外来约束，从而表现出强烈的对他者的不遵从或抗拒逆反心理；后者则体现为社会分层中，相对处于中下层的人群易对身居高位的政治权威和精英产生一种反感和抵触情绪。这些因素都容易引发网络无政府主义，并在网络这个社会思潮的集散地和扩音器中释放能量。
网络无政府主义的信奉者把我国的政治权威歪曲为破坏自由和导致社会不公的根源而加以彻底否定，同时抵制主流意识形态的传播，破坏政府对网络的监管，造成网络空间中的无政府状态，进而引发现实中的无政府主义行动。具体而言，我们可以从攻击对象和攻击方式来分析。 近年来，一些人通过各种方式在网络上不断挑战我国政府的权威性，甚至上升到否定政府存在的合法性，并意图瓦解民众对国家的认同。例如，一些人在其网络言论中刻意使用和强调“天朝”一词，用这种在特殊历史语境中含有讽刺意味的词汇来指代当代中国政府。从意识形态操纵的角度来看，“天朝”一词反复出现会勾起人们的历史记忆，无形中诱导人们将存在于想象中的昏庸、腐朽、没落的封建王朝形象与现实中的中国政府画上等号，“这样就使一切论据和结论的真实意义顿失，而旁观者则因思路迷乱，被迫接受操纵者强加的结论”[4]。“天朝”一词的使用，表面上是偷换概念，实则是忽视和否定新中国与旧社会之间的本质区别，抹杀新中国成立以来尤其是改革开放以来所取得的成就，进而对人们“四个自信”的树立形成冲击。 在网络舆论场中时不时会出现一些煽动群众与党对立的言论，尤其是一些“意见领袖”从不同角度对党和国家的各项政策进行否定，在其追随者中掀起一种盲目的、不加分析的与党和国家对抗的狂热情绪，而其自身则摆出一副“不畏强权的斗士”的姿态。同时，网络上也有不少挑战马克思主义指导地位的言论。一个典型的说法就认为，马克思主义是从西方传入我国的，不是中国本土产生的理论，因此就没有资格作为中国的指导思想。这些言论乍看起来与新儒家的态度异曲同工，但其实并没有任何学理上的系统分析，呈现出的只是碎片化、肤浅化、庸俗化的分析，其发布者既没有了解近代以来先进的中国人在救亡图存的反复实践中，最终将马克思主义引入中国的来龙去脉，也没有看到中国共产党孜孜不倦推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努力和成果，更拒绝承认马克思主义作为指导思想的重大价值。这些言论的发布者只是作为一种反政治权威的搅局者而存在。 网络无政府主义诱导人们将主流意识形态教育作为国家压制人们思想自由的表现，而加以拒斥。例如，一些人对官方媒体本能地怀有排斥和否定的态度，凡是官方媒体声音就拒斥、反对，为拒斥而拒斥，为反对而反对。阿尔都塞曾提出官方媒体属于与“镇压性国家机器”相区别的“意识形态国家机器”[5]，具有传播主流意识形态的职能。在媒体影响力日盛的当代，官方媒体的话语权掌握状况与意识形态安全的联系日益紧密。网络无政府主义者在此情况下不断对官方媒体发起攻击。不少网站只要是转发官方媒体的文章或视频，无一例外地都会遭到一些人在评论区中的完全否定。这种声音在局部甚至形成了“众口铄金，积毁销骨”的态势，通过抹黑官方媒体，从而削弱政府公信力，并最终对主流意识形态的传播产生釜底抽薪的负面影响。
这是最为直接和常见的一种攻击方式。一些人或机构会在网络上发布大量包含直白的反权威、反党、反国家的内容，鼓动无政府主义的情绪和心理。由于网络的开放性和交互性，这种攻击产生的负面影响很广。当然，也因其意图十分明显，故此相对容易甄别。近年来，伴随我国互联网与国家安全相关法律法规的不断完善，以及网络监管的加强，这种攻击方式逐渐趋向隐蔽化、模糊化。但是，由于人们思想和利益的多样化，国际与国内问题的交织，以及我国互联网治理法治化水平的限制，在实际工作中仍然存在着激烈、复杂的博弈和较量，无法完全采取简单封停网站或新媒体的方式进行治理。 这种方式相对曲折迂回，其中包含不少诱导人们认知和思维的技巧与策略。部分网站在转发党报党刊的文章或新闻报道时，将原本对某些社会现象客观分析的内容进行断章取义，并附上一个新标题，刻意进行负面解读。很显然，新标题是经过精心修改的，诱使人们在阅读时朝着负面方向去思考。比如，国内某网站对2013年5月22日《解放军报》刊载的《中国梦的自信在哪里》一文进行曲解式转载，并对革命先烈方志敏诗句中“宇宙的真理”刻意歧义化。再比如，在本不具有政治争议的问题讨论中，有倾向性地将舆论引导至对新中国和中国政府进行抨击的方向。如在繁体字和简体字孰优孰劣之争中，就有人发帖将绝大部分古已有之的简体字歪曲成新中国政府生编乱造的产物，进而对新中国进行攻击。 (3)在网络评论区营造非主流意识形态占强势地位的舆论场。 一些网站和新媒体平台采取议程设置的方式，定期发布一些易于引发非主流意识形态向主流意识形态挑战的内容，比如历史上国共两党的斗争、中国和发达国家物质生活条件的差距、新中国成立后一段时间内“左”的错误等议题。这些议题并非不可发布和讨论，但长期、刻意地向网民推送这些内容，而且在评论区纵容部分网民发表违背四项基本原则的言论，则暴露出一些网站明显的政治倾向与意识形态考量。在这些网站评论区中，代表非主流意识形态的网民占有相当的优势，明显形成了非主流意识形态占据强势主导地位的态势。这种情况不仅会使进入这一舆论场的其他网民产生一种错觉，认为总体上支持非主流意识形态的人数更多，而且还可能导致类似“沉默的螺旋”[6]，从而构成对口头舆论场和正式媒体舆论场的强烈消极影响。
近年来，一些人频繁利用网络和新媒体以类似“快闪”的形式迅速串联、煽动围堵政府的群体性事件，其中一些甚至演化为打砸抢烧、冲击党政机关等恶性事件。与政府暴力对抗事件的频繁发生将直接影响我国意识形态的安全。此类群体性事件的发起人和参与者在与政府部门及其工作人员的激烈冲突中，由于愤怒、怨恨等心理的不断升级，对主流意识形态产生越来越深的敌意。同时，一些网民出于同情弱者的心理，也会支持看似相对弱势的一方，简单地将他们视为受害者，而忽略他们本身可能存在的违法行为与不合理诉求。此外，境外势力对这些事件进行刻意的歪曲解读甚至是遥控支持，也会削弱一部分网民对于主流意识形态的认同感。 从世界范围来看，各国尤其是西方发达国家对自身的网络进行着系统严密的监管和控制。近年“棱镜门”等事件的发生无不说明了西方国家对于网络的监管、主流意识形态的传播的常态化和制度化。然而，我国一些网民由于受到网络无政府主义的影响，极力反对、抵制甚至破坏政府对于网络的监管。与此同时，一些境外势力大肆在网络上散布攻击、污蔑、抹黑中国政府和中国共产党的内容，不断叫嚣要求中国完全放弃网络监管，并把中国政府对于网络的正常监管歪曲为侵犯言论自由的表现，甚至不断向我国网民发送包含意识形态攻击内容的电子邮件，提供突破中国政府网络防火墙设置的“翻墙”软件，试图破坏我国政府对网络的监管。 (6)政治性网络组织对坚持主流意识形态的网民进行语言和暴力攻击。 当前，网络上存在着一些反动势力和组织，它们教唆、利诱或者胁迫青少年网民接受其反党、反国家的极端主义政治观点和无政府主义行动取向。这些组织以贴吧为基地，逐渐聚集起一批以造谣抹黑政府为荣、以攻击爱国网民为乐的成员。这些组织在网络上对坚持主流意识形态的网民进行语言上的攻击，曝光表达爱国思想的网民的个人信息；在现实中对坚持主流意识形态的网民进行骚扰，甚至是暴力攻击。从较早的“朝阳公园约架”事件到“文登7·22”事件的出现，反映出这些组织的攻击行为已经从“线上”向“线下”蔓延，从网络空间向现实空间渗透。
网络无政府主义具有易与其他挑战我国主流意识形态的社会思潮相附着、相融合的趋向和特点，其危害主要表现在以下方面。 邓小平指出：“所谓资产阶级自由化，就是要中国全盘西化，走资本主义道路。”[7]从历史的长视野来看，只要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两种制度并存的格局存在，资产阶级自由化思潮的威胁就会一直存在。比较而言，资产阶级自由化与网络无政府主义有相似之处，即二者都会对执政党、政府、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等具有政治权威意味的对象发起挑战和否定。但不同于前者攻击党和社会主义的目的是为了照搬西方资本主义制度，后者在反对与否定党和政府的领导时，并不会提出要我国实行资本主义制度的要求。然而，网络无政府主义否定一切政治权威，以及客观上加剧网络空间无政府状态的“搅局”行为，为资产阶级自由化思潮的传播打开大门。有些人在网络无政府主义影响下盲目地反权威，追求思想上所谓的绝对独立和自由，采取拒绝接受我国主流意识形态的极端态度，但实际上在不自觉的状态下，他们已经为资产阶级自由化思潮的传播充当了马前卒的角色。换言之，网络无政府主义对社会成员主流意识形态认同的破坏越大，资产阶级自由化思潮借以乘虚而入的空间也越大。 如果说“全盘西化”论是抛弃民族主体性，直接拜倒在西方文化的脚下。那么，历史虚无主义就是通过采取对本民族文化传统、历史遗产的轻蔑和否定态度，消解我国主流意识形态，为西方的文化入侵带路。资产阶级自由化引发的政治风波，一定程度上就是以《河殇》这一宣扬历史虚无主义的电视政论片为思想先导的。近年来，历史虚无主义以“学术研究”的面目出现，对历史上已有定论的事件和人物进行“重新评价”，特别是对历史上的中国共产党人、革命先烈进行丑化。历史虚无主义颠覆社会主义的政治目的十分明显，借助网络平台不断发酵，在思想领域制造混乱。在历史评价领域出现的乱象，加剧了一些社会成员对主流意识形态的误解和抵触。总体而言，历史虚无主义和网络无政府主义都在进行反权威活动，前者主要是通过对历史随心所欲地加以解构、涂抹和剪裁，从而对历史上具有权威性的人物、观点、学说进行否定。后者则主要是对当下的政治权威、主流意识形态进行否定。然而，历史和现实总是紧密相连的，当下的政治权威和主流意识形态地位的形成总有其深刻的历史根据。因此，历史虚无主义对历史上中国共产党人及其成就的否定，会直接冲击我国政治合法性的历史根基。而网络无政府主义对中国共产党等政治权威的攻击，加剧了历史虚无主义的扩散，从而使接受其影响的人们对历史上党的事业产生负面看法。 近年来，与网络民主政治的发展同步，逐渐演化出了依托互联网的网络民粹主义。网络民粹主义对我国意识形态安全的威胁主要体现为：第一，网络民粹主义主张按照自己的理念改变政府。这一思潮虽然并没有网络无政府主义在反权威的道路上走得远，但其主张在现有条件下完全实现直接民主却更具迷惑性，容易得到草根阶层的响应和认同。第二，“与一般的民粹主义相似，网络民粹主义思潮强调平民性，理所当然地非议或批判与之相对立的权威。当代的权威主要来自知识、权力和财富。于是，作为权威代表的专家、官员和富豪，便成了网络民粹主义思潮的主要矛头所指”[8]。而政治家、专家往往又是我国主流意识形态的研究者和倡导者。因此，在网络民粹主义极力质疑专家、官员权威性的情势下，主流意识形态也成了被嘲弄和攻击的目标。民粹主义与无政府主义在反权威以及社会批判性等方面具有很大相似性。无政府主义所提供的这种反权威的造反精神，在近年不少国家和地区带有民粹主义色彩的草根运动中表现得十分明显，主要表现为情绪化、非理性、对抗性乃至激烈的街头政治倾向。 多年来，我国在反封建方面成绩斐然。但正如邓小平所说，“中国长期处在封建社会，封建社会的影响至今还有”[9]，部分封建主义残余思想对于人们的影响依然十分顽固，主要表现为特权思想、个人崇拜、人治思维、平均主义等。当前，网络无政府主义的传播加剧了封建主义残余思想的破坏作用，表现为一种“前现代与后现代的合流”问题。封建主义残余思想属于前现代的思想遗存，而网络无政府主义则带有一些后现代的思想特征，二者的合流聚焦于同法治理念的抵触和对抗之上。从历史角度来看，封建主义残余思想产生的主要危害之一就在于对法治的践踏。而正如前文所述，网络无政府主义不仅会对代表国家法律尊严和权威的警察、法官等群体进行攻击，还会诱发人们采取种种手段破坏政府对于互联网的依法监管，甚至在现实中对他人进行暴力袭击。这些违法行为的频繁出现不仅会在网络空间和现实空间中制造无政府状态和混乱，对我国全面推进依法治国的实践产生冲击，也会直接对我国社会成员法治意识的树立和法治精神的培育产生不利影响，从而在一定程度上为封建主义残余思想的散播提供空间，并加剧其破坏作用。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互联网是当前宣传思想工作的主阵地。”[10]网络无政府主义对我国主流意识形态的持续攻击将诱发民众在社会心理、思维方式等层面的深刻变化，带来“塔西佗陷阱”[11]式的危险，这是其对于我国意识形态安全更深层次的威胁。 在网络无政府主义者对党的不断攻击中，一些网民开始从心理上、情感上对党疏远和抵触，产生了党与自身是异己关系的想法，他们意识不到或者不承认自己当前所享受的改革开放的种种成果是党带领中国人民通过艰苦奋斗取得的。一些网民将党意象化为高高在上的、有着自身特殊利益的统治集团，而且持这种观点的人在抨击一些社会问题时总是倾向于将原因简单地归结为党的责任。这样的观点显然是与事实相悖的。如果任由这种排斥和疏远中国共产党及主流意识形态的情况发展下去，并成为一种普遍的社会心理，党的执政地位就会发生动摇。 事实上，由于历史和现实的种种原因，在我国部分社会成员中存在着对中国共产党及主流意识形态的偏见，如将党的领导干部臆想为具有官僚主义作风甚至贪污腐败行为的官老爷，将党提倡的主流意识形态教育歪曲为愚民政策等。这些偏见借助网络渠道不断扩散，被越来越多的人群所接触，其中一些人就可能对此信以为真，进而对党和政府产生负面情绪。网络无政府主义对我国主流意识形态的持续攻击，无疑会从网络文化的层面上扩大或者加深我国部分社会成员对于党的种种刻板印象。由此，他们不会实事求是地承认我们身边千千万万奉公守法、甘于奉献的共产党员的存在，而只会使用一些刻板印象代替现实中共产党员的真正面貌，从而无法对党及其实践做出客观公允的评价。这种日渐加深的偏见也会使他们对于国家政权的认同感不断削弱。 3.使社会成员中存在的针对政治权威的逆意思维不断固化 所谓“逆意”是指一个人非理性地拒绝接受他人的观点、意见和建议。对一个社会而言，部分社会成员总会对政治权威发布的观点、意见、主张以及采取的政策持反对态度。这种逆意思维的形成，很大程度上是源于一种挑战权威的心理。网络无政府主义加剧了这种心理，部分社会成员的逆意思维在其日复一日使用网络的过程中不断固化。这就导致了执政党、政府或专家发布的信息在网络评论区受到武断的质疑，而网民们在交流中越来越容忍不了其他意见，根本无法呈现出“真理越辩越明”的结果，存在的只是极端情绪化的斗气。已经形成逆意思维的社会成员，无论主流意识形态信息源向其发送何种内容，他们首先采取的本能反应就是去抗拒和反对这些信息。这种情况下，如果一味采用单向灌输的方法进行显性的主流意识形态教育，就会加剧受众逆意思维的程度。 在意识形态的冲突和较量中，最根本的就是我国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与西方资本主义核心价值观的较量。我国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传播和践行，受到网络无政府主义推动下西方资本主义核心价值观的极大冲击：其一，网络无政府主义在网络空间制造的思想混乱和行为失范，为西方资本主义核心价值观的乘虚而入打开了通道；其二，网络无政府主义使得我国一些社会成员的反权威、反主流的意识和情绪越来越强，从思想和行为上对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中弘扬的“和谐”“法治”“爱国”等内容带来直接挑战。“从社会心理学的角度看，价值观既是个体的选择倾向，又是个体态度、观念的深层结构，它主宰了个体对外在世界感知和反应的倾向，因此是重要的个体社会心理过程和特征；与此同时，价值观还是群体认同的重要根据——共享的符号系统，因此又是重要的群体社会心理现象。”[12]因而，价值观决定了人们对于什么是“值得的”判断，从而对人们的行为具有决定性作用。如果我们的社会成员在网络无政府主义的干扰下形成不了对于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认同，那么就相应地无法形成对我国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思想和行为认同。
任何社会思潮都离不开一定社会物质生活条件的支撑，网络无政府主义虽自西方传入，但其在我国传播的主因还应从我国自身实际中寻找。因此，必须坚持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意识形态安全和新闻舆论宣传等思想的指导，加强对新时代网络意识形态安全建设的规律性认识和把握。结合我国的发展大势，可从以下四个方面系统施策。 1.贯彻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促使民生建设与意识形态安全协同并进 马克思曾指出：“人们为之奋斗的一切，都同他们的利益有关。”[13]网络无政府主义者偏激思想的出现很大程度上来自于对自身利益实现状况的不满，因此逐渐扭转这些人的认识偏差也在于紧扣利益实现这一中心。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就始终注重民生、保障民生。正如习近平所指出的，“必须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不断促进人的全面发展、全体人民共同富裕”[14]。不断改善民生与引导民众认同主流意识形态更好地协同推进已成为当务之急。我们应借助民生建设的良好局面，乘势打好意识形态阵地争夺战。在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话语权行使过程中，必须做到把解决思想问题与解决实际问题有机结合起来，特别要注重意识形态工作的精细化、亲和力和针对性。例如，在纠正“四风”和建设服务型政府、精准扶贫、高校“三全”育人等工作中，要通过培训，促使政府基层工作人员、驻村“第一书记”、高校管理工作者等在开展自身工作的同时，以通俗易懂的语言阐释民生建设与社会主义制度优越性的联系，把党和政府的关怀送到群众心坎上、落到群众对党和政府的亲近感上。既要坚决反对“说得多、做得少”的形式主义，又要打破“做得多、说得少”的局限，使广大群众在得到实惠的同时，切实提升主流意识形态认同。只有“做得多、说得也多”，才能使群众通过亲身经历明确意识到社会主义意识形态是造福人民的理论，进而引起情感上的共鸣，以情感认同促进政治认同。 2.推动中国特色基层民主建设，在疏导中化解反权威负能量 在发布网络无政府主义言论的网民中，有相当一部分人只是盲目跟风的随大流者，其思想并非完全不可转化。因此，对于网络无政府主义的治理应该坚持“疏导为主”的方针。一方面，要积极推进中国特色基层民主建设，特别是要充分发挥社会主义协商民主的强大政治能量。其实，大部分网络无政府主义言论的产生来自群众对身边事的不满，即使是针对一些大事，不少也是借题发挥。因而，正如习近平所言：“基层既是产生社会矛盾的‘源头’，同时也是疏导各种矛盾的‘茬口’。”[15]要瞄准这个“茬口”，全力拓展基层协商民主渠道，引导形成“有事要商量、有事好商量”的良好风气。要避免使用简单、粗暴的工作方法。“凡属于思想性质的问题，凡属于人民内部的争论问题，只能用民主的方法去解决，只能用讨论的方法、批评的方法、说服教育的方法去解决，而不能用强制的、压服的方法去解决。”[16]另一方面，要高度重视发挥网络的社会减压阀功能，在网络空间走好群众路线，主动向群众提供反映问题、表达诉求甚至是发泄怨气的网络途径，建设、使用好政务服务网、企事业单位事务网络沟通平台。对于群众的言论，“要多一些包容和耐心，对建设性意见要及时吸纳，对困难要及时帮助，对不了解情况的要及时宣介，对模糊认识要及时廓清，对怨气怨言要及时化解，对错误看法要及时引导和纠正”[17]。只有不断开拓建设网民理性发声的正规渠道，及时回应群众诉求，才能逐步化解部分网民盲目发泄不满的反权威负能量。 3.全方位开展系统教育，提升网民维护意识形态安全自觉意识 近年来，党和国家高度重视网民网络素养教育，目前尚需围绕青年学生这一网民主体进一步精准发力：一是加强相关教育工作的整体性和协同性。根据国家当前加强和改进新形势下大中小学教材建设的总体部署，在不同阶段的教材中逐步融入权利义务观、网络道德和行为规范等内容，探索大中小学德育课程一体化教学。其中，在学前及小学阶段尤其要重视学生规则意识、现代文明素养的培养，减少日后极端民主化思想滋生的可能。二是要提升相关教育工作的主动性和前瞻性。面对当前青少年身心成熟日趋提前，中学生网民日益增多且政治意识已初步形成的现状，不能指望在大学阶段毕其功于一役解决问题。高中政治课要特别加强学生理性看待社会问题的思维训练，这有助于破解部分大学生对于主流意识形态教育先入为主的成见。三是在教育队伍的自觉意识提升上，要从“大思政”视野出发，积极推动“思政课程”和“课程思政”的融合。通过全过程性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教育，强化青年学生对主流意识形态的自觉认同，并进一步加强各层级一线教师的意识形态安全培训和政治纪律要求。四是注重在家教家风建设中传承红色基因。红色基因是红色文化的精髓，对于提升主流意识形态认同起着不可忽视的作用。习近平指出：“要在家庭中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引导家庭成员特别是下一代热爱党、热爱祖国、热爱人民、热爱中华民族。”[18]因此，要注重挖掘革命烈士、劳动模范、爱国爱党人士、见义勇为者等在后代心中的红色基因生长点，使红色基因伴随其家庭家族的发展和红色家风的传承辐射带动更多群众，自觉维护网络意识形态安全。 4.坚持网络治理法治化方向，筑牢网络意识形态安全防线 习近平指出：“互联网不是法外之地。利用网络鼓吹推翻国家政权，煽动宗教极端主义，宣扬民族分裂思想，教唆暴力恐怖活动，等等，这样的行为要坚决制止和打击，决不能任其大行其道。”[19]从底线思维来讲，网络无政府主义的治理需要法治手段的强力保证。党的十八大以来，我国始终坚持网络治理的法治化方向，互联网治理模式和治理能力的现代化水平不断提升，为依法维护网络意识形态安全奠定了基础。当前需要进一步采取的措施包括：第一，要对相关法律法规进一步细化，规范网络政治话语边界，对网络意识形态安全底线加以明确，并在我国网络核心技术创新能力不断提升的基础上，依法打击相关违法行为，加强对网络猥亵语言的技术约束，引导网民理性发声和辩理。第二，要进一步提升相关工作人员的专业化水平。由于当前网络无政府主义者对于我国主流意识形态的攻击日趋隐蔽，需要网络警察、网站管理员、网络评论员等群体人工发现问题并作出其危害程度的判断。然而，目前这些人员总体上还苦于相关理论和知识的不足。与此同时，相关研究意识形态安全的学者却由于网络技能不足并缺乏组织，因而无法发挥以自身理论指导实践的作用。因此，应建立两方面力量的配合联动机制，形成依法治网的工作合力。第三，不断探索新时代网络意识形态斗争中的群众路线工作新方法。由于网络无政府主义对意识形态安全的威胁经常以“游击战”的方式出现，仅靠专门的工作人员无法充分应对。因而，必须采取有力的激励措施，促使广大网民自觉行动起来，举报威胁网络意识形态安全的违法行为。只有在广大网民的支持下，党才能牢牢掌握意识形态工作领导权。
[1]俞吾金：《意识形态论》(修订版)，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年。
[2]王永贵等：《经济全球化与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建设研究》，北京：人民出版社，2005年。
[3]张骥等：《中国文化安全与意识形态战略》，北京：人民出版社，2010年。
[4]杨嵘均：《论网络虚拟空间的意识形态安全治理策略》，《马克思主义研究》2015年第1期。
[5][澳]安德鲁·文森特：《现代政治意识形态》，袁久红等译，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2005年。
【注释】
[1]侯惠勤：《马克思的意识形态批判与当代中国》，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0年，第7页。
[2]刘力波：《网络无政府主义的意涵及发生探源》，《思想战线》2017年第1期。
[3]《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12年，第161页。
[4][俄]谢·卡拉-穆尔扎：《论意识操纵》(下)，徐昌翰等译，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4年，第529页。
[5][法]阿尔都塞：《哲学与政治：阿尔都塞读本》，陈越编译，长春：吉林人民出版社，2003年，第335页。
[6]“沉默的螺旋”理论最早由德国学者伊丽莎白·诺尔-诺依曼在20世纪70年代提出，简单说来，就是面对一个有争议的问题，如果人们感到自己的意见属于“多数”的时候，就会倾向于更加大胆地表达这种意见。反之，如果人们感觉自己的意见属于“少数”，就可能会为了防止被大家“孤立”而保持“沉默”。保持沉默的人会越来越觉得自己的观点不为他人所接受，由此更倾向于保持沉默。这样的循环，最终就形成了一方越来越敢于放声表达，而另一方则越来越趋于沉默的螺旋式过程。
[7]《邓小平文选》第3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3年，第207页。
[8]陶文昭：《互联网上的民粹主义思潮》，《探索与争鸣》2009年第5期。
[9]《邓小平思想年编(1975-1997)》，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11年，第577页。
[10]《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2卷，北京：外文出版社，2017年，第325页。
[11]“塔西佗陷阱”是由古罗马历史学家普布里乌斯·克奈里乌斯·塔西佗提出的一个理论，即当公权力失去公信力时，无论发表什么言论、做什么事，社会都会给予负面评价，都会被认为是在说假话、做坏事，由于人们不信任政府、不支持政府，将引发一系列信任危机和社会群体性突发事件。
[12]杨宜音：《社会心理领域的价值观研究述要》，《中国社会科学》1998年第2期。
[13]《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年，第187页。
[14]习近平：《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夺取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胜利——在中国共产党第十九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报告》，北京：人民出版社，2017年，第19页。
[15]习近平：《之江新语》，杭州：浙江人民出版社，2007年，第226页。
[16]《毛泽东文集》第7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9年，第209页。
[17]《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2卷，北京：外文出版社，2017年，第336页。
[18]《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2卷，北京：外文出版社，2017年，第355页。
[19]《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2卷，北京：外文出版社，2017年，第336页。
（来源：《马克思主义研究》2019年第二期；作者：刘力波，陕西师范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教授，副院长，法学博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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