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 ：党的十九大对实现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作出分两个阶段推进的战略安排，即到二〇三五年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到本世纪中叶把中国建成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美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在此背景下，本文在对中国新型工业化进程和相关指标进行分析预测的基础上，以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百年目标为出发点，分两个时间阶段对新型工业化的目标、原则和战略进行研究，以期对擘画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战略全局有所支撑。 关键词 ：工业化；产业结构；现代化经济体系；新征程
党的十九届五中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四个五年规划和二〇三五年远景目标的建议》，按照党的十九大对实现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作出分两个阶段推进的战略安排，即到二〇三五年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到本世纪中叶把中国建成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美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提出展望二〇三五年，中国将“基本实现新型工业化、信息化、城镇化、农业现代化，建成现代化经济体系”。本研究在对中国新型工业化进程和相关指标进行分析预测的基础上，以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百年目标为出发点，分两个时间阶段对新型工业化的目标、原则和战略进行研究，以期对擘画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战略全局有所支撑。
一、对新型工业化的基本认识 虽然一般经济学理论认为，工业化是工业驱动一个国 家或地区的人均收入提高，及产业结构由农业主导向工业主导演进的过程，其实质是国民经济中一系列重要的生产要素组合方式连续发生由低级到高级的突破性变化，进而推动经济增长的过程。但是，从现代化理论的角度看，工业化可以认为就是经济现代化的过程。关于现代化的一个比较普遍的解释，就是人类社会由传统社会向现代社会转变的历史过程，而实现这种社会变迁的动力则是经济增长及结构变革，这也就是工业化。这意味着现代化的实质就是由工业化驱动的现代社会变迁的过程，因此，一个国家要实现现代化，就需要开启并推动自己的工业化进程。 (一)有关新型工业化的基本理解 新型工业化是具有中国特色的文件政策性用语，这与经济学意义的工业化直接相关，但又有具体不同的内涵。2002年，党的十六大提出了“我国应该走新型工业化道路”的战略布置，其基本内涵是坚持以信息化带动工业化，以工业化促进信息化，走出一条科技含量高、经济效益好、资源消耗低、环境污染少、人力资源优势得到充分发挥的发展道路。这意味着新型工业化是相对于传统工业化道路，更加强调与信息化融合、提高科技含量和经济效率、保护资源环境和充分发挥中国人力资源丰富优势的工业化道路。党的十六大以后，中国一直坚持走新型工业化道路，其内涵也结合全面建成小康社会要求逐步丰富。现在新型工业化可以理解为相对于传统工业化而言，符合新发展理念和当今世界信息化、智能化的现代趋势，具有更高的科技创新能力，更协调、更绿色、可持续、更包容的、高质量的工业化。从这个意义上讲，新型工业化就是我国“五位一体”总体布局的现代化建设中经济建设的进程。 需要说明的是，与新型工业化概念直接相关的还有一个概念，就是工业现代化。如果说新型工业化可以理解为中国的整体经济现代化建设，那么工业现代化则是从行业视角具体针对工业行业的发展而言的，实现工业现代化是对工业发展提出的目标要求。工业现代化提出的历史更为久远，可以追溯到新中建国初期的现代化目标。新中国成立以来，一直把实现工业现代化作为中国现代化建设的重要任务之一。1954年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召开，会议第一次明确提出要实现工业、农业、交通运输业和国防的四个现代化的任务，1964年底召开的第三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提出把中国建设成为一个具有现代农业、现代工业、现代国防和现代科学技术的社会主义强国，赋予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四个现代化”新内涵，提出了分两步走的战略构思。1975年第四届全国人大会议上再次重申了“四个现代化”的目标。1982年党的十二大把四个现代化作为中国式的四个现代化目标综合量化为“小康之家”，即到二十世纪末争取国民生产总值达到人均1000美元，实现小康水平。这种综合发展目标提出后，单独的工业现代化就很少提及。但工业现代化作为一个核心行业的现代化，其核心内涵就是一个国家的工业达到世界先进水平的过程，实行工业现代化无疑是发展中国家工业发展的根本目标。在建设现代化强国这个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目标的语境下，可以使用工业现代化来描述一般意义的工业发展或者工业高质量发展。本文虽然针对新型工业化来论述未来30年两个重大阶段的发展目标和战略，但很多具体内容是针对工业现代化展开论述的。 (二)新型工业化的进程与成就 新中国成立以后，中国开始了社会主义工业化的伟大历史进程，这一进程可以划分改革开放前计划经济体制下的社会主义工业化道路时期，以及改革开放后市场经济体制下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工业化道路时期。1949年至1978年计划经济体制下的工业化道路时期，中国工业化战略的突出特征表现为:政府是投资主体、国家指令性计划是配置资源的手段，以及实行封闭型的重工业优先发展战略。改革开放以后，进入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工业化建设时期，积极探索确立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下的工业化道路，战略重心逐步转向发挥市场在配置资源中的作用、低成本出口导向、建设开放型经济、基于产业规律促进产业结构优化升级。 进入21世纪，中国工业化加速推进。2002年党的十六大报告第一次提出“走新型工业化道路”，指出：“本世纪头二十年经济建设和改革的主要任务是，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推动经济结构战略性调整，基本实现工业化，大力推进信息化，加快建设现代化。”“信息化是我国加快实现工业化和现代化的必然选择。坚持以信息化带动工业化，以工业化促进信息化，走出一条科技含量高、经济效益好、资源消耗低、环境污染少、人力资源优势得到充分发挥的新型工业化路子。”2007年党的十七大报告中提出了“中国特色新型工业化道路”的命题，即“要坚持走中国特色新型工业化道路，坚持扩大国内需求特别是消费需求的方针，促进经济增长由主要依靠投资、出口拉动向依靠消费、投资、出口协调拉动转变，由主要依靠第二产业带动向依靠第一、第二、第三产业协同带动转变，由主要依靠增加物质资源消耗向主要依靠科技进步、劳动者素质提高、管理创新转变。”并对新型工业化建设作出部署：“发展现代产业体系，大力推进信息化与工业化融合，促进工业由大变强，振兴装备制造业，淘汰落后生产能力；提升高新技术产业，发展信息、生物、新材料、航空航天、海洋等产业；发展现代服务业，提高服务业比重和水平；加强基础产业基础设施建设,加快发展现代能源产业和综合运输体系。” 2012年党的十八大对中国特色新型工业化等现代化建设做出新的设计和部署，指出：“坚持走中国特色新型工业化、信息化、城镇化、农业现代化道路，推动信息化和工业化深度融合、工业化和城镇化良性互动、城镇化和农业现代化相互协调，促进工业化、信息化、城镇化、农业现代化同步发展。”十八大以来，党中央对推进工业化、信息化、城镇化、农业现代化作出了一系列重大部署。十八届五中全会、“十三五”规划纲要都着重强调了实施网络强国战略、“互联网+”行动计划、大数据战略等，着力推动互联网与实体经济的深度融合发展，以信息流带动技术流、资金流、人才流、物资流，优化资源配置效率，促进全要素生产率提升，为推动创新发展、转变经济发展方式、调整经济结构发挥积极作用。 随着中国工业化进程快速推进，基于人均GDP、三次产业结构产值和就业比例、制造业增加值占比和城市化率等方面指标的综合测评，到2020年年底中国将完成基本实现工业化的任务，这与党的十八大报告提出的目标基本吻合①。也意味着党的十六大提出的全面建成小康社会中的“基本实现工业化”这一目标的实现，表明党的第一个百年目标的顺利完成。伴随着工业化进程的深入，工业取得了跨越发展，工业现代化水平不断提升，中国从一个贫穷落后的农业国转变成为世界第一工业大国。工业增加值从1952年的120亿元增加到2018年的305160亿元，按不变价格计算增长了970.6倍，年均增长11.0%。现在中国已经成为世界第一大工业产出国，非农产业增加值占比已经超过了90%,500种主要工业品中中国有220多种产量位居全球第一，世界230多个国家和地区都能见到“中国制造”的身影②。由于中国制造业的快速发展，世界制造业的格局发生了巨大的变化，近20年来高收入国家制造业增加值比重不断下降，中国占全球制造业增加值的比重从1970年的可忽略不计上升到2016年占据全球1/4。经过两个多世纪的迁移，世界制造业的中心已经转移到中国。 (三）未来推进新型工业化的重要意义 虽然到2020年中国全面建成了小康社会，已经基本实现工业化，但是中国工业化进程还存在着区域工业化不平衡，一些区域的工业化水平不充分；产业发展结构不平衡，创新能力和高端产业发展不充分；工业化速度与资源环境承载力不平衡，绿色经济发展不充分等问题。也就是说，从新型工业化的要求看，中国差距依然明显。因此，今后中国还需要进一步深化工业化进程，解决工业化的不平衡不充分问题，从而实现经济高质量发展，建设现代化经济体系，推进新型工业化的实现，最终建成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美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 二、中国新型工业化相关指标预测与国际比较 为了定量认识未来中国新型工业化的发展情况，本研究对2020-2050年中国的人均GDP、三次产业结构、劳动生产率、城市化率等方面指标进行了预测，在此基础上与G7国家进行了国际比较，以此科学合理地预测中国2035和2050年新型工业化的发展情况。 (一）人均GDP 人均GDP通常用来衡量国家的发展阶段。本文根据国内外学者③对经济增长的预测数据，并利用Maddison 2018和Perm World Trade 9.0数据所预测的低、中、高三种生育率水平下的2015-2050年中国经济潜在增长率，以2010年为基础价格，对中国2020-2050年人均GDP进行预测，预测结果见表1。在中生育率情景下，到2035年中国人均GDP约为2.2万美元，2040年中国人均GDP达到2.8万美元，接近3万美元，2045年人均GDP达到3.4万美元，2050人均GDP为4万美元，大致与G7国家2000年水平相当。总之，根据不同预测方法，在正常情况下，到2035年中国人均GDP约在2万美元水平，到2050年达到4万美元，基本达到21世纪前10年G7国家的平均人均GDP水平。从发展趋势的国际比较和趋同的假设条件下，到2050年中国经济结构总体上将与现阶段G7国家的平均状况相似。国际比较分析的具体情况如下： 表1 中国人均GDP2020- 2050预测和G7国家2000- 2014年比较（美元） (二）三次产业结构 根据新版WIOD数据库中2000-2014年的国际投入产出表数据，我们整理和计算了三次产业的产出比重和增加值比重情况。表2和表3分别显示了产出和增加值比重。 从三次产业产出比重情况来看，（1)2000-2014年期间，G7国家第一产业比重基本保持稳定且国家间差异较小，各国第一产业比重在1%-3%之间。2000年G7国家第一产业平均比重为1.8%；2000年中国这一值为9.7%，也大于金砖国家的平均水平(9.0%)。（2)G7国家第二产业比重在2000-2014年呈下降趋势，且各国第二产业比重差别较大，美国、法国、英国均为30%左右，加拿大、德国、日本、意大利则在35%-43%范围内波动，2000年G7国家第二产业平均比重为37.6%；2000年中国这一值为61.3%,不仅远高于发达国家，也显著高于其他金砖国家。（3)G7国家第三产业比重在2000-2014年上升趋势明显且各国第三产业比重差别较大，美国、英国、法国接近或达到70%，德国、日本、意大利等制造强国也稳定处于55%-60%之间，2000年G7国家第三产业占比为60.6%；2000年中国这一比重为29%，不仅远低于G7国家，也显著低于其他金砖国家，同时上升速度较慢。 通过以上三次产业结构的国际比较可以看出：中国在全球是首屈一指的工业大国，但农业和服务业发展还很不充分。2050年前后，中国人均将达到G7国家2000年的平均水平。从2000年 G7国家的产业结构情况来看，中国产业结构还需要进一步调整，在保持工业优势的前提下，使服务业成为经济的新增长点，扩大服务业比重，优化三次产业结构，实现产业结构升级。 表2 G7国家、金砖国家和中国三次产业产出比重（2000-2014年） ④ 从三次产业增加值比重的国际比较来看，表3的结果与表2所呈现的三次产业产出比重的趋势基本相似，即发达国家第一产业增加值比重最低，第三产业增加值比重最高，中国第二产业增加值比重最高，中国第三产业增加值比重低，且低于金砖国家平均水平。但值得注意的是，中国第二产业增加值比重与第三产业增加值比重基本相当，在2013年中国第三产业增加值比重超过第二产业。中国产业结构优化的过程持续进行，第一产业增加值比重和第二产业增加值比重逐步下降，第三产业增加值比重逐渐成长为中国GDP的最重要来源，预计到2050年前后，中国第三产业比重也将达到70%左右。 表3 G7国家、金砖国家和中国三次产业增加值占GDP比重（2000-2014年） (三）劳动生产率 表4显示了G7国家、金砖国家和中国三次产业劳动生产率的变化情况。（1)G7多数国家第一产业劳动生产率在2000-2014年持续增长且国家间差异较大，明显高于金砖国家，其中美国和加拿大最高，其他国家均有不同幅度的增长。2000-2014年G7国家第一产业平均劳动生产率增长幅度超过60%。2000年中国劳动生产率仅为0.55百万美元/千人，仅高于金砖国家中的印度，低于其他金砖国家，但增长速度较其他金砖国家快，且持续增长。（2)G7国家第二产业劳动生产率在2000-2014年持续增长，显著高于金砖国家，美国、加拿大最高,G7国家第二产业平均劳动生产率增长幅度达到75.9%。2000年中国劳动生产率为3.18百万美元/千人，远低于G7发达国家，仅高于金砖国家中的印度，但中国劳动生产率持续增长的特征明显。（3)G7国家第三产业劳动生产率在2000-2014年上升趋势明显且各国差别较大，同样显著高于金砖国家，美国逐渐成长为第三产业劳动生产率最高的国家，日本稳定在70百万美元/千人左右，G7国家第三产业平均劳动生产率增幅为61.8%；2000年中国2.14百万美元/千人，不仅远低于G7国家，也低于其他金砖国家，但增长明显。 总之，劳动生产率随着技术进步虽呈现出持续增长的特征，但总体上仍远低于发达国家 。劳动生产率的增长是一个长期过程，中国劳动生产率较低，说明中国当前生产活动仍是相对劳动密集型的，生产活动效率亟待提升。同时，由于劳动生产率的提高与技术水平的发展密切相关，中国劳动生产率很可能在2050年之前达到G7国家2000年的平均水平。在新技术革命的机遇之下，中国劳动生产率有望实现持续和快速增长。 表4 G7国家、金砖国家和中国三次产业劳动生产率 单位：百万美元/千人 (四）城镇化率 图1显示了主要国家的城镇化率。除日本外，G7国家的城镇化率均稳定在75%左右，2000-2016年期内日本城镇化率从78.65%增长到93%之后保持稳定。发达国家都具有高城镇化率特征。俄罗斯城镇化率达到74%左右，巴西在2016年更是达到了85.93%。中国城镇化率发展较快，2016年达到了56.78%，预计到2035年前后，中国城镇化率就将达到2000年G7国家的城镇化率水平(75.6%)。 图1 G7国家和金砖国家城镇化率（2000-2016年） 资料来源：世界银行发展指标数据库（WDI) 从图2非农就业人口比重的情况来看，G7国家中非农就业人口比重基本保持稳定，且平均值为97%左右。金砖国家中的巴西和俄罗斯缓慢增长，基本处于70%-80%之间，而中国和印度的非农就业人口占比迅速增长，中国增长速度略高于印度。一般来说，非农就业人口比重与各国产业结构的发展情况存在一致性。对于第二、第三产业发展较为充分的G7国家来说，非农就业人口比重必然持续在高位，而对于第二产业比重缓慢下降和第三产业比重缓慢上升的巴西和俄罗斯来说，非农就业人口比重在2000-2014年期间也是缓慢增长的，且显著高于中国和印度。因此，伴随着中国第一产业比重的稳步下降和第三产业比重的稳步上升，中国非农就业人口增长速度较快。正是因为非农就业人口比重与产业结构发展的一致性，预计未来中国非农就业人口比重将继续下降，到2035年左右接近G7国家的平均水平，然后在2035-2050年保持相对平稳且略有上升。也就是说，在2035年之前，中国的城镇化仍是工业化发展的重要推动力，之后，城镇化带来的经济发展动力将相对平稳。 图2 G7国家和金砖国家非农人口就业（2000-2014年） 资料来源：WIOD数据库。 总之，从以上国际比较来看，（1)到2035年之前，中国的第二产业、工业的比重将会出现一定程度下降，第三产业的比重将会继续上升。2035年后，三次产业结构将处于相对稳定的阶段。(2)2020到2035年，城镇化仍是中国经济和工业化发展的重要推动力，中国的城镇化率水平将继续上升。2035年后，中国城镇化率上升的空间相对较小，基本上稳定在中等发达国家的水平，城镇化促进工业化发展的动力将大幅缩减。（3)鉴于中国劳动生产率较低的事实，2020-2035年，除城镇化外，提高劳动生产率和全要素生产率是中国经济增长和工业化发展的重要动力源泉。2035年后，由于城镇化动力减弱甚至消失，提高劳动生产率和全要素生产率将成为中国经济增长和工业发展的主要动力源泉。 三、两大重要时间段中国新型工业化的战略目标 党的十九大在综合分析国际国内形势和中国发展条件的基础上，对中国未来发展提出了两大重要时间段奋斗目标:第一重要时间段从2020年到2035年，在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基础上，再奋斗15年，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第二重要时间段从2035年到本世纪中叶，在基本实现现代化的基础上，再奋斗15年，把中国建成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美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基于这个重大时间阶段目标，党的十九届五中全会进一步提出了到二〇三五年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远景目标:经济实力、科技实力、综合国力大幅跃升，经济总量和城乡居民人均收入将再迈上新的大台阶，关键核心技术实现重大突破，进入创新型国家前列；基本实现新型工业化、信息化、城镇化、农业现代化，建成现代化经济体系；基本实现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人民平等参与、平等发展权利得到充分保障，基本建成法治国家、法治政府、法治社会；建成文化强国、教育强国、人才强国、体育强国、健康中国，国民素质和社会文明程度达到新高度，国家文化软实力显著增强；广泛形成绿色生产生活方式，碳排放达峰后稳中有降，生态环境根本好转，美丽中国建设目标基本实现；形成对外开放新格局，参与国际经济合作和竞争新优势明显增强；人均国内生产总值达到中等发达国家水平，中等收入群体显著扩大，基本公共服务实现均等化，城乡区域发展差距和居民生活水平差距显著缩小；平安中国建设达到更高水平，基本实现国防和军队现代化；人民生活更加美好，人的全面发展、全体人民共同富裕取得更为明显的实质性进展。基于这样的总体远景目标以及上述我们对中国经济发展相关指标的预测和国际比较，提出中国新型工业化的具体战略目标。 (一)在2020到2035年的第一时间段,中国基本实现新型工业化，成为中等发达的工业化国家 2020到2035年是中国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的十五年，是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的深度演化时期，是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的拓展深化期。从经济增长水平看，经济增速实现年均4%到5%的潜在增速目标。到2035年，中国成功跨越“中等收入陷阱”并进入发达国家行列，成为按照汇率折算GDP衡量的全球最大经济体，人均GDP跃升至2万美元以上，总体上达到现在的中等发达国家水平。中国生产力水平大幅跃升，在国民收入和国民财富积累方面位居世界前列，新型工业化基本实现，农业、工业、服务业和城市的现代化基本实现。从经济发展质量看，总体上实现中国经济发展方式的质量变革、效率变革和动力变革，劳动生产率、投资效率和全要素生产率大幅提升，实现创新驱动的更加平衡更加充分的增长，科技创新成为中国经济增长的主要动力，知识经济成为中国经济结构的主要构成，中等收入群体比例大幅提高，全体人民共同富裕迈出有力步伐，中等收入群体比例明显提高，城乡区域发展差距和居民生活水平差距显著缩小，建成现代化经济体系。 中国进入全球最具创业活力和创新实力的创新型国家和制造强国之列，形成一批能够整合全球科技要素、面向全球市场的世界一流企业、世界级产业集群，形成一批汇聚全球顶级科学家和研发人才的科技创新中心城市；合理的社会流动性和收入差距水平促进了效率和公平之间更加平衡，各区域之间、城乡之间在实现发展水平趋于收敛的同时形成了各具特色的发展格局，城市群和城市圈在现代化进程中的支撑作用更加凸显；国内经济大循环主体地位更加稳固，国内国际循环相互促进更加畅通，中国经济安全能力更加突出，对国家总体安全奠定了更加牢固的基础。 从具体产业发展目标看，一是产业链、创新链、金融链、人才链协同发展的现代产业体系形成:二是产业链韧性和稳定性极大提升，实现产业链安全和发展统筹协调，形成完善的产业链安全管理体系，国防安全、粮食安全、能源安全、信息安全、生态安全、公共卫生安全的科技保障和产业支撑能力显著提升，关键科技要素、卡脖子技术、核心零部件和材料、重大复杂装备能够通过自主创新或战略性国际合作得到基本保障；三是具备适应和引领全球多边规则的基本能力，形成深度融入全球价值链的产业链和创新链，具备持续获得国际领先市场和高端创新要素支持的能力。四是全面实现产业发展方式由数量型增长向创新驱动转变，制造业对国民经济社会的创新载体功能得到充分体现，制造业与信息化深度融合，创新能力成为中国产业竞争力的核心能力。 (二）在2035到2050年的第二时间段，中国全面实现新型工业化，成为世界先进水平的工业化国家 2035到2050年是中国全面建成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美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十五年，是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的演化成型时期，是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的成熟稳定期。 从经济增长水平看，中国经济增速目标是实现年均3%-4%左右的潜在增速，经济总量持续保持全球首位。到2050年，人均GDP基本实现比2035年翻一番，达到4万美元以上，中国全面实现新型工业化，成为世界先进水平的工业化国家。中国社会生产力得到极大解放和发展，综合国力全球领先，经济现代化全面实现，以独特的体制优势和强大的国家实力点燃新时代人类社会的物质文明之光。中国经济增长建立在更高质量、更有效率、更加包容、更可持续的创新驱动机制上，全体人民共同富裕基本实现，现代化经济体系全面完善，中国城乡之间、区域之间的发展将更加协调，社会各阶层之间将更加和谐。最重要的是，中国将为全球树立包容性经济发展的样板，在国内实现全体人民的共同富裕，在国际上帮助和带动更多的欠发达国家和贫困人口形成内生发展的机制，为人类有效应对贫困、自然灾害、卫生安全等公共问题提供有效的科技和经济解决方案。 从产业发展看，2035到2050年期间，中国将成为世界科技强国、制造强国、质量强国、服务业强国、网络强国、贸易强国、基础设施强国、海洋强国和航天强国，成为全球最重要的科学中心和产业技术创新中心，为人类孕育发展一大批新的通用目的技术和新兴产业，成为全球重大科学发现和突破性技术创新的主要策源地。为构建与数字经济发展相匹配的制度能力和治理体系、为推动全球数字经济前沿技术发展，以及繁荣世界工业文明做出了卓越的贡献。 四、两大时间阶段中国新型工业化的发展原则、战略重点与举措 (一）中国新型工业化发展应遵循的基本原则 中国新型工业化应遵循六个方面的发展原则:第一，坚持创新驱动、包容可持续的工业化道路。要通过原始创新——集成创新——引进消化吸收再创新以及协同创新，来提升中国自主创新能力，进而打破发达国家的技术垄断，提升中国工业化科技含量与综合质量。同时要积极响应联合国2030可持续发展议程，以绿色发展理念为导引，促进资源节约、环境保护以及生态文明水平的不断跃升，努力实现包容可持续的工业化。要坚持共享发展的理念，协调各区域生产要素配置，促进生产要素跨区域、跨行业的有效流动，化解资源配置在地区间、城乡间、行业间不平衡、不协调的结构性矛盾，推进实现包容的工业化进程。第二，坚持与信息化、城镇化和农业现代化协调同步。把握融合创新发展大趋势，坚持信息化、智能化、数字化、网络化的同步发展。重视通用和共性技术创新，加大对通用和复合型人才的培养。同时进一步加快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深入推进体制机制改革，形成有利于“四化”同步发展的要素市场化配置机制。第三，坚持以加快构建现代化经济体系为目标导向。进入新时代以后，要以新发展理念为引领，加快构建现代化经济体系，彻底改变原有的以追求经济高速度增长和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求为导向的工业化发展方向，将提升发展质量，破解发展不平衡、不充分的主要矛盾等作为中国今后一段时期工业化建设的紧迫性任务。第四，坚决防止“过早去工业化”和脱实向虚的倾向。要重视中国制造业发展还很不充分、低端和无效供给过剩、高端和有效供给不足，制造业的劳动生产率、核心技术、关键零部件生产、产品质量、知名品牌还远远不够等问题，警惕过早过快“去工业化”的倾向，加快新型工业化的步伐，进一步提高工业化水平，实现实体经济和虚拟经济的统筹发展，避免“脱实向虚”的问题。第五，坚持先进制造业与现代服务业融合发展。要大力发展现代物流业，加快物流集散中心建设，促进流通信息化、标准化、集约化水平。要促进服务业与制造业的融合发展，大力发展生产性服务业，尤其是研发和信息技术产业。同时，要注重引入国外高质量服务，如设计、研发、品牌、营销等技术密集型、知识密集型、信息密集型、人力资本密集型服务等，实现对制造业企业的技术溢出。第六，坚持数字化、网络化、智能化的战略方向。要遵循工业制造的数字化、网络化、自动化和智能化的发展方向，在原有的制造业基础上，充分发挥人的知识技能优势，将大数据、云计算等现代信息技术引入到工业生产营销的全过程，使企业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实现最大化。通过制造业的数字化、网络化、智能化发展，提高整体的资源配置与运行效率，加快中国工业发展水平赶超其他国家的步伐，提升国家的整体竞争力。 (二）两大时间阶段中国新型工业化的战略重点与举措 需要首先明确的是，为了实现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两个阶段的新型工业化战略目标，从总体根本的动力机制看，必然是深化改革开放，推进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的基本完善，推进经济高质量发展。从完善内容上看，一是坚持“两个毫不动摇”，营造各种所有制主体依法平等使用资源要素、公开公正参与竞争、同等受法律保护的市场环境；二是坚持按劳分配为主体、多种分配方式共存，合理调节城乡、区域和不同群体之间的分配关系；三是加快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建设高标准市场体系，强化竞争政策在各类经济政策中的基础性地位，确保知识产权保护有效有力；四是完善科技创新体制机制，不断提升国家创新能力；五是扩大内需和消费，通过深化体制机制改革畅通国内经济大循环，同时建设更高水平的开放型新体制，实施更大范围、更宽领域、更深层次的全面开放。这些当然是从最根本的动力机制角度的考虑，具体发展阶段要结合实际需求形成差异化的战略重点和举措。 1.2020到2035年战略重点与举措。 2020到2035年战略部署的核心是围绕全面深化要素市场改革和高效国家创新体系建设继续推进改革开放，建成比较成熟的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真正实现公共服务均等化和人口自由流动，完成汇率、利率、能源、土地等要素市场化改革，以要素的高效流动和配置充分释放中国经济的内在活力，驱动经济配置效率和动态效率提升。建成由一流研究型大学、体系化重大科技基础设施、高水平共性研发机构、能够支撑国家重大战略任务的国家实验室组成的、高效运转的国家创新体系，充分发挥中国的新型举国体制优势、大规模市场优势和基础设施先行优势，在人工智能、工业互联网、区块链等数字经济领域实现技术领先，并积极推动智能化、数字化、网络化技术在农业、制造业、服务业和城市发展中的应用和扩散，实现整个国民经济的现代化。 从产业发展战略部署看，其重点是通过构建产业链安全管理体系和继续深度融入全球产业链，确保中国产业保持稳健发展的势头，同时通过形成“创新友好”的制造业发展环境，推动中国由制造大国向制造强国迈进。 第一，加快建设产业链安全管理体系。在产业和技术上形成相对于美、德、日、韩等工业强国的“非对称竞争优势”，而不是以全面赶超为直接政策目标，是未来中国既提升国家产业综合竞争力又能继续与全球产业体系和创新网络深度融合的有效战略。过去四十年逐步建立起来的单纯“赶超导向”的产业管理和政策体系，不利于中国在产业间和产业内的战略权衡和取舍基础上构筑“非对称竞争优势”，从而在全球多边治理体系中获得有利的位置。在发达国家将产业链安全置于产业政策和竞争政策核心位置、加快完善产业链安全管理体系的同时，中国的产业管理仍然以“分散支持各类产业发展”为重心，产业链安全管理在产业政策和竞争政策中事实上处于“边缘”状态，在体系上几乎处于虚位状态。以产业链安全立法和产业链安全管理组织机构责权完善为突破口，全面启动中国产业链安全管理的政策体系和治理体系建设工作，明确产业链安全管理作为我国产业政策、科技政策、竞争政策和贸易政策的前置性工作，应成为未来中国工业管理体系和产业政策体系建设的重中之重。具体包括:加快产业链安全管理立法，明确产业链安全管理是我国各项产业政策、科技政策、竞争政策、贸易政策的前置基础性工作；加快构建权责清晰、多部门紧密协作的产业链安全管理体系；完善产业链安全风险评估体系，等等。 第二，确保中国产业继续深度融入全球产业链。中国不能因中美贸易摩擦而关闭开放的大门，未来应进一步扩大对外开放力度，将自身打造成全球创新要素和高端人才集聚的中心。与此同时，要逐步改变目前中国在全球创新体系中过度倚重美国的局面，加大对德国、日本、英法、北欧等科技强国的开放和合作，使中国的技术来源更加多元化，努力创造更加友好的全球创新环境。一是将中美科技和产业竞争向“规则”层面引导，竭力避免美国推动的科技问题和贸易问题“政治化”陷阱，确保在经济和技术层面解决“断链”问题，对抗美国将中美贸易战和科技战向政治制度和意识形态方向引导。二是加快中国国内规则的适应性调整，确保国内产业链、供应链能够融入改革后的WTO和全面与进步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简称CPTPP)等全球多边体制为基础的新的全球分工体系。一方面，对照WTO改革要求和CPTPP等多边规则标准，加快国内产业政策调整，确保中国符合继续深度融入全球新一轮多边体系的条件；另一方面，加强研究和部署，为加入CPT-PP做好战略和政策准备。及早加入CPTPP是中国有效应对中美经贸摩擦、更好融入全球多边治理体系的重要一步。根据目前的形势，中国加入CPTPP不仅必要而且可行:美国未来重返CPTPP的可能性非常大，中国尽早加入CPTPP能带来经济层面、深化自身改革开放、参与全球经济治理三方面的收益，并有利于应对中美经贸摩擦。 第三，推动形成“创新友好”的产业发展生态。推动中国工业发展方式转变，本质上就是推动工业发展方式由规模扩张型向创新导向型转变。推动中国工业发展方式转变，核心是构建创新友好的产业发展环境。一是要完善公平竞争的市场环境。2020到2035年是中国建设高标准市场体系的关键时期。进一步强化竞争政策基础性地位是建设筒标准市场体系的核心内容，是实现发展方式转变和高质量发展的重要保障。强化竞争政策基础性地位的难点，也是建设高标准市场体系攻坚克难的关键，就是要逐步调整已经不能适应新发展阶段、新产业要求和新国际环境的体制机制和政策，特别是那些曾经不同程度地发挥了积极作用因而可能已经形成政策惯性、对其进行调整可能损害到部分主体利益因而可能形成改革阻力的体制机制和政策，构建起更加符合新的技术经济范式要求、能够更有力保障国家利益和改善人民福祉的体制机制和政策体系。在切实消除制约竞争政策发挥基础性作用的体制机制障碍的基础上，健全竞争政策架构体系，完善竞争政策组织治理，提升竞争政策实施能力。二是要切实强化知识产权保护。加强知识产权保护是形成创新友好的产业发展环境的核心。从国内看，面对资源和环境约束日益趋紧、投资驱动发展模式风险不断累积的新挑战，通过完善知识产权体制机制，激发创新、创业活力，是转变工业发展方式的根本性措施；面对科技要素快速流动和组合、新兴创新模式不断涌现的新机遇，切实强化知识产权保护，大幅提高企业利用知识产权市场整合和利用各类科技资源的能力，是构建以企业为主体的制造业创新体系的重要内容。从国际看，采用切实有效的手段完善知识产权制度,加强知识产权保护力度，着力提升企业知识产权诉讼能力，消除企业利用法律武器维护知识产权权益的制度性障碍，可以降低企业知识产权维权成本，构建起规范、有序、公平的知识产权交易市场体系，以更好地发挥知识产权领域的市场调节机制，促进企业充分利用知识产权市场提升竞争力。三是强化地方政府创新发展的激励导向。地方政府是行政资源配置的重要枢纽，是中国产业创新发展的关键节点，地方政府工业发展导向的转变是中国制造业总体实现创新发展的重要基础和保障。要以环境建设强化地方政府创新发展的压力和动力，引导地方将政策指向技术和产品，提高政策精准度。 第四，构建更加高效的产业创新体系。国家间的科技竞争和产业竞争本质上是国家间创新体系的竞争。随着中国产业结构的日益完备和技术水平向国际前沿的逼近，旨在促进产业发展的公共政策资源应当更多地配置到产业创新体系建设。中国应建成由一流研究型大学、体系化重大科技基础设施、高水平共性研发机构、能够支撑国家重大战略任务的国家实验室组成的高效运转的国家创新体系，充分发挥中国的新型举国体制优势、大规模市场优势和基础设施先行优势，在人工智能、工业互联网、区块链等数字经济领域实现技术领先，并积极推动智能化、数字化、网络化技术在农业、传统制造业、服务业和城市规划建设领域的应用和扩散，实现整个国民经济的现代化。创新驱动导向的制造业创新体系主要包括科技基础设施、共性技术研发服务和技术扩散服务三个组成部分。其中，构成科技基础设施核心的国家实验室，其主要功能是围绕国家重大科技和产业发展使命，依靠跨学科、大协作和高强度资金支持开展战略性研究。共性技术服务机构的功能是解决竞争前技术，即共性技术的供给不足问题。技术扩散服务体系的作用则主要是促进已经形成的先进适用技术（主要是工艺技术）向广大企业的扩散和应用。 2.2035-2050年战略部署与重点举措。 2035到2050年战略部署的核心是对内构筑中国创新独特能力和对外推动形成新全球经济秩序，建成十分成熟的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英国、美国、日本成为经济强国的过程同时也是这些国家形成独特技术能力和组织能力的过程，中国应在形成更加紧密的政企信任和合作关系的基础上，鼓励科学家、企业和各类创新主体开展多样化的技术路线和组织管理模式探索，以卓越的科学研究能力推动新学科的诞生和科学边界的扩展，以独特的创新能力为人类孕育更多的突破性技术和新兴产业。在国际上努力构建新的全球治理规则，形成新的更加开放、合作、包容全球经济秩序。一方面推动中国成为全球顶级科学家和创新型企业的集聚高地；另一方面推动中国企业在扩大对外投资的过程中提升整合全球资源的能力，并促进中国的经济发展成果更大程度惠及欠发达国家和世界贫困人口。 从产业发展的战略重点举措看，一定要抓住以智能化、数字化、网络化为核心特征的新一轮工业革命的重大机遇，充分利用新一轮工业革命为中国工业赶超和民族复兴提供的前所未有的技术经济机会窗口，在新兴产业领域实现并跑甚至领跑，是中国在技术层面跳出“中等收入陷阱”的赶超路径，是中国成为工业强国的必由之路。 第一，在工业互联网和云化领域构建具有自我掌控能力的数字经济生态。面对未来常态化的对美国的数字经济竞争，中国要准确识别中国技术学习和赶超的核心利益述求，在核心技术和关键产业链环节培育“非对称”杀手锏，确保中国企业后发赶超的核心路径和策略不被封堵或破坏。2013年8月，习近平总书记在听取科技部汇报时的讲话提出，我们科技总体上与发达国家比有差距，要采取“非对称”赶超战略，发挥自己的优势，特别是到2050年都不可能赶上的核心技术领域，要研究“非对称”性赶超措施。“非对称”赶超战略是在中国与美国、日本、德国等科技强国的能力差距不断缩小，从而对外技术学习难度不断加大的背景下提出来的战略性思想。“非对称”赶超的核心内涵是，面对美、日、德等发达国家对中国科技封锁不断强化（美国甚至采取了更加极端的科技打压）的外部环境，如果想既确立在全球科技体系中的自主地位，又能够与西方国家保持深度的科技合作,就要“有所为、有所不为”地锚定部分战略性领域和制高点形成“人无我有”的杀手锏优势。从长期看，中国既有的核心技术优势、战略性资源优势（如稀土加工）以及大规模市场优势和供应链优势，还难以对美国核心利益以及长期利益构成打击，因而都不是理想的“非对称”杀手锏。美国技术竞争力和产业竞争力的载体是数字经济，如果要对美国科技和产业的核心利益和长期利益构成根本性打击，仍然要从数字经济领域寻求突破。打破美国在数字经济的核心利益，才是中国面对步步紧逼的美科技打压、摆脱被动局面的根本出路。未来最适合作为中国作为战略反制重点加以培育推进的是工业互联网和数字业务云化两个领域。 第二，大力培育产业创新平台企业。如果说过去二十年国家间信息技术和互联网技术的竞争更多体现为社交媒体、搜索引擎、电子商务等产业交易平台的竞争，未来数字经济竞争的制高点则是产业创新平台头部企业的竞争，一国数字经济竞争力的载体是平台企业。然而，虽然中国在交易平台领域具有一定的技术和产业优势，但在创新平台领域却缺乏具有世界竞争力的平台型企业。根据平台的技术和经济属性，可以将产业平台区分为创新平台和交易平台两种类型（Cusumano等，2019)。其中,创新平台指的是平台企业与供给端用户基于共同的技术构建来提供新产品和服务的平台（如德国的企业管理解决方案软件供应商SAP、谷歌的安卓系统、微软的Windows)，创新平台生态的价值主要来源于平台和互补品的互动共同促进了最终产品功能的多样化和产品性能的提升；而交易平台指的是平台企业作为中介或在线市场促进企业或组织分享信息、交易产品或服务的平台（如谷歌搜索或淘宝），交易平台的生态价值主要是降低供应者和最终用户间的信息不对称导致的搜索成本、匹配成本等交易费用。创新平台面临的技术不确定性更大、技术复杂度更高、创新生态更加复杂——创新平台常常呈现更加多层、多平台的产业组织结构,如英特尔和微软都是个人电脑市场的平台企业；而交易平台的技术复杂度相对低,其平台生态通常都是单层的,也不需要像创新平台那样需要进行大规模的固定资产投资。事实上，交易平台战胜传统产业的一个重要优势正是避免了大量的固定资产投资和存货。 第三，形成与数字经济引领相适应的制度能力。每一轮工业革命的发展过程不仅仅是底层通用技术突破性创新和扩散应用的过程，更是与这些技术相适应的制度体制协同变革和创新的过程。为了形成数字经济“非对称”赶超优势，一方面要建立与数字技术相适应的治理体系和政策体系，加强新兴技术和产业生态的组织协调和顶层设计，解决产业政策碎片化问题，强化技术标准和产业生态培育能力，提升社会主体自治能力，推动社会协同共治；另一方面，要更充分地发挥中国独特的制度优势，提升技术赶超的效率。要加快推进数字业务云化和扁平架构工业互联网体系的发展，并统筹部署基础软件和集成电路的“去美国化”，更加充分地发挥政府和市场协同参与的新型举国体制优势，加快推动基于阿里云、鸿蒙系统等数字业务云化技术和生态的发展，推动基于扁平化、模块化的工业互联网技术路线发展，并统筹部署EDA软件、数据库软件、操作系统、计算芯片等底层技术的自主研发。为更好应对更加复杂的国际竞争环境和日益严峻的“卡脖子”技术和产业化攻关形势，应针对当前中国举国体制在组织实施过程中存在的突出问题，着力强化部门协调、责权对称和科学管理，打造新时期更高效率的新型举国体制组织实施体系。 第四，通过“走出去”积极融入全球生产体系和创新网络。未来长期的中美对抗将大大增加中国高技术企业“走出去”的难度，尤其是降低高技术企业的国际参与度。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经济发展的一个重要体现就是企业国际化水平以及国际竞争力的显著提升。在构建以国内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的进程中，未来中国全球供应链和创新链战略还要加速制造业企业的对外直接投资，以此促进中国企业的主动走出去，顺应全球供应链本地化的诉求，确保中国制造业企业能够在产业链走出去的过程中保持继续深度融入全球创新网络，获得全球创新资源。在对外投资目的地的选择方面，随着美欧企业在中国直接投资节奏放缓，中国企业在本土开展技术吸收和学习的难度不断加大，应以直接投资的方式进入美欧市场，通过占领高端市场或领先市场继续深度嵌入美欧主导的全球创新网络，确保继续深度嵌入全球创新网络；另一方面，对于传统密集型制造业和高技术行业中的低技能环节，应以直接投资的方式主动进入东欧、东南亚和拉美市场，充分利用这些国家的相对劳动成本优势，同时尽可能避免进入印度等具有较好工业基础和较强技术吸收能力的发展中市场进行直接投资，确保中国制造业竞争优势的不可替代性。在鼓励中国制造业对外直接投资的同时，加强本土制造业“母工厂”建设，依托“母工厂”建设确保中国先进制造技术和工艺能力的持续创新和提升。 注：
①②谢伏瞻等:《中国经济学70年：回顾与展望——庆祝新中国成立70周年笔谈（上）》，《经济研究》2019年第9期。
③姚洋、杜大伟、黄益平:《中国2049走向世界经济强国》，北京大学出版社2020年版，第25—52页。
④产出比重=各产业产出/总产出（现价）；数据来源SEA(2016年版）；关于第一、二、三产业的划分参考国家统计局的《三次产业划分规定》(http：//www.stats. gov.cn/ tjsj/ tjbz/ 201301/ t2013 0114_ 8675. html)，结合该规定对WIODMl6版中的ISIC4行业分类，具体而言，第一产业所包含的行业代码为：A01、A02、A03；第二产业所包含的行业代码为：B、C10-C32、D35、E36-E39、F；第三产业所包含的行业代码为：除第一、第二所含行业之外的其他行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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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南京社会科学》2021年第1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