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拥军、陶恩前：从“新发展阶段”看中国道路在国际共运史上的意义

科学社会主义有两个要点：一是共产主义，二是国际主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并没有放弃这两点，但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国情决定了，中国只能迂回地向共产主义目标迈进。这让许多人看不清形势。如果“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真像某些人希望的那样永远不会结束，“左”与“右”或将成为一个在理论上扯不清楚的问题。好在理论自信建立在道路自信的基础上，实践本身对中国道路的社会主义性质给出了回答。党的十九大报告指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这是我国发展新的历史方位。此后，越来越多人开始在理论上认识到“中国道路”的社会主义性质。党的十九届五中全会提出，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实现第一个百年奋斗目标之后，我们要乘势而上开启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新征程、向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进军，这标志着我国进入了一个新发展阶段。新发展阶段使“初级阶段”的社会主义意义愈加凸显。习近平2021年1月11日在省部级主要领导干部学习贯彻党的十九届五中全会精神专题研讨班上发表讲话，进一步为新发展阶段定位，指出新发展阶段不仅是“社会主义初级阶段中的一个阶段”，而且是“我国社会主义发展进程中的一个重要阶段”。习近平强调：“社会主义初级阶段不是一个静态、一成不变、停滞不前的阶段，也不是一个自发、被动、不用费多大气力自然而然就可以跨过的阶段，而是一个动态、积极有为、始终洋溢着蓬勃生机活力的过程，是一个阶梯式递进、不断发展进步、日益接近质的飞跃的量的积累和发展变化的过程。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既是社会主义初级阶段我国发展的要求，也是我国社会主义从初级阶段向更高阶段迈进的要求。”

“更高阶段”是什么阶段？为什么新发展阶段提出了我国社会主义从初级阶段向更高阶段迈进的要求？在世界处于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的背景下，研究相关问题有助于人们反过头来更清醒地认识“初级阶段”的社会主义性质，更深刻地理解中国共产党的共产主义和国际主义性质。

一、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还不是共产主义社会第一阶段

长期以来，“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究竟是不是作为共产主义第一阶段的社会主义”一直是令人们感到困惑的一个重要问题。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理论是在党的十三大上正式确立的。尽管党的十三大报告对“初级阶段”的含义有明确说明，得到了全党一致赞成，但很多人还是各取所需，撇开报告，从其他地方寻找合意的解释。因此，我们有必要正本清源，回到党的十三大报告，重新分析“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含义。

按照党的十三大报告，社会主义初级阶段“不是泛指任何国家进入社会主义都会经历的起始阶段，而是特指我国在生产力落后、商品经济不发达条件下建设社会主义必然要经历的特定阶段”，这是对初级阶段空间范围的明确说明。“我国从50年代生产资料私有制的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到社会主义现代化的基本实现，至少需要上百年时间，都属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这个阶段，既不同于社会主义经济基础尚未奠定的过渡时期，又不同于已经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的阶段”，这是对初级阶段时间范围的说明。“我们在现阶段所面临的主要矛盾，是人民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同落后的社会生产之间的矛盾。阶级斗争在一定范围内还会长期存在，但已经不是主要矛盾。为了解决现阶段的主要矛盾，就必须大力发展商品经济，提高劳动生产率，逐步实现工业、农业、国防和科学技术的现代化，并且为此而改革生产关系和上层建筑中不适应生产力发展的部分”，这是对初级阶段的主要矛盾和主要任务的说明。“总起来说，我国社会主义初级阶段，是逐步摆脱贫穷、摆脱落后的阶段；是由农业人口占多数的手工劳动为基础的农业国，逐步变为非农产业人口占多数的现代化的工业国的阶段；是由自然经济半自然经济占很大比重，变为商品经济高度发达的阶段；是通过改革和探索，建立和发展充满活力的社会主义经济、政治、文化体制的阶段；是全民奋起，艰苦创业，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阶段”，这是对走出初级阶段衡量标准的说明。

上述这些说明同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关于共产主义第一阶段的论述显然是不一致的。按照经典作家的论述，“共产主义社会第一阶段”的任务是消灭商品经济，实现按劳分配，为向“各尽所能，按需分配”的“共产主义社会高级阶段”过渡准备条件。1显然，以这样的标准衡量，社会主义初级阶段与“共产主义社会第一阶段”不是一回事。

这里有几个要点需要重申：

第一，“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包含“社会主义”和“初级阶段”两个要点，意味着中国社会已经是社会主义社会，但生产力水平很低，仍处于初级阶段。

之所以说中国已经是社会主义社会，不仅是因为到1956年底中国已经完成了社会主义改造，而且是因为经过30多年的努力，到1987年党的十三大召开的时候，以生产资料公有制为基础的社会主义经济制度、人民民主专政的社会主义政治制度和马克思主义在意识形态领域中的指导地位已经确立。中国再落后也已经是社会主义，在经济、政治和文化方面有其团结和联合的制度优势；相应地，西方再先进还是资本主义，在经济、政治、文化方面有其分割和对立的制度劣势。中国可以利用资本主义的手段发展社会主义制度，但不能放弃社会主义制度。我们必须坚持社会主义的经济基础、政治制度和意识形态，不能邯郸学步。

之所以说中国的社会主义还是初级阶段的社会主义，是因为当时国家经济实力虽然有了巨大提升，教育科学文化事业有了相当的发展，但人口多、底子薄、人均国民生产总值仍居于世界后列的基本国情没有从根本上加以改变。表现在：一是农业人口占绝大多数，手工劳动占据主导地位；虽然已经有了一部分现代工业，但落后于现代水平几十年甚至上百年的工业仍大量存在，小生产仍是主流。二是一部分经济较发达的地区同广大不发达地区和贫困地区同时存在，整体上仍然贫穷落后；已经具备少量具有世界先进水平的科学技术，但整个国家科技水平普遍不高，文盲半文盲还占人口的近四分之一。三是在生产关系方面，发展社会主义公有制所必需的生产社会化程度还很低，商品经济和国内市场很不发达，自然经济和半自然经济占相当比重，由此决定了当时分工协作水平不高，社会主义经济制度还不成熟不完善。四是在上层建筑方面，建设高度社会主义民主政治所必需的一系列经济文化条件很不充分，小生产习惯势力、腐化堕落的剥削阶级思想和封建特权作风在社会上还有广泛影响，且经常侵袭党的各级组织和国家公务员队伍。这一切表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并不是作为共产主义社会第一阶段意义上那个“社会主义”的初级阶段，而是通往那种“社会主义社会”的一条道路。到越出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时候，以上所有这些表现都将消失。

第二，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并不泛指每个国家都要经历，而只是特指中国在生产力落后、商品经济不发达条件下建设社会主义必然要经历的阶段。 

马克思和恩格斯所设想的共产主义社会是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在自我否定、自我扬弃的基础上为解决生产社会化和资本主义私人占有制度之间的矛盾而建立的，因此，即使其第一阶段，生产力水平也要高于发达资本主义国家。而中国的社会主义脱胎于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生产力水平很低，远远落后于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甚至没有达到中等发达国家水平，这就决定了中国的工业化和生产社会化程度很低，必须经历一个很长的初级阶段，去实现别的许多国家在资本主义条件下实现的工业化和生产的商品化、社会化、现代化。比较起来，发达资本主义国家进入的共产主义第一阶段的社会，可称为“社会主义高级阶段”，而中等发达国家进入的社会主义社会，可称为“社会主义中级阶段”。与此不同，中国的社会主义社会不仅需要经历一个生产力水平低于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社会主义中级阶段，而且需要经历一个生产力水平低于中等发达国家（包括社会主义国家和资本主义国家）的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如果单纯从生产力水平看，只有在经历了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和中级阶段以后，中国才能进入作为共产主义第一阶段的社会主义高级阶段。这就意味着，发达国家是通过资本主义道路（和一个过渡时期）进入共产主义社会第一阶段，中国则是通过社会主义道路走向共产主义社会第一阶段的。

既然中国不是按照马克思主义创始人所设想的在资本主义高度发展的基础上建设社会主义，也不是在中等发达国家基础上建设社会主义，而是在经济文化极端落后的条件下建设社会主义，那就既不能照搬照抄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的论述，也不能照搬照抄外国经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通往共产主义第一阶段的一条道路，并不是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事先在地图上为中国人民标出来的。马克思和恩格斯发现的是发达资本主义国家通往共产主义的道路，列宁试图找到一条相对落后的帝国主义国家走向共产主义的道路，他们都不可能预见中国后来所碰到的问题。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是中国共产党带领中国人民自己闯出来的。这条道路与中等发达国家直接进入社会主义中级阶段或发达国家直接进入社会主义高级阶段不同，还需要经历一个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其任务是不经过资本主义这一历史阶段而完成资本主义所完成的发展生产力和商品经济的历史使命。这就需要把资本主义制度和资产阶级发展生产力的手段剥离开，向资产阶级学习如何发展生产力。中国坚持公有制的经济基础、坚持人民民主专政的政治制度和马克思主义的意识形态，这一点与资本主义道路有着本质区别；但中国也要通过商品经济、市场经济手段发展自己的生产力，这一点与资本主义道路具有相同特征。中国既不能排斥资产阶级创造的发展生产力的手段，也不能因为需要学习和掌握这些手段而走上资本主义道路。相反，中国要努力避免由于采取资产阶级发展生产力的手段所可能导致的、对社会主义道路来说是不必要的弯路。

既然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一条道路，那就不能按照书本上关于共产主义第一阶段的特征作为衡量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区别的标准。邓小平曾经指出：“社会主义的本质，是解放生产力，发展生产力，消灭剥削，消除两极分化，最终达到共同富裕。”这里的社会主义本质，就是按照“道路”原则确定的动态标准：首先是“解放生产力，发展生产力”，其次是“消灭剥削，消除两极分化”，最终才是“达到共同富裕”。这些本质要在道路的延伸过程中逐步实现。按照马克思和恩格斯的看法，资本主义道路最终也要通往共产主义；中国不走资本主义道路，并不是因为它不发展生产力或者它不通往共产主义，而是因为资本主义道路导致两极分化，以牺牲最广大人民利益的方式发展生产力，相较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而言，它是一条弯路。比较起来，经过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到社会主义中级阶段再到社会主义高级阶段的道路尽管也会有曲折，但它由于内在要求坚持“发展为了人民，发展依靠人民，发展成果由人民共享”，因而能够凝心聚力，避免不必要的纷争，是一条最短的路。

第三，从道路延伸的角度看，不同阶段的主要矛盾不同。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主要矛盾是人民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同落后的社会生产之间的矛盾，为解决这一主要矛盾，必须坚持“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的基本路线。

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主要矛盾不同于社会主义中级阶段和高级阶段的主要矛盾。共产主义第一阶段或对中国而言的社会主义高级阶段将消灭商品生产，消灭要素分配，实行单一的按劳分配，并以此为动力大力发展生产力，为向共产主义高级阶段的按需分配过渡奠定基础。然而，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则需要在以公有制为主体的前提下发展多种经济成分、在以按劳分配为主体的前提下实行多种分配方式、在共同富裕的目标下鼓励一部分人通过诚实劳动和合法经营先富起来，为发展商品经济和市场经济提供体制机制保障，为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促进生产巨大发展，为向作为共产主义第一阶段的社会主义阶段过渡奠定基础。

必须指出的是，后来提出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把公有经济和非公经济都视为市场主体，把它们都当作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有机组成部分，这并不意味着非公经济是社会主义经济。正如卫兴华所指出的那样，“社会主义经济”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是两个既有联系又有区别的概念，不容混同。在笔者看来，非公经济特别是其中的资本主义经济成分固然也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有机组成部分，但它们却是社会主义经济的异质成分，必须服从和服务于整体的社会主义经济。关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关系，也是如此。卫先生同样认为，“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特指我国整个社会主义历史时期中一个特定的阶段，它在逐步发展中会依次上升到中级阶段和高级阶段”，各个阶段都有自己的特色，不能混淆不同阶段的特点。

这充分表明，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路线中，经济建设这个“中心”和“改革开放”这个基本点不能脱离“四项基本原则”这另一个基本点。按照党的十三大报告的说法，“坚持社会主义道路、坚持人民民主专政、坚持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坚持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这四项基本原则，是我们的立国之本。坚持改革开放的总方针，是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党的路线的新发展，它赋予四项基本原则以新的时代内容。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和坚持改革开放这两个基本点，相互贯通，相互依存，统一于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的实践。不能以僵化的观点看待四项基本原则，否则就会怀疑以至否定改革开放的总方针。也不能以自由化的观点看待改革开放，否则就会离开社会主义轨道。……排除僵化和自由化这两种错误思想的干扰和影响，将贯穿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全过程”。从后来的发展看，两种错误思想的干扰始终没有完全排除，不同时期各有不同的表现。

值得警惕的是，党的十九大和十九届五中全会后，有的学者甚至歪曲邓小平关于整个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需要十几代人、几十代人才能得到巩固的观点，硬说这是指初级阶段需要十几代人、几十代人的时间。这实际上是混淆了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和整个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时间界限，目的是为落后的生产力水平相适应的那些生产关系和上层建筑辩护。在这种情况下，习近平关于“我国社会主义从初级阶段向更高阶段迈进”的论述，就具有极为重要的意义。

二、“新发展阶段”标志着“初级阶段”向更高阶段迈进

党的十九大报告一方面指出，早在党的十八大以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就已经进入新时代，主要矛盾已经转化为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另一方面也强调，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国情没有变，中国是发展中国家的国际地位没有变。这与党的十三大报告讲中国已经是社会主义社会，但仍然处于初级阶段，是一种鲜明的前后相继关系。同样，党的十九届五中全会提出“新发展阶段”，与党的十九大报告提出“新时代”，在理论表达上是一种前后相继关系，应当在新时代语境中去诠释新发展阶段。

党的十三大以来，笔者长期关注和研究中国社会的发展阶段问题。限于篇幅，这里既无必要也无可能去重述所有的观点，对本文来说，需要指出的是以下三点：第一，初级阶段理论不是为了像研究关于卡夫丁峡谷问题的学者们所希望的那样去“跨越阶段”，而是为了“缩短和减轻分娩的痛苦”；第二，一个国家自己的路只能自己走，想重走西方或其他社会主义国家的老路，结果只能是走进死胡同；第三，为了少走弯路，发挥后发优势，前人走过的路应当作为参考，其他国家的长处必须努力吸取。按照这种曲折发展的“道路”理论，传统的“左”“右”之分已经失去意义。传统的“左”“右”是指激进派和保守派；激进派往前走，是“左”，保守派往回走，是“右”。但改革开放以来，人们形成了“左派往回走、右派往前走”的印象。这种错误认识导致分歧越来越大，共识越来越难寻找。有些人认为中国在前进，有些人认为中国在后退。之所以如此，就是因为这条道路并非一条直线，而是一条曲线，用传统的说法，是“螺旋式上升”或“波浪式前进”，因此用直线标准衡量，短期看来前进似乎本身就是在后退，只有从相对较长的时期考察，才能看到总体的上升和进步。

造成螺旋式上升或波浪式前进而不是直线上升或直线前进的原因，在于发展的不平衡。中国是从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进入社会主义社会初级阶段，而不是由发达资本主义进入作为共产主义第一阶段的社会主义社会的。因此，有的方面比资本主义国家先进，有的方面甚至很多方面却比资本主义国家还要落后。从根本制度看，中国的社会主义制度高于西方的资本主义制度，为中国的高速发展奠定了基础，尤其是集中力量办大事的优势，使得中国有可能在同国际资本的竞争中占据有利地位。资本主义之所以必然为共产主义社会所取代，最主要是因为资本主义基本矛盾即生产社会化和生产资料资本主义私人占有之间的矛盾，而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中国由于总体生产力水平低下，存在大量前资本主义成分，特别是小生产成分。这些成分，凡能够实现生产社会化的，都可以直接改造成社会主义公有制；但有的尚无规模经营、社会化经营的条件，只能分散经营，因而不得不采取私有制，甚至个体所有制的形式，才能得到发展。它们属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中的非社会主义成分，却是市场经济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在整体生产力水平低下的情况下，追求所有制和分配方式纯而又纯，不仅不利于社会主义生产力的发展和综合国力的提高，而且不利于人民生活水平的改善。这些方面的改革看起来都是在后退，因为相对于原来的国营经济和集体经济来说，非社会主义成分无疑是落后的经济成分。但是由于它使原来被闲置的不适合集体经营的小生产成分得到利用，按照三个“有利于”标准衡量，它既然能促进生产力的发展，就又是一种进步。它不仅构成对社会主义经济成分的有益补充，而且也为发展到适合规模经营的时候转化为公有制奠定了基础，因此在服从和服务于整个社会主义经济的意义上，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有机组成部分。

这就要求，我们在对两个“毫不动摇”的认识上不能有偏颇。对于公有制成分是在“巩固和发展”上“毫不动摇”，而对非公有制成分则是在“鼓励、支持、引导”上“毫不动摇”。这种提法上的区别极为重要。公有制成分不仅不能削弱，相反必须“毫不动摇地巩固和发展”。比较起来，非公成分一方面需要“鼓励、支持”，另一方面需要“引导”。这就是说，非公成分现在还不到削弱的时候，还需要继续发展，因此要鼓励和支持，但不能放任其自发性；等到生产社会化程度越来越高，非公经济将不再促进、反而妨碍生产力进一步发展，那么消灭私有制的时刻就到来了。

就此而言，中国需要开放，并不单纯是从学习社会化大生产的技术和管理手段这些所谓“中性”或“不带社会制度属性”东西来说的；中国也需要向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学习管理和经营小生产的技术、手段等从制度属性上来说属于落后的东西，因为它们是中国发展生产力所必需的。然而，资本主义并不因为我们向它学习，就不再是资本主义。我们需要这些落后的东西，是因为自己有些东西比这些东西更落后。我们学习它，是为了变得先进一些。然而，这种先进并不具有绝对的、固定不变的意义，而只具有相对的、发展中的意义。学习资本主义是为了超越资本主义，而不是为了变成资本主义。需要警惕的并不是开放本身，而是开放过程中失去自主性，不善于鉴别中国需要的东西和不需要的东西，用鲁迅的说法，是误把“拿来主义”和“送来主义”相混淆。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作为一条道路，它的延伸意味着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必然向中级阶段和高级阶段过渡。人不可能永远做儿童或少年，中国的社会主义也不可能永远停留于初级阶段。邓小平提出“三步走”战略，设想到21世纪中叶初级阶段结束的时候，中国人均GDP将达到4000美元，那时“在世界上虽然还是在几十名以下，但是中国是个中等发达的国家了”。党的十三大报告把“三步走”战略概括为：第一步国民生产总值比1980年翻一番，解决人民的温饱问题；第二步到20世纪末国民生产总值再增长一倍，人民生活达到小康水平；第三步到21世纪中叶，人均国民生产总值达到中等发达国家水平，人民生活比较富裕，基本实现现代化。实际发展速度比预想快得多。中国到2010年人均GDP已经达到4000美元，比预想提前了40年。党的十八大以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党的十九大提出中国社会的主要矛盾已经由“人民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同落后的社会生产之间的矛盾”转化为“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到2019年底，中国人均GDP超过10000美元，在此基础上，中国到2020年底全面建成小康社会，最低生活水平人群达到了“两不愁”“三保障”的要求。按照党的十九大报告的部署和党的十九届五中全会关于2035年远景目标的规划，中国将提前15年，到2035年基本实现现代化。无论是按照邓小平的设想，还是按照党的十三大的指标，社会主义初级阶段都将走向结束，在初级阶段基础上向更高阶段迈进的条件正在成熟。

在这种情况下，如果还停留于改革开放初期对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认识，看不到生产力巨大发展所带来的生产关系变革的要求，看不到随着生产社会化的发展，与小生产相适应的非社会主义成分正在走向过时，试图固守已经和正在导致两极分化的生产、交换、分配和消费关系，那就表明，这些人还生活在20世纪80年代或90年代，看不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已经先后由温饱到小康，再到全面小康，正在进入共同富裕的新时代。

有的人富、有的人穷不能称为共同富裕。2020年底，中国宣布消除绝对贫困，共同富裕意味着相对贫困也将被消除。在现代社会，相对贫困集中表现为两极分化。按照邓小平关于社会主义本质的看法，现在到了实现“消灭剥削，消除两极分化，最终达到共同富裕”的时候了。这是一个惊人的变化。迄今为止，没有一个国家完成了消除两极分化。相反，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在建立了类似中国小康社会的“福利社会”以后，由于新自由主义的影响重新扩大了本已缩小的贫富差异，两极分化的格局再次形成。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现在面临的几乎所有社会问题和政治问题、意识形态问题都根源于两极分化。因此，新发展阶段要解决的问题不仅对于中国来说是崭新的课题，而且也是制约发达国家进一步发展的课题。新发展阶段具有极为重要的世界历史意义。

习近平指出，实现共同富裕不仅是经济问题，而且是关系党的执政基础的重大政治问题。要统筹考虑需要和可能，按照经济社会发展规律循序渐进，自觉主动解决地区差距、城乡差距、收入差距等问题，不断增强人民群众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这就意味着，共同富裕不能仅用经济指标衡量。它既是经济问题，也是社会问题、政治问题、精神文明问题，等等。2035年到2050年不仅是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走向结束的时期，而且是我国社会主义从初级阶段向更高阶段迈进的时期。遗憾的是，许多人对这一变化尚缺乏足够的意识，更不要说充分估计其潜在意义。

三、“更高阶段”是“赶超”发达国家的阶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