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心刊物】看中国为什么能够集中力量办大事 ——兼论“自由民主—独裁专制”西方话语的误区

集中力量办大事是社会主义制度优越性的体现。从治国理政的角度看，它实质上是社会主义国家治理体系的一种突出能力，即在资源非常有限的情况下，党和政府能够集中有限的人力、物力和财力，最大限度地调动各方面的积极性，全国一盘棋，统筹安排，解决国家在发展过程中所面临的战略性重大难题，应对重大突发事件和自然灾害。在不同的历史时期，集中力量办大事具有不同的表现形式，但它的根本特征没有变，这些特征包括：党的领导，党和政府具有控制、配置资源的强大能力，全国统筹安排，高度的社会动员。

在新时代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过程中，我国更加明确了党、政府、市场、国企的各自地位、作用和相互关系，集中力量办大事有三个突出特点。

第一，“必须坚持党政军民学、东西南北中，党是领导一切的，坚决维护党中央权威，健全总揽全局、协调各方的党的领导制度体系，把党的领导落实到国家治理各领域各方面各环节。”[1] 这里要强调一点，党的全面领导以其严密的基层组织为基础。

第二，在政府和市场的关系方面，充分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决定性作用，提高资源配置的效率，更好发挥政府作用，保持宏观经济稳定，提供公共服务，维持公平竞争的市场环境，维护社会公平正义，让市场机制充分发挥作用。

第三，在国企和民企的关系方面，坚持和完善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的基本经济制度，发挥国有经济主导作用，不断增强国有经济活力、控制力、影响力。鼓励、支持、引导非公有制经济发展，激发非公有制经济的活力和创造力。

坚持和完善公有制为主体，壮大国有企业，保障了国家对关系到国计民生的战略性行业和战略性资源的控制，使国家在重大时刻能够迅速地配置资源。

在新时代国家治理体系中，党、政府和市场、国有企业和私营企业，都发挥着不同层面的功能，优势互补，形成强大的国家治理能力。在党的全面领导下，国家动员型治理体系既能保持经济的内在活力和效率，又能保障国家配置资源的能力，全国一盘棋，调动各方面积极性，集中力量办大事。

这种动员特征及其保障体系是历史形成的，只有从近现代中华民族所面临的巨大挑战以及中国人民如何应对挑战出发，才能更深刻地理解它。

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人民艰苦奋斗的近百年历史，是中华民族求生存、求独立、谋发展、谋复兴的历史，是奋发图强赶超西方的历史，也是中华民族总动员攻坚克难的历史。集中力量办大事形成于这个历史进程中，是中华民族总动员的具体形式。它使中国能够在非常落后的情况下，集中一切力量，克服艰难险阻，努力实现赶超西方的目标。革命时期，为了打败拥有强大工业能力的帝国主义及其代理人，中国共产党人深入广大农村，发动群众，建立党的基层组织，建立根据地政权。这些党的组织和政权组织是以战争动员为中心目标的组织体系。中国革命走的是以农村包围城市的道路，最后确立起全国性政权，在这一过程中，也形成了立足于农村基层组织的全国性动员体系。这是中国国家动员能力的组织基础。新中国成立后，在中国社会主义工业化道路上，我们选择的是重工业和军事工业优先发展的战略。就工业化而言，新中国成立后的前30年，就是中国集举国之力，统筹计划，建立以重工业为中心的完整的工业体系的30年。我国强大的国家统筹体系、国有大型企业体系都是以那个时期的建设成就为基础发展起来的。这是国家动员能力的物质基础。改革开放极大地激发了我国的经济活力，使我国走向世界，参与全球经济分工和竞争。在这一过程中，市场配置资源的作用不断增强。中国进入了赶超西方的新阶段。然而，在中国与西方经济实力、科技实力、产业实力、公司规模存在巨大差距的情况下，中国不可能完全靠市场机制来实现赶超战略，必须通过国家制定战略目标，统筹战略布局，集中力量，攻克发展中的难关。新时代的国家动员能力体系由此形成，它在维护国家安全、制定产业政策、推动核心技术自主创新、应对重大突发事件和自然灾害等方面发挥着巨大作用。

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人民建立了人民民主专政的国家。人民当家作主，是我国动员型国家治理体系的内在本质。人民成为国家的主人，极大地激发出人民群众的积极性、主动性和创造性，从而为集中力量办大事提供了最根本的动力。

有一种观点认为，中国之所以能够集中力量办大事，取得抗击疫情的阶段性胜利，是因为中国是“大政府、小社会”，政府“独裁”，可以不顾个人的权利采取一切行动。这种观点完全没有看到人民当家作主的人民民主政治制度对集中力量办大事的支撑作用。

集中力量办大事是社会主义制度优越性的体现。因为它不是简单地集中力量，而是能够办大事，而且是在条件极其有限、投入极其有限的情况下办成大事。这是一种高效率的体制。这种高效率必须通过充分发挥人民群众的主动性和创造性来实现。

中国发挥集中力量办大事的优势，取得了很多令人瞩目的成就。这些成就自然离不开政府的统筹安排，但是，还要看到，这些成就更离不开人民群众主动性和创造性的发挥。大庆油田建设就是我国发挥集中力量办大事的制度优势在工业领域取得突破性重大成就的典范。大庆油田建设采取会战方式，由国家紧急追加财政拨款，由石油部集中技术力量和物资，由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参谋部动员3万退伍军人补充建设力量。大庆油田建设最突出的一点，就是建设者展现出高度的主动性、创造性和献身精神。数万人一起来到松辽平原的萨尔图草原，在自然条件艰苦、后勤供应缺乏的工作条件下，立即投入工作。在三年困难时期，他们不靠国家，自力更生，种粮种菜，搞副业养殖加工，自己解决困难。经过大庆石油工人的努力，我国在1965年年底完全实现石油自给，而且形成自己的石油工业技术体系。在大庆油田建设的最初四年，“用于生产建设的资金占总投资的92.5%，而非生产性的建设投资只占总投资的7.1%，其中用于办公室、住宅建设的，只占总投资的3.3%。”[2] 没有石油工人高度的主动性、创造性，在这样艰苦的条件下是不会取得如此巨大的成就的。

独裁政权确实能够调集资源，但是，它不可能有社会主义集中力量办大事的制度优势，更不能以有限的投入办成大事。这是因为，对于只能以暴力强迫人民做事的政权，人民会以各种形式进行反抗。美国学者詹姆斯·斯科特对马来西亚一个村庄的农民进行了研究，揭示了农民对违背其利益的政府政策的反抗形式，并称之为“弱者的武器”。在他看来，“相对的弱势群体的日常武器有:偷懒、装糊涂、开小差、假装顺从、偷盗、装傻卖呆、诽谤、纵火、暗中破坏……他们的行动拖沓和逃跑等个体行动被古老的民众反抗文化所强化，成千上万地累积起来，最终会使得在首都的那些自以为是的官员所构想的政策完全无法推行。”[3] 

在社会主义中国，人民是国家的主人，而在独裁政权下，人民是没有地位的。前面所提到的错误观点正是忽视了这一本质差别。以政府相对于社会的“大”和“小”来解释政府的动员能力，其根本错误也正在于此。

党的群众路线是党的根本工作路线，强调以人民为中心，保持党和人民群众的血肉联系。在集中力量办大事的过程中，它汇聚人民群众的意愿、热情和智慧，为制定正确的、符合人民利益的政策提供保障。

在集中力量办大事时，仅有人民当家作主的热情是不够的，还必须通过群众路线，把人民群众的热情、愿望和智慧转化为具体的决策，转化为解决问题的具体可行方案。这表现为三个方面。

第一，一切为了群众。坚持一切为了群众，就是坚持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党的根本宗旨，就是坚持人民当家作主。同时，也只有在决策中坚持为人民服务，维护人民当家作主的地位，体现人民的根本利益时，决策才能得到人民群众的拥护，才能激发人民的热情。

第二，一切依靠群众。人民是历史的创造者。只有依靠人民，相信人民，才能克服一切艰难险阻，取得最终的胜利。在革命时期，毛泽东一再强调要依靠人民，相信人民群众的主动性、创造性。1945年，毛泽东在《论联合政府》中总结革命经验时说：“应该使每一个同志懂得，只要我们依靠人民，坚决地相信人民群众的创造力是无穷无尽的，因而信任人民，和人民打成一片，那就任何困难也能克服，任何敌人也不能压倒我们，而只会被我们所压倒。”[4] 毛泽东把人民群众视为中国革命的“上帝”。他在《愚公移山》里非常形象地说：“现在也有两座压在中国人民头上的大山，一座叫做帝国主义，一座叫做封建主义。中国共产党早就下了决心，要挖掉这两座山。我们一定要坚持下去，一定要不断地工作，我们也会感动上帝的。这个上帝不是别人，就是全中国的人民大众。全国人民大众一齐起来和我们一道挖这两座山，有什么挖不平呢？”[5] 

第三，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这是中国共产党的基本工作方法，是为了群众、依靠群众、相信群众在工作方法中的体现。毛泽东指出：“在我党的一切实际工作中，凡属正确的领导，必须是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这就是说，将群众的意见（分散的无系统的意见）集中起来（经过研究，化为集中的系统的意见），又到群众中去做宣传解释，化为群众的意见，使群众坚持下去，见之于行动，并在群众行动中考验这些意见是否正确。然后再从群众中集中起来，再到群众中坚持下去。如此无限循环，一次比一次地更正确、更生动、更丰富。这就是马克思主义的认识论。”[6] 坚持群众路线，就要深入群众，去了解群众的真实愿望，去了解群众对事情的认识，然后将其体现在政策的制定和执行中。在政策制定后，还要去征求人民群众的意见。习近平总书记形象地说：“在人民面前，我们永远是小学生，必须自觉拜人民为师，向能者求教，向智者问策；必须充分尊重人民所表达的意愿、所创造的经验、所拥有的权利、所发挥的作用。”[7] 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最关键的一点就是倾听群众的声音，听真话，听批评，及时了解政策及其执行过程中出现的问题，及时调整并不断完善政策。

民主集中制是群众路线在党的生活中的运用，是社会主义制度的重要优越性之一，为集中力量办大事提供科学、民主和高效的决策机制。

民主集中制是党的根本组织原则。民主基础上的集中和集中指导下的民主的有机统一，为党内正常开展政治生活提供了重要的制度保障。正如邓小平所说:“没有民主，就没有集中统一；没有集中统一，党就没有战斗力。我们党要永远保持集中统一。这样的党，才真正有战斗力。但是，只有在民主基础上，在充分发扬民主的基础上，才能够建立这样一个统一的党，有纪律的党，有战斗力的党。”[8] 

党的民主集中制这一根本组织原则也是党进行决策的基本原则。

一方面，民主基础上的集中保障决策的科学性和合理性。科学决策必须搞清楚问题，了解实际情况，才能制定可行的方案。党内民主原则非常明确，对于党的事务，每个党员都是平等的，都有发表不同意见的权利，有进行批评的自由。为了更好地解决问题，党的民主原则要求参加会议的党员要进行充分、坦诚、深入、严肃的发言，知无不言，言无不尽。不同的意见要摆出来，展开争论，充分交换意见。如果意见不能统一，在不影响工作的情况下，还要进行第二次讨论，直到得出明确的结论。从党的根本宗旨来看，党员不仅有权利，而且有义务从人民的根本利益出发，从党的根本利益出发，对讨论的问题提出自己的真实看法，使党能够了解真实情况，做出科学决策。

另一方面，集中指导下的民主保障决策中心的权威和决策有效执行。集中指导下的民主原则强调党的领导核心的绝对权威，强调铁的纪律。党的决议必须无条件地执行。党员个人必须服从党的组织，少数必须服从多数，下级组织必须服从上级组织，全国的各个组织必须统一服从党中央。这样，全党围绕党的领导核心团结一致，从而把全体党员的力量，把由民主原则激发出来的活力凝聚为强大的战斗力。从决策角度看，党的领导核心避免了议而不决、决而不行、行而不实等不良现象。在党员充分发表意见后，就要根据少数服从多数原则，根据党的集体领导，做出决议，提出解决问题的具体方案。党中央的权威、党的纪律保障党的决策能够在各级组织中迅速贯彻执行，保障党的各级部门分工合作，团结一致。党内民主允许党员对决议保留不同意见，并通过组织渠道提出意见，但是，在决议执行时，即使有不同意见，党员也要无条件地执行。

无产阶级政党自诞生以来，民主集中制一直是其根本的组织原则。它最适合将党和人民的智慧和力量凝聚起来，形成强大的战斗力。我国集中力量办大事所要解决的问题，都是在正常情况下，个人、团体和个体企业无法解决的问题，如整个重工业体系的快速建立、关键核心技术的创新、突发重大自然灾害等。在一定意义上，它们都与战争有着某些相似的特征，要在条件有限的情况下，在时间紧迫的情况下“决战”，攻城夺隘。民主集中制的科学、民主和高效的决策机制正适合集中力量办大事。

中国成功抗击新冠肺炎疫情的事实再次证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和国家治理体系具有集中力量办大事的优越性。但是，有一些人把中国抗疫胜利归因于政府“独裁”。他们以抽象的“自由民主—独裁专制”的西方话语来分析和评价我国的这一制度优势，从而形成错误认识。这些错误主要有四点。

第一，“自由民主—独裁专制”的西方话语以抽象的人为出发点，故意抹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国家治理体系中人民当家作主的本质。

“自由民主—独裁专制”的西方话语往往以抽象人性论为理论基础，即认为存在普遍的、永恒的人性，由人性形成普世价值，由普世价值生成最符合人性的政治经济制度。这种政治经济制度就是以美国为代表的西方政治经济制度。另外，这种“自由民主”与“独裁专制”的斗争被描述为一种历史图式。在历史上，希腊与波斯的战争，就是“自由民主”的西方文明与“独裁专制”的东方文明的斗争的起点。这种斗争在历史中一直延续。在这种理论看来，社会主义苏联和中国都是东方国家，实际上都是东方专制主义。它避而不谈社会主义国家的国体，不谈人民当家作主的政治地位。

第二，“自由民主—独裁专制”的西方话语是一种抽象的评价尺度，它无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强大的国家治理能力。

这种话语认识和评价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方式主要表现为三个方面：以“自由”“民主”的抽象价值作为标尺评价制度、政策，凡是不符合这些价值尺度的事物就予以批评、否定；用“理想化”的自由民主制度模式（也就是“理想化”的美国制度模式）衡量中国的制度。在二者的比较中，凡是西方制度有而中国没有的，就是中国需要完善的，凡是中国有而西方制度没有的，往往被理解为中国落后的原因，要尽快革除；按照西方制度演进的历史，设定中国制度的改革路线图。如果中国的制度变革不符合这个路线图，就会被认为是改革“滞后”。在这种情况下，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集中力量办大事的国家动员型特征自然成为批评的对象。这种话语模式离开了国家治理能力评价一个国家的社会制度和治理体系。它无视中国坚持走自己的道路所取得的举世公认的巨大成就，也无视一些照搬西方制度的原苏东社会主义国家社会发展举步不前的事实。因此，其无法正确评价中国的制度和治理体系。

第三，“自由民主—独裁专制”的西方话语是非历史的，它忽视了有效的国家治理体系的内生性。

任何一种有效的制度都不是凭空产生的，不是人为主观设计的，而是在解决时代问题的过程中产生的。什么是这个时代的问题呢？就是人们在现有制度下，无法调动资源去解决问题，从而出现国家治理能力不足，导致巨大的社会危机。为了应对危机，人们必须提升国家治理能力。而提升国家治理能力，就要变革现有的制度，使其能够更大限度地调动潜在的资源，直到能够解决所面临的问题。在这一过程中，新的国家制度产生，新的国家治理体系也随之形成。这是一个社会制度、一个国家治理体系由其内部逐步生成的过程，即内生的过程。因此，探讨一个国家的制度、国家治理体系，不能离开这个国家在一定时期、一定阶段内所要解决的问题，不能离开其所受到的生产能力和自然资源等条件的制约。

如果从国家治理能力的角度认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就会发现，“自由民主—独裁专制”的话语模式存在认识论错误，它是一种非历史的认识方式，忽视了制度生成的真实过程，离开时代问题，离开历史人物所受到的各种制约来思考和评价一个国家的制度及其治理体系。

本文前两部分实际上就是从历史挑战和资源限制的角度梳理中国共产党如何动员人民解决时代问题，以及在这一历史过程中人民当家做主的国家治理体系如何生成，由此揭示其与集中力量办大事的优越性的内在联系。

第四，“自由民主—独裁专制”的话语是西方争夺意识形态领导权的工具，而不是正确认识一个国家的社会制度和治理体系的科学理论。

对于“自由民主—独裁专制”话语功能，持坚决反共立场的美国著名政治家尼克松曾直言不讳地说：“在与苏联进行意识形态竞争时，我们有一手好牌。我们的自由和民主价值观在世界各地极有魅力。它们的力量在于它们并不规定人应该如何生活，而只是认为个人与民族应能自由地选择他们的生活方式。虽然不是所有的人都有民主管理自己的能力，但几乎所有人都希望民主。”[9] 但是，对于中国的社会主义制度，他却有另一番认识和评价。1972年，尼克松访华的日程安排中有游览长城。不料，前一天天降大雪，尼克松以为日程一定会取消。出乎尼克松意料，日程照旧进行。原来，一夜之间，北京市政府紧急动员扫雪，从钓鱼台一直扫到八达岭长城。这时，尼克松看到的不是“独裁”，而是中国惊人的国家动员能力和发展潜力。他在回忆录里写道，“我们必须在今后几十年内在中国还在学习发展它的国家力量和潜力的时候，搞好同中国的关系。否则，我们总有一天要面对世界历史上最可怕的强大敌人。”[10] 意识形态斗争中打的是“自由民主”牌，大国战略纵横捭阖中紧盯的是国家力量。尼克松的这两种态度是非常值得深思的。

人民是历史的创造者。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之所以具有集中力量办大事的优越性，从根本上说，就在于它坚持以人民为中心，坚持人民当家作主，坚持一切为了人民，一切依靠人民，从而激发出人民群众中蕴藏的伟大力量。举国抗击疫情的人民战争再一次证明了这一点。在新时代，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要进行各种具有新的历史特点的伟大斗争，只要我们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立场，保持党的先进性，一切为了人民，一切依靠人民，集中力量办大事一定会发挥出其更大的作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一定会展现出其更大的优越性。

注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