程恩富、王朝科：中国政治经济学三大体系创新：方法、范畴与学科

 人的自觉实践催生理论，科学的理论指导实践，理论与实践的创新互动发展；科学的理论正确地反映实践，错误的理论曲解地反映实践，理论与实践密切相关；原有理论可能落后于实践，实践也可能脱离科学理论，理论最终由实践来检验。这是实践与理论的辩证关系和常态，也是新中国成立以来政治经济学研究走过的发展历程。

 从新中国成立到改革开放前，毛泽东领导中国共产党和全国人民将马列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基本原理与中国的具体经济实践相结合，完成了国民经济恢复和三大改造任务，确立了社会主义经济制度，全面开展社会主义经济建设。尽管在探索中有失误、有曲折，但正如宪法所认定的，改革开放前的“经济建设取得了重大的成就，独立的、比较完整的社会主义工业体系已经基本形成，农业生产显著提高。教育、科学、文化等事业有了很大的发展，社会主义思想教育取得了明显的成效。广大人民的生活有了较大的改善。”同时，我国开始独立地探索中国社会主义经济建设过程中的重大理论问题。毛泽东的《论十大关系》《读苏联<政治经济学教科书>》，孙冶方、许滌新、刘国光、卫兴华等的论著，都在不同程度上逐步摆脱苏联经济建设和政治经济学的某些不良影响，丰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改革开放以后，党的领袖和学者把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科学原理创造性地运用于中国的改革开放实践，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实践中的经验逐步上升为系统化的经济学说，构建出现代政治经济学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多种理论体系，是对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原创性贡献。党的十八大以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围绕两个百年目标和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这一时代课题，形成了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思想，开拓了中国化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新境界，现代政治经济学的科学解释力和高效建设力已举世瞩目。尽管科研成果丰硕，但展望未来，新时代、新挑战、新课题，均迫切需要我们勇敢地承担时代使命，对中外重大经济实践问题做出更完美的理论阐释，并在政治经济学方法、范畴和体系三个层面不断完善发展、开拓创新。

一、中国政治经济学方法体系的创新发展

 每一个时代都有其特定的时代课题，每一个时代的经济学都应承担与这个时代脉搏相一致的时代使命。任何经济学的创新都离不开方法论的创新，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之所以肩负了那个时代的历史使命，根本原因之一就是在古典政治经济学的基础上进行了方法论革命，建立了独特的经济学方法论体系，即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具体—抽象—具体的辩证思维过程、逻辑与历史相统一的方法、数量分析方法等。坚持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从根本上讲是坚持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方法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了新时代，我国面对的发展环境正经历近百年来未有之大变局，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处于重要的历史关口，中国经济已经由高速增长阶段转向高质量发展阶段。伟大的实践孕育着伟大的理论，伟大的理论在伟大的实践中升华。中国政治经济学研究要无愧于这个时代，必须通过方法论创新，进而实现理论的革命性创新。

 中国政治经济学方法论创新的总原则是：始终坚定不移地坚持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根本方法，坚持整体性、辩证性、开放性和批判性，吸收一切人类文明成果和各种理论的科学成分。具体来讲，哲学方法是方法论体系中最高层次的方法，要从中西哲学中借鉴一切合理科学的成分，这一点也是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方法论的内在品格；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是一项前无古人的开创性伟大事业，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始终在科学社会主义的本质规定下行稳致远的重要基础，因而政治经济学需要从现代政治学的方法中吸取养分，创新具有时代特色的政治经济学方法体系；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内在地包含着对社会问题的观察，体现的是对人的终极关怀，政治经济学直面的真问题从来就不是一个纯粹的经济问题，包含着经济对社会、社会对经济的相互影响形成的复杂关系，社会学中诸如阶级阶层分析、田野调查、个案研究等对政治经济学研究复杂经济关系的形成机理、提高对现实经济与社会问题交叉互动的解释力和解决力具有十分重要意义；市场经济离不开法制和法治，资本主义市场经济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概莫能外，不同之处在于法的阶级性，而市场主体及其在市场活动中形成的各种关系是经济关系的法律表现，因而有必要在政治经济学的方法体系中借鉴现代法学方法；经济系统是一个复杂系统，涉及许多子系统，如生产、交换、分配、消费子系统，资源、环境、人口、科技子系统，经济过程可以理解为通过过程控制实现系统目标的过程，因而系统论、控制论、信息科学、心理学、统计学等多学科的方法在政治经济学研究中也必将大展宏图；数学方法与政治经济学的关系倍受争议，数学方法作为一种有用的工具与政治经济学本身并不存在天然的互斥关系，很多时候数学甚至可以把很多经济关系表达的十分精致优美，如马克思关于社会再生产模型等，但在政治经济学方法创新过程中，必须克服西方经济学滥用、误用数学方法的不良学风。除此之外，政治经济学方法论创新还可以吸纳伦理学、生物学、物理学、心理学、美学等的有用方法，丰富和发展21世纪政治经济学的方法论体系。

二、中国政治经济学范畴体系的创新发展

 经济范畴或经济概念是经济活动和经济关系的一种理论抽象，是构成一个经济理论的基本语言单位。换句话说，一门学科其实就是一套逻辑严密的范畴体系的展开，这一点可以从马克思的《资本论》中找到明确的答案。一门学科的范畴大致有四种来源，一是直接继承前人的成果，比如马克思在写作《资本论》时就大量继承了古典政治经济学的范畴并将其科学化；二是对原有的范畴进行改造和发展以满足建立新的理论和解释新的问题；三是移植其它学科的范畴；四是根据研究需要建立新的范畴。

 未来中国政治经济学的发展创新需要形成更加严密的一套具有内在逻辑联系的范畴体系，克服一些未经学理化的文件用语或经济政策用语，以及照搬现代西方经济学的范畴，以避免学理性、学术性和逻辑性不强的状况。要形成一套逻辑自洽的现代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学术范畴体系，其进一步发展的基本思路是：第一，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发展的历史中抽象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的若干特征事实，正像当年马克思研究资本主义经济以英国为典型例证从而对当时英国的资本主义经济进行一系列抽象一样，如可以抽象出社会主义初级阶段、中级阶段、高级阶段以及共富、共享等范畴；第二，系统梳理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范畴体系并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的若干典型特征事实进行比对，发现二者之间的一致性和匹配性，构成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对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范畴体系的直接继承，如商品、货币、价值和价格等范畴；第三，基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特征事实，把那些虽不能直接构成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范畴体系的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范畴，植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的实践素材加以发展，从而构成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范畴体系的一部分，如扩展改造后的公有资本、公有剩余价值等范畴；第四，从西方经济学或其他学科批判性地吸收科学合理的范畴，如制度费用、主权基金等范畴；第五，根据中外经济发展实践创造性地提出新的范畴，如新经济人、知识产权优势、准中心、新帝国主义等范畴；第六，依据科学范畴来建构话语体系，如依据“合作博弈”范畴来构建“一带一路”、金砖国家、上合组织等国际合作共赢，反对经贸关系中的霸凌主义等话语，依据“共同富裕”范畴来构建国民收入初次分配就要处理好公平与效率的关系、再分配更加注重公平，以及扶贫和提高低收入、扩大中收入、调控高收入等财富和收入分配领域等话语体系。

三、中国政治经济学学科体系的创新发展

 新中国建立七十年来，政治经济学学科体系的发展大致经历了从模仿学习独立创新的过程，这个过程与中国社会主义经济建设与发展的实践是内在一致的。无论是传统的两大部分（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体系，还是独立创新发展的三篇结构体系（原理、资本主义经济、社会主义经济）、四篇结构体系（商品经济、经济制度、经济运行、经济发展）、六篇结构体系（生产过程、经济制度、微观经济运行、经济发展、宏观经济运行和国际经济关系），以及模仿西方经济学建立的微观政治经济学和宏观政治经济学等，虽然都有一定的道理，但缺少统一的元范畴、中心范畴和逻辑严密的学科体系和方法论体系，拼盘痕迹明显。未来中国政治经济学体系创新的总方向，是继续完善和创新多元学科体系，其中有四种学科体系应受到高度重视。

 其一，构建和完善狭义政治经济学体系。在恩格斯看来，研究某一社会经济形态的理论体系属于狭义的政治经济学体系。我们应广泛收集和梳理关于原始社会、奴隶社会、封建社会、资本主义社会和社会主义社会的中外最新文献，并撰写出具有21世纪视野的各个社会的政治经济学体系。其中，以马列主义及其中国化经济理论为基础，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思想为指引，构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体系尤为重要。况且，新中国成立七十年的经济发展实践，已经为我们准备了非常充分的实践资源，七十年中国政治经济学的建设成就，已经为建立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奠定了坚实的学术资源，亟需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建设的实践经验上升为系统化的经济学说。

 其二，构建和完善中义政治经济学体系。专门研究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社会经济形态的理论体系属于中义的政治经济学体系。在有机综合马克思的“三过程”《资本论》体系、“六册计划”（资本、土地所有制、雇佣劳动；国家、对外贸易、世界市场）体系、列宁的《帝国主义是资本主义的最高阶段》体系的基础上，应完善和重视“五过程”现代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体系的创新发展，并将直接生产过程、流通过程、社会再生产总过程、国家经济过程和国际经济过程的叙述体系，完美地落实到初级、中级和高级现代政治经济学体系中。

 其三，构建和完善广义政治经济学体系。在恩格斯看来，研究整个人类社会经济形态的理论体系属于广义的政治经济学体系。我们应在分别研究原始社会、奴隶社会、封建社会、资本主义社会和社会主义社会的经济理论基础上，塑造以史立论、以论为主、史论结合的广义政治经济学体系。早在20世纪五十年代初期，我国政治经济学界就建立了广义政治经济学体系，标志性成果是许涤新的三卷本《广义政治经济学》，苏联《政治经济学教科书》也可以视为是对广义政治经济学的一次初步尝试。中国政治经济学经过七十年特别是改革开放四十余年的积累、探索和发展，已经具备足够的中外文献和学术底蕴，建立贯通人类社会各个社会经济形态的广义政治经济学体系。

 其四，创建“五观”政治经济学体系。从人类历史发展的大势和所处的历史阶段看，当今世界依然处于从资本主义向社会主义过渡的阶段，资本主义经济和建设过程中的社会主义经济共同存在，各种思潮、理论的相互碰撞、竞争、对话、借鉴等在所难免，因而从与西方经济学展开对话、交流的角度、从批判地借鉴和超越西方经济学的角度，以马克思主义及其中国化经济理论为指导，创立包括渺观经济（个人和家庭）、微观经济（厂商）、中观经济（产业和区域）、宏观经济（国家）、宇观经济（国际）在内的政治经济学新体系，也是现代政治经济学体系创新的可行方向。

 最后应当指出，近几年习近平总书记和党中央提出各级领导“要学好用好政治经济学”“要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重大原则”，是非常及时和有针对性的。一个时期以来，在经济研究和教学中，一些学者称新自由主义经济学或新凯恩斯主义经济学理论和政策，甚至把中国改革开放取得的伟大经济成就归功于西方经济学，而不认同是马列主义及其中国化的科学经济理论指导的结果。目前无论是在国内经济领域的立法和政策层面，还是在解决中美经贸摩擦和国际经济关系层面，均亟需主动运用与时俱进的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理论和重大原则进行研究和操作，以较快地圆满推进中国经济的高质量协调发展，实现国与民的共强共富。科学理论不能脱离科学政策和实践，科学政策实践也不能脱离科学理论，不然，对现行经济政策的马克思主义经济理论供给再充足、再完美，也无法通过立法、体制、机制、政策而转化为真正“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重点是普通劳动人民）和高质量实践。因此，在马克思主义及其中国化经济理论，尤其是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思想指导下，经济领域的立法、体制、机制、政策越是体现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理论和重大原则，实践的效果就会越好，广大干部群众也就越认可这一经济科学的“皇冠”学科的实用性、感召力和科学性。要言之，各级干部和学者一起共同科学发展和高效实践21世纪中国政治经济学理论和政策，这是响应和落实习近平总书记新时代“要学好用好政治经济学”号召的时代担当。

（作者简介：程恩富，中国社会科学院大学首席教授、学部委员，中国政治经济学学会会长，全国人大教科文卫委员会委员。王朝科，上海对外贸易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教授，中国政治经济学学会副会长。）

来源：《政治经济学研究》2020年第1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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