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姜凯宜 蓝江 | 论马克思的社会理论建构与当代价值
BSTRACT
摘要
基于丰硕的文本群，马克思社会理论的关键词可回溯到《黑格尔法哲学批判》中的感性现实。兼具青年黑格尔学派与古典政治经济学双重逻辑的“异化劳动”，则呈现于《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此逻辑后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发生了根本转向。马克思逐渐以物质生产为坐标“扬弃”了“异化”概念，并以具体实践为基础考察之前的词汇，从而成就了以唯物史观为指导的社会发展阶段学说。对当代而言，马克思社会理论最深刻的价值在于认知方式的根本飞跃。
EYWORDS
关键词
马克思；社会；唯物史观；古典政治经济学；青年黑格尔学派
UTHOR
作者简介
姜凯宜（1993-），女，山东烟台人，南京大学哲学系博士研究生；蓝江（1977-），男，湖北荆州人，法学博士，南京大学哲学系教授、博士研究生导师，江苏省杰出社科英才。
OUNDATION
基金项目
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大项目“创新互联网时代群众工作机制研究”（20ZDA023）;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马克思主义视野下的生命政治学批判”（16BZX016）。
一、缘起：《黑格尔法哲学批判》的感性现实
在既往研究中，较多关注的是青年马克思论述背后以黑格尔为代表的德意志古典哲学传统与往后用以改造旧哲学的古典政治经济学，然而在马克思围绕社会发展的研究中，两条路径结合的关键在于马克思青年时期文本群暗含的“缺口”。其内涵在于马克思青年时期文本中日益明显的对感性现实的关注。这对马克思社会理论的生成具有至关重要的意义，厚重的现实感开始植根于马克思的文本。此“缺口”之开端则在于马克思围绕社会理论诠释的早期文本，即《黑格尔法哲学批判》。在其中,黑格尔客观唯心主义体系逐步得到清算和改造，由此对马克思的观念产生了深刻的影响。
黑格尔哲学的影响乃是透过费尔巴哈等青年黑格尔派学者体现出来，费尔巴哈等人对人类现实活动的诠释，一定程度上影响了青年时期的马克思。故而马克思在探究社会发展本质规律的同时，日益萌发对社会现实层面的兴趣[2]。尽管黑格尔并非彻底泯灭现实感的价值，他认为哲学“是了解现在的东西和现实的东西的，而不是提供某种彼岸的东西”[3]，然而黑格尔所恪守的哲学体系，不可避免地将一切形式定位为“不仅是自在地而且也是自为的自由的意志——即真实的理念”[4]。换言之黑格尔的最终皈依，依然是绝对精神的自我运动范畴。对于《德法年鉴》时期的马克思而言，费尔巴哈、鲍威尔所代表的青年黑格尔派之影响在于通过对社会问题的诠释，赋予其更多意义上的现实维度。在现实维度中，国家与社会的关系问题若隐若现。虽然这组问题日后将发生进一步的、质态性变化，但是马克思早年的相关论述，已通过此主题日益现实化。如果说马克思在其青年时期既谈到了“千丝万缕的生活神经同国家联系着”的公民私人财产权问题[5]，对历史唯物主义的伟大创造又并非一蹴而就[6]，是面向社会现实的征兆与曾受黑格尔影响的双重体现，那么他在《德法年鉴》时期所发表的《黑格尔法哲学批判》，则是力求清算客观唯心主义，以现实的国家和社会关系为诠释对象。尽管马克思此时的论述仍在“类本质”等黑格尔哲学残留中摇摆，然而对于“头足倒置”国家观的猛烈批判和将现实社会领域从所谓“国家规定性”中的解救，则表明其观念的明显突破。在《黑格尔法哲学批判》中，随处可见马克思对现实化的国家与社会问题的关注，此关注可视作其社会观的萌芽。《德法年鉴》时期的马克思将黑格尔所谓“理念产生国家”的观点予以驳斥。马克思认为，黑格尔的谬误之处在于，将现代国家与日益勃兴的市场看作是所谓绝对理念“外化”的产物。现实恰好与之相反，家庭和以商品经济发展为基础的现代社会真正构成了现代国家得以构建的基础，“它们是国家存在的方式”[7]。无疑，马克思日后孕育成熟的、以具体的实践为坐标的科学理论体系，在其青年时期逐渐成长的社会观中已初现萌芽。从黑格尔到费尔巴哈等人，社会现实——作为一种需要关注、值得重视的对象，其逻辑日益清晰。马克思一分为二地对待黑格尔的社会观点。马克思曾如此述评黑格尔对国家与社会问题的论述，其认为黑格尔将现实社会领域置于所谓概念化国家之下、认为国家属于所谓绝对概念，且“超越”现实社会的做法是荒谬的、唯心主义的先验性观念，接着马克思干脆直接将其归纳为“逻辑的泛神论的神秘主义在这里已经暴露无遗”[8]。“头足倒置”的国家观，不只是青年黑格尔学派反思黑格尔哲学的体现，还暗含马克思自身社会理论的突破契机。马克思从批判黑格尔国家观开始，在他日益成熟的论述逻辑中，感性、现实的人的活动和一系列社会问题建构，不再是先验性理性主义体系下的附庸词汇，而是伴随现实感提升体现出的具有革命性意义的话语基础。反过来，马克思认为正确解读黑格尔社会观点的方式在于，将现实的社会领域看作“国家的构成部分”[9]。换言之，社会是国家的基础，国家可在此基础上反作用于社会。德意志古典哲学中的理性主义色彩在这里并未消失，而是存在于马克思对于国家本质的探寻中。尽管黑格尔色彩浓烈的本体性词汇将在日后借鉴古典政治经济学与构筑唯物史观的伟大成就中，作为“悬设”而被颠覆，但对于黑格尔的辩证否定，使马克思的社会理论初步以借鉴黑格尔哲学方法论，基于感性、现实的人的活动形式得以凸显。佐证和延伸青年马克思社会问题研究的，还包括差不多同一时期诞生的《克罗茨纳赫笔记》及《论犹太人问题》。在《克罗茨纳赫笔记》中，马克思指出了黑格尔哲学与现实场景的对立，“当黑格尔把国家观念的因素变成主语，而把国家存在的旧形式变成谓语时——可是，在历史真实中，情况恰恰相反”[10]。马克思认为黑格尔只是道出了“时代的政治神学”，“这种形而上学是反动势力的形而上学的反映”[11]。黑格尔唯心主义的残留与不彻底的辩证法由此进一步被清算。在《论犹太人问题》中，马克思进一步以人类解放的现实问题取代了宗教之间的争论，马克思认为鲍威尔的论争“并不是以人类解放本身的本质为依据的”[12]。相较而言，“只有消灭了世俗桎梏，才能克服宗教狭隘性”[13]。不难看出，克服宗教的虚幻性，以现实的人类解放为议题，将成为日后马克思社会观成熟的先导。
二、跨越：《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的“异化劳动”
人类解放议题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取得了较为明显的进展。在这部日后激发无数研究者兴趣的文本中，出现了反抗劳动束缚的“异化”（Alienation）语词。马克思将这一原先属于黑格尔哲学体系内的词汇，与政治经济学的语境相结合，使之成为“异化劳动”词汇。如马克思所言，“劳动所生产的对象，即劳动的产品，作为一种异己的存在物，作为不依赖于生产者的力量，同劳动相对立”[14]。无疑，异化的史观当中包含了马克思既有的青年黑格尔派逻辑，然而其突破之处在于，马克思将青年黑格尔学派所考量的诸多现实议题，置于古典政治经济学所关注的具体场景中，且试图超越古典政治经济学相对狭隘的经验分析。
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马克思立足具体的社会实践，以生产为坐标建构其社会理论的做法初见端倪。对社会发展本源的探寻既得益于马克思自身扎实的哲学功底，也来自于马克思见诸《巴黎笔记》等一系列文本中对古典政治经济学的考量，进而发现物质生产的经济力量才是社会存在和发展的主线。对于基本的物质生产的关注，使马克思自身的社会关切发生了新的革命性的变化。与此同时，青年恩格斯在《英国工人阶级状况》中关于“工人阶级状况是当代一切社会运动的真正基础和出发点”的论述[15]，及《政治经济学批判大纲》中关于商业、贸易、资本、劳动述评[16]，对于哲学底蕴雄厚的马克思而言，无疑提供了新的视野借鉴。从《克罗茨纳赫笔记》到《巴黎笔记》，马克思对于社会现实的关注更具有感性化色彩，他所理解的现实的社会问题，不再拘泥于旧哲学家基于人本主义立场的所谓“关怀”，而是更为贴近具体的社会生产。这才有了马克思日后在《詹姆斯·穆勒<政治经济学原理>一书摘要》中所言的，“交换或物物交换是社会的、类的行为，社会的联系”[17]。马克思批判性视野下的社会理论建构，因物质生产这一具体的社会问题而日渐鲜活，由此实现了《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社会观的明显跨越。故而《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对马克思社会学观所带来的，还在于以现实的、具体化的生产而非先验化结构为基础的社会观念逐渐浮现。青年马克思所强调的人类解放议题中的抽象色彩日益暗淡。无法否认，马克思此时仍在抽象的“人的发生”与具体的物质生产之间摇摆，然而诚如其所言，“私有财产的运动——生产和消费——是以往全部生产的运动的感性表现，也就是说，是人的实现或现实。宗教、家庭、国家、法、道德、科学、艺术等等，都不过是生产的一些特殊的方式”[18]。马克思对于社会规律的探寻，至此逐渐得出日后为人所熟知的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关系的结论。对于社会生产、分工、交换背后的本质探寻，和对于人类解放议题的具体化、历史化考量，使马克思正在完成新的跨越。此跨越将使马克思在不久的将来彻底清算青年黑格尔学派的“类本质”残留，克服《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原先的二重逻辑，实现面向历史唯物主义的伟大突破。此后，马克思克服两重逻辑对立的努力印刻在这一时期的文本中。如其在《神圣家族》中所言，“正像批判的批判把思维和感觉、灵魂和肉体、自身和世界分开一样，它也把历史同自然科学和工业分开，认为历史的发源地不在尘世粗糙的物质生产中，而是在天上的云雾中”[19]。不难发现马克思日渐用物质生产、工业社会发展作为基本坐标，以取代抽象化的“类本质”。在《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中，马克思则进一步尝试超越青年黑格尔派的社会理论，在其看来，人的本质“是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而费尔巴哈“只能把人的本质理解为‘类’，理解为一种内在的、无声的、把许多个人纯粹自然地联系起来的共同性”[20]。此时，马克思的观念中逐渐彻底消融的，是主体化、人道化的青年黑格尔派思维和古典政治经济学狭隘经验叙事的隔阂。
三、唯物史观确立：《德意志意识形态》中的生产与分工
在孜孜不倦的努力下，两条逻辑隔阂的消弭终于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取得质态进展。在1845年之后，马克思彻底超越了《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两种逻辑固有的缺陷，逐步确立起“实践的唯物主义”[21]，换言之便是“两个最伟大发现”之一的唯物史观。马克思至此彻底批判了黑格尔哲学的局限性，“老派黑格尔派认为，任何东西只要归入某种黑格尔的逻辑范畴，就明白易懂了。青年黑格尔派则批判一切，到处用宗教的观念来代替一切，或者宣布一切都是神学上的东西。青年黑格尔派同意老年黑格尔派这样的一个信念，即认为宗教、观念、普遍的东西统治着现存世界。不过一派认为这种统治是篡夺而加以反对，另一派则认为它是合法的而加以赞扬”[22]。在马克思看来，无论是所谓“逻辑范畴”或是“类本质”观念，均成为认知社会现实的阻碍。相比《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德意志意识形态》的突破是显而易见的。如果说在《手稿》中的“异化劳动”仍有人本学残余，那么其在此根本上实现了对于黑格尔哲学的“扬弃”。此时的马克思认为，费尔巴哈的所谓现实感，仍然是主体意识层面的“悬设”，而若要真正把握社会发展的动态现实，就必须有这样的觉悟，即“德国哲学从天上降到地上；和他完全相反，这里我们是从地上升到天上”，换言之，“我们的出发点是从事实际活动的人，而且从他们的现实生活过程中我们还可以揭示出这一生活过程在意识形态上的反射和回声的发展”[23]。由此，马克思将一切社会生活的现象，置于一个最基本的坐标上，这个坐标便是物质生产，如其所言，“第一个历史活动就是生产满足这些需要的资料，即生产物质生活本身”[24]。
马克思在此终于实现了社会理论的彻底变革，他对待社会的认知，不再是本体化的、孤立化的空洞语词。故而马克思真正“扬弃”了早年对国家和社会问题的看法，而代之以这样的论述，即社会领域“包括各个个人在生产力发展的一定阶段上的一切物质交往”[25]。同样的，国家也并非黑格尔哲学体系下的所谓普遍意志，而是一种阶段性产物。马克思认为，生产和交往所发展起来的社会组织，而非国家理性本身，构成了政治国家的基础，也是其他一切上层建筑的前提。马克思此时的论述中，社会理论终于找到了其真正的内在基石，即变化发展中的物质生产。换言之，在马克思成熟化的社会理论中，物质资料生产方式在人类社会发展过程中的基础性地位终于得到凸显。马克思认为，“支配着物质生产资料的阶级，同时也支配着精神生产的资料，因此，那些没有精神生产资料的人的思想，一般是受统治阶级支配的”[26]。青年黑格尔学派围绕“人的发生”所展开的社会问题研究，实则是物质生产所奠基的，是以具体化的现实层面为前提的，依据马克思的观点，那便是“每个个人和每一代当做现成的东西承受下来的生产力、资金和社会交往形式的总和，是哲学家们想象为‘实体’和‘人的本质’的现实基础”[27]。在对于费尔巴哈现实感局限性的批判中，马克思诠释了围绕物质资料生产的社会活动的核心逻辑，逐渐确立起日后为人所熟知的人类社会主要矛盾关系的论点。在对物质生产基础性的强调下，马克思承认一切社会文化、宗教、语言均是生产发展中的“定在”。此种“定在”并非黑格尔客观唯心主义的定在，而是具体的、历史的物质生产中的阶段性产物。马克思所要做的，是要把历史引入既往形而上学的叙事，要把由具体实践构成的历史，作为反抗旧哲学的武器。此时马克思认为费尔巴哈的社会观止步于“人的发生”，其问题在于具体历史时空的缺失，并非彻底的唯物主义。如马克思所言，当费尔巴哈“去探讨历史的时候，他绝不是一个唯物主义者。在他那里，唯物主义和历史是彼此完全脱离的”[28]。在马克思看来，历史是具体的历史，是基于物质生产的历史，也是革命的历史。伴随对社会的认知走向成熟，马克思原先所拥有的对于人类解放的价值目标亦发生了逻辑上的飞跃。人类解放的价值目标在马克思这里日益发展为一整套系统化的、以唯物史观为视阈的、关于实现共产主义的社会发展阶段的科学理论，此成就并非一朝一夕形成。马克思早年在《关于青年在选择职业时的考虑》中便提及“为同时代的人的完美、为他们的幸福而工作，才能使自己也达到完美”[29]，当时的马克思，虽未最终确定共产主义的真正信仰，然其为人类福祉奋斗的价值选择已清晰可见，这一目标到《论犹太人问题》当中，有了较大程度飞跃，《德法年鉴》时期的马克思，尽管尚未完全清除自身观念中黑格尔唯心主义的残余，却正如马克思在批判鲍威尔宗教与政治解放叙事一样，其观念从革命民主主义开始转向共产主义。马克思使共产主义社会的定义摆脱了“异化”的先验性叙事，成为一种革命性的社会发展阶段学说。马克思认为共产主义的突出地位在于，“推翻了一切旧的生产和交往的关系的基础，并且破天荒第一次自觉地把一切自发产生的前提看作是先前世世代代的创造，消除这些前提的自发性，使它们受联合起来的个人的支配”[30]。马克思阐述了两重维度的含义：一是共产主义社会并非一种人本主义学说的“悬设”，而是基于社会发展实际的理论体系；二是共产主义社会本身完成了一种由“自在”到“自为”的否定之否定，这种过程并非黑格尔唯心体系下的绝对运动，而是以物质生产方式的变化发展为坐标的运动过程。对社会发展阶段中的张力，马克思曾一言以蔽之，“一切历史冲突都根源于生产力和交往形式之间的矛盾”[31]。这里所指的交往形式，并非日后哈贝马斯所谈及的以语言为媒介的交往理性，而是指围绕社会生产力产生的社会成员之间的关系，这种关系涵盖围绕生产展开的阶级关系、政治关系等等。如马克思在阐释革命时所认为的那样，“表现为冲突的总和，表现为各个阶级之间的冲突，表现为意识的矛盾、思想斗争等等、政治斗争等等”[32]。马克思认为矛盾、张力、斗争是社会发展的推动力量，在物质生产的坐标导向下，此种认知无论是与黑格尔绝对精神下的主客体矛盾，还是与青年黑格尔派人本批判相比，均发生了实质的飞跃。由此，马克思逐渐划分了人类社会发展的不同阶段。如马克思所言，“分工发展的各个不同阶段，同时也就是所有制的各种不同形式。这就是说，分工的每一个阶段还根据个人与劳动的材料、工具和产品的关系决定他们相互之间的关系”[33]。马克思以所有制形式为依据，对资本主义社会之前的社会，做了阶段性划分。马克思认为三个阶段包括部落所有制、古代公社和国家所有制以及封建的或等级的所有制[34]。与日后忽视历史的庸俗经济学不同，马克思所把握的所有制概念，是在社会生产和社会分工中形成的。马克思认为，社会的不断发展，是伴随着分工从不发达到发达的演变。换言之，物质资料的生产方式并非日后庸俗经济学所强调的片面化、空洞化的语词，而是与具体的社会实践结合的存在，而生产方式需要通过日益细致的社会分工来实现。马克思认为，“与这种分工同时出现的还有分配，而且是劳动及其产品的不平等的分配（无论在数量上或质量上）；因而也产生了所有制”[35]。马克思在此紧扣了社会分工这一主要概念，在日后的《政治经济学批判》《资本论》等重要文本中均有呈现。通过对社会分工日益精细化的历史诠释，马克思回溯了物质生产的发展过程和从这一过程中兴起的城市、国家，以及伴随着新航路开辟、工场手工业兴起而强大起来的资产阶级力量和工业革命完成的资本主义国家。通过对资本主义社会之前历史进程的回顾，马克思进一步诠释了资本主义社会与之前社会发展阶段的差异性。在他看来，资本主义社会完成了资本与劳动的分裂，原因在于社会生产发展过程中分工的加强。至此，马克思奠基于社会生产，探索社会发展规律的社会批判理论，终于获得了厚重的现实感。如他所言，“分工愈发达，积累愈增加，这种分裂也就愈剧烈。劳动本身只有在这种分裂的条件下才能存在”[36]。在马克思看来，工业社会的资本已然成为与劳动者相对立的存在，唯有最终实现自由人的共同体，即共产主义社会，当前阶段劳动者与资本的矛盾才能彻底解决[37]。不难看出，马克思的社会理论已然彻底弥合了原先两条逻辑主线之间的沟壑，其现实感在物质生产的坐标导向和分工的主线把握中显得牢不可破。这才有了《共产党宣言》中马克思关于“无产者在这个革命中失去的只是自己颈上的锁链”“全世界的无产者们，联合起来”等豪言壮语[38]。此论断早已不是人本主义情节的简单延伸，而是以成熟的社会理论为基础展现出来的革命斗争学说。
四、结语：马克思社会理论的当代价值
在马克思诞辰两百年之后，无论是以“第二国际”为代表将马克思共产主义学说庸俗化的“经济决定论”，还是法兰克福学派以来基于主体性批判的人文情怀回归，均是对于马克思学说中客体向度或主体向度的片面解读。实质上，马克思一直以具体的历史时空观、以具体实践中物质资料的生产和分工历史，来驳斥黑格尔式抽象化、普遍化的绝对精神，而国外马克思主义抛出的所谓“人道的马克思主义”，则难免是对于青年马克思“类本质”等语词的断章取义。如要认清20世纪以来两种解读趋势的片面性，则需把握马克思经典文本中核心观念的成长历程，这一历程离不开马克思对待社会生产、社会分工的认知。换言之是离不开马克思社会理论的建构与当代价值，其可归结为三个主要方面。其一，马克思的社会观经历了其青年阶段的成长演进过程。此过程在从《黑格尔法哲学批判》到《德意志意识形态》中可找到明晰化的逻辑主线。在《黑格尔法哲学批判》中，马克思把握了感性现实，并通过对黑格尔绝对精神的批判，将现实的社会领域从黑格尔国家理性的规定性中“解救”出来，而在同时期的《论犹太人问题》中，马克思则以现实的社会问题为基石，通过对鲍威尔宗教问题论述的驳斥和资产阶级政治解放观点的批判，开始树立人类解放的价值目标。此外，透过《巴黎笔记》等文本群，到《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异化劳动”仍具有青年黑格尔学派和古典政治经济学的双重方法论逻辑，双重逻辑的超越一直到《论费尔巴哈论纲》和《德意志意识形态》的文本中彻底实现。其二，马克思的社会理论可理解为经济学语境中的社会学话语，这是对于旧哲学和实证主义范式的双重超越。马克思成熟的社会理论，已然与“直观的人”“人的发生的历史”划清了界限，而马克思透过社会分工对于劳动与资本的矛盾把握，则又是对古典政治经济学片面化经验叙事的超越。马克思对于社会发展的科学论述，包含着对于早年“异化劳动”的“扬弃”。对照马克思之后的社会学范式，马克思的社会学理论并非等同于历史社会学的“国家—社会”的结构主义模型，其社会实践亦非所谓以语言为基础的哈贝马斯式的交往，而是以物质生产为坐标的观念创新。马克思将一切社会现象，包括国家与社会的关系结构，均置于物质生产的坐标之下，并通过社会的具体的历史进程如实反映，这无疑是马克思社会理论的精华。其三，马克思最可贵的遗产并非是既有的成果贡献，而是一种认知方法。唯物史观对于人类社会发展的可贵之处，便在于彻底的、坚定的唯物主义观点，将具体的历史时空置于对社会发展的研究中。在唯物史观的指导下，生产、分工、劳动、资本等概念，不再是旧哲学体系下抽象化的概念范畴，而是一种具体的、动态化的、历史的进程。由唯物史观得出的，共产主义社会的实现和人民群众作为历史主体等论断，并非西方晚近人本主义的畅想和呼喊，而是对于社会发展的科学论断。马克思的社会视野中，并没有恒定不变的所谓结构、语言，一切的社会现象，均是物质生产历史过程中的“定在”。换言之，只有从具体的现实出发，方能科学认知社会发展规律，真正领悟马克思社会理论的当代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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