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文献"是推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研究的文本支撑，也是马克思主义理论学科的基础性研究。然而该领域的研究尚处于初步阶段。科学阐释"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文献"的意涵内蕴，澄清"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文献"与其他若干易混淆的概念间关系，探寻"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文献"研究的方法自觉具有重要的学理价值。
关键词：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文献；概念释义；关系澄明；方法自觉
近年来，学界普遍关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学科的基础理论命题研究。基于范畴学、解释学、史学等视角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研究已有相关的学术成果。这些富有成效的独特见解是推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研究，加强马克思主义理论学科建设的重要保障。但从已有的成果分析，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研究成果中，“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文献”研究尚未得到充分重视。作为科学体系建构重要组成内容和理论有机统一的“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文献”研究是值得开拓的科学领域。“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文献”的意涵阐释是研究该命题的逻辑起点。对其概念释义，虽然并非机械地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与“文献”两者概念的叠加拼凑，但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与“文献”单独概念的理解有助于提炼概括其深刻的内涵。对于“文献”一词，其理论渊源最早可以追溯到《论语•八侑》“夏礼，吾能言之，杞不足徵也；殷礼，吾能言之，宋不足徵也。文献不足故也。足，则吾能徵之矣。”[1]P120-121 古人把“文”理解为典籍，把“献”解释为贤人。如宋代朱熹认为：“文，典籍也；献，贤也。”[2]P22-23 传统意义上“文献”内含的深意包括历史资料，如历史档案、古代典籍等，以及通晓历史、掌故的贤者。改革开放后，我国颁布了《国家标准•文献著录总则》，在总则中明确了“文献”的内涵，即“记录有知识的一切载体”。[3] 这里“记录有知识”既包括历史古籍上记载的知识，也包括实践发展过程中不断涌现出的新知识，因而事实上等同于“文化”。“一切载体”既包括记录知识的物质载体，如竹帛、纸张、磁盘等，又包括记录知识的手段，如书写、录音、录像等。因此，可将“文献”理解为“用文字、图形、符号、声频、视频等技术手段记录人类知识的一种载体”。[4]P6而关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概念，毛泽东在《论新阶段》一文首次阐明其科学内涵。即“使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具体化，使之在其每一表现中带着必须有的中国的特性，即是说，按照中国的特点去应用它，成为全党亟待了解并亟须解决的问题。”[5]P534 尽管不同历史时期，“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概念在表现形态上会结合具体的历史语境呈现多样化的特征和略微差异化的表述，但是其内在的思想和本质一致，贯穿革命、建设与改革的全过程。（微信公众号：思政学者）概言之，“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就是把马克思主义理论与中国的革命、建设与改革的实践、中国历史、中国传统文化相结合，使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生根、发芽、开花、结果，并不断为人民群众所理解、认同、接受，形成具有中国特色、中国气派、中国风格的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理论成果。基于“文献”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概念分析，笔者认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文献”是记录中国共产党人在革命、建设、改革的历史进程中，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与中国国情相结合而形成的被实践已经检验证明了的科学理论的一切载体。“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文献”承载内容的历史起点不必然是建党前夕或建党时期，而是马克思主义在中国被广泛传播，在党内和广大人民群众间获得持续、广泛认同，并被实践证明为科学理论之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文献”记录的内容也不仅仅是对既有理论认识的重复，也包括运用科学理论指导中国实际，在实践中得到进一步检验并不断发展、创新的理论成果。“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文献”所反映出的不是某一个人或者是某几个人偶然的突发奇想，而是在科学社会主义理论的指引下，在中国共产党的正确领导下，集体智慧的结晶。关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文献”外延，学界尚未形成定论。有学者认为其外延主要包括：“‘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理论命题研究、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主要理论成果研究，以及对中国早期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做出过贡献的革命者思想的研究，比如李大钊思想研究、瞿秋白思想研究等等。”[6] 笔者认为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文献”外延的这一归纳不够全面。显然，中国共产党重要会议集、文件汇编、会议选编、文件集，中国共产党主要领导人的全集、选集、文集、文选、年谱、传记、回忆录等都是应有之意，而且“中国早期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做出过贡献的革命者思想”概念界定也过于含糊，“早期”的时间界定到底是五四前期，五四时期，还是建党前后，我们都不得而知。“早期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做出过贡献的革命者思想”固然是其外延的重要组成部分，但新时期、新时代，以邓小平、江泽民、胡锦涛、习近平等为主要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理论创新的文献毫无疑问也在其范畴之内。鉴于学界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文献”外延认识存在缺憾，笔者尝试性地从横向与纵向维度加以探究。从横向维度审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文献”外延范畴主要包含如下方面：（1）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自身命题研究文献，如阐述其科学内涵、组成要素、途径方法、历史进程、实践经验、基本规律、历史贡献、理论成果等方面的文献。（2）重要人物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研究文献，如分析李大钊、陈独秀、毛泽东等中国共产党人或其他主要知识分子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理论贡献的文献。（3）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理论成果研究文献，如阐释毛泽东思想以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文献。（4）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与其他的互动关系研究文献，如探究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与传统文化之间内在契合，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与大众化、民族化、时代化的关系，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与马克思主义理论学科发展，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与国家治理现代化逻辑互构，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与中华民族伟大复兴逻辑统一等方面的文献。凡是涉及上述内容的相关论著、发表的论文、手稿、书信、读书摘录、笔记、批注、记事笔记和谈话记录等，不管是以文本形式出现还是以电子影视音像形式出现的都是其外延展示。从纵向维度审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文献”外延范畴应回到具体的历史语境中去，依据客观的史实，将其从时间纵向跨度展开研究。具体表现如下方面：（1）1919-1927年间的新民主主义革命基本思想文献，主要包括八七会议前的“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文献”，即马克思主义在中国早期传播的文献，新民主主义革命基本思想的文献，新民主主义革命三大法宝的文献。（2）1927-1938年间以新民主主义革命道路为中心的文献，主要包括八七会议至六届六中全会前的“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文献”，即新民主主义革命道路形成的相关前提性问题的文献，新民主主义革命道路的文献，工农武装割据即新民主主义革命道路实现形式的文献。（3）1938-1949年间新民主主义革命理论系统化的文献，主要包括六届六中全会至七届二中全会期间的“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文献”，即马克思主义哲学问题中国化与党的思想路线的文献，新民主主义革命理论系统化的标志性成果——毛泽东思想的文献，新民主主义革命理论系统化成果的文献，新民主主义革命三大基本经验的文献。（4）1949-1956年间社会主义改造理论的文献，主要包括七届二中全会至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期间的“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文献”，即七届二中全会至社会主义改造前的文献，社会主义“三大改造”理论与中国社会主义道路选择的文献。（5）1956-1978年间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在曲折中发展与停滞时期的文献，主要包括社会主义制度基本确立后至十一届三中全会前的“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文献”，即开始全面建设社会主义十年的文献，“文化大革命”十年的文献，“文化大革命”结束后至十一届三中全会前的文献。（6）1978-2012年间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蓬勃发展的文献，主要包括改革开放至今的“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文献”，即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共产党继承和发展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形成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文献。（7）2012年至今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在新时代创新发展的文献，即党的十八大以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丰富和发展马克思主义形成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21世纪马克思主义——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文献。二、“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文献”与其他若干易混淆的概念间的关系澄明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是马列主义在中国的运用与发展，是马列主义在中国的“衍生”。中国共产党是马克思主义政党，也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理论创新的核心主体。无论是革命战争年代，还是和平发展时期，中国共产党始终以马列主义为行动指南，在中国传播马克思主义科学理论并与中国实际结合，生成中国化马克思主义理论成果。因此，马列主义、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中国共产党之间紧密衔接。那么，关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文献”研究就有必要厘清其与“马列主义文献”“中共党史文献”的关系，以便在学术研究中正确把握相关概念，推动学科的发展和理论的创新。此外，“文献”与“文献学”虽只有一字之差，但是其本质内涵上相差甚远，“文献”是一种载体，而“文献学”则是研究客观对象的科学。所以，在具体研究中也需要澄清“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文献”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文献学”之间的区别与联系。1.“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文献”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文献学”由上文已知，文献是“记录有知识的一切载体”，而文献学则是以在收集、编纂、整理、利用文献的具体实践过程中产生的对文献的基础认识及以文献发展规律为研究对象的科学。究其渊源，公元前6世纪，春秋中叶，儒学大师孔子整理诗、书、礼、易春秋为主的古代典籍便有文献学术方面的研究，由此观之，“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文献”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文献学”分属不同的“场域”。（微信公众号：思政学者）前者是研究记录马克思主义在中国传播并与中国国情相结合形成中国化马克思主义理论成果的重要载体；而后者则是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文献”的反思与建构，是一种关于文本研究的理论科学。“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文献学”主要研究“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文献”的性质特点、历史发展、基本内容、功能价值、经验规律、类型方式、生产分布、收集整理、加工编纂以及文献流、文献群、文献版本、校勘等。厘清“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文献”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文献学”之间的差异，并不是割裂其内在的关联，而是为了更好地实现两者的内在统一，前者是在后者指导下的文字记载，后者是研究前者过程中知识积累和经验总结的科学凝练。马克思主义之所以经久不衰，基业长青，究其缘由，主要是马克思主义凭借自身的科学性、实践性、前瞻性，与各国的实际相结合，并通过民族的思维方式、语言文化、生活习惯生动表达，形成民族化、本土化、地域化的理论成果。经典马克思主义（马列主义）与中国化马克思主义之间是源与流的关系，“马列主义文献”是研究“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文献”的基础和依据，“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文献”是“马列主义文献”在其他民族和地区具体化的、本土化的生动表现。“马列主义文献”的外延主要是记录马克思、恩格斯、列宁等经典作家思想成果的文献，而“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文献”的外延主要是载有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与中国国情相结合而形成的创新理论成果的文献，概言之，即容纳毛泽东思想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等科学知识和思想理论的载体。由此可见，“马列主义文献”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文献”内在统一、相互关联，但两者却不能视为一体，等量齐观。一部中国共产党的历史，就是一部不断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历史。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文献”与“中共党史文献”概念存在差异。“中共党史文献”是中国共产党历史文献的简称，是史学文献的重要组成部分。按照上文对“文献”内涵的界定，“中共党史文献”就是记录中国共产党历史知识和信息的一切载体。“中共党史文献”的外延也十分宽泛。纵向维度，中国共产党成立前后关于中国共产党成立筹备工作、创建过程、历史活动等知识和信息的记载都是其外延；横向维度，记录中国共产党理论创新与实践轨迹的文献，包括中国共产党领袖人物、杰出人物生平的著作、文章以及他们生平思想与实践的文献，著名史学家、政治学家、文学家等对中国共产党历史的记载，其他民主党派出版的关于中国共产党制定方针政策以及历史活动的文献，港澳台地区出版的关于中国共产党思想理论与实践活动的文献。回忆录主要包括中国共产党人对本人生平、经历的回忆录，他们去世后后人为其撰写的回忆录等，以及党员干部、各民主党派、专家学者、人民群众、来华外国人等对杰出中国共产党人的怀念所撰写的回忆著作和文章。报纸杂志上“中共党史文献”囊括中国共产党、非中国共产党创办报刊记录中国共产党历史，研究中共党史的文献，以及其他国家创办的报刊记录中国共产党历程的文献等。由此不难发现，“中共党史文献”的外延比“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文献”的外延宽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文献”不必然是对中国共产党所有的信息、知识、文字的记载，而是以理论文章或专著为主要载体，“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文献”必然是以正确的理论形态留存下来，以启示、指导后人。记录中国共产党在革命、建设道路上所犯错误、出现偏差的文献资料只能以经验教训总结的形态列入。“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文献”是记载中国共产党人集体智慧结晶的载体，个别共产党人的一家之言，或者未被实践检验为科学性的突发奇想的理论文献不在其序列当中。永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文献”研究旺盛的活力，除了要加强基础理论命题研究，还必须遵循科学严谨的方法，形成理论创新的方法自觉。“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文献”的研究需要拓展研究视域，创新研究手段，遵循其动态演进规律开展整体性研究，尊重其原始表达推动成果转化。唯有如此，才能推动马克思主义理论创新，形成“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文献”研究的方法论基础。“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文献”研究需要借鉴其他学科的研究范式并将其转化为研究的一般方法，拓展研究的视野。如“史学”的研究范式值得“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文献”研究借鉴，“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文献”嵌于复杂多样的革命、建设、改革的历史语境中，是对特定历史环境下社会真实的客观表达与反映，要想真正理解“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文献”背后隐藏的历史真实，领会文献内含的科学思想，就必然要尊重历史研究的范式，查阅相关的档案文献资料，深挖文献产生的历史根源，理顺历史发生与理论创新的内在逻辑，展示历史的真实，解答理论创新的历史贡献。此外，其他学科的研究范式也需要根据实际情况有选择地加以借鉴和转化，以便推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文献”的深入研究。“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文献”研究尚无完善的技术手段，需要创新研究方法，探求“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文献”研究实践路数，如将比较研究方法融入“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文献”研究，以为其提供独特的方式与崭新的思维，从卷帙浩繁的“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文献”中按照一定的门类进行归类，从复杂多样的文献资料中理清线索，总结特征，抓住规律。（微信公众号：思政学者）科学比较散见于不同历史时期、不同人物著作中的文献资料，不难发现，同一问题在不同历史时期存在差异表述，同一历史时期，不同理论的生成与路向也各不相同，不同共产党人对同一问题或不同问题的选择与接受也不尽一致。通过比较研究，才能肃清历史虚无主义的毒瘤，还原“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真实的历史场景，鉴别不同语境、多元话语中社会思潮的真伪，形成既相对独立又兼容并蓄的学术格局，推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研究朝着科学化、精细化、多样化发展。3.遵循“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文献”动态演进规律，开展整体性研究任何文献史料都承载着丰富的历史信息。历史的变迁不是一蹴而就，而是动态发展的过程。同样，研究文献也不能静观其中，只截取其中某一节点、某一表层的切面就事论事，而应该以联系、发展的严谨态度，尊重历史演变规律，捕捉文献资料中的“动态”画面，“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文献”研究也是如此。马克思主义在中国传播、选择、认同、接受、创新过程的历史文献生动描绘和记录了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生根、发芽、开花、结果的历史过程，这些文献资料的梳理与探究都需要从动态发展的视角，有时间跨度地选择典型文献，从整体、动态、发展的多维视角展开，通过较大跨度的文献追寻，将不同历史时期论述相同理论命题的文献作为整体研究，既要重点研究已成定论的文献，又不可小觑尚有争论的文献，并从其他文献资料中寻找佐证的依据；既注重不同时间点同一问题的文献展示与呈现，又将同一问题在不同时期的文献梳理串联分析；既要抓住时空跨度下文献资料的个体差异和内在思想生成脉络轨迹，又要善于从文献统一中凸显差异，从独特中寻求共识。4.尊重“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文献”原始表达，推动其成果转化文献中的文本话语在不同场域中的话语转换有可能会造成语义的流失，话语的剥离，文本的误读，这就要求“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文献”需要尊重文本的原始语言，还原文献的本来风貌，具体地、历史地研究革命、建设、改革语境下的文献本来面貌，做到不断章起义，不望文生义，防止就文献中的个别语汇“借题发挥”，避免对文献中的只言片语臆断曲解，预防将文献中某一个人、某一个阶段的思想代替为全党的思想共识。对文献资料的认识只是基础，更重要的是文献承载的内容得以传播，信息、知识、理论得以被认同和接受，并能在实践中继续丰富发展，形成新的文献资料。作为容纳历史资料与思想理论的“仪器”，科学理论不可能会自发作用于实践，自然也就无法得到主体的认同与重视。要想发挥文献的价值功能，就必然需要将固化在一定物质载体上的信息、知识、理论，以对象所能理解和接受的方式宣传出去，引发思想的共鸣，达到认清历史事实、领会基本知识，实现“理论掌握群众”与“群众掌握理论”的有机统一。“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文献”研究的最终落脚点是要推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和大众化，这就需要借助民族语言表达的技巧和方式，将记载在文献中晦涩难懂、高深莫测的理论话语，以通俗易懂、质朴简洁的语言风格表达出来，把高度抽象凝练的马克思主义理论转化为人民大众喜闻乐见的民族语言，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文献”承载的思想内涵转化为人民的理论认同与行为自觉。（选稿：骆丹 责任编辑：宋燕）[1]陈春会.前诸子时代的思想学说[M].西安:陕西人民出版社,2011.[2]朱熹.论语集注[M].济南:齐鲁书社,1992.[3]国家标准GB37921-83:文献著录总则[B].北京:中国标准出版社,1990．[4]仲超生.信息检索与利用[M].徐州:中国矿业大学出版社,2009.[5]毛泽东选集,第2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6]周龙燕."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文献"的研究综述[J].常州工学院学报(社科版),2010,(2).
本文作者：徐建飞，扬州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副教授
文章选自《思想理论教育导刊》2020年12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