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杨菊华 | 后小康社会的贫困：领域、属性与未来展望
BSTRACT
摘要
贫困具有“四域”“四性”“三度”特征。贫困具有四个相互牵扯、彼此互动的领域，即物质、健康、社会和精神贫困。贫困具有绝对—客观性和相对—主观性，前者是一个“平均人”的概念，是社会贴在个体身上的标签,后者是个“主观人”概念，即贫困主体对自身生活境遇的评判，是一种内生认知。贫困的宽度、高度和深度共同搭建出立体框架，从单维走向多维、从绝对走向相对、从生存走向发展。未来，需继续关注后小康社会的贫困理论、经验研究的可操作性等议题。
EYWORDS
关键词
多维贫困；绝对贫困；相对贫困；客观贫困；主观贫困
UTHOR
作者简介
杨菊华(1963-)，女，湖北鄂州人，社会学博士，中央民族大学民族与社会学院教授、博士研究生导师。
OUNDATION
基金项目
北京市社科基金项目“时空比较视角下北京市老年贫困问题研究”（19JDSRA002）。
一、贫困的“四域”
在任何时代，贫困认知总与时代背景、社会环境紧密相关，其意蕴随人类社会对人权、平等、福祉的追求而变动[1]。人类社会对贫困问题的认识随着经济发展与社会变迁而呈现出动态变化。在生产力极其落后的时代，贫困是指经济或物质的匮乏，指个体或家庭的日常生活水准未达到社会可接受的最低标准。但是，当温饱问题基本解决后，贫困认知便不能仅停留于物质层面，否则就会“不恰当地将人们的经济地位与社会背景割离开来”[2]。也就是说，在后小康社会，必须多面向地界定贫困，从经济、社会、心理、政治与文化等多个领域进行综合考量。
（一）多域贫困框架的优长与局限
在“贫困具有多维性”这一基本认知得到广泛共识后，多维贫困的概念界定就成为国际社会贫困研究的重要关切。多维贫困的理论基础主要有二：一是可行能力说，主张贫困是对人的基本可行能力的剥夺[3]；二是社会排斥说，强调贫困关涉个体的权利与能力，贫困“意味着在食物、保暖和衣着方面的开支低于社会平均水平。……贫困夺去了人们建立未来大厦—‘你的生存机会’的工具。它悄悄地夺去了人们享受生命不受疾病侵害、有体面的教育、有安全的住宅和长时间的退休生涯的机会”[4]。基于此，社会各界尤其是国际组织都曾尝试厘清贫困的基本维度。当前，国际影响力较大的多维贫困（multidimensional poverty）界定，是由牛津贫困与人类发展中心（Oxford Poverty and Human Development initiative，OPHI）在阿马蒂亚·森理论的基础上提出的。其国际影响力主要源于联合国开发计划署（UNDP）定期发布的《人类发展报告》，该报告采用基于此界定的多维贫困指数（Multidimensional Poverty Index，MPI），对世界各国的贫困发生率进行比较与排名。实践经验表明，MPI比较有效地测量了家庭的被剥夺量，可反映多维贫困发生率与发生强度。同时，Alkire and Foster[5]在《计数和多维贫困测量》一文中，对多维贫困的识别、加总和分解方法进行了详细论述。尽管其重点在于多维贫困的度量，但也明确了多维贫困的三个基本维度：（1）健康：营养状况、儿童死亡率；（2）教育：儿童入学率、受教育程度；（3）生活水平：饮用水、电、日常生活用燃料、室内空间面积、环境卫生和耐用消费品。MPI关照了贫困的多个方面，为贫困研究开辟了新的思路。但是，它的度量有两个明显局限。一是分析单位混淆了家庭和个体：健康和教育属于个体层次、而生活水平属于家庭层次的度量，但后者测量出来的结果究竟是反映个体、还是家庭贫困呢？一个测量体系跨越两个不同层次的分析单位，会导致实际研究中操作化的困难，在方法上面临较大窘境。二是在该体系中，儿童的位置十分突出，权重较大，其他面临贫困风险之人易被忽视。在贫困测量指标中突出儿童的合理性在于，营养和教育分别是个体生存、发展的第一元素。尽管所有年龄段之人都可能遭遇营养不良和较低的受教育水平，但儿童处于人生初始阶段，自我生存能力和发展能力均低，需要他人的抚养和培育；若其原生环境难以提供必要的呵护和支持，他们不仅在当下、而且在未来也会面临更大的贫困风险和脆弱性。然而，不可否认的是，在少子老龄化时代，老年人可能比其他任何人群都更易遭遇贫困，在包括中国在内的、老龄化步伐很快却尚未做好准备的发展中国家尤其如此。处于不同生命周期之人，因禀赋和需求有别，遭遇的贫困在内涵和外延、表现形式等方面都有差别。作为理论研究，应从纷繁复杂的社会现象中抽离出来，总结出贫困的“元内核”和一般性规律。纵览时空的发展变迁，不同人群的贫困发生与呈现形式的确有其共性。因此，笔者认为，对于贫困，首先应提出基本适于全生命周期的具有普适性的定义，并针对特定人群做进一步的修正、拓展、延伸。而且，贫困的实证研究应以个体为分析对象，故理论叙事也应聚焦于个体，以确保研究结果具有更明确的理论和政策意义。（二）基于个体需求的四维贫困人们赖以生存的物质基础是贫困的“元内核” ，但其界定取决于给出定义之人的观点。随着人类社会对人权、平等、福祉的追求，对贫困的认知持续深化[6]；今天，日常生活水平、健康与寿命、读写能力等[7][8][9]均被视为贫困，贫困被视为多种劣势的集合体[10]。简而言之，贫困就是基本需求未能得到满足。马斯洛的需求层次理论很好地总结了人类需求的阶梯层次，即生理、安全、健康、尊重与自我实现。以此为引领，笔者认为，贫困可从物质（或经济）、健康、社会、精神等四个领域来理解。人类的生存首先必须满足“两不愁”（不愁吃、不愁穿）、继而满足“三保障”（安全住房、教育、健康）的基本物质需求。但是，贫困既是物质上、也是“社会上和情感上的匮乏”[11]和“参与社会活动、最起码的生活和社交资源缺乏[12]。在现实生活中，贫困四个领域之间的界限不会如此清晰。一方面，对于不同的个体、对处于不同生命周期的个体、对于生活在不同历史时期的个体，经济（或物质）、健康、社会、精神等方面的需求亦有不同，各维度需求的满足状况对个体的影响作用也有大有小。另一方面，对于不同的子群体，因所处生命阶段的不同，各自的需求必然有别，四个贫困领域对各自的意义也会有别，即便领域类似，二级指标和具体测量亦会有别。具体而言，物质贫困是指个体或家庭的收入所维持的生活水平低于社会公认的“最低”或“最起码”的生活标准；健康贫困即是个体罹患疾病或失能失智以至于影响到基本功能的发挥、在一定程度上依赖他人的照护、但照护需求未能得到满足；社会贫困是指个体的社会性本质陷入困境，社会参与机会遭遇剥夺，自我效能低下，与社会日渐撕裂；精神贫困则是指个体的精神慰藉和心理疏解需求未能获得满足。物质匮乏或不足，必然会带来社会福祉的窘境和脆弱性，进而损害身心健康、制约非物质性的社会活动参与、社会福祉遭遇剥夺，最终带来自我效能感的丧失、自我价值的受损，精神满足难以达成。从这个意义上看，四域之间具有先后递进关系。但是，这种单向解读割裂了四域之间的作用和反作用互动性：比如，物质和健康贫困降低了人们社会参与的能力，限制了他们的社会交往网络及利用社会资源的机会，逐渐剥夺了他们的完全公民身份；反过来，完全公民身份的丧失也会阻断个体获取经济资源，不利于身心健康。又如，精神贫困会带来或加剧身心疾患、制约社会福祉的获得和物质资源的获取，甚至耗尽物质资源。如果说，在过去，物质贫困是贫困的核心意涵，那么，在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后，四域并重尤其是后三个领域应是贫困研究的重心。
二、贫困的“四性”
物质、健康、社会和精神需求的亏欠，都蕴含双重含义：一是因资源和机会的不可及与不可得，导致在客观上需求的绝对不满足；二是与不同时空环境下的自己或他人相比，个体主观上认为的需求相对未满足。这就是贫困的相对—绝对、主观—客观的“双二维”属性。（一）绝对贫困与相对贫困（相对剥夺）绝对贫困是指个体“真实”的基本需求未得到满足，属于生存贫困，与“极端贫困”“极度贫困”“赤贫”等意义相近。在国际上，绝对贫困往往通过贫困线来测量，即基本生活标准所需的货币量。从收入的角度，贫困线通常是一个针对所有人群（或家庭）的阈值，出于可比性，在同一国家或地区内，贫困线大致相同，且随生活水平的改善而动态调整。比如中国1978年的贫困线为农村人均年收入100元，2016年则以2011年2300元不变价为基准，调整到3000元。国内外的经验表明，不同的标准划定带来具有云泥之别的贫困发生率。由此可见，在温饱问题基本得到解决后，贫困的绝对性是“相对”之“绝对”，是在新起点上的“赤贫”。贫困线将具有某些特征之人进行了平均，由此得到一个“平均人”，而这个“平均人”的高度随时间而增高。绝对贫困往往是客观的，一个贫困线或临界值的划定，通常就能确定一个个体、一个家庭是否处于贫困状态。因贫困线的调整，贫困人口本身具有动态性：当下的贫困人口可能摆脱贫困，而当下非贫困或已脱贫的主体，可能在遭遇突发性事件、变故或某种风险后而返贫。联合国在2011年出版的《贫困和饥饿指标》提出，若缺乏以下八项基本需求中的任何两项，即被视为处于绝对贫困境况。这八项基本需求分别为：食物、安全饮用水、卫生设备、健康、住房、教育、信息获得、服务可得。这八项指标主要覆盖物质贫困，但也关涉健康、社会贫困。在某种程度上，文盲、疾病、肮脏的环境、高婴儿死亡率等均属绝对贫困[13]。
相对贫困是对物质匮乏的内在认知，是指一个生活在特定国家或地区之人与该国或地区其他人口相比，或相对于社会平均生活水准而言，处于较低水平的境况之中。没有达到某种最低水平的“生活标准”虽是贫困的测量，但它因时、因地、因人而异。加尔布雷思[14]也提出，“当人们的收入哪怕是足以生存，但若明显落后于他们居住的社区时，那就是贫困”，这表明贫困的定义和衡量与个人经验有关[15]；“贫困必须从有关社会的生活水平来看待” [16]。绝对贫困与相对贫困之间有着内在关联。遭遇绝对贫困之人往往也会遭遇相对贫困，而认为自己生活水平不如其他人的人群却未必食不裹腹。绝对贫困的定义是从基本物质条件的视角得出的，相对贫困则是相对于社会平均水平而言，处于一种较低的生活状态。（二）客观贫困与主观贫困客观贫困是一个外在的标签，而主观贫困是内在的判断，分别大体对应绝对贫困和相对贫困。过去，客观贫困主要从收入和消费的角度来定义。今天，从效用的角度，若收入达不到能满足一种积极健康的、全面参与社会生活所必须的需求标准，即被视为贫困。所以，客观性强调的是贫困的绝对状态或物质基础，如衣食住等用来满足个体和家庭生存必不可少的资源、保持健康所必需的外在服务与物质资料、保持基本生活水准所必需的生活照料、可满足心理需求的外在社会互动等资源的不足甚至匮乏，代表了自己“是”或处于一种什么状况。客观贫困是他人对于自己生活的定义。这种定义以他人的生活际遇为参照，在这样的界定中，个体成为一个“平均人”，被一个外在的标准拉高或拉低了。与客观贫困不同的是，主观贫困是主体对自身需求满足状况或生活境遇的评判，是基于自我认为的需求满足“应该”处于何种水平、自己“应该”过一种什么生活的评判，而这种“应该”就烙上了与他人对照的印记。换言之，主观贫困是依据一定的标准，比如经济贫困线、一定水准的健康水平与生活质量、个体自觉精神得到慰藉的水准，对个体所产生的剥夺感进行衡量的指标，是贫困的“另一副面孔”。同时，这种主观性在进入小康社会后将更为凸显。主观贫困具有较大相对性，无论这种主观性是来自于贫困的界定者还是贫困的报告者。实际上，工业化国家的贫困更主要的是相对贫困问题[17]。“贫困从来均非因缺乏某一种物品而致，而是来自于穷人所体验和定义的许多相关因素的共同作用；个体所处的社会地位和物理环境都是造成贫困的最直接因素”[18]。这是因为，“我们对商品的需要是相对的，它完全取决于我们身处的社会和环境 [19]。这些论述突出了贫困研判和认识的主观意义，不仅凸现出贫困的相对性，也彰显了贫困的主观性。目前我国主要关注绝对、客观的物质贫困，但相对和主观贫困尚未提到议事日程，亦未进入学术研究的视野，而这些属性的贫困应是后小康社会的关注重点。
三、贫困的“三度”
贫困的“四域”和“四性”，还可借用物理空间的概念，从宽度、高度和深度（“三度”）视角来加以理解。一个物理空间的任何维度都不能独立存在、相互割裂，而是彼此依存与同向支撑，贫困的三度亦是如此，贫困的多面向性、贫困的高度和贫困深度形成了贫困的立体画面。（一）贫困的宽度（广度）宽度（width）在物理学上是指物体的宽窄。将之化用到贫困研究领域，则指贫困概念的外延拓展，即贫困概念的覆盖维度（面）。贫困是简单与静态、复杂与动态相结合的现象。简单和静态，是指无论如何界定贫困，它都以一种朴素且客观的方式存在着——它首先必然是一种物质生活状态；复杂和动态，是指无论学界、社会，都是由具有主观意志的个体构成，故对贫困的认识和感知必然也会受到这种意志的制约。特别是在贫困已远远超越了简单的物质生活范畴，而与社会、心理、精神状况等紧密关联在一起时，这种主观性就会更为凸现。比如，若社会认为，人们不应死于饥饿和流离失所，那么，它就会把贫困定义为缺乏维持生命所必需的最低数量的食品和住房；如果社会认为，它既有责任为人们提供生存资料，也有义务提供健康的身体和愉悦的心境等，那么，它就应该在生活必需品之中再加上预防或治疗疾病、心理需求所需要的资源。总之，贫困的宽度并非一成不变，而可能因时因地呈现不同的内涵。学界和社会对贫困意涵的认知不断深入，贫困概念也有了广义和狭义之分。狭义贫困仅指经济或物质领域的贫困，生活难以达到温饱水平，生计难以维持，往往具有绝对性、客观性、传承性。广义贫困覆盖面更广，除狭义意涵外，还包括健康、社会、精神等领域的贫困，对应于贫困的多面向性。以一个领域或多个面向来界定贫困，直接影响到贫困人群的规模大小，广义与狭义度量下的贫困人口规模无疑相差甚大。对低龄人口而言，营养不足（营养不良）和较高的死亡率等，均具有广义贫困之意；对老年人口而言，经济贫困即是一种狭义贫困，而健康、社会、精神三个领域的贫困则均是广义贫困的基本内核。尽管对处于不同生命周期之人而言，贫困意涵有别，但物质生活的窘困、社会福祉的不可及、身心疾病罹患和精神缺乏慰藉等，则可能是所有人都面临的共性问题。（二）贫困的高度如同宽度一样，高度既是一个绝对概念，也是一个比较的概念，通常取决于人们的心理预期，对应于贫困的绝对和相对意涵。将其作为贫困的一种属性，可对贫困进行量化，界定贫困线所属位置或到某个端点的距离。从绝对意义上看，若有一个社会公认的贫困线，则该条线就是贫困高度的下限；依据高度的值域，可获知“穷人中的最穷者”。个体的收入若在它之下，就是贫困，就可将其视为处于绝对贫困境况中。但是，如前所述，这条线虽是绝对贫困的基准，但仍然是“相对”之“绝对”，这就是相对高度，即贫困的相对性。比如，若贫困指数的区间为[0，100]，0表示完全不贫困，100表示“赤贫”，人们的得分都落于这个区间中。对于任一个体，他得到的分值或所处的值域都是绝对的，但是，无论是数值还是值域，都是相对中的绝对，是他相对于其他人而言的一个阈值，是介于0-100之间的一个相对位置。相较于数值高于他的人，他的贫困程度更低，反之，则贫困程度更高。因此，依据贫困的高度属性，不同个人的贫困定量属性高低不一、参差不齐，相对性与主观性甚强。在某种意义上，所有贫困的测量都是相对的[20]。即便生活水平比过去提高了，也未必意味着贫困的降低——因为若与人群的差距拉大了，则贫困问题不仅未得到真正解决，而且可能反而加剧了。（三）贫困的深度深度（depth）即事物、物体的深浅程度，是指从表层向内里深入的距离。可将贫困的深度视为连续统，一端即为物质贫困，另一端即为精神贫困，或将一端视为生存型贫困，另一端视为发展型贫困。因内外环境的不同，个体获得满足的需求维度也存在明显差异。从意涵来看，贫困人口就处于这一连续统的不同位置，这即是贫困深度的基本含意（当然，有的人可能同时处于多种贫困状况中）。可从生存型、温饱型、发展型三个层面来看待贫困的深度。生存型贫困主要是指食不果腹、衣不蔽体、住不遮风挡雨等日常生活的物质条件。笔者认为，在贫困的宽度得到延展后，健康状况欠佳，需要照护时得不到必要的照护，也是生存贫困的外显形式。生存型贫困具有绝对-客观属性，且若生存问题得不到解决，就会辐射到其他方面，发生代际传递。在任何社会，这部分人应当总是脱贫攻坚工作的重点关照人群。满足食品、衣服、居所等赖以生存的物质条件，是减贫脱贫的奋斗目标。温饱型贫困是在生存型贫困问题得到基本解决后，相对而言更高层次的贫困。此时，物质生活还不宽裕和充盈，收入水平依旧较低且不稳定，日常生活保障缺乏稳定性和保障性，总体生活质量仍然低下，健康风险依旧较大，抵抗各种灾难的能力都还较弱，一旦遭遇天灾人祸，很可能再度返贫。温饱型贫困既具有绝对—客观、也具有相对—主观的多重属性，且处于该层次的人口依然具有较大的贫困风险。发展型贫困是指在食品、衣物、居住等生活需求得到满足后，人们开始谋求物质生活之外的其他方面的发展时遭遇的窘境。发展型贫困是广义的、多面向的贫困，如物质资源不足、身心健康不佳、社会联系和精神价值的不满足。这三个层次的贫困风险具有递进性。如果说前两种类型的贫困对所有人群同样适用的话，那么，发展型贫困则凸显出其所具有的年龄属性。比如，老年人口步入到生命后期阶段，发展议题多已退出生活重心，物质温饱和医疗照护才是生命存续的保障，即“吃饱穿暖”“病有所医”是其晚年最基本的生活需求。但是，低龄尤其是健康的低龄老年人，依旧具有不同程度的社会参与和精神价值实现的需求，若他们全部的生活需求依旧都停留在温饱层面，说明他们的尊严无保、生活质量不佳。而当有能力参与社会的老年人，参与或实现意愿得不到满足时，则可视为遭遇发展型贫困。总之，贫困的宽度关注贫困的多面向性，高度关注赤贫的程度，而深度则侧重于贫困的连续统和贫困人口的生存质量，即一个是贫困的面、一个是贫困的量，一个是贫困的质。面、量、质相互关联，宽度、高度和深度彼此依存，共同搭建了一个立体的贫困问题研究框架。宽度界定了贫困概念的内涵和外延，决定了所覆盖的贫困人口规模；高度界定了贫困状态的值域，透视出与“最低标准”（不仅仅是指贫困线，而且也包括其他方面的度量）的距离（对于非物质贫困而言，也可指某个确定的“平均水平”）；深度界定了贫困状态，透视出贫困人口生活境遇的质量高低。参差的高度是一个相对概念，纵深性的深度是一种状态概念，若只有高度没有深度，则将难以区分同为贫困的不同现状，也无法为进一步的脱贫工作做出精准的部署安排（比如，两个不同的个体，多维贫困指数的得分均为50分，但这50分背后的机制可能是完全不同的：一个可能是物质生活没有得到满足，而另一个可能是精神上遭遇了巨大的创伤，故一个是生存型贫困，而另一个是发展型贫困，扶贫工作也应根据不同的情形而针对施策）。依照贫困的度量标准，可将贫困人口划分到不同的贫困类型中去，体现目前贫困人口生存现状。比如，从狭义视角来看物质贫困，自然而然地界定了其贫困的宽度。在此概念下，依据当地人口的最低生活标准来制定贫困线，则该线条的高低就标示了此时此地贫困的高度及其相对的标准。进而，处于贫困线内的人口究竟是属于哪种性质的贫困？是处于生存型状态、还是温饱型状态？以此则可体现贫困的深度。由此，宽度、高度和深度相互牵连、有机结合，为全方位的贫困研究提供了分析视角和理论依据。
四、余论：后小康社会的贫困研究展望
作为一个人类社会与生俱来的社会现象，贫困的内涵十分丰富，外延比较模糊，迄今既未达成一致的贫困界定（在非经济领域尤其如此），亦无统一的贫困衡量标准。同时，无论怎样界定贫困，它都以一种简单、真实、朴实和客观的形式而存在，不因外界界定的不同而有变异——虽然不同的界定方式得出的贫困发生率存在天壤之别。本文从贫困的“元内涵”、基本特征和主要属性视域出发，对贫困的“元内涵”进行了理论分析与建构，总结了贫困的绝对—相对、主观—客观“双二重”特性，并通过关联四个领域与四类属性，提出了贫困的宽度、高度与深度的“三度”属性。四域并非互相割裂，而是相互补充、互为过程与因果。四域、四性与三度亦非相互替代，而是体现了贫困认知研究的不同视角，相互渗透与关联。比如，社会贫困既反映了贫困的宽度（广度），具有绝对高度和相对位置，也透视出未来发展的窘境。尽管迄今为止，对贫困的关注仍多从经济或物质资源占有的多寡来考量，强调对市场上可购买物品的支配能力（即收入），尽管收入或消费被视为多维贫困很好的代用变量，但随着对贫困现象认识的深入，人们愈发意识到，仅从收入来界定贫困，难以投射出其他领域的剥夺或排斥，视角过于狭隘。由此，对贫困的认知逐渐跳脱了绝对经济贫困的束缚，贫困的内涵向外拓展，突显出贫困这张变化多端的脸。特别是在温饱问题基本得到解决的后小康社会，贫困的理论意蕴将进一步丰富，贫困的识别与测量将更为复杂。
进入小康社会后，贫困问题研究应该重点关注理论的总结与凝聚、经验研究的可操作性、城市人口减贫与脱贫的农村人口巩固、政策治理的经验总结和进一步完善等议题。第一，如何创新既具普适性又有中国特色的贫困理论，形成中国的话语体系？在后小康社会，贫困研究是继续沿用西方的理论，还是在国内外研究的基础上，另起炉灶创设新的体系？这里提出的四域、四性和三度都属于贫困的根本性问题，但这些认识是否合理则需要进一步商讨和经验研究的证明。新中国成立以来，政府和学界一直都在进行减贫实践探索，近年也有不少学者结合国情进行理论探求，但尚未确立中国特色的理论框架与话语体系。一方面，我们过去对究竟什么是贫困（除收入外），还存在很多模糊的认识。带着这些模糊的认识，我们即将从过去的贫困大国迈入小康社会，而理论要能经得起时代的检验，不仅要明确过去没有明确的问题，也必须与时俱进，在新的历史方位应有“理论自觉”“理论自信”“理论创新”，要在学理性、科学性和严谨性的基础上，更好地研究新情况、解决新问题、指导经验研究的开展。那么，在后小康社会，究竟什么是贫困的“元要素”（即贫困本身）、“源要素”（即致贫因素）、“衍要素”（即贫困的后果），都是需要厘清的议题。这些问题虽可进行独立探讨，但综合起来，便可形成贫困理论的一幅完整画像。第二，如何建构普适—特色相结合的贫困度量指标体系、实现贫困度量指标的实操化和精细化？新中国成立已有70年，中国在减贫实践方面取得了很大成就，具有时代意义和全球意义。在后小康社会，应该在更高的站位和标准上进行扶贫与脱贫。同时，不仅要在理论上形成自己的话语体系，而且要注重贫困治理理念、度量方法等方面的探讨、完善和成熟。后小康社会的减贫工作，应该注重理论的进一步完善化、测量指标体系的进一步精细化、政策体系的进一步可操作化。在2020年后，度量指标体系必须在贫困“元要素”理论框架的引领下，能发挥真正度量贫困的基本意涵，获得贫困的总体发生率和各领域贫困发生率等实际效用，形成符合实际的测量指标体系，并持续对测评指标进行精细化和可操作化的完善。第三，如何形成中国贫困治理政策体系和后小康社会贫困治理途径？在过去70年中，中国采取了独具特色的治贫和减贫模式，形成了中国独有的治理体系。时间和实践的检验证明，中国过往的治理模式与途径是比较契合国情的科学选择和正确抉择。进入小康社会后，必须在理论和经验研究的基础上，进一步完善契合实际的手段、方法和途径。中国在治贫方面的理论与实践，基于实情创造性地探索和回应了如何治理贫困、如何让几乎占全球人口1/5的中国人实现温饱、走向小康、迈向富裕。但是，贫困治理的政策命题并未终结，也不可能停止，而是随着社会的进步而不断深化与扩展。在后小康社会，如何在一个更高平台上，进行减贫路径和政策体系探索，依旧是一个研究焦点，是一个需要继续回答的命题。第四，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贫困研究应契合小康社会基本特征来开展，关注贫困的全面性、人本性、均衡性、内源性等。在一个较高标准和高级阶段的小康社会，人民的生活更加殷实和富裕，现代化进程基本实现。“全面性”“均衡性”均是小康社会的主要特点。贫困研究不仅要重视物质条件，更要关注贫困的多面向性，在进一步提高民众经济和物质水平的同时，强调健康、社会、环境和精神的协同发展与全面进步，突出贫困各子系统之间的关系。具体而言，一是小康社会的贫困研究，要突破当下主要关注单一的经济指标的局限，突出由一系列因素组合形成的综合指标；要突破当下贫困研究主要关注绝对-客观贫困的局限，强调贫困的“双二重”属性，突出贫困的相对性和主观性；要突破多关注生存型和温饱型贫困的局限，同时关照发展型贫困，从而彰显小康社会的“人本性”，满足人的多样化需求，让人类福祉和个体得到更全面、更充分的发展。二是小康社会的贫困研究，要突破当前多关注农村人口的局限，将人群覆盖到城市群体。由于制度性和结构性要素的共同作用，贫困总是与农村相连，故减贫、脱贫政策的重点关切主要在农村人口，但这并不意味着城市没有贫困，相反，城市一些低收入群体的生存状况极其堪忧。随着2020年按现行标准农村人口的全脱贫，一方面，对于农村人口，既要防止已经脱贫者再度返贫，也要尽量减少非贫困人口陷入贫困；另一方面，城市贫困问题必须引起政府、社会和学界的更大关注。城市贫困是城镇化发展过程中的必然现象，也是中国市场经济体制改革过程中未能避免的问题。有些城市贫困人口早已存在，属于历史遗留问题，有些则是近一二十年快速城市化的结果，属于新发生的现象。其中，就地城镇化或就近城镇化的农民、内退或早退人群、老年人口等，都是城市贫困的主流人群，应是后小康社会贫困研究和减贫施策的重点关切。三是探求减贫、脱贫的内生动力，消除“家家争当贫困户”的怪异现象。学术研究要有效辨识什么是贫困、什么是致贫原因、什么是贫困的后果。在致贫原因探求中，除了关注公共政策的“输血”因素外，更必须依托内源性动力，探求家庭和个体在减贫脱贫中的主观能动作用，考察智力和志气、自力更生、艰苦创业等内生因素在减贫脱贫中的效用，突出个体和家庭长期、可持续性发展能力的提升在治贫方面的重要性，从而为后小康社会的减贫扶贫政策出台和完善提供科学的参考。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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