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吕红、张曼：《资本论》在中国早期接受研究（1899-1921）

[摘  要]19世纪末20世纪早期，中国的思想理论界开始了对《资本论》的研究。《资本论》在中国经历了一个从少人问津到引起争论再到被用于分析实际问题的早期接受推进过程；《资本论》在中国的早期接受特点鲜明，表现为接受主体多元化，涵盖不同思想基础的群体，但不同主体对《资本论》的态度迥然有别；接受客体多样化，包括原著、诠释性文本、论及性文本；接受内容集中化，聚焦于资本的内涵、剩余价值学说、唯物史观等。时人对《资本论》的早期接受促进了对现实问题的马克思主义反思，推动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进程。

     [关键词] 《资本论》；早期接受；马克思主义中国化

 根据接受背景的变化和接受状况的差异，1899年至1921年《资本论》在中国的接受大致可分为两个阶段。1899年至1911年为第一阶段，人们对《资本论》的接受处于自发的、泛泛的状态，不同主体的接受活动基本无交集；1912年至1921年为第二阶段，出现了围绕《资本论》的论争，人们的注意力开始向具体的理论观点聚焦，赞成与反对的态度明显分化，《资本论》开始成为人们分析实际问题的思想资源，这个阶段是《资本论》以及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命运转折的开始。

（一）《资本论》在中国早期接受的发轫期（1899-1911）

　　1899年晚清报人蔡尔康在翻译英国学者的著作时提到马克思和资本，寥寥几语，没有正面阐述马克思与《资本论》的关系。[1] 1903年赵必振在翻译日本学者的著作时，明确阐明了马克思著有《资本论》。[2]102同年马君武撰文清楚列出了“马克司所著书”5本，其中就包括Das Kapital。[3]至此可以说，1903年已有关注者清楚知道《资本论》是马克思的著作。之后，对《资本论》的评价逐渐出现。1906年朱执信提出其学理“为世所宗”[4]，认为可借鉴马克思的理论进行社会革命。1911年天津的《维新人物考》将马克思列入其中，将《资本论》译为《产业》，认为是马克思“最著之著作”。[5]297此书对马克思的简介与1907年在巴黎出版运回国内发行的《近世界六十名人》中的内容完全一致。[6] 4年的时间差，一样的内容，这从侧面说明当时人们对《资本论》的了解还甚为有限。1911年《东方杂志》记者写道，《资本论》“意在集土地资本于社会。以经营共和的生产事业。”[7]此文中作者认为社会主义学说有诸多谬误，并不适合中国，其判断并非只针对马克思学说和《资本论》，但将其包含在内。

　　总体说来，这一时期《资本论》已引起少部分人关注，这种关注是自发的、零星的，评论也不多，表明人们对《资本论》了解有限。值得注意的是，这部分关注者的态度已有了分歧，且不仅是对《资本论》学理的不同认识，而且是其是否适合中国的判断，说明关注者从一开始就带有鲜明的社会政治诉求色彩，已将其作为能否改造中国的思想著作。无论怎样的判断，《资本论》在中国能否适用的问题已被提出，反映出当时社会中涌动着变革现实的期待和渴望，以及人们正内外求索以寻方向。

　　（二）《资本论》在中国早期接受的展开期（1912-1921）

　　历史的进步是各种力量交织在一起相互作用的结果。孙中山在接触社会主义学说后就表示对其须臾不能忘，中华民国成立之初，其在对中国社会党的演讲中积极评价了社会主义学说和《资本论》，为《资本论》的正向接受营造了良好社会氛围。五四运动之后，劳动阶级走到历史前台，进一步促使《资本论》这一工人阶级的圣经被广泛关注。有以下几个现象值得注意。

　　围绕《资本论》的论争。1912年欧阳溥存发表《社会主义商兑》一文，对《资本论》质疑颇多，先指出“麦克私著论之本根，即为财之生产悉出劳动之一义”，然后以制靴为例，说明靴子的生产并非只有制靴工人的功劳，认为“就理论折麦氏等以为生产财物、不应悉归劳动家所有也。”从而提出“曰建设社会主义的国家，吾第期期以为不可也。”[8]他认为，在学理上既然有不通之处，故而在实践上也必然不会通。针对此种观点，中国社会党党员“煮尘”发表《驳社会主义商兑》，指出上文是“欲排马克思资本论为摧折社会主义根本之计”，并说“天下生产之物为悉出于劳动之结果者固定论也”。[9]并对其他批评也一一进行驳斥，表明了在学理上的赞同以及对社会主义前途的信心。这次围绕《资本论》的论争虽然只有一个回合，但反映出关注者对于《资本论》已开始有了较为深入的内容细读，交锋性的对话体现出对这一著作有共同关注点，对《资本论》内容的接受开始聚焦。双方表面上对于“财之生产悉出劳动”的相反态度，在深层次上则是对体力劳动和劳动者的不同立场，且都将《资本论》与劳动阶级的利益、社会主义道路紧紧联系在一起而作出判断，虽然结论不同，但反映出对《资本论》阶级立场的判断都是基本正确的。

　　对《资本论》的直接翻译与摘引。中国人对《资本论》的翻译，最初是因为翻译其他著作而间接翻译到它，比如《社会主义神髓》等。1903年国人在翻译前者时就形成了对《资本论》的间接翻译。客观地说，间接翻译并非是对《资本论》的特意靠近。五四运动之后，对《资本论》的直接翻译逐渐出现。1920年费觉天对《资本论》第一卷相关内容展开翻译，以《马克思资本论自叙》为题刊载于《国民》。[10]465北京大学马克思学说研究会也直接对德文版的《资本论》展开翻译，其指向性十分鲜明，当时的亲历者罗章龙在回忆中曾论及此事。[11]89这种转变表明，人们已经关注《资本论》这一著作本身，注意力正从宽泛的社会主义思潮向马克思主义转移和汇聚。伴随直接翻译出现的，是人们对《资本论》相关内容的大量摘引，比如胡汉民的《唯物史观批评之批评》、周佛海的《近代文明底下的一种怪现象》、费觉天的《驳马克思底唯物史观》等都大段落摘引了《资本论》，这表明人们对这一著作不仅有兴趣，而且有一定程度的熟悉。

　　运用《资本论》中的理论观点分析现实问题。李汉俊在《强盗阶级底成立》一文中，用马克思的商品拜物教等观点来阐述资本家是如何掠夺人民血汗的， “大家要了解商品堆积而成底社会里面人与人底关系和人与物底关系，‘商品的拜物教’底性质、道理非确实了解不可。”[12]陈独秀运用剩余价值论分析上海厚生沙场湖南女工的境遇。[13]13-19周佛海分析世界越文明但人们的生活却越困难的原因时也运用了剩余价值理论，并直指其根源在于“资本制度这个怪物”。[14]这些运用《资本论》中的理论观点对照中国现实的文章，表明人们对《资本论》的接受已经不再停留于单纯理论观点的理解，而是上升到以现实需要为依据展开接受，《资本论》已从纯粹的外来著作走进中国实际之中，并且因为这些分析的相互关照和呼应，使其显示出了对现实的强大解释力，从而开始发挥了聚拢人心的作用。

　　从理论价值和实践价值两方面评价《资本论》。孙中山提出《资本论》阐发真理，得社会主义之真髓。[15]518刘秉麟认为《资本论》对于研究社会主义学说和经济学而言是“最好之资料”[16]。谭鸣谦提出《资本论》是论述劳动问题的“最有价值之言论”。[17]这是偏重学理层面评价。张君劢肯定《资本论》是各国社会党进行革命所遵循的“大经大法”，[18]看到了《资本论》具有的实践价值。两个评价角度的出现，将学理性与实践性二者统一起来的综合认识《资本论》已呼之欲出。1920年陶履恭在《经济史观序言》中写到：“近来的人大概都知道马克斯是一个社会党。但是都不大注意他还是一位渊博的学者。人都知道他的资本论是现今劳动者的经典。却不理会他对于思想界学术界也有极有价值的贡献。”[19]这从理论和现实两个层面肯定了马克思及《资本论》，且与人们用其解释现实的情况相互呼应，表明人们对《资本论》价值的认识和肯定在不断深化。

　　综上，《资本论》虽然并非一进入中国就受到极大关注，但也绝非毫无影响力。1912年出现的拥护与批评的两种观点直接交锋，打破了先前接受主体之间毫无观点交流的状态，此后关注者对于《资本论》的直接翻译、大段摘引以及初步运用，进一步表现出《资本论》在我国早期接受的基本趋势：逐渐受到关注和肯定。《资本论》日益走进国人的思想体系之中，这是特定历史背景下国人发挥认识能动性的集中表现，同时这些接受状况的新进展，为我国最终选择马克思主义改造现实中国社会埋下了基石。

 19世纪末20世纪初，中国人与《资本论》的相遇，既是中国人自内而外四处寻找救国真理的价值驱使，也是马克思主义本身改造世界的内在张力的实践表征，更是危机丛生的近代中国社会思想裂变的前奏。现实中各种要素的互动与碰撞，使《资本论》早期的接受体现出强烈的时代特点。

　　（一）接受主体身份和态度的多元化

　　接受主体指的是《资本论》的受众，主要是具有接触外来文化便利条件的知识分子。《资本论》属外国思想著作，其外来身份决定了具有世界视野或外语优势的人能优先接触到这一著作，并且这一著作学理的深奥性与严密的逻辑性在某种程度上限制了接受主体首先是具有一定文化基础的知识分子。

　　当时《资本论》的接受主体不仅包括已经具有某种明确思想主张的知识分子，如孙中山、朱执信、戴季陶等曾在文章或讲演中公开述及《资本论》的资产阶级革命派，也如发表《驳社会主义商兑》等文为《资本论》正名的中国社会党党员，还如在文章中论及《资本论》的无政府主义者刘师复、黄凌霜等人；也包括其他尚无确定思想主张的知识分子，如在报刊杂志中发表文章讨论过《资本论》的新闻从业人员、大学师生。这既是当时欢迎外来文化活跃氛围的体现，也表明不同社会群体实际有着共同的思想诉求，《资本论》无疑与这一诉求具有某种程度的契合性。

　　需要指出的是，《资本论》虽受众多样，但人们对此的态度却并不相同，主要有以下四种类型。

　　否定论。1915年《晚近社会主义之派别与宗旨》中提出马克思的学说包括“余值”和“资财由渐汇聚之公例”两大学理，但认为这些学理“固无科学上之价值，而与事实相背驰者也。”[20]

　　肯定与否定兼具。黄凌霜提出“马氏经济论最缺点的地方还在他的记载有不尽不确的地方”，但同时又认为“‘余值说’‘工值说’就现在看起来……是不可磨灭的。”[21]蓝公武也认为马克思的价值论“有一部分是真理有一部分是错误的”[22]。

　　肯定并将之作为原有思想的补充。资产阶级革命派的孙中山、胡汉民等，中国社会党党员煮尘等均属于此类，他们虽坚持自己的思想主张，但对《资本论》赞誉有加，并一定程度上吸收其思想。

　　充分肯定《资本论》的价值并选择其作为根本理论遵循。李大钊、蔡和森等无产阶级知识分子就是代表。李大钊在《我的马克思主义观》中专辟一部分分析马克思的经济学说，对于人们对马克思的经济理论“攻击甚或加以痛诋”的情形颇为不平。[23]蔡和森认为《资本论》是马克思学理“一以贯之”的三个要点之一，[24]自称为“极端马克思派”。[25]78当时的先进知识分子紧紧抓住理论的整体性，完全站在无产阶级的立场解读《资本论》，最终选择其作为观察和改造社会的思想武器而一生追随。

　　《资本论》进入中国人视野的早期阶段，人们对此的多元态度是与其磨合的真实反映，并非没有积极意义，批评、质疑、争论好过漠不关心或绕道而走。虽然接受主体对《资本论》的态度多元，但大多对其都有肯定的一面，完全否定的并不多。1920年北洋政府国务院查禁一批书报，其中就包括《资本论》，但民众对于这种查禁甚为不满，嘲讽道：“像我国愚蠢的政府，居然也晓得有这种人名书名，他的智识，也不能不算有些进步了。”[26]这种不满在一定程度上促进了对《资本论》的正向接受，《资本论》对社会现实的有力解释又证明了其理论的正确性，进而肯定《资本论》的趋势日渐形成，并在接受主体中逐渐形成了以李大钊为圆心的认同者集群，他们发展为我国最早的马克思主义者。

　　（二）接受客体的多样化

　　接受客体指的是承载《资本论》信息且被人们实际接受到的各类文本。19世纪末20世纪初国人通过多种文本获取《资本论》信息。主要有三类。

　　德文版《资本论》。1905年浙江的马一浮就将德文版的《资本论》带回向乡人展示。[27]北京大学马克思学说研究会也是就《资本论》第一卷的德文版进行翻译。[11]90《资本论》德文版已进入人们的视野之内。

　　《资本论》的诠释本。当时主要有以下几种。一是考茨基的诠释本。1919年戴季陶翻译的《马克斯资本论解说》注明“是转译日本社会主义者高畠素之所译有名的社会主义学者考茨基氏所著马克思的经济学说”。[28]同年，《晨报》连载了陈溥贤翻译的《马氏资本论释义》，同样注明是“柯祖基原著”。[29] 1920年商务印书馆出版《马克思经济学说》，陈溥贤再次声明这本书原著者是“Karl Kautsky”。[30]凡例1考茨基的《马克思的经济学说》被多次翻译并从报纸连载到整本出版，成为当时人们获取《资本论》理论资源的重要客体。二是马尔西的诠释本。1920年社会主义研究社出版了《马格斯资本论入门》，李汉俊在“序”中声明此书由马尔西所著。[31]序2三是河上肇的诠释本。1920年《建设》中刊载《见于资本论的唯物史观》，原著河上肇，翻译者苏中，[32]此文摘引了《资本论》的许多内容，并重点分析了里面的唯物史观。

　　《资本论》的论及性文本。或多或少论及到这一著作的文本从不同角度提供了《资本论》的相关信息，如1903年《新世界学报》中久松义典的《近世社会主义评论》，其中阐述了“喀路麦罗古氏经济及历史之见解之‘资本者掠夺劳动社会之物也’一说”。[33]喀路麦罗古氏即马克思。与诠释本不同，论及本对《资本论》的提及是零散的、片段的，并且带有作者鲜明的主观态度，有的持肯定态度，有的持否定态度。前者如福井准照的《近世社会主义》，此书1921年前在中国被不同译者翻译多次，它赞扬《资本论》“为社会主义定立确固不拔之学说”。[2]98后者如北昑吉的《社会主义之检讨》，提出了一系列反对《资本论》的意见，说“马克思谓‘不劳动而取得生产为掠夺’岂非谬误之断定乎。”[34]

　　《资本论》在中国的早期接受阶段，几类接受客体共存于主体的接受视野之中，并以次生形态的文本为主，这对《资本论》的接受产生双重影响，一方面提供信息，成为人们认识《资本论》的重要门窗；另一方面，某些文本因作者个人偏好，某种程度上会影响人们对《资本论》精神实质的掌握。但必须注意的是，当时人们并非被动地、机械地、不加判断地人云亦云，而是依据客观条件和现实需要能动地、具体地、现实地对信息进行分析和筛选，从中吸取所需的理论养料，以此探索救中国的新路。

　　（三）接受内容的集中化

　　19世纪末20世纪早期，内忧外患、国弱民穷的残酷现实促使人们急切寻找打破困局的有效方法，国难当头的重压与实际接受客体的局限使人们对《资本论》的接受不够充分全面，而是有选择地重点关注其中一些内容。对《资本论》反复提及、反复讨论以及反复摘引的部分反映出接受内容重点集中于以下几个方面。

　　资本的内涵。1899年马克思的中译名是与“资本”概念同时出现在报刊中，或许正是由于开端的影响，马克思的“资本”观点一直备受瞩目。1906年朱执信在阐述《资本论》概要时强调“资本基于掠夺”“资本家者掠夺者”[4]。1912年孙中山在中国社会党的演讲中多次谈及《资本论》，认为其要旨是“资本公有”[15]515。1914年刘师复批评孙中山“不知所谓资本公有”，说马克思的“资本”是一种社会关系，资本家借此可剥夺劳动者的利益。[35] 1920年刘秉麟在《劳动问题是些什么？》中说：“若是讲到什么叫做资本，还是马克斯说得精透。马克斯说：资本不过是一种工具，以外还可以使不劳动的人，得到一种进款。”[36] 1921年于树德在《资本之研究》中说马克思“下资本之定义曰‘资本者掠夺劳动者制御劳动者之手段也。’”[37]刘大均从资本的角度来翻译《资本论》的名称，说“马克斯……著书曰母财。”[38]当时人们对“资本”的一再论述表明将此看作是《资本论》的重要概念，且多倾向于将资本看作是掠夺劳动者利益的工具或手段，并以此来把握资本家和劳动者的对立关系。

　　剩余价值学说。剩余价值学说是当时人们围绕《资本论》反复谈及的重要问题。1912年欧阳溥存写道：“劳动力实已生新财矣，愿所得转见攘于资本家，资本家之所以能攘取其财，则以凭籍法则，而理则实等于欺诈强迫之为者也。所攘为何，即劳动者所生之剩余价值是也。”[39]明确提出剩余价值是资本家从劳动者处掠夺而来。1919年李大钊在《我的马克思主义观》（下）中指出：“工人所生产的价值……其价与十小时的工力相等，而工人所得，则止抵五小时得价值，其余五小时工力得价值马氏叫作‘余值’”。[40]指出资本家对工人剩余价值的掠夺是现代资本主义的秘密所在。杨匏安也分析了剩余价值，“资本家给劳动者以六小时工值，而收十二小时之劳动效果，此中有六小时之价值差别，是名‘赢余价值’”，并点明“马克思之经济学说，其大旨不仅指斥资本家之贪婪，而在于揭破资本主义之不公。”[41]74、76刘秉麟在《分配问题发端》中将剩余价值学说视为《资本论》的核心内容之一。[42]李万里还将《资本论》直接翻译为《余值说》，“德人马克思……有余值说一书行世。”[43]时人对于剩余价值的讨论和基本一致的态度表明，资本家无偿占有剩余价值的现象引起了人们的公愤和共鸣，人们对这一观点的高度关注和肯定极大地推动了对社会主义的趋向。

　　唯物史观。时人对《资本论》的摘引主要围绕唯物史观。胡汉民摘录了《资本论》的许多内容来阐述唯物史观，包括“《资本论》第一卷附注”和“《资本论》第三卷”的内容。[44]费觉天也通过摘录“资本论第二版序文”“资本论第三卷第一段话”“资本论第一卷底注脚”“资本论初版马克思自叙”来阐述唯物史观“原论”。[45]他们都是从《资本论》中重点提取了唯物史观这一内容。范寿康在《马克思的唯物史观》中写道：“我并不敢说：马克思的唯物史观一定不错，不过我要说他错，我当然要科学的根据。他一生颠沛流离默察静思了一世，作了一部大著资本论，我连看都没有看，恐怕看也不能了解他的真意，那么以我这种人来反对这个唯物史观当然是没有意义极了。”[46]显然也是将《资本论》看作是马克思阐述唯物史观的主要著作。

　　综上，《资本论》内容丰富，人们对这一著作的早期接受并非面面俱到而是有所侧重，这是接受环境的物质性与接受主体能动性矛盾运动的结果。第一，重点接受哪些内容是现实环境所制约的社会基本理论期待的集中反映。任何著作都有其产生的特定时代，接受者也是在具体的现实中展开接受，著作的产生条件与接受条件不可能完全相同，因此著作中最靠近接受者现实的内容更能引起共鸣从而被优先接受。鸦片战争之后，我国无产阶级在数量和力量上不断发展，但现实是工人境况不如骡马，无产阶级力量的不断增长以及悲惨的生活境遇促使其日益觉醒，也促使具有社会责任感的知识分子不断思考这种现象产生的根源和改变的途径，从而剩余价值学说等这些最具现实解释力的内容首先被提取出来成为人们重点接受的内容。第二，重点接受哪些内容受到接受者主观条件的影响和制约。当时人们认为“马克思的著书是以艰深难读著名的”，[47]国民总体知识水平的限制，以及所接受到的《资本论》又经过语言和语境的多次辗转，往往更感其深奥难懂，不同接受者虽然在知识结构、实践经历、个性特征等主观条件上有差异，但共同指向的这些内容，无疑表明它们与时人的接受能力相适应，是当时易于理解的内容。必须指出的是，囿于当时复杂严峻的现实形势，虽然人们对《资本论》内容的接受有所侧重，但已经涵盖了马克思的两大发现，抓住了其中的精髓观点，正因如此，当人们用这些理论观点分析现实时能切中时弊，并最终促成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

 中国对《资本论》的早期接受既是特定文化背景和时空环境下时代任务的凸显，又是这一著作走进中国人思想领域的最初回响，其开端的基础性深刻影响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启程。

　　（一）明晰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基本路向

　　《资本论》的早期接受促进人们对现实问题进行马克思主义反思，推动理论与实践的结合，指出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基本路向。近代中国饱受列强欺凌的惨痛教训促使先进分子思考危机的根源并不断探寻摆脱的路径，在这一背景下《资本论》进入中国人视野，为先进分子观察国家命运提供了新思路。当人们从《资本论》中获取唯物史观、剩余价值学说等理论内容后迅速用之对照现实，这些理论观点在对实际问题的有力剖析中，完成了从纯粹外来学说向解决中国现实问题的理论工具的转变，可以说《资本论》从这一时期开始就成为了解决实际问题的指南和工具。即使是并未发展为马克思主义者的早期接受者，如孙中山等人，他们对现实问题的思考也受到《资本论》的影响和激发。《资本论》成为人们分析现实问题的钥匙，这种并非以学术研究而以解决实际问题为起点和中心的思路指出了马克思主义融入中国的基本路向，随着人们对这一理论体系掌握的不断深入与完善，先进分子特别是马克思主义者更加自觉地用这一理论体系阐释、研究、理解中国现实的政治经济状况，回答中国革命的方向和任务，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历史大幕随之拉开。

　　（二）推动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主体的出场

　　《资本论》的早期接受促进了对无产阶级历史使命的认识，发掘了变革中国的新力量，推动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实践主体的出场。传统封建文化对底层体力劳动者向来苛刻，有“君子劳心，小人劳力”之说。社会主义学说传入后，有人将之比作“许行之说”，已注意到其重视体力劳动者的问题，国人对《资本论》的接受尤其是对剩余价值学说和唯物史观的重点吸收更将对劳动和劳动者的认识提升到了一个新的高度。李大钊提出“须知今后的世界变成了劳工的世界”，[48]359陈独秀认为“只有做工的人最有用最贵重”，[13]10先进分子们不仅用剩余价值等学说为劳动者呐喊和争取权益，而且主动投身于底层劳动者之中，“和一般工人和农人握手，去宣传和组织他们”。[49]31他们对无产阶级等社会底层劳动者的认识早已超越对其生活境遇的同情，而是对其历史主体地位的揭示与肯定，他们倡导“劳工神圣”，欢庆五一劳动节，为积贫积弱的近代中国找到了摆脱压迫实现民族自强与独立的基本力量。他们对无产阶级认识的发展推动了对中国革命、中国前途认识的跨越式进步。当时中国社会生产力的落后已成社会共识，梁启超、张东荪等否认中国劳动阶级的存在并提出实行基尔特社会主义的方案，李大钊等基于对劳动阶级历史使命的深刻认识，力推以马克思主义救中国并促进这一理论与中国实际相结合，最终将国家引上了正确的发展道路。

　　（三）奠定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历史基石

　　《资本论》的早期接受蕴含中国对马克思主义的接受方向和选择基因，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奠定了历史基石。今天人们在讨论《资本论》时，往往直接将其作为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将其经典地位视为不必探究的当然前提，实际上其在中国经典地位的形成是一个过程，秘密就蕴含在中国对其具体接受之中。《资本论》在中国的接受是前后相衔的历史推进过程，前人的接受具有历史先在性，后来者一定程度上是沿着前人留下的轨迹向前推进，接受历程的先后顺序决定了早期接受研究不可或缺，虽然这不一定是接受历程中的制高点，但作为起始阶段，对后期的接受活动具有定向性影响。就如《资本论》的手稿经恩格斯整理并出版，可以说恩格斯是《资本论》的“第一接受者”，恩格斯的相关论述时至今日仍是我们接受这一传世经典的重要指引。100多年以前，人们对《资本论》的具体接受使这一在特定背景中形成的著作在变换了的时空里仍具有重要价值，也正是在对具体著作的具体接受中，时人逐渐认识到马克思主义的科学性和真理性，继而将其视为思考现实问题无法绕开的理论资源，从而最终形成了对马克思主义从初识到选择的接受方向的变化，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历史进程的开启奠定了基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