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高度重视宣传思想工作，加强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和话语体系建设，在开辟实践道路的基础上创新科学理论，通过话语表达和舆论管控实现思想引领，形成了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话语权，在世界上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旗帜。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话语权内涵丰富，对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和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具有重要意义。它不是一蹴而就，也不是一劳永逸，而是有着深刻的生成和发展逻辑，处在“直面挑战和主动应战”的范式之中。一般来说，话语权就是说话权、发言权，即话语体系的地位与价值，包括话语权力和权利两个方面，涉及信息采集力和传播力两个要素。从微观上讲，话语权是话语主体借助自身优势，有目的地设置话语议题，有效地宣传话语内容，实现思想上的控制力。从宏观上讲，话语权是国家和集团在处理国内外事务的过程中，争夺民心、控制舆论的能力，集中体现为政治理念的话语权和思想文化的话语权。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话语权是指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理论、制度和文化在中国人民群众中的认同感和归属感，在国际公共事务中的说服力和影响力。（一）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话语权反映了社会主义伟大实践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话语权的理论基石是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话语理论。马克思、恩格斯指出：“思想、观念、意识的生产最初是直接与人们的物质活动，……与现实生活的语言交织在一起的。”[1] 语言用以表达人的思想观念，具有宣示或掩饰“精神”的功能。“语言是一种实践的、既为别人存在因而也为我自身而存在的、现实的意识。”[1] 它产生于社会交往的需要，逐渐成为一个阶级或集团传播意识形态的重要载体，话语权是意识形态领导权的实现路径。剥削阶级为了争夺和维护话语权，善于编造出种种虚假观念，把本阶级的私利说成社会共同利益，把本阶级的思想赋予普遍性的形式。马克思恩格斯在批判剥削阶级虚假观念的基础上，论证了无产阶级思想意识的科学性，它没有任何私利要维护，“共产党人不屑于隐瞒自己的观点和意图”[2]。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话语权真实地反映了社会主义伟大实践，依据事实向民众说明社会主义的优越性。恩格斯说：“政治词句和法律词句正像政治行动及其结果一样，倒是从物质动因产生的。”[3] 社会主义话语作为“政治词句和法律词句”，其力量根源于“物质动因”——社会主义实践。正因如此，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话语权集中阐发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怎么走出来”、“如何走下去”、“将走向何方”的核心问题，维护社会主义发展方向；阐明“四个全面”战略布局和“五位一体”总体布局，指向“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和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二）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话语权是凝聚民心的有效因素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话语权既表达和维护人民群众的利益，又通过理论宣传来教育和说服人民群众。“理论只要说服人，就能掌握群众；而理论只要彻底，就能说服人。”[1] 理论在改造社会和人的过程中具有强大力量，“说服人”、“掌握群众”即是话语权。理论越科学越先进，话语权越强大越具有群众基础。马克思恩格斯在谈及理论传播时多次使用“灌输”这一概念，列宁进一步提出马克思主义灌输理论。（微信公众号：思政学者）中国共产党坚持和发展马克思主义，在革命、建设和改革的实践中，把党的理论创新和力量之源植根于人民之中。毛泽东提出党的宗旨是“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邓小平提出党的工作标准是“有利于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江泽民提出党要“始终代表中国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胡锦涛提出党的执政理念是“以人为本”。习近平秉持并弘扬中国共产党人政治品格，不忘初心，提出党的奋斗目标是“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用理论解答人民疑惑，用舆论反映人民心声，用文艺讴歌人民群众，增强了人民对党和国家的信任、对社会主义的认同。坚持人民主体地位是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基本原则和本质要求，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话语权代表了中国人民的意愿，本质上是无产阶级和劳动人民的话语权，讲清楚中国共产党“为谁执政”、“靠谁执政”、“如何执政”的重大问题。（三）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话语权蕴含着社会主义国际话语权当今世界正面临百年未有之变局，国际话语权处在深刻变革时期，不同的政治理念、思想意识和价值观念相互交流、交融、交锋，这是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话语权的外部环境。国际话语权既是国际竞争的重要内容，又是国家软实力的集中体现，代表着一个国家对外话语传播的能力。英国学者诺曼·费尔克拉夫认为：“作为一种意识形态实践的话语从权力关系的各种立场建立、培养、维护和改变世界的意义。”[4] 近年来，以美国为首的一些西方国家打着“自由”、“民主”、“人权”旗号，凭借强大的宣传工具，肆意干涉他国内政，歪曲事实，误导舆论，制造社会动乱。话语权阵地与意识形态领域是客观存在的空间，国际较量中意识形态话语权是国家的核心利益，社会主义不去占领，其他主义就会占领。中国是社会主义在当代世界的最先进代表，肩负着开创21世纪马克思主义、扩大社会主义国际话语权的历史重任。党的十八大以来，中国高举社会主义伟大旗帜，国际地位实现了前所未有的提升，国际影响力、感召力、塑造力空前提高。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话语权有利于反击西方话语霸权，克服和改变资本主义全球化的“世界图景”。中国日益走近世界舞台中央，为应对全球性挑战提出“中国智慧”和“中国方案”，“人类命运共同体”等话语表达已经赢得了国际社会的广泛认同。这不仅是中国崛起的力量，还是社会主义国际话语权复兴的序幕。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深入人心，社会主义话语权极大提升，但意识形态舆论斗争的形势依然复杂。国家之间的竞争越来越表现为话语权之争，国际话语权“西强东弱”的格局仍旧存在。西方发达国家倚仗先发优势，制定游戏规则，推销发展模式，渗透意识形态，主导国际治理体系，企图建立资本主义全球霸权。在经济全球化、政治民主化、文化多元化、信息网络化的发展进程中，国内外新形势给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话语权带来了严峻挑战。中国改革正处在攻坚期和深水区，要触动原有的利益格局，各类风险和挑战前所未有，各种诉求竞相发声。对于社会主义改革事业，有“左”、右倾错误言论，一度将改革前后两个时期对立起来。在市场经济和国企改革问题上，存在两种异质声音。一方面，市场经济深入发展，有些人高谈“市场万能论”、“彻底市场化”；另一方面，市场经济弊病增多，有些人把市场经济说成“西化”、“资本主义化”。改革攻坚期既是矛盾突发期又是社会转型期，市场经济环境下人们追求物质利益的意识增强，拜金主义、享乐主义、利己主义等腐朽思想沉渣泛起，部分共产党员精神懈怠，知难而退，理想信念缺失；某些领导干部腐化堕落，脱离群众，损害了党和国家的公信力。新时代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发展之间的矛盾凸显，“更好的教育、更稳定的工作、更满意的收入、更可靠的社会保障、更高水平的医疗卫生服务、更舒适的居住条件、更优美的环境”是党对人民承诺。如果承诺不能成为现实，而停留在口号上，社会便有落入“塔西佗陷阱”的危险，即当政府部门失去公信力时，无论说真话还是假话，都会被认为是说假话。在以报纸、广播、电视为代表的传统媒体时代，各大报社和广播电视台掌握着主要的信息源，社会舆论易于引导，话语权易于掌控。随着互联网技术的发展，网络社交平台逐渐成为流行的媒体形式，新媒体具有及时性、交互性、便捷性、国际性的特点，打破了传统媒体对信息的垄断，话语认同方式由外界灌输为主转向自我选择为主。国际反动势力在网络上推波助澜，发表“逢中必反”、“逢共必反”的言论，加剧了网络舆情的风险。网络空间存在非社会主义、反社会主义的错误观点，网络舆论在很大程度上影响着社会舆论，进而冲击社会主义话语权。因此，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话语空间走向开放，人人都有“麦克风”和“接收器”，话语秩序和话语格局亟待重建。我国全面建成小康社会，民众的精神生活需求极大提升，思想观念的独立性、多样性和尖锐性不断增强，社会主义集体意识相对减弱。大众文化产品鱼龙混杂，有的题材低俗、媚俗甚至庸俗，社会思潮暗流涌动，形成了对马克思主义的话语围攻。譬如：后现代主义重新界定本质、中心、权威、信仰等一系列概念，否认马克思主义的宏大叙事，把共产主义引向乌托邦主义；历史虚无主义通过捏造事实、主观臆断等手段，把历史娱乐化，丑化英雄人物，否认唯物史观、党的领导和社会主义制度；民主社会主义对马克思恩格斯文本进行断章取义，否认马克思主义的科学性和革命性，企图误导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这些社会思潮虽然不能在根本上动摇马克思主义的根基，但往往能够为特定社会群体利益代言而获得一定的认同和支持，彼此呼应。学界关于马克思主义的研究成果稍显空洞乏味，理论与实践存在偏差，在一定程度上脱离了普通民众，削弱了马克思主义对生活世界的解释力。高校是话语权争夺的重要阵地，虽然马克思主义学院得到高度重视，但马克思主义在一些专业学科中“失语”，有个别教师奉西方理论为金科玉律，成了西方资本主义意识形态的吹鼓手。马克思主义理论学科国际交流深度不足，国际合作平台较少，话语体系建设严重滞后。（微信公众号：思政学者）思想政治理论课作为马克思主义理论教育的主渠道，存在浅尝辄止、因循守旧的短板，师生往往因话语错位而缺少共鸣。当代“00后”大学生意识形态认知模糊不清，追求思想解放和个性表达，不会轻易信服师长的传统说教，对马克思主义具有一定的逆反心理和抵触情绪。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发达国家凭借国际话语权的优势，通过电视、广播等大众媒体和“推特”（Twitter）、“脸书”（Facebook）等网络社交平台，在全球推销资本主义政治理念和价值观念，垄断了何为自由、民主、平等的话语。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CNN）、英国广播公司（BBC）、德国《明镜周刊》（Der Spiegel）等西方主流媒体善于玩弄双重标准，在新闻播报时选择性失明且轻车熟路，在涉及中国西藏、新疆、香港、台湾、南海等问题上颠倒黑白，混淆视听。美国政府滥用长臂管辖，制定“西藏政策及支持法案”、“维吾尔人权政策法案”、“台北法案”、“香港自治法案”，粗暴干涉中国内政；限制中国记者在美国的正当新闻活动，封禁Tik Tok（抖音国际版），不断升级对中国媒体的歧视和政治打压；拿着自己未批准的《联合国海洋法公约》指手画脚，借助南海问题挑拨中国与周边国家的关系。美国国家民主基金会（NED）、美国国际事务民主协会（NDI）、美国国际共和研究所（IRI）等组织进驻中国，借助文化交流、项目合作的虚假外衣，培植西方意识形态“代言人”。他们肆意污蔑“香港国安法”，鼓吹所谓的“言论自由”，助长国际反华舆论。他们故作姿态充当“国际判官”，罔顾事实，对中国反恐维稳和人权状况等问题横加指责。他们一边散布“意识形态终结论”，一边兜售“平等”、“自由”、“民主”所谓的“普世价值”。这种“普世价值”本质上是基督教价值观，把基督教价值观上升为“普世价值”是西方话语的“傲慢”，意在瓦解中国本应坚守的精神基石。习近平对此表示：“如果我们用西方资本主义价值体系来剪裁我们的实践……最后要么就是跟在人家后面亦步亦趋，要么就是只有挨骂的份。”[5]从经济全球化的效应来看，少数西方发达国家无疑是最大的赢家，广大发展中国家处在落后的状态。中国虽然在全球化进程中取得了巨大的经济成就和空前的国际地位，但面临着“修昔底德陷阱”，新一轮“中国威胁论”甚嚣尘上。一些西方学者固守意识形态偏见和传统冷战思维，惯于给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贴上标签。日裔美籍学者弗朗西斯·福山认为，中国的崛起难以持久，不可复制，西方模式才是“历史的未来”。美国哈佛大学教授裴宜理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曲解为“中国特色民粹主义”，“民主作为民粹主义用语，意在弥合启蒙价值观和不自由政治之间的根本矛盾。”[6] 这些学说在西方社会拥有一定的市场，在很大程度上影响着西方各国对华政策。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发达方国家固守“西方中心主义”，拒绝承认中国的市场经济地位，丑化中国政治体制，挖空心思打压中国话语权。美国先后出台《国家安全战略报告》、《国防战略报告》、《全球威胁评估报告》，千方百计批评和攻击中国，全方位构筑对中国的高压态势。西方国家炮制出“锐实力”（Sharp Power）一词，渲染中国政府干涉中外文化交流和民间合作，带有强烈的负面色彩，这无疑是暗藏西方意识形态的“特洛伊木马”。这说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国际话语权与国家实力严重不符。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话语权是国家长治久安、民族伟大复兴的必然要求，关乎党和国家举什么样的旗子、走什么样的道路、实现什么样的奋斗目标。建设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话语权任重道远，要正确处理中心工作和意识形态工作的关系，坚持全党动手和部门负责同步、理论创新和话语建设统一、正面宣传与舆论斗争并重、中国特色和国际比较结合的基本原则，把握为民立言、推陈出新、表情达意等话语策略。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综合国力强则话语权强。建设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话语权，首先要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实践入手。彰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优越性，实践是最有力的说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实践取得了巨大成就，全面深化改革，贯彻“新发展理念”，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制度，提质增效引领“新常态”；全面从严治党，重拳反腐，强化“四个意识”，做到“两个维护”，党内政治生态气象更新，党的领导力和号召力极大提高；全面依法治国，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体系，加快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促进社会公平正义；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保障和改善民生，涵盖教育、就业、收入、社保、医疗、住房等各方面；积极推进生态文明建设，建立系统完整的环境保护制度，美丽中国建设迈出重要步伐。事实胜于雄辩，综合国力是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话语权的物质力量。实践成就转化为话语权力，关键在于真实表达、反映和维护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一切空话都是无用的，必须给人民以看得见的物质福利”[7]，“空讲社会主义不行，人民不相信”[8]。在解决实际问题中解决思想问题，通过利益特别是物质利益的满足，把人民群众的获得感、幸福感转化为社会主义认同感、归属感，进而坚定“四个自信”，这是建设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话语权的根本逻辑。国家繁荣昌盛、人民幸福安宁既是中国共产党执政合法性和国家大政方针科学性的最好证明，又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话语权的物质基础和社会保障。在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实践中，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理念，把发展好最广大人民根本利益作为党和国家各项工作的出发点和落脚点，增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话语权的利益根基。（二）宣传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把科学理论转化为话语优势作为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21世纪马克思主义，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凝聚社会共识，引导大众舆论，科学回答了“新时代坚持和发展什么样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怎样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时代课题，为实现“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和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提供了理论指南。理论具有普适性和前瞻性，彻底的理论说服人，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是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话语权的理论力量。把理论研究和思想宣传结合起来，占领理论制高点，实现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话语权“登高而招见者远”、“顺风而呼闻者彰”。学习宣传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健全用党的创新理论武装全党、教育人民工作体系，坚持党性和人民性的统一，让党的创新理论“飞入寻常百姓家”，使宣传思想工作真正强信心、聚民心、暖人心、筑同心，真正实现“人民有信仰，国家有力量，民族有希望”。大兴学习之风，完善党委（党组）理论学习中心组等各层级学习制度，推动各级领导干部读原著、学原文、悟原理，坚持常规学习和主题教育相结合、理论学习和实践调研相结合，掌握看家本领。坚持党对新闻舆论工作的领导，各级宣传部门要强化“守土”意识，“党报党刊一定要无条件地宣传党的主张”[8]，电视电台要积极弘扬主旋律。建设和用好以“学习强国”为代表网络学习平台，促进社会主义意识形态传播理念由单向灌输向以人为本的转变、传播方式由显性教育向隐性渗透的转型。把握网络话语传播方式，运用大数据“识别”话语动态，建立健全网络监察体系和网络宣传体系，优化网络社交平台和直播平台，鼓励和引导自媒体扩大红色地带，激浊扬清。（三）加强哲学社会科学建设，把多元文化转化为思想共鸣习近平指出：“支撑话语体系的基础是哲学社会科学体系。没有自己的哲学社会科学体系，就没有话语权。”[5] 贯彻落实新时代的社会主义思想文化建设的方针和政策，构建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的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深化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理论、制度和文化的研究。坚持马克思主义在意识形态领域指导地位的根本制度，把马克思主义指导思想落实到思想理论建设、哲学社会科学研究、教育教学各方面，确保“党校姓党”、“社院姓社”、“马院姓马”。充分发挥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和建设工程的引领作用，打造“高精尖”研究团队和人才智库，呈现原创性的理论，提出融通中外的新概念新范畴新表述，推出更高水平教材，推动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生产与传播。坚持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原则性和话语体系灵活性相结合，正确区分和处理政治立场问题、思想认识问题、学术观点问题。坚持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理顺政治话语、学术话语与生活话语的关联，推动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把多元文化转化为思想共鸣。首先，整合大众文化，创新话语内容。发挥人民的首创精神，合理选择时代用语，征用“暖男”、“蛮拼的”、“奥利给”、“洪荒之力”等积极词汇，营造高雅、正面的话语氛围，弥合意识形态与大众文化的话语隔阂，在“同气相求”的基础上实现“同声相应”。（微信公众号：思政学者）其次，设置话语议题，引导话语走向。“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话语体系的内容设置紧紧围绕人民群众的关注，坚持问题导向”[9]，善于倾听并积极回应群众多样化的诉求。以马克思主义统摄社会思潮，把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社会主义先进文化的基本内核和流行文化的有趣形式结合起来，造成全社会范围的强大舆论，挤压敌对话语的生存空间。最后，转变话语风格，实现润物无声。倡导和推广人民大众喜闻乐见的文化作品，构建通俗易懂、生动活泼的话语体系，降低话语传播的门槛，中国故事人民讲，提升社会主义话语和现实生活的亲和度，用浅显易懂的语言发声，可信可爱方有话语权。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契合，承载着中华民族的精神追求，中国革命、建设和改革的历史就是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生成发展史。近代以来，中国人民探索“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的国家出路，营造“自由、平等、公正、法治”的社会环境，实现“爱国、敬业、诚信、友善”的个人追求。作为全国各族人民价值观的“最大公约数”，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是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话语权的重要支撑，有利于破除对西方话语的依赖和崇洋媚外的心理。话语自信归根到底是价值观自信，弘扬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增强中国人民的精神力量。一方面，把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融入言传身教中，抓住青年这个特殊群体。青年是人生的“拔节孕穗期”，青年的价值观决定了未来整个社会的价值观。让有信仰的人讲信仰，理直气壮开好思想政治理论课，增强亲和力、针对性和实效性；遵循思想政治工作和青年成长的客观规律，构建文化育人、实践育人、心理育人、管理育人、服务育人的“大思政”工作体系，引导青年树立家国情怀，增进对社会主义的价值认同和情感认同。另一方面，把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融入舆论斗争中，旗帜鲜明地反对“普世价值”。“普世价值”具有迷惑性和虚伪性，西方国家在西亚、北非等地区宣传“自由”、“民主”、“平等”，送去的不是福音，而是战乱。美国大选的丑陋现象意味着“民主灯塔”黯然失色，新冠疫情的失控表明“自由典范”存在与生俱来的缺陷，“弗洛伊德之死”戳穿了“平等样板”的谎言。与之相反，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反映了社会主义的内在规定，在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特别是此次疫情防控战中彰显了先进性和真实性。构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话语体系，对冲“普世价值”话语霸权，提升社会主义话语自信和魅力。在资本主义全球化大潮中，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异军突起”，表明了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和生命力；在国际共产主义运动陷入低谷时，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一枝独秀”，拓展了发展中国家走向现代化的途径。中国故事是成功的、和平的、发展的故事，讲述中国故事要用中国话语。党的十八大以来，“中国梦”和“人类命运共同体”在国内外广受热议，情感交融的话语内容和朴实温和的叙事方式很快被各国民众接受。“中国梦”与包括“美国梦”、“拉美梦”、“非洲梦”在内的世界人民美好梦想相通，“人类命运共同体”被写入多个联合国决议。讲好中国故事就是扩大中国话语权，加强国际传播能力建设，把民族愿景转化为世界表达。首先，借助国家领导人的推介和传递，争取各国人民对中国内政外交的理解和支持。以习近平为核心的中央领导集体积极开展外交活动，在海外主流媒体发表署名文章已成为习近平国事访问的鲜明特色，巧妙运用中外文化，讲述故事拉近距离，语言形象易于理解，数据客观彰显严谨。习近平海外署名文章直接展现中国文明、开放、进步的形象，《习近平谈治国理政》被译成多国语言，在世界吹起“中国风”。其次，提升中国哲学社会科学的世界影响力，增强对外话语的创造力和感召力。全球范围内不同话语主体在交往中存在一定的话语壁垒、思想隔阂和价值龃龉，需要中国思想界和学术界加强对外交流，更好地推动民族语言向世界语言的转化，防止“词不达意”。打造世界马克思主义学术交流的平台和高地，办好世界马克思主义大会，鼓励中国哲学社会科学特别是马克思主义理论学科的学者“走出去”，向国际社会宣讲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理论、制度和文化，妥善回应国际关切，消除偏见、疑虑和误解，防止“话不投机”。最后，外交、外宣和外贸协同发力，引领人类文明发展走向。扩大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话语权，固然要在西方发达国家发力，传播好中国声音，但更要瞄准那些迫切希望了解“中国方案”、认同“北京共识”甚至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颇有好感的广大发展中国家，有针对性地建设对外宣传平台，加强宣传力度。共担风险和共享机遇已成为国际共识，坚持“义利观”和“亲诚惠容”外交理念，求同存异。积极发挥中国作为联合国常任理事国的作用，全面推进中国特色大国外交，继续实施“一带一路”倡议，促进全球治理体系变革，真正掌握国际话语权。（责任编辑：杨斯涵）[1]《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524、533、11页.
[2]《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7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66页.
[3]《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598页.
[4][英]诺曼•费尔克拉夫著,殷晓蓉译:《话语与社会变迁》,华夏出版社2003年版,第62页.
[5]习近平:《在全国党校工作会议上的讲话》,《求是》2016年第9期.
[6]Elizabeth J.Perry."The Populist Dream of Chinese Democracy".The Journal of Asian Studies.Vol. 74,No. 4,2015.
[7]《毛泽东文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467页.
[8]《邓小平文选》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314、272页.
[9]吴荣生:《新中国70年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话语体系建设的三个着力点》,《科学社会主义》2019年第4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