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仰亮 | 中国共产党早期党校政策的形成及运作（1921—1927）
BSTRACT
摘要
中国共产党建党初期，由于党员人数较少，并未成立专门的党校。随着党员人数逐渐增多，部分党员思想政治觉悟不高、干部人才紧缺等问题渐趋凸显。基于此，中共于1925年前后开始推行党校教育，党校成为党内教育的重要组成部分和关键环节。安源、北京、长沙、上海等地相继成立了高级党校或普通党校。同时，各地方党组织还根据客观环境的变动和自身发展的需要，成立了高级训练班或低级训练班。1927年前后，针对党校教育中存在的教员教材紧缺、理论与实践相脱节、指导机构不健全等问题，中共中央尝试进行改造。中共在复杂严峻的政治环境下推行的党校教育，一定程度上提高了党员的思想政治觉悟，培养了不少革命急需的干部人才，为苏区时期和延安时期举办更高层次的党校教育积累了办学经验。
EYWORDS
关键词
中国共产党；党员；党校政策；思想政治教育；干部人才
UTHOR
作者简介
张仰亮（1988-），男，山东郓城人，历史学博士，华东师范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讲师、博士后流动站研究人员。
OUNDATION
基金项目
2019年度上海市哲学社会科学规划课题青年项目“中国共产党上海地方组织的组织形态研究（1920—1927）”（2019EDS001）。
一、中共早期党校政策的形成
十月革命后苏俄经验开始系统地传入中国，并被中国早期马克思主义者学习和借鉴。特别是1920年4月共产国际代表维经斯基来华后，搭建了从苏俄向中国邮寄书刊的渠道，从而将苏俄的革命经验较为完整地引介给中国早期马克思主义者，出版了诸如《俄罗斯苏维埃联邦社会主义共和国宪法》《劳动法令》《俄国共产党纲领》等红色书刊[2]。以俄为师成为中国早期马克思主义者的共同诉求。中共早期借鉴苏俄的建党经验既是以俄为师的必然结果，也是有效开展中共革命的现实需要。苏俄的党校政策肇始于俄共（布）前身的俄国社会民主工党时期。1910年1月，流亡在外的俄国社会民主工党提出了“在国外建立党校”的设想[3]。时至俄共（布）时期，俄共（布）对党校政策的构想更加完善和缜密，并逐步付诸实践。1919年3月，俄共（布）在八大时规定：成立中央直属的高级党校，并统一制定地方党校的教学计划和教学大纲[4]。1921年3月，俄共（布）十大提出新党员必须经过短期训练班的学习，并为此制订了近一年的建设计划，拟建立1所中央直属的二年制党的大学、4所高级党的大学和高于省级苏维埃的党务干部学校，每个省城成立1所有2至3班的党务干部学校，并在半数以上的县区成立党务干部学校[5]。1922年俄共（布）十一大对党校的办学定位和培养目标有了新的认识，提出，必须不断提高党员的“马克思主义修养水平”，“这个任务主要应由党校、苏维埃和党务干部学校系统——从政治常识学校到高级党校来实现”[6]。1924年俄共（布）十三大对党校的课程设置作了明确的规定，认为所有的教学课程应“尽量涉及到阐明当前斗争和革命建设的任务”，即“研究党的历史、党的纲领、党的建设问题、党的策略和苏维埃的政策”[7]。应当说，俄共（布）在十月革命胜利后，为其大规模推行党校教育实践提供了稳定的政治环境和必要的办学条件，进而积累了较为丰富的办学经验。
中共建党前，上海共产党早期组织于1920年9月成立了外国语学社，目的在于输送进步青年赴俄学习，培养革命人才。外国语学社由杨明斋任校长，维经斯基夫人库兹涅佐娃教授俄文，李达教授日文，李汉俊教授法文，俞秀松任秘书，参加学习的有刘少奇、罗亦农、任弼时、任作民、肖劲光、汪寿华、王一飞等人[8]。此外，中国早期马克思主义者还成立了劳动补习学校、工人补习学校等业余性质的学校，其中影响较大的是北京共产党早期组织在长辛店举办的劳动补习学校，由“社会主义者”授课，成为接近工人、教育工人的重要途径之一[9]。可见，中国早期马克思主义者在中国共产党成立之前就开始重视对工人的教育和培养，并积累了一定的办学经验。中共建党后，其在第一个决议中正式提出了举办工人学校，旨在“提高工人的觉悟”，并使之“逐渐变成工人政党的中心机构”[10]。1921年10月，中共创办了第一所培养妇女干部的学校——上海平民女校，时任中共中央宣传部主任李达任校长，学校于次年2月10日正式开学，其课程“除了社会科学的一般常识外，也教文学、英语等，但主要是妇女运动”，被沈雁冰称为“党办的第一个学校”[11]。嗣后，中共在上海、北京、广州、济南、武汉、长沙等地成立了业余性质的工人补习学校。比较而言，地处工人集聚地的上海举办工人业余学校最为有力，上海党组织（注：1921年底，中共上海地委成立，直属中共中央。1922年7月底，中共上海地委改组为中共上海地委兼区委。1924年4月，中共上海地委兼区委改组为中共上海地委。1925年8月21日，中共上海地委改组为中共上海区委（又称中共江浙区委），本文有时称之为中国共产党上海地方组织，简称上海党组织。）认为，依照现在工人的知识程度，若使他们提高政治觉悟，“非多做教育功夫不可”，所以在杨树浦、吴淞、南市、上海大学等地设立了党办的工人夜校[12]。虽然以上业余学校均由党办，教员也多由中共党员兼任，甚至灌输马克思主义理论，但由于补习学校的学员多为工人群众，并非中共党员，还不能将其称为党校，准确来说是党办的教育工人的业余补习学校。同时，中共早期还利用创办普通学校的形式来教育和发展进步青年（注：中共建党初期，虽然工人是中共的阶级基础和动员主体，但中共往往通过发动学生来动员工农群众，所以中共早期对学生的培养和教育尤为重视。参见黄金凤：《从学生运动到工农运动：中共早期动员策略再探讨》，《党史研究与教学》2018年第5期。）。1921年8月，毛泽东等人创立了新型学校——湖南自修大学。该校采取自学为主，兼及教员辅导、共同研究的教学方法，注重引导学生参加社会实践和学习马克思主义理论，在开办的两年间共有200余名进步青年进校学习，并培养出李维汉、陈赓、贺尔康、易礼容和毛泽覃等革命骨干。据曾任中共湘区委员会书记的李维汉回忆：该校成为“湘区党组织的一个宣传文化阵地，也是掩护党组织秘密活动的一个地点”，不少学员“参加党和团的工作”[13]。此外，由国民党创办、中共党员广泛参与管理和教学的上海大学亦是著名的红色学府，并培养出杨尚昆、李硕勋、秦邦宪等革命骨干，成为“培养革命干部的学府”[14]。显然，这两所学校的共同特点是深受中共的熏陶，由中共党员直接参与创办和管理，成为传播马克思主义的重镇，为中共培养了大批革命骨干。不过，由于两所学校的学员构成、课程设置和办学目标与普通学校没有根本差异，并非严格意义上的党校。在建党初期，中共没有成立严格意义上的党校，各地党组织对党员的教育主要是在小组（支部）会议中开展的[15]。如在1923年，上海党组织将党员划分为四组，“指定教育宣传员若干人，轮流到各组或大会（二、三组合开的会）讲演”，其中第一期演讲人及讲题为“理论及党纲二人，瞿秋白、邓中夏；政治二人，林伯渠、张国焘；经济二人，张国焘、刘宜之；劳动三人，王振一、王荷波、甄南山”[16]。再如中共安源地委亦通过召开小组会议的形式对党员进行教育，各小组主讲人根据党纲和党章进行政治演讲，并以《工人周刊》为材料展开讨论[17]。因此，在建党初期党小组（或支部）会议成为党内教育的主要途径和载体。1922年7月，中共二大通过了《关于共产党的组织章程决议案》，认为“个个党员都要在行动上受党中军队式的训练”[18]。不过，中共囿于党员人数较少、党内组织问题尚不明显，所以举办党校一事并未提上议事日程。1923年11月，中共在三届一次会议上通过了《教育宣传问题议决案》，提出小组作为党员训练的基本单位，各小组以《向导》《前锋》为基本材料，围绕现实政治问题、党纲草案展开讨论。决议案还初步制定了党内教育的组织体制，中央教育委员会成为指导党员教育的专门机构，负责对各地党组织进行答疑，各地方党、团组织相应地推选一名教育委员，具体提供党内教育所需的各种材料和指定从事政治教育的演讲员，每月向中央教育委员会作汇报[19]。直到1924年5月10日至15日，中共在中央扩大执行委员会会议上才正式提出了举办党校的设想，认为“党内教育的问题非常重要”，“要急于设立党校养成指导人才”[20]。实际上，中共举办党校与各地党组织大量吸收新党员后出现了越来越多的党员党性缺失、违反党纪的行为不无关系。中共上海地委兼区委（以下统称上海区委）向中共中央报告时提出，上海党组织“内部组织涣散，等于没有组织”[21]。地处中共中央驻地的上海区委尚且如此，其他地方党组织的情形也就可想而知。如中共汉口地委的情况就不容乐观，其称“汉口党员的训练异常缺乏”，在47名党员中“懂组织与党义的占最少数”，党员“不知服从纪律与党纲”为其应尽职责，并有“忽视小组会议”的现象[22]。1923年6月，中共中央总书记陈独秀在作三大报告时指出：“我们党内存在着严重的个人主义倾向。党员往往不完全信赖党”，“党内的同志关系很不密切”[23]。6月20日，共产国际代表马林在致共产国际的信函中也指出，各地党组织“很不健全，对党员的教育完全被忽略了”[24]。此外，干部人才紧缺也是中共需要直面的棘手问题。因为中共早期党机关的设置一般要符合两个条件，一是“组织的完善与合乎需要”，二是“工作人力之充分与负责”，但各级党组织“往往仅具有其形式”，问题的根源在于“人力之不足”。据中共中央组织部统计，按照现在需要，全国应有区委干部35人，地委或部委干部160人，特别支部干部160人，共计355人，但现在仅有干部120人左右[25]。可见，干部人才紧缺成为制约中共开展革命的一大瓶颈，培养革命急需的干部人才成为当务之急。中共在四大时对党员教育问题的认识更为深入，并明确要求各地党组织开办党校。1925年1月，中共中央在四大上对党内教育问题作了自我检讨，认为过去“党中教育做得极少”，党报上“很难找到教育党员关于党的政策的讨论文字”，以致部分党员对党产生了“误解”和“不满意”。会议提出，除支部担负一部分党内教育任务外，“于可能时更有设立党校有系统地教育党员”的必要，由中央统一供给教材[26]。10月，中共召开了中央执行委员会扩大会议，会议通过了《宣传问题决议案》，决议案规定群众运动“一定要有一种鼓动和宣传的人才”，其中“开办各地党校确是一种重要的工作”。决议案解释道：党内只能开办两种形式的党校，一是区委主办的高级党校，教育“一班政治智识较高的同志和已经有工作经验的同志”，培养“能够办党的、能够做成负责任工作的人才”，毕业期限至多3个月；二是各地委或部委主办的普通党校，培养“群众的鼓动员”，以工人党员为主，毕业期限至多为1个月或1个半月[27]。可见，中共党校教育的设置原则和基本规范大体沿袭了俄共的党校制度，并根据客观环境的变动和自身发展的需要对党校教育进行了灵活设置。虽然中共早期的党校教育对党员干部是分级分类培养的，但层级明显较少，中央不设全国性的党校，区委设立高级党校，主要培养有工作经验和知识程度较高的高级干部，地委（或部委）设立普通党校（或高级训练班），主要培养基层干部或党员骨干，各支部独自或联合若干支部举办低级训练班，主要培养普通党员。
二、党校政策的实施与成效
安源是中国工人运动的重要发源地之一，中共安源地委党校是最早以“党校”命名的地方党校。1922年1月，受时任中共湖南支部书记毛泽东委派（注：1921年7月，毛泽东、何叔衡出席中共一大后返回长沙，于同年10月10日成立了中共湖南支部，毛泽东任支部书记，1922年5月前后，改组为中共湘区委员会，辖今天湖南全省及江西萍乡地区，毛泽东任书记，1923年4月改由李维汉任书记。），李立三在安源创办了工人补习学校，在讲授文化知识的同时，也向工人宣传马克思主义理论。1923年“二七”惨案发生后，安源工人的教育事业得到进一步的发展，工人补习学校暨子弟学校发展到7所，另有6个工人读书处[28]。三大后，中共安源地委在工人补习学校内为党员、团员专门开设了“特别班”，为工人“领袖”开展“主义与政治上之训练”[29]。“特别班”成为中共安源地委党校的重要前身。1924年下半年，中共中央教育宣传委员会委员蔡和森、团中央宣传部主任恽代英、团中央特派员林育南相继到安源巡视，对该地的党、团教育给予了较大关注。其中，林育南“特别注重”党、团内部训练，并多次召集安源党、团负责人开会，“多系关于教育训练方面问题”[30]。在此情况下，安源党、团地委决定联合组织“安源工人教育计划委员会”，由中共安源地委书记汪泽楷兼任委员长，共同举办党校。1924年12月，中共安源地委党校正式成立，刘少奇任校长。团安源地委的一份报告中提到了与党组织合办党校的情形，称“此间学校系与大学合办，由两方各指派三十人到课，分甲、乙两班，功课为：政治经济浅说（即秋白、王伊维所译之政治常识）、俄共党史、少运史，每周授课三次（六小时）”[31]。
相较之下，中共北方区委党校是中共创办最早的高级党校之一。据曾当选中共中央委员的罗章龙回忆，中共北方区委一向“对党员教育非常重视”，要求党员“建立革命生活，学习时事理论”[32]。“为加强党的思想建设和组织建设”，1925年10月中共北方区委在北京创办了区委党校，“学员主要为北京的党员、团员，也有从北方其它省市来的”，学习时间为一个月，李大钊、赵世炎、陈乔年、肖子璋、刘伯庄等人担任教员，主要讲授“马列主义基本理论、党的基本知识”和“土地与农民”[33]。党校公开取名北京职业补习学校，由罗亦农主持党校工作。在教学课程方面，罗亦农讲授《政治经济学常识》《历史唯物主义》《世界革命史》，赵世炎讲授《共产党在民主革命阶段的任务》《职工运动》《农民运动》《列宁主义》《殖民地半殖民地民族解放斗争》，陈乔年讲授《马克思阶级斗争的理论》《党的建设》《国际形势和共产主义运动的概况》，另外“肖子璋作了关于青年团的任务和青年学生运动的专题报告，刘伯庄作了关于党的国共合作政策等问题的专题报告”[34]。上海作为工人阶级的集聚地、中国共产党的诞生地和中共中央的驻扎地，地位十分重要。“五卅”运动后上海的党员人数从之前的200人迅速增加至1080人，加强对党员干部的政治教育和组织训练被提上日程[35]。1925年8月21日，上海区委认识到，新党员和支部书记“都幼稚”，所以决定成立“地方经常学校”，由老党员“每周抽出一点时间任训练工作”，分“书记班”和“支部书记班”两种形式[36]。8月28日，上海区委通过了《成立党校案》，党校人数为40人，由区委宣传部负责筹办[37]。在10月前后，中共上海区委党校在上海大学附中成立（注：关于上海区委首届党校成立的具体时间并无记录，笔者根据史料判断应在1925年10月前后。参见《上海区委组织报告》（1925年9月27日），中央档案馆、上海市档案馆：《上海革命历史文件汇集：中共上海区委文件（1925年—1926年）》甲1，1986年，第43-45页；《上海区委会议记录——“九七”游行事变、审查赴苏名单及杭州民校问题》（1925年9月8日），中央档案馆、上海市档案馆：《上海革命历史文件汇集：上海区委会议记录（1923年7月—1926年3月）》乙1，1989年，第139页。），学员从各支联（部委的前身）和支部选派，其中工人党员占三分之二以上，旨在“实际革命工作中训练及造就一般各种工作之人材”，每周举行2次，共计4个小时[38]。不过，这期的区委党校并非严格意义上的高级党校，因为其训练对象既有各支联的负责人，也有各支部的党员骨干，且培养的是“一般各种工作之人材”。在1926年上半年，上海区委又举办了两期严格意义上的高级党校，主要培养部委干部。对此，上海区委宣传部部长尹宽总结道：“区委共举行过两届党校，听讲者多为各部委负责共约六十余人。”[39]除了安源、北京、上海举办了各级党校外，长沙、武昌、广州等建党较早的地区也举办了区委党校。中共湖南区委对“党员的理论教育和训练也比较重视”，在1925年根据中央指示，其与团湖南区委“联合举办了多期暑假和寒假党校”，向党员讲授党的基本知识和马克思主义理论[40]。1926年1月21日至2月6日，中共湖南区委联合团湖南区委在长沙创办了区委高级党校，由曹典琦任校长，共有学员56人，其中有26人来自外县，女学员15人[41]。1926年11月，中共湖南区委与中共湖北区委联合在武昌举办了两湖高级党校，从湘区、鄂区各挑选40人[42]。据曾在两湖党校学习的中共党员刘英回忆：“为了培养干部以适应大革命迅猛发展的需要，党中央于1926年冬在武昌建立了中央两湖党校，彭述之任校长，讲课的有苏俄顾问鲍罗廷和恽代英、项英等中央领导同志，要湖南、湖北各送四十人去学习”[43]。可见，在北伐期间湖南、湖北作为农民运动的主要地区，两湖党校的创办受到了中共中央的高度重视和大力支持，甚至直接由共产国际代表和中共中央的领导人亲自授课，一度被称为“中央两湖党校”。中共广东区委作为“最大的一区”，地处当时国民革命的中心地，为“提高同志知识，培养工作人才”，其于1926年9月举办了区委党校，“党校自九月一日开始至今尚未中断”[44]。据时任中共广东区委书记的陈延年称：“我们有许多短期的党校课程，在一段时期之内设立了许多党校”[45]。由于北洋当局对中共的革命活动镇压甚严，中共党员公开活动的机会并不多，非但举办全国性的中央党校几无可能，就是举办地方性的区委党校也往往举步维艰。为适应复杂严峻的政治环境，各地党组织常常以开办训练班这一较为灵活和隐蔽的形式代替党校，其中高级训练班由地委或部委举办，低级训练班由各个支部单独或联合举办，成为中共党校的重要组成部分。此外，由于上海的工人党员较为集中，便于组织管理，沪区成为举办高级训练班、低级训练班最为普遍的地区之一。早在1925年8月，上海区委已在引翔港、小沙渡、印刷三个支联（或工会）成立了高级训练班[46]。9月27日，中共上海区委再次要求各支联（部委）选择工人党员20名或40名开办高级训练班，“以期造就每支联中之中心党员”[47]。以中共上海闸北部委为例，其训练班分高级与低级两种。高级训练班学员由支部书记、干事等组成，具体由部委组织，低级训练班学员由各支部的普通党员组成，具体由一个支部单独组织或数个支部联合组织[48]。需要提及的是，由于党员人数较少，或教员紧缺等原因，党、团合办训练班的情况十分普遍。中共济南地委和团济南地委就“合办”了高级训练班，“先训练各支部书记及小组长，使成为一批能领导工作（的）人材”[49]。中共四川临时省委也曾联合团组织在重庆合办了短期的高级训练班，除5名党干部外，还有长寿、涪州、江津、南溪等地的团干部参加[50]。此外，各地党组织还根据实际工作需要举办了形式不一的专门训练班，意在培养革命急需的特殊干部。如中共上海区委举办了学生运动训练班、失业工人党员训练班、组织员训练班、国民运动训练班等专门的训练班。其中，学生运动训练班是由中共上海区委与团上海区委合办，意在培养学生运动干部，举办过两期，每期学员30余人[51]。为培养农运干部，中共广东区委从1924年7月至1926年5月举办了6期农民运动讲习所，其中第6期农民运动讲习所有来自20个省、市的327名学员，毛泽东任所长，周恩来、澎湃、恽代英、肖楚女、张秋人等中共各级干部亲自授课[52]。其实，举办专门训练班并非为地方党组织所独有，中共中央也曾举办过专门训练班。中共中央军委成立后，为“解决军委与外地通讯联络”的问题，就成立过通讯技术训练班，“培养通讯技术人员”，将外文资料翻译成中文进行讲解，由中央军委技术书记颜昌颐负责，解决了技术干部缺乏的“燃眉之急”[53]。总体来看，各地党组织举办的各级党校或训练班取得了较好的成效，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其一，使受训党员干部的思想政治觉悟得到一定提升。党员干部通过党校或训练班的学习提高了政治理论水平和工作积极性的同时，也增强了党员对组织的凝聚力和向心力。中共四川临时省委就认为，通过举办训练班“得到相当的成绩”，“第一，使同志对于党的新政策有相当的认识；第二，提高了他们的革命情绪；第三，引起他们研究党的新策略的兴趣；第四，增加了他们做党的工作的方法”[54]。其二，为中共培养了革命急需的干部人才。如中共北方区委党校的不少学员毕业后成为地方党、团组织的革命骨干，据《共青团北方区委工作总报告》记载，中共北方区委党校的学员分配给团组织的有王为铭等人，其中“王为铭为唐山书记，穆秉衡为张家口书记，王敬臣为保定地方书记，胡英初为包头书记，高洪光为哈尔滨书记，于兰田为天津学委书记”[55]。对于中共党内教育的成效，维经斯基不无兴奋地表示：“党的教育工作在全会后也比以前安排得更好了，在这方面我们取得了某些成绩。”[56]
三、党校教育实施过程中的一些问题
虽然中共早期各地党组织的党校实践取得了较好的成效，但在实施过程中存在的问题亦不容忽视。以推行党校教育较好的中共上海区委为例，及至1926年7月除区委举办过两期高级党校外，只有闸北部委举办过两期高级训练班，其余如曹家渡、南市、小沙渡、杨树浦、浦东和法租界等部委只举办过一期高级训练班，而且每期开办三四次即告中止，并未如数举办[57]。1926年7月，上海区委总结道：“党内教育工作还是很欠缺，区委党校两届尚不完满，各部高低级训练班也未普遍施行。”[58]推行党校教育较好的地区尚且如此，其他远离中共中央的地区也就可想而知。如地处中原腹地的中共河南省委特派员到渑池、陕州调查后发现，渑池“一切工作皆个人活动，内部训练更谈不到”，陕州“过去全未注意”党内教育[59]。大革命失败后接任中共湖北省委书记的罗亦农也反映：“过去（湖北）省委几无宣传工作，不但无经常的群众宣传，训练工作更加谈不上。”[60]事实上，即使已经举办了党校教育的地区，由于革命理论与斗争实际相脱节，教育成效亦会大打折扣。以上海党组织为例，中共上海区委第一期高级党校由于讲授的内容多为抽象的政治理论，与当时的斗争实际隔离较远，“一方面使听者不能有实际的行动的思想，另一方面不能应付目前紧张的各种斗争”[61]。再比如，虽然中共湖南区委举办过多期党校或训练班，但党员干部仍普遍存在“思想理论水平低”的情形，中共湖南区委书记李维汉认为，“在革命实践中，我们积累了许多感性知识，但缺乏理论的指导，不善于分析综合，不能上升到理性认识，从理论上说明问题和解释问题”[62]。此外，由于许多工农党员文化水平普遍不高，接受马克思主义理论的能力相对较弱，导致训练工作颇为周折。1926年11月，中共湖南区委与中共湖北区委联合举办了两湖党校，但“鄂区所选学习的人程度甚差”，最后不得不分成两个班分别训练[63]。有的党员自恃资格较老，对党校训练不以为然，甚至还有一些新党员将训练教材随意泄露他人。中共陕西省委就提到：“一般比较老的同志多有轻视党的训练，不求进步者”，“西安的新同志过多，不易保守秘密，常将党籍及重要文件自动的向人泄露”[64]。党校举办不力势必影响到党员思想政治觉悟的提高和干部人才的培养质量，导致党员干部行动散漫的现象滋生蔓延。中共早期领导人张国焘就曾对湖北党组织的党务颇有微词，他认为由于党员“过去未受训练”，以致党务“涣散”[65]。新党员未接受系统的政治教育和组织训练，也会使其缺乏开展工作的精神动力和实践能力。如湖北黄梅的党员“大都入党不久，未受相当训练，很难活动”[66]。还有就是，党员干部若长期缺乏系统的思想政治教育更会误入歧途，陷入思想散漫和贪污浪费的泥潭不可自拔。如陕西党组织的党员“恋爱的风气很盛，以至怠工、贪污、对团体不忠实诸种表现”[67]。中共中央颇为无奈地表示：“党员数量虽然增加而质量确是退化了”，党员“缺乏理论及确定的革命人生观“，特别是“很少能将理论活用到实际工作上去”，一些党员干部“有雇佣劳动倾向”，有的党员干部出现“贪官污吏化”，从中央到支部“指导训练的力量均不充分”[68]。在这里有必要对党校教育出现问题的原因作一解析。各地党校未能如期开办，或开办后成效有限，教员和教材的缺乏无疑是重要的原因之一。以地处大西南的四川党组织为例，由于四川党组织与中共中央交流不便，很多工作无法正常开展，出现了“材料与教员均感缺乏”的困境，影响了党内教育的开展[69]。地处大西北的陕西党组织大体亦是如此，其报告称“至于高级的训练班或党校虽拟举办，但以工作忙迫，人力不充，终未实现。”[70]其实，不仅地处边远省区的党组织感到教员教材缺乏，就连靠近中共中央驻地的党组织亦存在此种困境。中共湖南区委提到，开办党校“惟教员教材甚缺乏”[71]。中共上海区委有时也会因为教员不足进而影响训练班的开办，有干部表示“高级训练班完全因人力的关系至今未完全实行”[72]。不得不说，由于各地党组织情形各异，制约党校开办的因素也略有差别，往往是多重因素交织在一起的。政治环境复杂严峻是制约各地党组织开展党校教育的一大桎梏[73]。中共北方区委第一期党校结束后，本打算“再继续办几期，但由于北京环境日趋恶劣”，“又感一时没有适当的人负责主持”，“所以一期结束后，就没有再继续办了”[74]。中共山东区委同样面临客观环境的限制，其表示：“在山东政治环境之下”，加上“党的宣传人才太缺乏”，“不容许办比较长期的训练班”[75]。可见，在北洋政府的统治下，各地党组织要防备北洋当局的政治压迫和人为破坏，开办党校并非易事。此外，有不少工人党员需要在工厂做工，空闲时间有限，将其召集起来进行集中训练并不容易，即使颇费周折召集起来，学员也难以善始善终。其实，党员干部召集困难的问题早就存在，如中共安源地委党校举办两周后，“因各同学工会工作和自身工作事务太忙，实无暇到课”，党校不得不重新改组，仅保留能上课的30人编为1班，功课只授“‘经济浅说’及解释大学大会之重要决议案”，但最后“考查成绩，能稍得到效果者不过十人”[76]。同样，中共上海区委的低级训练班是面向支部全体成员的，由于工人党员做工繁忙，并无过多空闲时间，这样一来不少支部的低级训练班只能在支部会议上挤出三四十分钟来训练党员，所以低级训练班的开办断断续续，甚至敷衍了事[77]。对此，全国学生联合总会党团书记李硕勋认为，区委专门办党校，“使听讲者不做工，供饭，恐能力不够”[78]。主管党校教育的各级宣传部的组织不健全，亦多少影响了党校教育的举办成效。据曾任中共中央宣传部秘书的郑超麟回忆：“在上海时，不仅我不懂得什么宣传工作，连部长自己也不懂得。”[79]中央宣传部对本职工作尚且一知半解，地方党组织宣传部面临的困境更多。中共上海区委宣传部主任尹宽曾抱怨道：“非有相当理论研究的人负责办经常的党校及各部委办高级训练班”，现在宣传部仅有3人，人手太少[80]。当然，影响党校教育成效的原因甚为复杂，资金缺乏、交通不便也是举办党校的一大障碍。如福建党组织“过去工作因无钱无人及与中央的交通关系不灵”，以致“同志少受训练”[81]。中共琼崖特委的干部居住分散，“因交通问题，不能聚集各县市委同志（负责的）而训练之，只派员到他们那里去指导和训练”[82]。
四、对党校教育问题的改造
共产国际（苏俄）对中共党内教育问题较为关注。1926年春，以联共（布）中央委员、苏联红军政治部主任布勃诺夫为团长的苏联考察团来华考察后表示，中共“在扩大自己的队伍方面迈出了很大的步伐”，“如果对党组织进行必要的党的政治教育，那么党组织的力量就会得到增强”[83]。对此，布勃诺夫还专门致函共产国际驻华代表鲍罗廷，称中共应把“党内教育任务放到首位”[84]。很显然，共产国际（苏俄）也意识到中共存在党内教育薄弱的问题。1926年11月，共产国际七大强调：中共目前重要任务“即是扩大、加紧、改进并增强党内的教育训练工作”[85]。共产国际的指导意见促使中共对党内教育问题更加重视。陈独秀在中共五大上强调，现在“党内教育跟不上党的发展”[86]。在1927年前后中共中央尝试对党校教育存在的问题进行改造，主要有以下三个方面。首先，重组党校、党报的领导机构，完善教材编纂工作，并提出了成立中央党校的设想。党报作为各级党校和训练班的基本教材，之于党校教育的重要性不言而喻。“为使中央各出版物能有定期的审查”，以此加强对各地方和各团体出版物的指导，中共中央决定成立党报委员会（即编辑委员会），由《向导》《新青年》《劳农》《党报》《中国青年》《中国工人》《中国妇女》等中央机关报的主任编辑组成，每月至少开会一次，报告中央及各地（各团体）机关报的出版编辑情况，并“加以审查”[87]。1927年5月，中共中央党报委员会正式成立，由刚当选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的瞿秋白任书记。为加强对各级党校的指导，中共中央党校委员会亦同时成立，由瞿秋白兼任书记，党校委员会成为领导全党党校教育的最高机关，负责指导党员的思想政治教育和干部人才培养[88]。为进一步满足各级党校对教材的需求，中共中央对中央机关报进行了改版，使其更加切合革命斗争的现实需要。中共中央要求《向导》“不可太重于分析的论述”，应该多“宣传各地工农运动的意义”，还要求《党报》应根据中央及地方党组织的党内生活和工作经验，“以为训练同志之材料及指导”[89]。此外，各地党组织也灵活编纂了一些教材，并使其更加通俗化、地方化和实用化。如中共广东省委规定党校教材由各地负责干部根据《省委通讯》，“更浅白的做成材料去教育同志”[90]。值得注意的是，陈独秀还提出了在武汉举办中共中央党校的设想，他解释道：“如果中央成立党校，讲师会更好一些，而如果各地成立党校，会更方便一些。据我看，前一种意见较好。中央有个计划，打算成立一个设立两个部并拥有五百人的党校。总之，这项工作现在非常重要。如果我们能在武汉守住，我们就在这里成立党校。”[91]5月22日，中共中央正式决定在武昌开办中共中央党校，由张秋人、陈潭秋、任作民等人组成中央党校筹备处，准备先招收学员300人，每期学习半年。6月23日，中共中央批准了中央党校的筹办计划和经费预算，由尹宽担任教务副主任，张秋人为事务主任，并准备于7月20日开学[92]。中共创办中央党校之举得到了共产国际（苏俄）的赞许和支持，6月9日联共（布）召开中央政治局会议，在谈及中国问题时指出：“有必要组建中央党校，为此拨出必要的经费。”[93]可见，此时中共对党校教育的认识更进一步，并准备设立有固定地点的中央党校来集中轮训全党干部。遗憾的是，中央党校的设想尚未付诸实践，就因汪精卫分共而被迫中止。其次，培养革命急需的干部人才，弥补教员紧缺的问题。一般而言，各级党、团干部均为各级党校或训练班的教员主体，所以充足的干部人才对开展革命活动和推行党校教育至为关键。1926年7月，中共中央在执行委员会扩大会议上指出，当下工运人才“极为缺乏”，特别是下级干部人才，应在上海、天津、广州、汉口等地设立职工运动训练班来训练下级干部人才，并在上海、广州设立一个高级训练班，“养成全国高级指导人才”[94]。为响应中共中央的号召，各地党组织掀起了举办党校和训练班的热潮。如中共河南省委“为培养干部人材起见”，决定在确山、驻马店、许昌、彰德、郑州和杞县等处分别举办10人左右的短期训练班，为期1周或2周，由省委“供给编辑训练材料与方法”[95]。此外，北伐战争以来随着农民运动的日渐高涨，中共对农运干部的需求大为增加，培养农运干部成为当务之急。为此，中共中央驻地武汉期间为适应两湖农民运动渐趋高涨的形势，专门举办了中央农民运动讲习所。讲习所由周以栗担任教务主任，毛泽东、恽代英、澎湃、方志敏、夏明翰等人负责从事教学工作，共有800多名学员，讲习所除向学员讲授马列主义基本理论外，还进行军事训练、农村调查培训等[96]。
与此同时，中共还考虑让共产国际（苏俄）代为培养党校急需的教员，以缓解教员紧缺的问题。1927年1月28日，当选共产国际执委会主席团成员的中共代表谭平山向共产国际建议，“从中山大学的中国学生当中抽调一批人专门作为教师来进行培训”，共产国际则考虑苏俄通过派遣教员在中国“组织训练班的办法全力帮助中国共产党”，并决定派库丘莫夫赴华调查中共党校的开办情况，计划招收500名中国学员[97]。为此，共产国际计划派出以米夫为首的有党内教育经验的工作人员前往中国“开办和管理党校及临时训练班”，主要有米夫、彼得罗相、贝尔曼、普拉格尔、陈绍禹、萨戈莫尼扬、潘家宸、多格马罗夫、叶俊中、刘国璋、维经斯基等人，为期一年，直接归中共中央领导[98]。在革命实践中锻炼和培养干部人才亦成为各地党组织解决干部短缺问题的重要途径之一，并可以与党校教育形成互补。中共上海区委表示：“教育与训练最紧要是靠负责同学在群众中行动及一切实际活动工作中行之，决不是单靠室内学院式的讲章所能收效”[99]。中共湖北省委同样认为，训练干部“只有训练班是不够的，而是要抽出活动分子在工作中训练，而不应马上即提到高级指导之地位上”[100]。蒋介石发动“四一二”反革命政变后，紧接着汪精卫也很快与中共分道扬镳，国民党开始了全面的“清党”运动，中共随之用武装暴动予以强力回应。1927年8月7日，中共中央召开紧急会议，提出了“土地革命”的中心口号，并确定了“武装暴动的总方针”[101]。在此情况下，培养适应武装暴动的军事人才成为中共面临的新课题，各地党组织纷纷将目光转向对军事人才的培养上。10月15日，中共四川临时省委表示：“本党应目前革命的新需要，由组织群众进而作武装暴动的准备了，惟现时感觉党内组织武装的人材非常缺乏，我们应在各种可能机会之中，尽量选择同志之忠实勇敢可靠者，施以关于军事知识的培养。”[102]11月27日，中共湖北省委也认为，“以后新入党之同志必先受武装训练……预备作领导军队之干部人材”[103]。最后，加强对新党员的思想政治教育。在1927年前后，中共开始大量吸收工农群众入党，由于新党员的政治觉悟良莠不齐，加强对新党员的思想政治教育显得格外重要。1927年1月19日，共产国际指示中共中央：“发展新党员的工作应与提高党员政治水平和普遍加强党的队伍的工作同时进行。”[104]为此，中共对新党员的培训工作有所重视，由于湖南、湖北、江西三省“新的党员骤然增加”，中共中央及时提醒道：如果我们不对新党员开展政治教育，“结果必使新党员对党失信仰而离开党”，所以要求三省党组织在各地开办低级训练班，“常用党员大会作政治报告，以后随时召集活动分子会议，在工作中训练工作的同志”[105]。各地党组织对新党员相继开展了思想政治教育。如陕西省“因三月来组织发展太快，所以一般党员的政治见解与党内知识水平线非常低落”，中共陕西省委“为普遍的提高党员的教育”，要求“各地多举行新同志训练班、高级训练班、农村工作同志训练班，大约每个新入党的知识分子都受过很简单的此种特别训练”[106]。其中，“西安的新同志训练班在四月内举办过三次，受训练者为知识分子，约百人，五月内分由三个部委各开班训练新加入的同志”[107]。为“专门训练新同志”，中共四川临时省委要求“各地即日开办训练班一班，召集新同志及十分不明瞭党义的同志，授以党的主义、组织、纪律等课，使同志普遍都能明瞭党义，接受纪律”，“每月开办一次”[108]。综上，中共早期在极其复杂严峻的政治环境下推行党校教育，绝非易事。中共根据政治形势的变动灵活采取党校与训练班互补、培养干部和训练党员同时并举的办学模式，一定程度上提高了党员的思想政治觉悟，培养了不少革命急需的干部人才，促进了中共革命的新发展。针对党校教育中存在的不足，中共尝试进行改造，甚至设想建立从中央党校到地方党校的完整教育体系，实属难能可贵。虽然中共对党校教育问题的改造因之后的国共分裂而遭遇顿挫，有的甚至未及实践便夭折，已运作的党校教育也因为国民党当局的蓄意破坏而损失惨重，但早期的党校教育为大革命失败后中共的东山再起提供了不可或缺的人才支撑和思想保证，也为苏区时期和延安时期举办更高层次的党校教育积累了办学经验，如早期形成的锻炼党员党性和培养干部人才的办学目标、理论联系实际的教学方法、分层分类的办学模式等经验至今仍在沿用。中共早期的党校政策及其实际运作，为我们更深层次地理解和把握中共早期革命的艰难性、复杂性和曲折性提供了鲜活案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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