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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明 | 新时代建构中国话语的基本路径
BSTRACT
摘要
推动新时代中国话语的建构，既是理论发展的需要，更是改革开放实践深入推进的呼唤。从理论指向上看，需要紧密围绕新时代坚持和发展什么样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主题展开探索；从现实基础上看，需要立足中国实践与坚持问题导向的有机统一。新时代中国话语的建构需要牢牢扎根中国大地、深刻立足于中国实践，坚持以问题意识为导向，在回答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总问题”与“分问题”中不断建构中国话语；从多元形式上看，需要实现政治话语、学术话语与大众话语的有机融合。
EYWORDS
关键词
新时代；中国话语；马克思主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UTHOR
作者简介
张明（1987-），男，江苏南京人，哲学博士，南京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院长助理、江苏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研究中心南京大学基地副主任、副教授。
OUNDATION
基金项目
教育部基地重大项目 “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科学体系研究”（18JJD710002）。
一、理论指向：紧密围绕新时代坚持和发展什么样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话语创新并非是无方向的漫画式勾勒，而是始终有着鲜明的理论指向，这种理论上的指向从根本上是由话语所依赖的现实实践所决定的。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中国实践的核心主题就是推进改革开放，这一点是毋庸置疑的。但对于如何认识与把握改革开放的问题，一些人由于受到西方系列错误思潮的消极影响，在对改革开放性质问题的认识上陷入了误区，将改革开放的伟大实践曲解为搞“资本社会主义”“国家资本主义”“新官僚资本主义”，这些论点都错误理解了改革开放的实质[1]。改革开放并非是要导向改旗易帜的邪路，它本身就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自我完善和自我发展，从根本上是为了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可以说，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构成了改革开放以来全部实践的主题，进一步深入推进改革开放仍然需要紧密围绕这一主题进行探索与创新。同样，新时代中国话语的理论创新，主要不是围绕其他什么主题进行开拓，而必须要紧密结合坚持和发展什么样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这一核心主题展开理论探索与话语突破。全面把握中国话语创新的理论指向，需要科学认识如下几个方面的问题：第一，必须深刻认识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这一话语形式，本身就是对经典马克思主义理论话语资源库的重大突破。我们经常说，马克思主义是放之四海而皆准的真理。在理解这句话的科学性时，不能滑向教条主义的理论误区，错误地固守马克思主义理论的每一个具体结论或观点，不敢越雷池一步；错误地认为只要是马克思没有讲过的，就不能说、不能做；一切都要用马克思的语录来论证几十年甚至是几百年后的实践，把一切都说成马克思当年已经说过了，这些都不是马克思主义的科学态度，也不是正确对待科学理论的科学态度。马克思关于未来社会主义的若干理论规定，仅仅是基于当时历史条件下所作出的一种理论设想，它不可能穷尽关于未来如何建设社会主义社会的一切想象。“社会主义并没有定于一尊、一成不变的套路，只有把科学社会主义基本原则同本国实际、历史文化传统、时代要求紧密结合起来，在实践中不断探索总结，才能把蓝图变为美好现实。”[2]改革开放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开辟，并非是在事先就构筑了一整套理论体系的情况下展开的，而主要是依靠实践与实事求是的精神展开的突破性探索。在马克思主义经典理论话语资源库中，其实并不存在改革开放之类的话语形式，这是中国共产党人在坚持科学社会主义基本原理基础上，结合当代中国实际、历史文化传统和时代要求作出的重大话语创新。新时代继续推进中国话语的理论创新，需要继承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话语创新的精神实质，即结合当代中国实际经验对中国道路不断进行理论总结与哲学表达[3]。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是当前实践所面临的全新场景，也是当代中国社会发展所面临的全新历史方位，新时代的诸多实践都具备了与以往相比截然不同的特征，其中诸多理论与实践探索的深刻性与生动性，已经远远超过了经典马克思主义作家当时的理论想象，诸如经济发展新常态、社会发展矛盾变化、“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的新任务，等等。新时代所面临的新情况与新特征，需要以发展的眼光对待经典理论，在不断推动实践创新的基础上实现理论创新与话语创新，对不断开辟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与21世纪马克思主义理论发展新境界提出了更新更高的要求。第二，需要准确把握新时代话语创新与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之间的辩证关系。新时代中国话语创新的深入推进，其核心是回答新时代如何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时代问题。因此，推动中国话语的创新工作，必须紧密围绕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这一基本价值导向。也就是说，推动新话语、新理念的生成，不是为了改变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理论底色，而是为了更好地推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发展，其本质是从话语建构层面出发，回答如何“讲好中国故事”“传播好中国声音”的问题。在建构中国话语的过程中，需要正确处理社会主义本质属性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时代属性之间的辩证关系。所谓社会主义本质属性，即是指新时代中国话语是社会主义的理论话语，是以社会主义为价值导向的话语，其无论是理论内容还是表达形式都应当呈现出鲜明的社会主义话语风格。例如，坚持集体主义价值观的表达风格，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价值导向，等等。中国话语的创新，不能违背社会主义的基本原则，所谓创新并非是改旗易帜地特立独行，而是在坚持基本理论属性基础上的发展；所谓时代属性，即是指新时代中国话语的建构不仅需要坚守社会主义的本质属性，而且需要结合当下最新实践经验进行丰富完善，将社会主义在中国实践的最新成果充分汲取到话语的创新性建构之中。在推动中国话语创新过程中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并非意味着以静止的姿态固守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已有的话语形式，而是需要以实践为依托，不断推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话语资源库的更新与发展。因为实践处于永恒变动之中，当代中国实践变化的规模与速度是前所未有的，理论创新、话语变革必须要紧密结合变动的实践活动，不断推陈出新、守正出新[4]。在推动中国话语创新的过程中，需要正确处理坚持本质属性与发展时代属性之间的辩证关系。一方面，坚持中国话语创新的社会主义的本质属性，并非意味着单纯固守经典话语而不敢越雷池一步，这在理论上是一种原教旨的保守主义，其核心是以固化的理论裁剪生动的实践；另一方面，坚持中国话语创新的时代属性，并非意味着单纯从新情况新特征出发而完全抛弃经典话语指导地位，而是坚持本质属性基础上的时代创新与发展。在这一过程中，需要辩证处理“守正”与“出新”之间的张力关系，既要坚持“老祖宗不能丢”，同时又要结合实际不断“说新话”。第三，需要科学把握新时代话语创新与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之间的辩证关系。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新时代中国话语创新的基础，但坚持不等于固化不变，只有实现基本原理与当代现实的密切关联、在推动实践与理论的双向互动、发展的过程中，才能实现对原初话语的真正坚持。从这个意义上来说，只有发展才是最好的坚持，只有通过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才能推进话语创新。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不断开辟、中国话语不断生成的关键在于，没有固守传统社会主义模式，而是不断实现对传统社会主义模式的更新与超越[5]。在坚守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本质属性基础上，新时代中国话语创新的机制主要有两条。一是从现有的中国实践经验基础出发，通过系统化、理论化总结，凝练出诸多新的话语体系与形式。如前所言，新时代面临诸多新情况、新特点，需要展开许多具有新的历史特点的伟大斗争，在此过程中必然会形成大量丰富的实践经验，通过对这些经验的系统化总结并提升到理论高度，必然会催生中国话语在新时代的突破性发展。二是面对现实的具体实践活动，率先从理论层面做出前瞻性思考，形成前沿性理论话语以引领实践活动的走向,以新的理论话语引领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步入新时代，我们面临更加复杂的矛盾与挑战，面临许多具有新的历史特点的伟大斗争。面对新情况、新问题，需要积极发挥中国共产党理论自觉的优势，自觉主动地推动理论创新与话语建构，以前瞻性姿态推动实践的进步与发展。经过40多年历史积淀，当前在主客观方面都具有了前所未有的巨大优势，需要从引领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未来走向的高度出发，展开关于中国话语的理论创新工作。这里，推动中国话语的创新工作，不仅体现在及时对现有实践经验展开系统化理论化总结，进而形成能够阐释现实实践的新话语；而且应当体现在能够以前瞻性的理论姿态创造出诸多能够引领实践发展的全新话语，以超前的战略思维发挥话语指导实践顺利展开的理论引导功能，推动中国话语建构的“顶层设计”。
二、现实基础：立足中国实践与坚持问题导向的有机统一
新时代中国话语的生产必须立足于改革开放、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现实实践之中。也就是说，只有从改革开放与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实践出发，直面现实实践中的重大问题，通过实践创新推动话语创新，以话语创新助力实践创新，才能真正建构出具有现实生命力与感召力的中国话语。
第一，新时代中国话语的建构需要牢牢扎根中国大地。中国话语具有鲜明的逻辑所指与理论内涵。它首先是中国的话语，而非西方的话语，这是一个前提性条件。中国这一概念具有较为宽阔的含义，可以从地理学、社会学、文化人类学等多元视角出发加以界定。但本文所言的中国话语中的“中国”，则具有鲜明的理论指向，这就是当代中国，亦即从事改革开放与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实践的中国。中国话语所居于的实践场域是非常清晰固定的，这就是新时代的伟大实践。对于西方话语应当辩证地加以看待。首先，需要承认的是，西方话语有其特定的科学性。因为西方话语是根植于西方社会实践场景之中，是对西方实践、西方经验的理论表达与话语概括，它反映了西方社会把握历史与认知现实的基本方式。德国古典哲学、英国政治经济学和法国空想社会主义之所以能够成为马克思主义的三大理论来源，关键在于这些理论以某种方式反映了当时资本主义社会历史现实，成为理论话语把握现实、关照现实的重要方式，因而具有其特定的科学合理性。但必须指出的是，西方话语仅仅是反映西方社会现实的理论产物，它们并不能直接被照搬到中国并用以解释中国的现实，中国现实只能用中国理论、中国话语进行阐释，中国话语只有扎根于中国大地之上，才能具备阐释中国实践、关照中国现实的理论功效。否则单纯照搬西式话语，只会造成理论阐释、关照现实的“水土不服”与理论“肌无力”。另外，任何话语的产生都具有非常明确的生产主体与使用主体。从中国话语的生产主体来看，尽管话语的建构可能是由党的领导或专业理论工作者完成的。但人民群众是实践的主体与历史的创造者，因而从归根结底意义上来看，中国话语是通过人民群众的实践所催生的。从中国最广大人民群众创造中国话语的角度来看，中国话语具有鲜明的中国风格与人民属性，这一点是区别西式话语的重要特征；从话语使用主体来看，生活在当代中国的广大人民群众，无疑是中国话语最直接的言说主体。中国话语如何掌握言说主体——人民群众，这不是一个单纯的理论问题或技术性问题，而是一个重大的现实实践问题。马克思明确指出，“理论只要说服人，就能掌握群众；而理论只要彻底，就能说服人”[6]。中国话语在掌握群众、被群众言说之中的彻底性，就表现在其能够彻底地契合当代中国现实发展的需要，满足人民群众话语言说的实际需求。而满足这两点要求，必然需要理论话语实现从抽象的天国向现实实践的彻底转换，使理论话语从根基上能够牢固扎根于当代中国最深刻的实践、展现中国风格，从现实实践中国汲取理论养分，从根基上满足人民群众对于美好生活向往的话语言说需求。第二，新时代中国话语的创新需要深刻立足于中国实践。中国话语是否具有独创性，这不是一个单纯的理论问题，而是一个关乎中国实践的现实问题。话语内容的原创性，关键在于话语主体本身。话语的生产者是否具备理论生产的主体性，是否能够从自身实际经验出发建构出自身独具的理论话语，这是一个关乎话语创新的基础性问题。因此，中国话语必须坚持中国本土立场、面对中国问题、给出中国答案，才能具备不同于西方话语的独创性。一切以西方话语为圭臬，照搬西式话语来裁剪中国活生生的现实，从根本上不可能产生所谓理论话语的独创性。“要推出具有独创性的研究成果，就要从我国实际出发，坚持实践的观点、历史的观点、辩证的观点、发展的观点，在实践中认识真理、检验真理、发展真理”[7]。立足中国实践建构中国话语，就是要从当代中国社会发展的现实逻辑基础上把握当代中国理论建构的逻辑走向。因为建构“理论中的中国”绝非单纯停留在抽象书斋之中就可以完成的纯粹理论思辨工作，而是必须要立足于对中国现实逻辑的科学把握，是理论的实践化与实践的理论化相互统一的过程。从中国实践出发推动中国话语的创新，需要正确对待理论话语的生产机制。话语是特定实践的理论表达，通过对实践经验的理论总结才得以生成，但这仅仅是话语建构的第一步。既有话语仍然需要被置于实践之中接受进一步检验，这一步更为关键与重要。将理论话语重新置于实践之中接受检验，根据现实实践的结果进行修正、完善甚至重构是话语生产的重要步骤。因此，对待现有理论话语不能产生话语拜物教，需要以辩证发展的观点加以对待，在实践之中接受检验并不断发展。新时代的理论话语都是在实践之中对原有话语进行修葺与完善的理论结晶。例如，新发展理念就是基于现实发展的经验教训和传统发展理念进行重大革新的理论产物。第三，新时代中国话语的建构需要坚持以问题意识为导向。理论话语创新的起点不应当是抽象的概念或逻辑范式，而应当是现实活生生的实践活动，尤其是现实实践所面临的重大问题。正如习近平总书记所言：“从某种意义上说，理论创新的过程就是发现问题、筛选问题、研究问题、解决问题的过程。”[8]何谓问题意识？所谓问题意识并不是指单纯关注问题。因为就问题本身而言，可以区分为理论上的问题与现实实践中的问题，关注问题并不等于具有问题意识。问题意识主要不是来自于抽象的概念体系或理论层面，而是直接源自于现实的感性经验。问题意识侧重关注社会实践的后果以及社会格局的变化，这是一种有实践意味的问题意识[9]。问题意识的形成，主要是通过对现实矛盾的分析与把握，将矛盾转换为现实问题，这是第一步，即从感性经验层面把握现实问题；第二步是实现问题的主体化，即运用主体思维范式把握现实问题，将生活经验中的问题通过主体的理性思考转化为具有学术价值的问题。在这一过程中，需要寻找特定恰当的理论范畴与概念对问题进行剖析，将问题纳入到特定的理论谱系与论域中加以思考，进而形成相应的理论话语。建构中国话语，不能简单地将马克思主义理论或者西方社会理论抑或是中国传统文化中的相关话语表达直接平移到当代中国，用“拿来”的理论来直接观照我们正在发生的现实，这并非是真正地扎根中国的现实来思考中国话语的建构。建构中国话语必须紧密围绕我们当前正在做的事情，从当代中国实践所面临的重大问题出发，结合当代中国实践的特殊性来关照中国发展过程中所面临的现实问题[10]。中国实践的特殊性主要表现：中国实践不是延续传统历史文化的“母版”，而是在批判性继承传统优秀文化的基础上，将经过现代转型升级的优秀传统文化，创造性地与当代中国实践相结合；中国实践不是简单套用经典马克思主义理论设想的“模板”，而是实现经典理论与当代中国实践的紧密结合，从当代中国实际出发推动实践创新与理论创新；中国实践不是其他国家社会主义实践的“再版”，传统社会主义模式步入困境已经由实践所证明，当代中国实践正是在对传统社会主义实践模式的超越基础上所形成的；中国实践也不是国外现代化发展的“翻版”，西方现代化的一元模式及其话语霸权，造成了自身在发展过程中的困境层出，中国坚持独立自主地求索符合自身实际的现代化道路。基于中国现实、面向中国实践的中国理论与中国话语，正是在坚守自身特色、围绕自己正在做的事情，不断发掘新材料、发现新问题、提出新观点、建构新理论、形成新话语[11]。第四，在回答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总问题”与“分问题”中不断建构中国话语。这里有两个重要的问题需要着重回答。首先，当代中国问题是什么？所谓中国问题，并非指中国所面临的具体问题，而是一个从总体性意义上对当代中国社会发展方向或实践主题所做的集中概括。只有那些在中国社会历史发展场长河中逐步形成、普遍存在的、具有鲜明中国特征并且影响中国长期发展的核心问题才是中国话语需要关注的问题[12]。因此，中国问题就是关于新时代如何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总问题。这一问题始终以一种开放性的姿态而存在着，即需要在立足中国实践、把握中国现实逻辑的基础上，不断展开探索性回答。“我国社会主义还处在初级阶段，我们还面临很多没有弄清楚的问题和待解的难题，对许多重大问题的认识和处理都还处在不断深化的过程之中，这一点也不容置疑。”[13]但必须要承认的是，经过改革开放40多年历史积淀，尤其是党的十八大以来，我们对于社会主义建设规律的认识已经上升到一个崭新阶段。可以毫不夸张地说，关于社会主义建设规律的认识上升到自觉认识主动把握的新阶段。如果说改革开放之初，我们对于社会主义规律的认识主要以探索性方式加以展开的话，那么，当下则是从“顶层设计”的高度出发，自觉主动地全面把握社会主义建设规律。其次，在建构中国话语的过程中需要着重回答哪些重大的问题？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这是我国社会发展新的历史方位。新时代面临许多具有新的历史特点的伟大斗争，斗争是解决问题与矛盾的重要手段，通过斗争解决问题、形成经验、建构理论话语。因此，斗争的对象就是现实存在的诸多重大问题与矛盾。当前，我国社会发展的主要矛盾是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这一问题是关涉当前新时代中国实践的首要问题[14]。就建构中国话语所面临的“分问题”而言，习近平总书记曾用“五个面对”加以概括，即意识形态领域的动荡与主流意识形态的挑战，需要建构解决这一问题的相应政治话语；经济新常态背景下中国经济发展的新问题，迫切需要建构与之相适应的经济话语；全面深化改革背景下的新挑战，需要建构与之相适应的改革话语；世界范围内文化交流交融交锋的新形式，期待建构符合文化自信需要的文化话语；全面从严治党背景下的新挑战，需要建构与之相适应的治理话语[15]。只有从理论上对这些问题不断做出分析与阐释，在不断求解现实问题的过程中才能推动中国话语的不断建构。
三、多元形式：政治话语、学术话语与大众话语的有机融合
在建构中国话语的征程中，注重基于实践基础上的话语内容是基础性环节，但话语的生命力不仅依赖扎实的内容，而且也离不开恰当的表现形式与传播形式。话语形式从根本上应当由话语内容所决定，良好的形式不仅有助于彰显内容，而且更有助于话语的传播与被接受。因此，推动新时代中国话语的建构，不仅需要重视话语内容的发掘与整理，而且需要建构促进话语内容最恰当、最有效呈现的形式。第一，需要着力解决当前中国话语建构中形式相对滞后的短板。在中国话语的建构与传播过程中，以往比较注重从内容层面把握中国话语的核心与本质，却在一定程度上忽略了关于中国话语形式的恰当性建构问题。一方面，政治话语、学术话语与大众话语在一定程度上相对脱离，三者之间存在着较为明显的缝隙，三种话语形式之间未能有效实现有机融合与贯通。这就造成了一个问题，即关于某一经验现象或实践活动，倘若从话语层面对其进行概括表达时，在政治领域、学术领域与大众生活领域就可能存在三种截然不同的表达方式，并且难以实现三种话语的交流与沟通。政治话语侧重于抽象的意识形态建构，与纯粹的学术研究与大众生活之间保持着特定距离；学术话语侧重于学院式的自我言说与形而上的逻辑建构，因此，学术话语一方面与政治刻意保持距离，另一方面又与形而下的大众生活相隔绝；大众话语主要是流行于大众日常生活之中的话语表达，较之于政治话语与学术话语，它并不一定具备完整的话语逻辑与严密的话语结构，而更多地停留在感性经验层面的话语表达，流行于大众生活中的话语在政治领域与学术领域一般难以被接受。正如有学者所指出的那样，“要么有学术无政治、无大众，既不关注政治，也不关注大众需求；要么有政治无学术、无大众，既缺乏学理支撑，也缺乏大众化。这两种现象都仅仅满足于理论逻辑，缺乏现实关切，远离了学术、理论研究的初心”[16]。另一方面，中国话语的国际传播仍然面临着不少考验，建构关于中国话语的行之有效国际传播形式仍然任重道远。这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是“有理说不出”，即在对中国经验的抽象理论总结与话语概括中，难以找到恰当有效的对外言说方式。这在很大程度是因为我们以往主要立足于中国实践基础上进行话语建构，因而所创造出的中国话语主要是面对国内的言说者。但随着中国逐步从世界舞台的边缘走向中心，日益提升的中国国际形象需要与之相适应的中国话语，这种大国地位的转变与大国话语需要之间存在着一定的有效供给不足的问题；二是“说了难以被接受”，即难以找到符合西方话语言说风格、易于西方社会接受并进而引起讨论的话语表达形式。当然，这主要是因为中西方社会实践的巨大差异，以及东西方思维方式、文化结构等方面的差异所导致的。解决这些问题，需要花大功夫对中国话语的表达形式进行重构，着力建构政治话语、学术话语与大众话语有机融合的恰当张力关系，着力打造易于西方接受与理解的新概念、新话语。
第二，致力于建构以大众为导向、以学术为依托的政治话语新形式。政治话语的生命力不是由外在统治阶级所强加的，而在于政治话语本身，即政治话语对于人民群众的说服与掌握。为了实现政治话语掌握群众的目的，必须要完成言说方式的彻底性革命，即从抽象的上层政治领域真正坐落于人民群众现实感性的生活之中，并且以此为依托进行理论话语的重新建构。政治话语大众化的过程，包含两个重要的转型。一方面是政治话语的生产场域从抽象政治概念转向大众感性生活，这需要从更加广义的范围内理解政治活动——不单纯是上层的政治实践，而且也包含上层政治因素在底层民众生活中的运用、反馈乃至修正。这突破了以往单纯自上而下的政治话语建构方式，从而实现自上而下与自下而上的有机统一。另一方面是政治话语创制主体由上层政治理论家向普通民众的转移。政治话语创造的主体不仅仅是单纯政治理论家，而且还应当包含最广大的人民群众。从群众最广泛的实践活动出发建构政治话语，将政治话语的建构权与主导权置于人民的手中，创造出符合大众诉求、易于大众理解与接受的政治话语是新时代建构中国政治话语新形式的重要方法。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通过重塑党的群众路线，积极探索新时代政治话语与大众话语有机融合的新形式与新内容，建构了诸多易于群众接受、便于群众理解，具有良好传播效应与深厚现实感召力、凝聚力的政治话语。其中，“中国梦”就是最为显著的代表，这一全新政治话语整合了作为国家战略规划的“集体”宏大历史叙事逻辑与“个体”微观诉求，标志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意识形态话语建设的重要革新。新时代建构政治话语，在强调其人民导向的同时，也不能忽略政治话语的学术化向度，即“用学术来讲政治”，自觉摒弃政治话语原先通过意识形态的强势灌输与简单阐释方式，通过扎实的学术分析，以一种较为科学理性的方式建构政治的言说方式，从而夯实政治话语的理论底蕴与实际说服力[17]。第三，树立学术话语建构中的实践维度、科学政治导向与大众关怀意识。中国话语的建构及其生命力彰显，须臾不能离开学术性支撑。只有通过扎实严谨而科学的学术性分析与阐释、构筑出中国话语内在强大的学理支撑，中国话语才能具备接受实践检验、人民检验与西方话语考验的能力。强调中国话语建构中的学术性问题，就是要努力做到提出某一话语或概念时，需要着重进行学术层面的分析、研究与论证，从学术思想发展史的坐标中定位这一话语，从而自觉规避陷入自说自话式的空洞言说。当然，注重中国话语建构中的学术性支撑，绝非是将中国话语的建构导向封闭的学院式思辨活动，也不是将关于中国话语的发明权与阐释权仅仅归于少部分纯粹理论家手中。推动中国话语学术化的建构，仍然需要恰当处理如下三对张力关系。一是与当代中国实践的关系。学术话语的生命力绝非停留在抽象的理论思辨之中，从根基上无法脱离当代中国最生动的实践活动而孤立自存，其必须要从我们生活的时代与时代的生活出发加以推进。密切关注现实、反映实践状况、解决实践问题，是构筑中国话语学术化维度的基础，这也是中国话语学术化的生命力所在。二是与科学政治导向的关系。强调中国话语建构的学术化维度，绝非是否定科学政治导向的指导作用。中国话语是关于中国道路的理论表达，这一话语理论属性从根本上决定了其不可能如西方某些人所歪曲理解的那样，是去意识形态或去政治化的言说。中国话语在根本属性上应当牢牢坚持马克思主义的科学指导，“坚持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是当代中国哲学社会科学区别于其他哲学社会科学的根本标志，必须旗帜鲜明加以坚持”[18]。马克思主义的科学世界观与方法论、社会主义的价值导向，应当贯穿中国话语建构过程的始终。三是与大众关怀之间的关系。推进当代中国话语建构的学术化维度，绝非是少数理论精英自娱自乐的文字或概念游戏，中国话语言说的主体是当代中国最广大人民群众，中国话语生成的“场域”是当代中国人民最生动而广泛的实践活动。中国话语是否行之有效，最后的价值评判标准应当置于人民群众手中。建构中国话语必须始终坚持人民立场与人民主体性，从人民群众的实际生活出发，创造出一批符合人民群众需要、以人民群众喜闻乐见的形式而出现的新话语、新概念，深刻彰显中国话语的大众关怀意识。第四，积极吸收大众话语的合理成分、整合引导大众话语的科学建构。大众话语是中国话语中最被广泛言说的存在方式，大众话语有其特殊的理论内涵与传播路径，它更加侧重于感性经验层面的话语表达，更加注意易于快速广泛传播的路径。大众话语从内容与形式两个方面对于建构中国话语具有积极作用。从内容上来看，大众话语的诸多内容都是对中国实践的经验概括，可以通过理论化的提升实现向中国话语的直接转变。例如，改革开放探索中的诸多实践与话语，都是由人民群众所率先发明使用的，党中央通过汲取大众话语中的诸多合理性内容加以总结提升，不断建构出中国话语的新样态。正如邓小平所言，“农村搞家庭联产承包,这个发明权是农民的。农村改革中的好多东西,都是基层创造出来,我们把它拿来加工提高作为全国的指导。”[19]这里所谓的“加工提高”就是实现从大众话语中汲取有益成分，以充实完善中国话语的辩证过程。从形式上看，大众话语比较强调感性认知层面的话语表达，侧重于以通俗易懂的方式推动话语的传播效应。这一点对于新时代中国话语的建构具有积极启示意义，即中国话语必须掌握群众，契合群众需要，建构人民群众便于接受与言说的方式。当然，必须要辩证地认识到，尽管大众话语具有积极的借鉴意义，但仍然需要对于进行加工改造、提升。原因在于，大众话语主要生发于大众日常生活实践，因而其主要是以感性经验的方式而存在的，必须要经过科学理论的改造、升级，实现从感性经验层面的话语言说转向理性层面的科学思考，促进大众日常生活实践与整个国家民族的宏大历史实践的有机融合，从而实现大众话语从单纯个体性视角向整体性视角的转化。其中，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运用马克思主义改造大众话语中的朴素感性因子、摒弃不合理的成分，是推动大众话语科学化建构的重要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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