梁树发：历史经验与21世纪马克思主义展望

摘要：“21世纪的马克思主义”指向的是未来马克思主义的发展。是否具有“21世纪的马克思主义”的理念以及能否实际开展未来马克思主义研究，是检验我们在马克思主义研究问题上是否具有理论自觉的标志。历史经验是认识马克思主义的重要视角。根据历史经验，对21世纪的马克思主义作出的预测是：将继续强劲推进马克思主义具体化、民族化进程；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成为21世纪马克思主义发展的标志性成果；马克思主义将再次与西方激进政治运动结合；马克思主义将在理论内容上获得突破性发展；马克思主义的学科化趋势得到加强。

关键字：21世纪的马克思主义，新视角，历史经验，预测

梁树发

中国人民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教授，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史学会原会长，中央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和建设工程首席专家，复旦大学当代国外马克思主义研究中心学术委员，享受国务院特殊津贴专家。

一、“21世纪的马克思主义”——一个研究者应有的理念

“21世纪的马克思主义——新视角”，这个会议主题定得好。好就好在它将马克思主义研究的关注点由历史和当下移向未来。当下我们虽然身处21世纪的头十几年，但“21世纪的马克思主义”这个概念整体却是指向马克思主义的未来发展的。关注未来，就是关注发展，就是关注马克思主义的前途和命运。只有关注未来，我们才能从总体上认识和把握历史，唯有如此，我们才能更好地洞悉社会现实、指引发展实践。是否具有“21世纪的马克思主义”的理念以及能否实际开展起未来马克思主义的研究，成为检验我们在马克思主义研究问题上是否具有理论自觉的一个标志。

我们以往的研究不大触动未来马克思主义这个主题，可能是因为我们对决定未来马克思主义发展状况的历史趋势和客观条件看得还不那么清楚，也可能是因为谈马克思主义的未来发展就是谈马克思主义的命运，话题有些沉重，以为不能作出乐观的预测，就不如不去做这个预测。但是，即便不从我们担负的责任，而只从这一研究的理论准备来说，我认为我们是没有理由忽视或刻意回避马克思主义的未来研究的。具备了马克思主义发展史，特别是当代马克思主义研究的基础，就是具备了开展未来马克思主义研究的理论条件，就可以展开这种研究。其实，就马克思主义发展史的完整意义来说，马克思主义的未来发展是包含于其中的。马克思主义发展史是关于马克思主义发展的历史、现实与未来的统一。历史是过去的现实，现实是未来的历史。无论出于什么理由，轻视、回避、放弃马克思主义的未来发展研究都是不应该的。

21世纪的马克思主义是新的历史条件下的马克思主义，是马克思主义发展的新情况、新趋势。要对这种新情况作出准确的分析与判断，要对这种新趋势作出前瞻性的把握和预测，需要新的视角、新的方法。老眼光看不清新变化，对新变化缺乏新认识。所以，面对新的研究对象、研究任务，自然应该有新视角、新方法。然而，新视角、新方法不是现成的，而是自觉建构的结果。因此，在提出21世纪马克思主义发展研究的任务时，也同时提出了关于新的马克思主义研究方法的研究任务。

应该说明的是，面对新的研究任务，新视角、新方法固然重要，但是，这种对于新视角、新方法的要求，并不排斥那些原本行之有效的基本的或基础性的研究方法。例如，理论分析，包括马克思主义分析的现实视角，是由历史唯物主义的“社会存在决定社会意识”的基本原理规定的方法。它作为马克思主义研究的基本方法正像这个原理本身一样是不会过时的。所谓战争与革命条件下的马克思主义、和平与发展时代主题下的马克思主义、新技术革命条件下的马克思主义、全球化条件下的马克思主义等，都是一定客观现实条件下的马克思主义发展问题。这方面的研究我们实际已经取得了大量成果。美国著名社会学家丹尼尔·贝尔以后工业社会现实为视角，“发现了”马克思关于社会发展的“两大图式”，并得出一个与后工业社会相联系的“后马克思主义”概念和一个社会分析的“中轴原理”。他说：“后马克思主义时期中经理与业主的分离，企业的官僚科层化，职业结构的复杂化，这一切都使得一度明确的财产统治和社会关系的情况模糊了。” “正是由于这种社会关系性质的模糊和技术的成功，把生产‘力’带到了中心地位并重新提出把工业社会的概念作为有别于资本主义与社会主义之间的另一种可能。正如在关于权威的问题上，官僚科层化的概念不把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视为不同，而是视为同一类型的变体；因此，在关于社会发展的问题上，工业社会的概念也把这两种社会制度归入同一标题。”[1] 丹尼尔·贝尔关于后工业社会的分析不乏合理之处，提出了一些独到的具有启发性的见解，但是他的最后结论却是否定马克思关于社会发展的普遍规律的原理的。

理论与实践的关系是马克思主义发展中的基本问题，二者的矛盾运动构成了马克思主义发展的基本规律，它当然可以成为我们认识马克思主义的特定视角。在写于1910年12月23日的《马克思主义历史发展中的几个特点》一文中，列宁指出：“……在这一时期，因为具体的社会政治形势改变了，迫切的直接行动的任务也有了极大的改变，因此，马克思主义这一活的学说的各个不同方面也就不能不分别提到首要地位。”[2] 由此可见，列宁正是从理论与实践的关系角度说明了一定时期的马克思主义发展或研究主题是怎样形成的。而且，正是凭借着对二者关系的理论自觉，列宁才在帝国主义时代条件下推动了马克思主义在俄国的新发展。时至今日，理论与实践的关系仍然是我们认识21世纪的马克思主义的有效视角。

正如恩格斯所言，“历史就是我们的一切，我们比其他任何一个先前的哲学学派，甚至比黑格尔，都更重视历史。”[3]由此可见，重视历史是马克思主义的本质特征，历史不仅汇聚了人类社会发展的宝贵经验，而且开辟了通向未来的创新之路。经验是历史的财富，历史是经验的凝结，历史经验对于马克思主义的未来发展而言至关重要。在尚未获得关于21世纪的马克思主义研究的新视角、新方法的确切认识的时候，我倒想通过历史经验这一特定视角谈谈对21世纪的马克思主义的认识。因为历史经验已被证明同样是认识马克思主义的基本的有效的视角。

二、在历史经验中认识马克思主义

“在历史经验中认识马克思主义”是前几年我为中国人民大学全校博士研究生政治理论课讲授的一个题目，它是从历史经验视角谈对马克思主义的认识问题。我谈了四个方面的问题：第一，从作为马克思主义发展史的规律性现象的“什么是马克思主义”提问，谈对马克思主义的认识；第二，从思想史上学者们对马克思的名言“我只知道我自己不是马克思主义者”的不同反应，谈如何对待马克思主义；第三，从马克思主义“一元”与“多元”问题上的争论，谈马克思主义的存在方式；第四，从“马克思周年纪念性话语”，谈马克思主义的历史命运。

在马克思主义发展史上，曾经发生过若干次影响较大的“什么是马克思主义”的提问，如在反对伯恩施坦修正主义的斗争中和在同第二国际机会主义思潮的斗争中发生的提问，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在科学主义与人本主义两大思潮的对立和资本主义与社会主义两大制度的对抗中发生的提问，中苏意识形态问题论战具有的“什么是马克思主义”的提问意义，苏东剧变后在共产主义运动和社会主义发展的历史反思中发生的提问，“两个凡是”具有的“什么是马克思主义”的提问意义等。从“提问”的历史经验得出的关于马克思主义问题的认识是：“什么是马克思主义”的提问是一种常态，是实践中马克思主义不断发展的反映；不能从不断发生的“什么是马克思主义”的提问这一现象得出马克思主义无确定的规定性的结论，我们完全可以给马克思主义一个意义全面的科学的定义，但这不是问题的实质；重要的是要有一个正确认识的方法论原则，这个原则就是坚持关于马克思主义认识的科学与价值的统一、理论与实践的统一、继承与发展的统一；“什么是马克思主义”的提问既是一个怎样正确认识马克思主义的问题，更是一个怎样正确对待马克思主义的问题。

据德国社会民主党著名活动家和理论家梅林在其撰写的《马克思传》中记述，马克思在他逝世前的1882年，对法国工人党表现出的“幼稚病”和他的女婿们（大女婿龙格和二女婿拉法格，盖得和拉法格是这个党的领袖）叙述他的思想的方式感到不满，他愤懑地说：“龙格是最后一个普鲁东主义者，而拉法格则是最后一个巴枯宁主义者！让他们见鬼去吧！”接着，“他脱口说出了一句后来常被一切庸人所引用的话，即：他本人无论如何不是一个马克思主义者。”[4] 法国当代著名学者、马克思传记作者阿塔利说，1880年5月初（比梅林所说的时间早了两年），茹尔·盖得返回伦敦，并且与马克思、龙格和拉法格见了面。盖得研究了为即将到来的立法选举准备的纲领，并就纲领带有的“马克思主义”性质向马克思请教。马克思回答：他设计构思的是一门科学，而不是一个教派！他说：“我只知道自己不是马克思主义者！”[5]在讲授这一问题的时候，我还用恩格斯在他晚年连续四次引用马克思的这句话的事例[6]，说明马克思的这句话所要表达的意思是要求人们不要把他的观点、结论当作教条而要当作方法，决不像某些庸人那样把它简单地理解为“马克思不承认自己是马克思主义者”，“马克思反对马克思主义”等奇谈怪论。我还对卢卡奇在《历史与阶级意识》中提出的“马克思主义问题中的正统仅仅是指方法”命题[7]做了批判性分析，阐述了结论与方法、方法与教条之间的辩证关系，结合卡尔·柯尔施关于马克思主义者的身份问题[8]的论述和毛泽东关于如何做一个真正的马克思主义者的谈话（“不如马克思，不是马克思主义者；等于马克思，也不是马克思主义者；只有超过马克思，才是真正的马克思主义者。”[9]）的理解，强调了正确对待马克思主义问题的意义。从“马克思主义者身份问题”的历史经验中，得出的关于马克思主义的认识是：不能从马克思的“我只知道我自己不是马克思主义者”这句话得出“马克思不是马克思主义者”或“马克思反对马克思主义”的一般结论；要在理论上正确理解和在实践中牢固坚持马克思主义，必须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客观实际结合起来，必须把马克思主义当作方法而不是教条；不能把马克思主义的方法与理论、观点对立起来，离开理论、观点谈论方法。

马克思主义究竟是“一元的”还是“多元的”的，对于这个问题国内学者和国外学者一般有两种不同的理解和回答。国内学者更多强调马克思主义的“一元性”，国外学者更多强调马克思主义的“多元性”。经过分析，我们发现国内外学者是在不同的意义上谈论马克思主义的“一元”与“多元”的。国内学者谈的是马克思主义的本体或本质问题，他们认为，作为一种科学世界观和方法论、作为一种为无产阶级和全人类解放服务的意识形态，马克思主义是唯一的，马克思主义只有一个。国外学者谈的则是马克思主义的存在方式，他们所说的马克思主义的“多元”，实际是存在方式的“多样”。他们认为，马克思主义的现实存在总是表现为“多”，即以具体的多样的形式存在着。其实，国内学者不是没有看到马克思主义在这个意义上的“多”，我们坚持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就是坚持马克思主义具体化、民族化，就是坚持马克思主义存在方式上的“多”。国内学者只是反对用马克思主义的存在方式的“多”掩盖或代替其本体意义上的“一”，防止对马克思主义做相对主义的解释。而国外学者并不否定由马克思和恩格斯创立的原本的马克思主义是“一”，他们只是认为其后马克思主义表现为“多”，表现为不同形态和流派的马克思主义。所以，概括国内外学者在马克思主义“一元”与“多元”问题上发生的争论，我以为用“一源多流”这个概念就能够讲清楚其中的道理。“源”和“元”同义，都是在马克思主义本体意义上讲的。“流”，就是流派，指马克思主义在具体化（时代化和民族化）过程中形成的各具特色的马克思主义的具体形式或形态，它当然是“多”。国外学者所说的“多元”，其实就是“多流”，指马克思主义存在方式或现实表现的多样性。总结在这个问题上争论的历史经验，我们得出的结论是：“多元马克思主义”的提法不确切，马克思主义是“一元”的，即马克思主义只有一个；马克思主义的存在方式、存在形态是多样的。马克思主义的本体与马克思主义的存在方式的统一是马克思主义的“一源多流”；马克思主义发展中的具体化产生马克思主义发展的一定形态，也使马克思主义发展呈现出阶段性。一定时期的世界范围的主流的马克思主义形态是马克思主义发展的阶段性的标志；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为内容的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不仅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一定形态，是马克思主义的一定形态，而且具有一般的普遍的马克思主义发展的阶段性意义。

1903年，为纪念马克思逝世20周年，考茨基发表《马克思主义的三次危机》一文，提出了马克思主义总是在高潮——危机——高潮的周期中发展的思想[10]。卢森堡在马克思逝世20周年纪念专号1903年3月14日《前进报》第62号上发表纪念文章《马克思主义的停滞和进步》和《卡尔·马克思》。在《卡尔·马克思》一文的开头，卢森堡就对“德国教授的用语中所说的那种‘马克思主义的危机’”作出回应，指出：“我们只需要看看今天仅仅在德国追随社会主义的群众，看看社会主义在一切所谓文明国家的公众生活中的重要意义，就可以了解马克思的思想事业是多么伟大”。[11]列宁发表《马克思学说的历史命运》，以纪念马克思逝世30周年，他通过考察马克思学说在世界历史的每个时期的命运，指出：“自马克思主义出现以后，世界历史的这三大时期中的每一个时期，都使它获得了新的证明和新的胜利。但是，即将来临的历史时期，定会使马克思主义这个无产阶级的学说获得更大的胜利。”[12]苏联著名马克思主义理论家、“马克思学”家阿多拉茨基曾发表《近十年来马克思主义在俄国的命运》，以纪念马克思逝世40周年。1983年，《今日马克思主义》编辑部为纪念马克思逝世100周年举行座谈会，霍布斯鲍姆、米利班德、萨松、罗索恩四人就马克思主义危机问题进行了讨论，他们指出，不是马克思主义发生了危机，而是马克思主义的主要内容存在着危机，这就是人们对于什么是马克思主义的主要内容的统一认识已经崩溃，即马克思主义不可能再纯粹划一了，但这是马克思主义成就和生命力的体现，马克思主义仍然体现着对未来和现实的最人道的预测和最有说服力的分析，在今后，马克思主义的基本思想仍是社会主义者面临新问题和新任务时的指导思想。[13]从马克思逝世或诞辰的周年纪念活动中，可以发现一个贯穿始终的话语，即马克思主义的历史命运（它特别以“马克思主义的危机”这一话语形式表现出来）。我把这种现象概括为“马克思周年纪念性话语”。这个概括同样适用于恩格斯、列宁等伟大无产阶级革命领袖。从这个历史经验中得出的结论是：马克思主义的历史命运和所谓马克思主义“危机”是伴随马克思主义而存在的现象，它既内在于马克思主义的本质，又是马克思主义存在与发展的环境；马克思“周年纪念性话语”是马克思主义发展中的规律性现象，应该注意并研究此类现象，以使我们对马克思主义发展史有更完整而深入的认识；马克思主义危机与马克思主义发展相伴随。“超越马克思”与“回到马克思”是同一过程。

三、历史经验视角下21世纪的马克思主义展望

历史经验是我们认识马克思主义的有效视角和方法。这里谈的马克思主义尽管指的是现时的马克思主义，但我认为它同样适用于我们谈论未来的马克思主义。由历史可以推断未来，根据历史经验，展望21世纪的马克思主义，我们作出以下五点预测：

1.21世纪，将继续强劲推进马克思主义具体化、民族化进程。马克思主义具体化、民族化是马克思主义的存在方式，也是马克思主义保持其旺盛生命力的唯一道路。20世纪马克思主义发展的具体化、民族化不仅产生了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等具体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形态，而且在实践上实现了社会主义革命，建立起若干社会主义制度国家。21 世纪理论上和实践上的马克思主义具体化和民族化仍会继续强劲推进。当然，21世纪可能不像20世纪那样马克思主义的具体化、民族化进程只在于不发达国家的革命，只在于马克思主义普遍原理与这些国家的革命实际的结合，革命可能在更大的范围内发生，但主要的趋势和进程则在于已经实现了革命的国家和民族，按照新的变化了的条件和马克思主义的一般原理，在巩固已经取得的革命成果的基础上，寻找新的继续发展的道路，在理论上发展一种马克思主义“建设哲学”。就中国来说，就是发展一种“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哲学”。

2.21世纪，社会主义仍然是继俄国十月社会主义革命以来世界历史发展的主要趋势。俄国的社会主义是马克思主义普遍真理与俄国实际相结合的产物，是马克思主义具体化、民族化的第一个制度成果。中国的社会主义是对俄国革命开辟的马克思主义具体化、民族化事业的继承和发展。作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最新形式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无论在实践水平上还是在理论水平上，都大大超越了传统社会主义。它不仅成为21世纪中国社会发展的主要内容和主要趋势，而且具有整个21世纪科学社会主义和马克思主义发展的标志性意义。它标志着20世纪末及21世纪的一个相当长的历史时期的马克思主义发展的阶段性。

3. 在西方发达国家，马克思主义研究一方面将继续并有可能在更大程度上成为学者的一种个人旨趣；另一方面，它或许将再次与西方激进政治运动相结合，成为后者的一面旗帜。正如萨特在20世纪50年代回答马克思主义为什么没有“过时”的问题时说的，这是因为使马克思主义存在的条件还存在着。同样，21世纪马克思主义得以存在和发展的条件也还存在着，这是马克思主义存在与发展的基本根据。近年来，西方部分左翼学者对列宁主义重新发生兴趣是马克思主义复兴的信号。2007年美国杜克大学出版社出版的一本著作已引起部分学者的注意，著作的名称叫作《重塑列宁：走向一种真理政治学》（Lenin Reloaded: Toward a Politics of Truth），作者是大家比较熟悉的国际左翼著名学者齐泽克、巴迪欧、卡利尼克斯、伊格尔顿、詹姆逊、 凯文·安德森、奈格里等。该书的核心观点在于：正是列宁将马克思的学说政治化并超出欧洲局限成为一场全球性的政治运动，也是列宁将马克思主义理论与实践结合起来并落实为真理与政治的统一。重塑列宁，就是要重新激活一个正在生成中的列宁，恢复那种在帝国主义和殖民主义情境下制定革命规划的列宁主义姿势。面对当前自由主义霸权，我们要像列宁那样明确自己的政治立场，致力于奠基在真理之上的革命行动，走出种种“去政治化”的陷阱与困境，重估列宁主义的真正遗产。将列宁“重装上阵”是为了恢复马克思主义的政治潜能，并在新的历史条件下重塑“另一个可能的世界”。

所以，在21世纪，特别是在西方发达国家，随着由不同原因引起和不同主题的政治运动的深化，“回到马克思”、“回到列宁”、“回到毛泽东”将可能成为时代的强音。

4.对 21世纪重大科学发现和技术进步成果的吸收，对大量涌现的新事物、新现象的研究、概括，将使马克思主义在理论内容上获得突破性发展，一方面是马克思主义基本理论获得丰富和发展，如马克思主义的阶级结构学说、国家学说、社会发展动力理论和社会形态理论；另一方面是马克思主义新兴学科的发展，这种发展或者是20世纪以来已初露端倪的新兴学科的继续丰富、发展，如马克思主义政治哲学、生态哲学、身体哲学、发展哲学、建设哲学、社会伦理学等，或者是基于新的科学发现的完全新兴学科的出现。而马克思主义理论的有可能获得重大发展的方面又将是更贴近人的生活的方面，与人的发展更直接相关的方面，因而马克思主义将成为一门真正“人的学说”。

5.马克思主义的学科化趋势得到加强。马克思主义生长于科学的环境中，马克思主义是科学发展的伟大成果。马克思主义是科学。但是，同其他科学学科不同的是，它主要不是关于世界的认识的科学，而是关于世界的改变的工具，实践性、批判性、革命性是它内在的与生俱来的品质。学科化是马克思主义发展，特别是它已经获得一定社会的主流意识形态地位的象征，因而它也就只是社会主义国家特有的现象。所以，随着马克思主义在更多的社会主义国家的胜利，马克思主义学科化会得到更大程度的发展。这是马克思主义发展的积极现象，也是马克思主义发展的思想文化条件。可以预测，马克思主义学科化不仅在当前中国，而且在其他社会主义国家，在21世纪的可能的新型社会主义国家还会得到发展。但是也应指出，马克思主义发展中的“科学主义的马克思主义”倾向和过度的学科化会压制马克思主义的革命性功能的发挥。所以，马克思主义学科化对于马克思主义发展来说是一把“双刃剑”。看到这一点，是使马克思主义发展中的这一新的事物和趋势得以健康发展的必要认识条件，是在马克思主义问题上理论自觉的表现。

参考文献：

 本文根据作者在2016年5月5-6日中国人民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举办的“21世纪的马克思主义——新视角”国际学术研讨会上的发言整理而成。本文系教育部哲学社会科学研究基地重大项目“马克思主义发展史基础理论研究”（项目批准号：14JJD71003）阶段性成果。

[1] [美]丹尼尔·贝尔：《后工业社会的来临——对社会预测的一种探索》，商务印书馆1984年版，第84页。

[2] 《列宁专题文集·论马克思主义》，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158页。

[3]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2002年版，第520页。

[4] [德]弗·梅林：《马克思传》，人民出版社1965年版，第655页。

[5] [法]雅克·阿塔利：《卡尔·马克思》，上海人民出版社2010年版，第265页。

[6] 恩格斯致爱·伯恩施坦（1882年11月2-3日）、恩格斯致康·施米特（1890年8月5日）、恩格斯致保·拉法格（1890年8月27日）、恩格斯给﹤萨克森工人报﹥编辑部的答复（1890年9月7日）。

[7] [匈]卢卡奇：《历史与阶级意识》，商务印书馆1992年版，第47-48页。

[8] [德]卡尔·科尔施：《我为什么是马克思主义者》，载《马列主义研究资料》，1983年第3期。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第246页。

[9] 参见许全兴：《毛泽东晚年的理论与实践（1956——1976）》，北京：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1993年版，第145页。

[10] 考茨基：《马克思主义的三次危机》，载《国际共运史研究资料》第三辑，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

[11] 《卢森堡文选》上卷，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第478页。

[12] 《列宁专题文集·论马克思主义》，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64-65页。

[13] 《卡尔·马克思一百年不衰》，载《国外社会科学动态》，1983年第9期。

本文原载于《理论视野》2016年第5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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