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吴宁华】民族音乐研究的守望者——冯明洋学术生涯述评

民族音乐研究的守望者

——冯明洋学术生涯述评

摘要

作为我国岭南区域音乐研究的代表性学者之一，冯明洋先生可谓是音乐文化研究的开拓者，同时也是岭南音乐文化研究的推动者。通过对冯明洋先生不同时期的代表性文论著作的解读，可见其在岭南音乐文化研究上开拓创新的学术贡献和成就。作为一位民族音乐研究的文化守望者，“孜孜以求”“楷模精神”正是他坚守岭南文化的真实学术写照。

关键词：冯明洋；岭南音乐文化；音乐文化学；越歌；民族音乐

作   者：吴宁华，女，博士，广西艺术学院艺术研究院民族艺术研究所教授。

作者简介

作|者|简|介

前 言

冯明洋先生自称岭南音乐文化学人，是我国岭南区域音乐研究代表性学者之一。受《民族艺术》编辑部的邀稿，我于2017年4月22日专程从邕城赴穗，前往广州大学城拜访了冯先生。通过详细了解冯先生的治学之路，回望他在岭南音乐研究的学术贡献和成就，同时也为岭南音乐学术微观史的研究积累资料。

冯明洋先生1936年生于河南开封，13岁入伍学艺，而后在武汉、广州等部队文工团工作，历任演员、演奏员、创作员。1955年随部队转建西北，随后考入西安音乐学院理论作曲系学习。1959年7月毕业自愿选择分配至广西艺术学院工作。先任助教、讲师兼理论作曲教研室主任，后任副教授兼院民族艺术研究室副主任，同时兼职广西民间音乐采风队指导工作。其间先后撰写《桂西南四县采风报告》及桂南区《扶绥县各族音乐普查报告》、桂西区《那坡县各族音乐普查报告》、桂北区《罗城县各族音乐普查报告》等。20世纪八九十年代全身心投入《中国民间歌曲集成·广西卷》及《中国大百科全书·音乐舞蹈》的编纂组校及撰稿工作。1988年5月调任广东省民间音乐研究室副研究员，1990年8月接任研究室副主任，负责改建广东省音乐研究所，转任副所长兼研究员，直到1999年7月离休。其后20余年仍继续担任《中国民间歌曲集成》广东卷、澳门卷的编审员等学术研究工作。所谓“三十年广西，三十年广东”度过了60多年的学术研究生涯，发表论文40余篇。也正是因为先生对岭南音乐文化长期的积累与热爱，70岁时（2006年）出版专著《越歌：岭南本土歌乐文化论》，次年（2007年）获得第6届“中国音乐金钟奖”银奖的荣誉。

冯明洋专著《越歌：岭南本土歌乐文化论》封面

出版于2006年6月的《越歌：岭南本土歌乐文化论》（以下简称《越歌》）一书，是冯明洋先生立足本土，追踪岭南文化的重要研究成果之一。书名已将研究之区域（岭南）、范畴（本土）、体裁（歌乐），以及方法论之基础（文化论）讲得清楚透彻。全书时间脉络由古及今，研究范围由大至小。正如先生在该书的序中所言：“民族音乐学的研究，需要方法论的有所突破。”也如书名中“文化论”所昭，先生始终将文化作为研究的着眼点——“文化即人化”“风格即人格”，以及“人性诉求”“人文关怀”等理念贯穿先生的研究之中。同时该书还触及民族语言和方言对音乐风格色彩区的影响，由此生发出对音乐形成、发展、地域流布等相关诸多的阐释。在百越歌史的研究中，先生以小见大，对一首古歌《越人歌》进行考源，以文献为纲，进而对百越地域区划由古至今、跨区跨国的迁徙流变进行细致深入的分析，楚越交流、吴越南迁、强秦灭越等文化的迁移与融合，通过他的研究成果一幅百越图卷在读者的脑海中徐徐展开。在这种多元时空宏大叙事的构建前提之下，先生以语言文化学的视角将岭南本土民族群体分属为“汉语族群”与“壮侗语族”群体，选用古今三声腔以及通过地方音调、调声色彩、情感升华三项为中介进行对语言与音乐的联动分析，归纳总结出越汉杂处至今在岭南越歌风貌上的反映，即瓯骆“土著”与壮族民歌，南粤民系与汉族民歌两大类别，共七种风格体系：西瓯人与壮歌北路风格、骆越人与壮歌南路风格、南越人与广府民歌风格、闽越人与潮汕民歌风格、中原人与客家民歌风格、桂（圭）人与桂柳民歌风格、平话人与平话民歌风格。先生通过对不同族群迁徙、方言土语与民歌音调流变历史的考究，进而讨论相应的音乐色彩分区在调式、旋律走向、演唱方法等多方面的异同之处。及至岭南本土少数民族民歌研究，先生将越人后裔之壮族、侗族、瑶族（拉珈人）、畲族、仫佬族及毛南族作为研究阐释对象，仍以语言支系对民歌进行体系划分与归类，由此延伸至对历史轨迹、文化积淀和现代价值的详细辨析。其中值得一提的是对于壮语南北方言区多声部民歌的某些特定现象，包括声部组合方法、进入形式、和声现象及其特性终止式的分析。冯明洋先生本着寻求中国特色的研究视角、运用传统乐学的研究理念以及实事求是的思维体系为我国民歌理论建设探索了一条自主研究的学术道路。

书中又一熠熠发光之处则是对岭南歌乐体系的研究。先生采用中国传统音乐学方法，对于“越徵”调式体系、多声音乐现象、“双声”腔调类论以及“腔口”理论解读四方面的阐释，通过对“三音歌”的原始形态、基本形态、变化形态、纵合形态的研究，由此发展出“越徵”调式体系的三种形态——“三音歌”“五音歌”“六音歌”。由简至繁，依次铺叙，构建出一个完整的岭南歌乐体系，是为“主体论”。论及岭南“腔口”论的同时，也详细介绍了我国传统民歌研究特有的“腔口”五大要素，并对其构成特征、双声结合中“高音”的“跟”法与“底音是腔口，高音跟着走”进行形态学的阐释，进而归纳出“高音”的三种“跟”法及其三种跟腔法、三种分声法、三种分层法：（1）跟腔法及其守调跟腔、提调跟腔、重调跟腔；（2）分声法及其同步分声、反腔分声、润腔分声；（3）分层法及其跟腔分层、分声分层、重调分层。对于“声部结合”形态分析、归纳出三种“腔体”及其多种形态：（1）衬腔体及其分声化衬腔、主音化衬腔、音型化衬腔；（2）和腔体及其对和式和腔、和声式和腔、反和式和腔、对比式和腔；（3）仿腔体及其句首仿腔、简化仿腔、反向仿腔、反和仿腔、严格仿腔。在这一部分的论述中，先生引经据典、旁征博引的叙述体系，加之大量采风收录的谱例予以对照，使得理论的阐释更加清晰且“有分量”。

冯明洋：《广西民歌概述》初稿油印本（拍摄：楚卓  来源提供：广西民族音乐博物馆  2022.5.11摄）

冯明洋先生认为，“腔口”声部的三声性，“高音”声部的派生性、织体形态的综合性以及音阶构成与调式发展的纵合性，这四性，便是腔口论的基本内容和基本特点。他通过腔口论的理论与实践告诉我们，民间的口头创作和口头理论，应该被视为民间音乐宝库的统一体，是十分值得关注的有机部分。先生还认为深入学习民间口头创作与口头理论紧密结合的宝贵经验，并用以指导我们的研究工作和创作实践，对于发扬民族音乐传统，创作民族风格的多声音乐作品，意义十分重要。

书中“第十章 岭南越歌的继承与发展”是先生对近年来的岭南越歌研究进行综述的同时，更进一步对新时期的文化转型、文化取向、文化守护以及百越文化的回归与重构提出了自己的观点与期许。其中包括对研究群体、对学术环境、对传播渠道、对交流机会的十项文化发展的对策建议，以及对文化整合（即多种研究方法）的提倡等格外引人深思。

《越歌》附录中《那坡各族音乐普查报告》则是先生20世纪60年代参加广西民间艺术采风队普查时采用国际音标记词、巴托克记谱法，边访谈、边记录、边学唱、边录音、边拍照，以深入细致的工作态度，规范、专业的研究方法，就地整理谱、音、文、图全套资料所完成的一份完整的普查报告，涉及壮、汉、苗、瑶、彝五个民族，涉及山歌、小调、器乐曲和手绘乐器图像，标明比例，细致入微。不仅为我们记录下那一时期那坡各族人民的音乐生活，也为我们后来的学者提供了弥足珍贵的田野调查报告范本。

冯明洋先生曾全程参与《中国民间歌曲集成·广西卷》和《中国民间歌曲集成·广东卷》（原含海南卷）以及《中国民间歌曲集成·澳门卷》的特邀编审员工作，也曾参与《广西民间歌曲选》、《中国民歌》四卷本中广西民歌的执编及简介、 《中国大百科全书·音乐舞蹈》、《中国音乐词典》、《中国近现代音乐家传》四卷本等多项重点项目的编辑出版工作。前期的民歌采风和编辑民歌集成等工作，为先生后来的岭南音乐文化学理论体系的建构奠定了良好的基础。先生曾言 ，在参与《中国大百科全书·音乐舞蹈》岭南各少数民族音乐条目的编写过程中，其总条目“音乐”（赵沨、赵宋光执笔）所形成的学术框架、体系，尤其是文化分层分区这一理念对他后期的研究与著作产生了深远的影响，《越歌:岭南本土歌乐文化论》《音乐文化论稿——音乐学的文化视野》等正是秉承这一理念下的产物。故而可以看出，这些代表性著作中所体现出来的研究思路与其学术成长背景有着密切的关系。先生早年在广西艺术学院任教时，主要从事民族音乐理论研究，并教授中外音乐史论、音乐欣赏与评论以及歌曲作法、小歌剧写作等课程。那一时期广西艺术学院大量的采风活动以及寒暑假自由采风蔚然成风，为全院师生奠定了良好的学术环境及研究基础。这些经历与成果对教学、创作、科研都起过促进作用，同时也积累了经验教训，成为广西艺术学院“音乐学”学科建设的早期基石。

先生40年间书越歌，书的不仅是“歌”，也是对史、对人、对文化、对岭南大地的款款深情。

冯明洋先生所著《音乐文化论稿——音乐学的文化视野》（以下简称《论稿》）出版于2014年5月，是先生在学术生涯后期，即1986年至2013年间对于音乐文化研究的论文及散文的整合汇编，实为“岭南音乐文化”与“文化论”研究的延伸之作。全书共分四辑，皆以“音乐文化论”这一主线贯穿，前两辑多是对“岭南本土音乐文化”的“论”与“想”；后两辑侧重于对近现代新兴音乐文化（包括歌曲、二胡、史论、广播音乐等）的“论”与“议”。这一本论稿，将文化学与民族音乐学做有机结合，旨在通过文化现象透视音乐的发生，利用音乐现象的文化解释，对民族音乐做出新的文化诠释；以“音乐文化学”构想、“音乐文化学”运用、“音乐文化学”发展为框架，联结音乐与文化，构建一幅新的研究图景。

该书开篇第一辑——研究方法的研究与实验，收录的首篇文章《民族音乐研究与系统论方法的思考》，以“音乐文化学”在我国研究方法的研究历史为切入点，先梳理了20世纪20年代至80年代“中国音乐学”研究方法的衍变。而后冯先生借鉴自然科学研究方法，提出以系统论、信息论、控制论为中心的系统理论方法的运用，借此观照到研究对象的整体性、综合性 、动态性。后续的几篇文章，又借鉴语言文化学方法和文化人类学方法，提出传统民歌分类法的语言谱系文化学方法并提出了“音乐文化学构想”，对广东、广西以及岭南音乐文化学研究提出了音乐学研究的文化建构，包括相应的政策、史地研究范围、历史与现状、音乐本体的交流史与研究以及当代音乐的文化建构。

除此之外还有相应的研究方法的辨析，分述从田野至案头及实验室三种研究方法的利弊等，同时提供了多项研究选题建议，如：（1）珠江与岭南音乐文化研究；（2）相对应的传统音乐研究；（3）近现代音乐思潮研究；（4）音乐科技、应用与开发。这为后来学者的研究提供了多样选择。此后，广东省音乐学界广泛响应，以民族音乐理论研究者为主体的队伍不断扩大，作曲专业、技术理论专业、表演专业（声乐、器乐、指挥）、音教专业、群艺专业、曲艺与戏曲专业人士，在每年两次的研讨活动中积极参与，涌现出不少有价值的论文，顺利渡过“七年之痒”。冯先生特意撰文《广东省音乐学术研究七年综述》在《中国音乐年鉴》1996卷公开发表。接着，又10年后，冯先生以《音乐学的文化学视野》为题撰文小结《音乐文化学岭南十五年概览》。至此，“音乐文化论坛”及其所倡导的音乐学与文化学相结合的方法，在广东省乃至岭南五省区（广东、广西、海南、香港、澳门）学术界不断发生积极作用，其成果分别在《人民音乐》《音乐研究》《中国音乐》《中国音乐学》《中国音乐年鉴》，以及《羊城晚报》《文化参考报》《星海音乐学院学报》《岭南音乐》《民族民间音乐》上发表，在《乐迷》月刊、 “乐迷茶座”（广东电台音乐台）、“艺术长廊”（广东卫视）、《广东音乐研究》（音乐研究与创作）等报刊广播电视上留下记录。2017年适逢“音乐文化论坛”发起30周年，以赵宋光先生为带头人的学术群体，由星海音乐学院组建了“赵宋光学术思想研究中心”。冯先生虽已离休多年，但仍应聘该中心顾问，为该中心也为“音乐文化论坛”和新兴显学“音乐文化人类学”事业竭尽暮年之力。此举实在值得我等后辈学习、称赞。

在广西艺术学院任教时，冯明洋先生一直兼任《中国音乐史》和《外国音乐史》两门音乐系各专业的共同课和理论作曲专业的史论课教学。为适应民族地区的需求，他于1960年便开始自编教材。教材由本系师生自己刻印成册试用，并交于学院图书馆流通、存档。其自编教材的特点：一是简明通俗易懂，结合名作欣赏、音乐评论，有史有论，夹叙夹议，生动活泼；二是在《中国音乐史》中加入地方史料，在《外国音乐史》中加入民族史料，使史论更接地气、更易理解、更有实用意义。这批教材后来在全国音乐史教学经验交流会上曾受到关注。正因如此，作为一名拥有音乐史论教学及相应教科书撰写经验的音乐教育工作者，先生在书中的所言所论也处处体现出他在史论教育发展、变化与趋势等方面的鲜明的个人特色。

1985年在中国音乐史学会成立大会上，冯先生在题为《史论教学的新趋势》发言中指出，音乐史综述既然作为过去的音乐史研究成果，因此新时期的史论教育需要转变教育思想，面向应用及未来，既重视传习型理论教学又要注意学生的独立型自学，要求培养学生的创造力，同时致力于造就专业化基础上通才型教师的培养。而对于音乐史论的科研和教学，先生则提倡“二次知识”观念的培养，即对知识驾驭能力、控制和运用能力的培养。而有关系统观念、交叉观念、信息观念的建立，这同样也是我国当代学者在面对史学教育更替时亟待解决的新论题。同时，冯先生指出，当今音乐史学教育面临丰硕成果与有限学时、知识累积与教材老化、新研究方法与旧教学体系、封闭式教学与开放式学习四大新矛盾，并对此提出切实可行的解决办法与建议，诸如对系统方法的借鉴、对教学原则的变革、对教学方法的探讨以及对考试方法的设想等。

《论稿》的后两辑对于岭南乐事的文化批评、歌曲文化、二胡文化以及广播音乐研究也是书中浓墨重彩的篇章。先生的“论”总是“小题大做”，以小物见大观，将“文化”作为研究导向，能够透过一些诸如“学琴热”“采风热”“歌海”现象，以及“广播音乐”等惯常的音乐文化现象和事项，触点及面，在音乐文化发展方面进行深入探讨。尤以在《二胡文化论——兼论20世纪国乐思想之文化趋向》长文中，通过对二胡文化近千年的历史、近百年的发展的梳理剖析，由此阐发出宏观视野下对国乐思想的多种成因进行文化层面的分析，与此同时关注到我国本土宗教——道教，道教音乐与道家学说对我国近代国乐思想的影响，这也不难看出先生长期坚持的文化人类学的传统，以文化论音乐，注重研究的整体性、系统性，实为《论稿》一书的精髓所在。

冯明洋先生主编的《浩歌：桂林抗战音乐文化活动纪实》（上、下册，下文简称《浩歌》）一书的出版，让我们想起“浩歌”一词，前有《楚辞·九歌·少司命》“望美人兮未来，临风悦兮浩歌”的纵情肆意，后有掺杂着李贺《浩歌》中“不须浪饮丁都护，世上英雄本无主”的悲烈。而提及“请缨”，仿佛自古以来便早已成为青年保家卫国的豪情壮志的代名词。《新一军军歌》歌词第一句“君不见，汉中军，弱冠系虏请长缨”也正是当年十万青年子弟投笔从戎的写照。一寸河山一寸血，彼时国危如累卵，山河将倾，有保家卫国的将士，便也少不了铮铮傲骨的文人。“浩歌声里请长缨”便是《义勇军进行曲》词作者田汉先生1944年为在桂林举办的“西南剧展”所题的诗中的名句。1984年初，中国剧协和中国音协及其广西、广东分会，在桂林联合举办“西南剧展”40周年纪念学术研讨活动，40年前到过桂林的文化名人、戏剧家、音乐家或其遗著纷纷汇聚桂林。身为音乐史教师的冯先生带着其学生积极参加研讨与采访。从此，他仍锲而不舍，走遍了抗战文化名城和当地的图书、档案、史志、文化馆站，拜访各地当年到过桂林的老艺术家或其亲属。在缺乏摄像、复印技术的条件下，仅靠人工翻阅、查找，他手录、手抄了百万余字的珍贵文献史料，经过组建编委会研讨、甄别、筛选，编纂成《浩歌：桂林抗战音乐文化活动纪实》一书（80余万字），并以《“浩歌声里请长缨”——桂林抗战音乐文化活动纪实》为题撰写该书总论（5万余字）。

总论一文中以抗日战争为背景，以“桂林文化城”及桂林抗战音乐运动为主线，对在当时历史背景和文化背景下歌咏运动与歌咏组织如何进行广泛开展的始末做出探讨，对由歌咏运动而引发的多种舆论与论争进行分类综述，对新音乐运动与音乐多样化的论争、“民族形式”的讨论与民歌研究、中国歌剧歌舞音乐的理论与实践，以及音乐家纪念活动的论述等进行全方位的研究与评述。以此文为总论的《浩歌》（上、下册），由纪实文论结合史料精选，力图以文字再现当年辉煌浩荡的历史图景，对于“桂林文化城”汇聚海内外各地、各路、各党、各派、各色爱国人士同仇敌忾、团结一致、共同书写全民抗战、全民文艺的时代篇章，创造了中国近现代文艺史独一无二的纪录，为红色抗战史、红色文艺史增添了多色多彩的光辉。有些珍贵文献史料，如《浩歌》下册“歌剧研究﹒歌剧选曲及原创歌曲20首”专栏收录当年莅桂文化名人、戏剧家、音乐家们讨论中国歌剧创作发展的论文、歌剧选曲等，即是中国近现代文艺史料仅存的珍品，特别值得关注！

抗战时期的桂林，群众歌咏运动轰轰烈烈，造就了近现代音乐史上抗战时期多种音乐思想、音乐创作、音乐表演、音乐出版及宣传活动空前活跃的状况，展示与再现了我国近现代抗战音乐史上丰富多彩、独具特色的又一篇章。

《浩歌: 桂林抗战音乐文化活动纪实》（上、下册）与《桂林抗战文艺辞典》皆为广西艺术学院师范系所开设的“实验班”参与编辑出版的重要成果。这个“实验班”产生于该院师范系1982级理论作曲专业分组时期，当时有陈洛、孙巍两位同学选择了理论专业，并由此开始了广西艺术学院历史上最早的“音乐学”专业教学实验。正是这些对“桂系音乐”具有特殊贡献的多党、多派、多路艺术家团结抗日和以英勇抗日、自主反蒋的介绍与科普，才得以填补了我国通用教科书里抗战音乐史中只讲国共两党领导的音乐的空白与短板，也使得地方音乐史编纂的重要性及地位得以提高。

这种对于彼时音乐文化的整理与总结，恰是居安思危、勿忘国耻的最好写照。正如文中所述的那样，它如号角、如旗帜、如江河奔海，亦如红旗昭昭。浩歌声声，是请缨之声，是民族团结之声，是振兴中华之声！

学术观点的建立离不开学术的争鸣，关于冯先生的“腔口论”，就有学者提出不同的看法。如王小昆认为：“以‘低音是腔口，高音跟着走’为基础的腔口学说，其总结出来的壮族北部双声的独特规律、多声原则、风格特征等，没有客观、准确地反映出壮族北部多声部民歌声部结合形态的实质，有些甚至是颠倒了彼此的关系。”关于冯先生提出的“腔口论”，笔者认为，王文“质疑”的起点是“民间口头理论存在的真实性”。

其一，早在20世纪50年代初，中央音乐学院方暨申、天津音乐学院陈恩光、西安音乐学院饶余燕等先生，在各自院刊、学报、乐讯、讲义中都介绍过自己采访或研究南方多声部民歌及其收录的民间口头理论，如关于腔调、腔口方面的民间谚语、唱法口诀、教歌要领等。冯先生在20世纪60年代初参加广西民间音乐采风队，同近百名师生深入田野调查近两年。在两年的时间里，召开各地歌手歌师座谈会，撰写各地音乐普查报告，遵循前辈方暨申、陈恩光、饶余燕等先生的指引，收录到更多类似的口头创作、口头理论，并在各地普查报告中都收有采访者、记录者、歌唱者、传唱师傅的真名实姓个人信息。此后，《中国大百科全书·音乐舞蹈》中的“壮族音乐”条目，《中国民间歌曲集成·广西卷》中由冯先生撰写的《广西民歌概述》《壮族民歌述略》《壮族民歌歌种释文》等3篇文章，以及稍后的学术专著《越歌》第七、第八、第九章的翔实论证，《壮族民歌100首》课题组10多位成员采编，范西姆主编并撰写的《壮族民歌概述》（2009年8月出版）的论述，都有关于“腔调”“腔口”“低音唱高音跟”“低音是腔口高音跟着走”等相同或相似的更多论述。

冯明洋论文《壮族“双声的腔调类论”》油印本（拍摄：楚卓  来源提供：广西民族音乐博物馆  2022.5.11摄）

其二，关于声部结合形态与主导地位问题，笔者以为，首先，王文并未读懂冯文的标题是专论多声形态中有“腔口”的民歌，是局部“探微”，并非整体“概论”“泛论”。用非腔口类民歌否定腔口类民歌“声部结合形态”，其“质疑”的对象不对。其次，两者研究方法也不相同。冯文研究民间多声音乐用的是传统乐学理论，参照民间口头理论，以20余首原生态民歌为谱例，归纳出自己的“三种腔体”“三种跟法”。而王文则基本以专业作曲理论及和声学、复调音乐（对位法）等理念方法去寻找中国多声部民歌中根音声部与旋律声部的主从关系，给人以削足适履之感。

当然，以上讨论“腔口论”的冯、王两文，距离今日已20余载。但是继承百越文化遗产，研究岭南本土多声部民歌规律，进而总结归纳中国多声音乐理论，仍然阻力重重，进度缓慢。当下更需要大家团结奋力，代代相传，对于冯先生提出的“腔口论”，有学术上的争鸣是正常的事情，这也是探索学术的必经之路，同时也给后来的学者提供了一个不断探究和实证的课题。

结 语

冯明洋先生一生致力于岭南音乐文化的研究，行远自迩、笃行不怠。他以广西壮族民歌调查研究为发端，结缘“越歌”，以探求歌乐中的文化为旨趣，田野足迹遍及八桂及南粤大地的山山水水，硕果累累，为后人留下了诸多宝贵的研究经验。总体来看，有如下几点：其一，对民歌的音乐文化学全息式研究；其二，做到民间音乐研究的共时性和音乐史论研究历时性的有机结合；其三，把地域音乐置于区域文化中考察。

本文基于口述和相关资料，对冯明洋先生不同时期的代表性文论著作进行了解读和述评。以笔者的学识来评述冯先生学术成就，绠短汲深，必有不尽周详之处，还望方家斧正。冯明洋先生60余载对岭南音乐文化的研究，推动了岭南音乐的发展，他的学术贡献有目共睹。这些研究成果不但为后继的研究者提供了诸多的研究视角及方法论的指导，也为岭南百越文化的传承、研究留下一笔宝贵的财富。

原文载于《民族艺术》2022年第2期，请以纸质版为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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