巴金：激流一百年
巴金1904年出生于四川成都的一个官僚地主家庭。本名李尧棠，字芾甘，据说名字来自《诗经》中“蔽芾甘棠”的句子，有功业盛大的寓意。大哥尧枚，三哥尧林，他是末生子。十岁时丧母，三年后父亲病故。
大哥读中学时成绩优异，满心想着到北京或上海上大学，然后留学德国。可是，父亲在去世前一年替他完成了婚事，而且是用拈阄的方法决定的。婚后不久，父亲又替他找了一份工作，从此一房的生活重担由他一个人承担起来。由于压力太大，在接连的打击之下，他一度精神失常，三十四岁时便服毒自杀了。
这是一个大家族。巴金有近二十个长辈，三十个以上的兄弟姐妹，男女仆人多达四五十个。在巴金的眼中，大家庭变成了一个专制的大王国。祖父是最高统治者，他用旧礼教把几房人团结在一起，企图维持一种中世纪式的生活方式，结果引来更多的仇恨、争斗和倾轧。在祖父死后一个多星期，巴金就看见叔父们开会处分他的东西，还在他的灵前争吵，完全暴露了一个大家庭的冷酷与虚伪。青年人自由行动的权利遭到剥夺，犹如生活在囚笼里。在这里，巴金目睹了许多青春的生命在魔爪下挣扎、呻吟，被撕成碎片或者暗暗沦亡……
李公馆有两个世界，用巴金的说法，一个属于“上人”，一个属于“下人”。下人的世界在门房、马房、厨房里，由仆人、马夫、轿夫们组成。巴金常常到这里玩，在下人中间，感受人世的艰辛，接受最初的人道主义教育。他看见他们如何劳作、受苦、病死、吊死、被赶出街头。面对这位少爷，他们能诚恳地倾吐痛苦，坦率地批评主人，毫不隐瞒。巴金含着热泪凝视、倾听这一切，心里升起火一般的反抗思想。他发誓要做一个同他们站在一起、帮助他们的人。
巴金的少年时代不能说是幸福的。母亲的爱抚过于短暂。母爱固然教他爱人类、有同情心，但也使他变得敏感和脆弱，甚至懦怯。多年以后，当他回忆起父亲亡故的心情时，笔下依然保留了稚子般的依恋，说：“我心里更虚空了。我常常踯躅在街头，我总觉得父亲在我的前面，仿佛我还是依依地跟着父亲走路……但是一走到行人拥挤的街心，跟来往的人争路时，我才明白我是孤零零的一个人。”有流行病学研究表明，早年丧失父母，会增加患上一种叫“通气过度综合征”的可能性，出现抑郁、焦虑等症状。正如我们所看到的，巴金这个曾经“被人爱着的孩子”，顿时有了压抑感和孤独感。他觉得包围他的唯是黑暗和恐怖。他失去了依靠，没有安全感，从此养成一种孤僻的性格。这样性格的人，喜欢向内心发掘，喜欢探寻问题的根底。所以，巴金看起来热情、明朗、易于冲动，事实上有着沉郁多思、善于克制、谨言慎行的另一面。比较起来他没有多少罗曼蒂克，到底是一个现实主义者。
由于巴金怀有坚定的信念而缺少相应的意志力，故而寻求朋友，渴望倾诉。可以设想，他少时走向仆人群体中间，很可能带有取暖性质。他的早期写作，几乎都出于感情倾泻，有潜在的倾听者。在小说家中，他说他不喜欢卡夫卡，其中不无回避官方误解的因素，因为在“文革”以前，所谓“现代派作家”都被划归“西方资产阶级作家”，不过卡夫卡的写作确实与他不同，根本无须考虑读者，无须交流，那是彻底的为孤独而写作。
忧郁和孤僻，其实并不妨碍一个人采取激烈的行动。美国科学史家弗兰克·萨洛韦在著作中指出：后出生子女大都与头生子女易于屈从的策略相对抗，具有革命性的个性。可是，他又说：“家庭体系的某些特点会加强羞怯性格，这最常见于大家庭中的后出生子女以及那些在早期孩提时代就丧失了父母的人中。由遗传天性和环境的相互作用，身为后出生子女会引起相互矛盾的后果，它使一些人变得既有反叛性又很胆怯。”哥白尼在三个同胞中排行最小，沉默寡言，却大胆地提出“日心说”，推翻有史以来关于天体学说的定论，被称为“哥白尼革命”。就性格而言，一位传记作家称他为“胆怯的教士”。在这里，我们也不妨把巴金称为“胆怯的革命者”。
青年巴金确实是一个十分激进的反抗者、革命者。在他的身上，有一种末生子的“乐于体验性”、叛逆、冒险、任性，反抗现状，挑战强权，不惮于自我牺牲。而所有这些，为一种英雄意识所统摄的特点，又都与内心的黑暗有关，本质上带有一种自虐的倾向。正如巴金自我分析时说的：“我的一生也许就是一个悲剧，但这是由性格上来的（我自小就带了忧郁性），我的性格就毁坏了我一生的幸福，使我在痛苦中得到满足。有人说过革命者是生来寻求痛苦的人。我不配做一个革命者，然而我却做了一个寻求痛苦的人了。”
……
对于巴金，一个唯一幸运的事实是，就在他处于心理学家说的一个人从少年进入青年的“危机时期”，时代赐予他以五四运动的洗礼。这是巴金的成年礼。如果没有“五四”，他将同许多大家子弟一样，不是沦为黑暗中的动物，就是为黑暗势力所吞噬。是“五四”使他从睡梦中觉醒，让他看外面广阔的世界，给他信仰，给他冲决的勇气和力量。这时，他的内心里只响着一个声音：“我要做我自己的主人！”
“五四”新文化运动的洪流通过两个涵洞奔注到巴金这里。其一是华阳书刊流通处，其二是成都外国语专门学校。
华阳书刊流通处是城内唯一售卖新书刊的店铺，这时生意很好，被胡适称为“只手打孔家店的老英雄”吴虞在这里看见《新青年》很受欢迎，连守经堂也购买，说是“潮流所趋”。店铺离大哥尧枚做事的地方很近，为了购读方便，大哥还预先在店里存放了一两百块钱，每天下班就到这里取一些新的书报带回家。于是，《新青年》 《新潮》 《每周评论》 《星期评论》 《少年中国》 《少年世界》 《北大学生周刊》 《进化杂志》 《实社自由录》……还有当地学生办的报刊《星期日》 《学生潮》 《威克烈》等，都接连地到了巴金兄弟手里。他们轮流阅读，讨论各种问题，还组织过研究会。巴金和三哥尧林受了新思想的蛊惑，开始对家里一切不义的事情都要批评，还做出一些带有反抗性的举动。在一个崭新的世界面前，当思想的潮水滔滔涌来，巴金形容说“自己有点张皇失措”，可见受到的冲击之大。
巴金在祖父死后半年左右，和三哥一同考进成都外国语专门学校。
跨进这所学校，是巴金人生中极为重要的一步。这是一所新派的学校。校方对新文化运动持开放的态度，吴虞就在校内任教，整个学校的气氛非常活跃。在这里，巴金通过学习外国语，可以直接了解西方的思想文化，包括文学。他阅读外国小说，从欧文、狄更斯到托尔斯泰、陀思妥耶夫斯基、阿尔志跋绥夫，一边阅读，一边尝试翻译。在学校里，他进行广泛的接触，寻找志同道合者，从中汲取革命的要素。他跟朝鲜学生高自性学习世界语，结识《半月》杂志创办人吴先忧；经“适社”主持人陈小我介绍，与重庆无政府主义者卢剑波通信，建立友谊。他渴望加入团体，后来参加《半月》的编辑工作，参与学生的秘密团体“均社”的活动，也曾参加罢课及其他的社会活动。《半月》被迫停刊后，他与吴先忧等人又创办了《警群》和《平民之声》，但很快遭到查封。
当巴金最初在《半月》上读到有关“适社”的大纲，了解该社的成立旨在“铲除统治权力”“灭绝经济制度”“建设互助、博爱、平等、自由的世界”时，心情十分激动，因为这正是他梦想中的世界。他在《我的幼年》中记述说：读完大纲后，思绪难平，深夜听见发疯的大哥在窗外打碎玻璃的声响，竟也不为所动，一面听着，一面摊开信纸给《半月》的编者写信，要求介绍他加入“适社”。
那时，巴金和朋友们沉迷于无政府主义秘密团体的活动：办刊物、通讯、散发传单、印书，还有在夜里开秘密会议。十多年过去，他回忆起如何穿过黑暗、弯曲的街道、狗吠声和树叶的飘动声，然后到达开会地点，看见那些紧张而亲切的面孔，互相报以微笑，他说那情景让他感动得几乎忘却自己的存在。洋溢着青春气息的集体生活使他变作一个诗人了，他写道：
我们期待着忙碌的生活，宁愿忙得透不过气来。共同的牺牲的渴望把我们大家如此坚牢地系在一起。那时候我们只等着一个机会来交出我们个人的一切，而且相信在这样的牺牲之后，理想的新世界就会跟着明天的太阳一同升起来……
巴金就是追逐着这个带着孩子气的美丽的幻梦，开始他的社会生活的。也是在这时，他开始自称为“安那其主义者”。法国知识分子克里孟梭曾经说：“我为每一个到二十岁时还不是无政府主义者的人感到惋惜。”这时，巴金仅十八岁。
巴金喜欢过这种社团生活，就处境来说，“群体饥饿症”当源自排除孤独的内在驱力，倘从社会革命的观念出发，当被视为责无旁贷的一种实践活动；但是，如果出于个性的选择，街道和广场未必是最合适的去处，虽然那是青年英雄主义的梦工场。对具有知识分子气质的人来说，尤其是忧郁的巴金，桌面的工作阅读和写作应当是最感亲近的。
入学不久，巴金收到一个未曾会面的朋友从上海寄来的小册子《告少年》，那是李石曾翻译的著名的俄国革命家、无政府主义者克鲁泡特金的著作《一个反抗者的话》的节译本。
《告少年》用一种带煽动性的笔调，向一个十五岁的孩子展示未来理想社会的图景。它号召青年人起来反抗，到民众中去，为真理、正义、平等而斗争。它向青年人发问：除了斗争，难道你们一生中还能找到更崇高的事业吗？巴金说，他的一颗心，简直要被这样热情的语言烧成灰烬了。他希望找到一个引导他的人，几天过后，便给翻印此书的上海新青年社的陈独秀写信。他把全心灵都放在里面，那么谦卑、急切，期待着导师指给他出路，吩咐他怎样献出个人的一切。
几乎在同一个时候，巴金在《申报》上看到赠送波兰流亡作家廖·抗夫三幕剧《夜未央》的广告，立即汇款邮索。这是一个革命悲剧，描写一群青年革命者为了反抗沙皇统治，不惜抛弃家庭、爱情和生命，从事暗杀活动的故事。剧本给刚刚获得一个伟大理想的巴金带来的精神震荡可想而知。他兴奋地发现，他第一次找到了梦想中的英雄，找到了他的终身事业，而这事业，又是与他在仆人、轿夫身上发现的原始正义的信仰结合在一起的。他十分珍爱这个剧本，把它介绍给他的朋友，手抄过好几份，一起排演过几回。
让巴金在阅读中深受感动的，还有无政府主义革命家、立陶宛流亡者爱玛·高德曼的论文。他最初是从《实社自由录》和《新青年》中认识著名的“红色爱玛”的。他说：“高德曼的文章以她那雄辩的论据、精密的论理、深透的眼光、丰实的学识、简明的文体、带煽动性的笔调，毫不费力地把我这个十五岁的孩子征服了。况且在不久以前我还读过两个很有力量的小书，而我近几年来的家庭生活又使我猛然地憎厌了一切强权，而驱使着我去走解放的路。”他怀着敬慕，称高德曼为“精神上的母亲”，是第一个使他窥见安那其主义的美丽的人。
巴金的一生，跨越从晚清到21世纪初的100年。这100年间，中国经历了多个时代，发生了太多动荡与变迁，这些巴金都一一见证。他的一生也随着多个历史事件大起大落，动人心魄，令人唏嘘。通过巴金的百年人生，可以看到百年中国的沧桑巨变，也可以看到一位知识分子在时代激流中的追求、失望、无奈、恐惧和忏悔。
为此，先知书店诚挚推荐《巴金：激流一百年》，作者林贤治以生动的笔触再现巴金的百年人生，评价客观而精准，忠实地记录了巴金作为一个知识分子作家的艰难的奋斗历程——
巴金自称是五四’的儿子”，从理想主义者到经验主义者、从社会批判家、政论家到小说家、从无政府主义者到领导者、从“家”的叛逆者到“家”的守护人，毕生不倦地追求着、 反抗着、挣扎着、适应着又变化着。
▲《巴金：激流一百年》书影
作者从史料出发，政治、历史、文化交相渗透，视野宏阔，材料翔实，夹叙夹议，跌宕有致，展现出20世纪中国知识分子命运的真实图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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