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彭怡 李兵:宗教批判与人的解放——以《<黑格尔法哲学批判>导言》为中心的考察
The following article is from 科学与无神论 Author 彭怡 李兵
编者按:马克思在《〈黑格尔法哲学批判〉导言》中指出了具有宗教性质的虚假意识得以产生的社会根源,指引出一条彻底完成宗教批判任务的现实道路。要真正完成宗教批判的任务,真正将人从异化状态中解放出来,最根本的是要去解决信仰宗教的人现实的难题。变革现实的批判必然诉诸革命的实践,自然也离不开实践的主体。无产阶级的利益与整个社会共同体的利益在根本上是相一致的。因此,寻求人的彻底解放的宗教批判在德国的情境中就必须落实为哲学和无产阶级的联盟,就必须以具有彻底批判精神的宗教批判为出发点,以无产阶级的革命实践为中介,在以变革私有制为主要内容的社会革命中实现人的本质的回归。
(一)人的根本就是人本身 要彻底完成宗教批判的任务,要真正使人成为人,就必须对导致宗教产生的社会现实进行批判。对于社会现实的批判致力于现实的改变,因此这种批判直接诉诸物质性的革命实践。马克思在《<黑格尔法哲学批判>导言》中说道“批判的武器当然不能代替武器的批判,物质力量只能用物质力量来摧毁;但是理论一经掌握群众,也会变成物质力量。理论只要说服人[ad hominem],就能掌握群众;而理论只要彻底,就能说服人[ad hominem]。所谓彻底,就是抓住事物的根本。而人的根本就是人本身。德国理论的彻底性的明证,亦即它的实践能力的明证,就在于德国理论是从坚决积极废除宗教出发的。对宗教的批判最后归结为人是人的最高本质这样一个学说,从而也归结为这样的绝对命令:必须推翻使人成为被侮辱、被奴役、被遗弃和被蔑视的东西的一切关系”。 “人的根本就是人本身”“人是人的最高本质”与“这是一条绝对命令”这些话语会使人联想到康德哲学的词汇,但是我们试图对之进行康德化理解的时候却会遇到问题。因为“本体”在康德那里有“超验的”与“先验的”之分。“超验的”(transzendent)在康德那里指的是超出了人类的经验领域的,在“知性”的界限之外的。而“先验的”(transzendental)则“并不意味着超过一切经验的什么东西,而是指虽然先于经验的(先天的),然而却仅仅是为了使经验知识成为可能的东西说的”。在这种区分下不可避免出现了两个不同的“本体”,“超验”意义上的本体就是“物自体”,而“先验”意义上的“本体”却是“主体”,也即笛卡尔意义上的“我思”。那么马克思在这里所说的“人自身”“人的最高本质”是在“超验的”还是“先验的”意义上来说的呢?显然都不是。因为如果做出这种划分,就会陷入康德的划分所造成的分裂之中。康德第一种意义上的“本体”为人类心灵的道德和信仰领域保留了地盘,而第二种意义上的“本体”却是经验知识普遍必然性的条件。“在这里,康德留下了一个分裂的局面:‘本体’是分裂的(即作为‘先验自我’的‘本体’与作为‘理性理念’的‘本体’),‘现象’与‘本体’是分裂的,‘自我’或者‘主体’本身是分裂的(认识的自我与实践的自我),知识学与形而上学是分裂的”。 黑格尔批判康德完全无视知性与理性、客观与主体、有限的事物与无限的事物之间的内在联系,强行将它们进行区分将使得理性与无限的事物变得抽象而不可理解。为了避免康德式的分裂,黑格尔为思维的发展引入了否定性的中介,以辩证法的形式使主体意识和客观精神在螺旋上升的圆圈中得以和解,这一运动的本原,或者说概念自身运动的原则就是存在于诸范畴内部的矛盾。它是“自身运动的灵魂、一切自然与精神的生命性的本原(Prinzip)”。与康德不同,黑格尔没有对思维的先天结构和特征作出论断,而是将它们看作是在逻辑学的展开过程中得以揭示的。在他看来,现实的世界是以自我意识的外化及对外化的克服为基础的精神发展的结果,因而主体与实体具有一致性。“只当它是建立自身的运动时,或者说,只当它是自身转化与其自己之间的中介时,它才真正是个现实的存在,或换个说法也一样,它这个存在才真正是主体。”就其对于康德意义上分裂主体的超越性而言,马克思这里的“人”的概念显然受到了黑格尔的影响,更直接的是借鉴了青年黑格尔派的“自我意识”。青年黑格尔派与老年黑格尔派相比更加强调黑格尔思想中主体能动性的方面,这一哲学立场体现在政治实践中就是试图用精神的自由来对抗宗教压迫和普鲁士专制制度。“人”既是主体同时又是实体,人的本质在人的活动中得以实现。那么我们是否可以将这里的“人”与“自我意识”等同起来呢?显然不能。黑格尔哲学是在将精神绝对化的前提下使思维与存在得以和解的,由于其前提的抽象的绝对同一性使得其理论可以无视现实矛盾而无所不包,因而其体系也就成为了为现存制度辩护的保守体系。 (二)思想的实现离不开使用实践力量的人 青年黑格尔派是以左派的面貌出现的,尽管他们不再将不合理的现实消解于无所不包的思辨体系之中,但由于其用来强调主体能动作用的“自我意识”只不过是对黑格尔“绝对精神”的术语变幻,因此他们的批判仅仅是理论的批判。“思想本身根本不能实现什么东西。思想要得到实现,就要有使用实践力量的人。”要展开变革现实的实践就必须找到人类社会历史发展的真正主体。黑格尔把主体看作是自我意识之展开与实现自身的过程,因而历史不过是逻辑的展开而已。这种理论的发展就是作为“精神”对立物的“群众”必然被排除在历史之外,这一点在以布鲁诺·鲍威尔为代表的青年黑格尔派那里得到了具体体现。与之相对,费尔巴哈虽然批判了黑格尔的唯心主义,但却把主体仅仅理解成被动的感性存在,因而主体只能是被动性活动者。正是看到了青年黑格尔派的这种保守性,马克思才强调“批判的武器当然不能代替武器的批判,物质力量只能用物质力量来摧毁”。“批判的武器”在批判现实的不合理性的同时也就以否定的方式将现实的合理化的图景揭示了出来,也就是说未来的原则是在对于现实的否定性批判中揭示出来的。理论对于现实的批判使得群众得以觉醒,觉醒的主体将会运用“批判的武器”去进行“武器的批判”,历史之未来将在革命的实践中得以开辟,主体与历史在实践中将实现辩证统一。任何理论要在物质世界中得以实现就必须化身为“物质力量”,就离不开以实现该理论为目标的主体的实践。检验理论的科学性的标准不是头脑中的抽象概念,而是其化身为现实的可能性,而历史发展的可能性则蕴含于历史主体对于历史规律的自觉之中。“批判的武器”和“武器的批判”统一于群众的革命实践,这就意味着不能将理论上的批判仅仅看作是纯粹理论领域内的工作,而要将之作为革命实践的一个环节放到其所处的社会现实的总体之中。这样一来,对于虚假意识的批判就直接转化成了对于产生这个虚假意识的社会总体的批判,那么批判就不仅仅是理论上对以德国古典哲学为代表的理论意识的批判,而在其总体的意义上就指向对产生德国古典哲学这样的虚假意识的社会现实的改变。正是在这个意义上,马克思走上了与纯粹思辨哲学全然不同的崭新的道路。 (三)主体-客体的实践关联是历史发生的现实基底 相较于青年黑格尔派的理论批判,马克思所揭示的理论-实践的关联是一种更具现实性的批判机制,是批判的目的得以实现的现实基础。马克思揭示出意识有其作为纯被动性之底层,它是作为一切意识产生之基础的前反思的社会结构,而不是作为反思层面的纯粹的意识。青年黑格尔派的理论批判的思维模式脱胎于黑格尔哲学,因此马克思所实现的批判范式的革命的真正对手是黑格尔。为了理解这一点,不妨让我们先来看一看海德格尔对于《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的第十一条的解读“[让我们]来考察一下这个论题:解释世界与改变世界之间是否存在着真正的对立?难道对世界的每一个解释不都已经是对世界的改变了吗?对世界的每一个解释不都预设了:解释是一种真正的思之事业吗?另一方面,对世界的每一个改变不都把一种理论前见预设为工具吗?......在马克思那里谈到的是哪样一种改变世界呢?是生产关系中的改变。生产在哪里具有其地位呢?在实践中。实践是通过什么被规定的呢?通过某种理论,这种理论将生产的概念塑造为对人的(通过他自身的)生产。因此马克思具有一个关于人的理论想法,一个相当确切的想法,这个想法作为基础包含在黑格尔哲学之中。”在海德格尔看来,对于实践的理解与划分本身已经是一种理论的划分,也就是说在理论与实践的二元划分之前已经先在的有一种理论的态度,正是这种理论倾向使得二元划分理论与实践成为可能,这一看法无疑是契合马克思的本意的。但是他将马克思理论的基础归结到黑格尔那里的看法却是失之偏颇的。 诚然,理论讨论在根本上已经指向了对于必然性的寻求,但是马克思比海德格尔深刻的地方在于他同时看到了对于必然性的寻求的解释活动本身已经是一种理论倾向,而这种理论倾向产生的现实根源往往为各种理论解释所遮蔽了,海德格尔所说的“对世界的每一个解释不都已经是对世界的改变”在其现实的意义上正是这样的改变。但是海氏自己是无法承认这一点的,因为在他眼中“解释世界”的只是有限的“此在”(Dasein),因此“解释世界”的不同乃在于“此在”立身之处的不同所带来的视角的不同。海德格尔的时间性和历史性只同被命运抛入世界之中的“此在”的生命体验有关,而马克思则是基于现实的历史进程来思考理论的意义问题的。“解释世界”的哲学对于世界的改变不必然是历史进步意义上的真正的改变,真正“改变世界”的哲学必然是真正“解释世界”的哲学。在理解了“改变世界”的实践与解释实践的根本不同之后就不难发现海德格尔所言的“因此马克思具有一个关于人的理论想法,一个相当确切的想法,这个想法作为基础包含在黑格尔哲学之中”的判断也是毫无根据的。黑格尔哲学打破了康德对于现象与本质的截然界分,论证了精神与世界的同一性。但是马克思的实践概念却不是要固守这种纯粹的同一性,恰恰相反,它是对黑格尔的抽象同一性的突破。实践不是为了论证理念与现实的同一性,恰恰相反,历史的具体的实践暗示了理念与现实的不相一致。
(一)变革不合理现实的实践需要能够代表整个社会共同体利益的主体 宗教是人的本质的异化,导致人产生这种异化的原因在于现实社会内部的分裂。因此,要完成扬弃宗教的历史任务,就必须依靠一个能够弥合市民社会内部矛盾的具有普遍性的历史主体。要寻找到这样一个主体,就需要在宗教批判的基础上对黑格尔法哲学进行批判。黑格尔曾经试图用具有普遍性的国家来弥合市民社会的内部矛盾。在他那里全部的实在与思维都具有相同的一般结构和特征,因此逻辑学在把握思维的同时也就揭示了实在的一般结构。逻辑学所揭示的思维的一般规律和展开的原则同时也是实在必须遵循的规律及发展变化的原则。逻辑学的对象是思想自身,在其中“方法与其对象和内容并无不同”,这即是黑格尔的辩证法。黑格尔的辩证法原则“最终将现实的人类社会的种种,例如国家、市民社会,都视为思维内在原则的规定。”作为世界之根据的绝对精神经历外化的环节在时间之中回到自身,这一过程就表现为世界历史的展开。在他看来,现实历史的存在价值是由逻辑先在所决定的,这样一来,现实中的对抗性的矛盾就被内化为概念体系内部的矛盾,这种漠视现实的思辨哲学在政治上就必然表现为极度的保守和反动。 宗教批判的目的在于将人从宗教和类似宗教的抽象哲学的统治之下解放出来。要实现这一诉求,新的哲学就必须拒斥以往哲学家解释世界的抽象思辨方式,只有如此才能使得思想本身能够经由主体的实践活动而现实地介入到历史的生成之中。什么样的主体能够肩负这一历史使命呢?就其能够代表整个社会的整体利益而言,这一历史的主体是具有普遍性的;就其能够能动地改变现实而言,这一主体又是具有具体性的。因此,这样的一个历史主体必然不是黑格尔意义上的超越于历史之外的精神。从根本上变革社会现实的主体必然处于历史的生成变化之中,而处于历史之中就意味着它既是历史的生成物同时又是历史的创造者。不以变革世界为目的的哲学不过只是对现实合理性的辩护而已,当某种哲学提出了变革现实的要求之时,便已经内含了对现实之不合理性的觉知。这种哲学将使得群众意识到现实并非如以往的理论所解释的那般合理,此时群众的主体性意识就会觉醒,就会致力于世界的改变。 (二)无产阶级代表历史前进的方向 历史主体之历史性意味着这一主体不可能是超越于历史之上的绝对精神,也不可能是处于历史开端之处的“第一推动力”,而只能是在历史的发展中生成的现实的主体。可以去展开变革现实的社会革命的政治力量不可能是市民社会中具有特殊利益的等级。变革德国现实的主体自然是德国人。但是,这里的所谓的“德国人”是处在不同的社会位置之中的,不同社会位置的人寻求政治解放的出发点往往只是为了追求自身所处的特定阶级或阶层的利益,换言之,某一个阶级或阶层的政治解放并不具有普遍的意义,因而也就算不上德国人的真正的解放。普遍的解放成为可能的必要条件是找到一个能够代表社会整体利益的阶级。一个阶级要能够成为整个社会利益的真实代表就必然没有自己的特殊利益诉求,这一点只能由其所处的地位决定。无产阶级产生于市民社会之中,但是却与市民社会存在原则性的矛盾。虽然无产阶级也是属于市民社会的一个阶级,但是由于自身一无所有,因而没有可以在市民社会中实现的特殊利益诉求。资本主义社会标榜自由平等的原则,但是无产阶级生活的悲惨现实却在事实上证明了自由平等原则的破产。无产阶级处于市民社会的最底层,承担着整个社会的苦难,如果不把整个社会的成员从不合理的制度中解放出来,就不可能实现自身的解放,因此,无产阶级的利益与整个社会共同体的利益在根本上是相一致的。寻求人的彻底解放的宗教批判在德国的情境中就必须落实为哲学和无产阶级的联盟。换言之,德国人的解放的道路是以具有彻底批判精神的宗教批判为出发点,以无产阶级的革命实践为中介,在对于私有制的彻底否定中实现人的本质的回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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