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潘金娥、于海青等：世界社会主义新发展与资本主义新变化研究
The following article is from 共运通讯+ Author 潘金娥、于海青等
70年来，随着世界社会主义曲折进程，资本主义自身及其与社会主义的关系日益发展变化，我国学者对当代资本主义的研究也不断深入，对资本主义的认识越来越深刻。
一、现有社会主义国家的理论与实践研究
在新世纪之前，对越南古巴朝鲜老挝等现有社会主义国家的研究不多，且主要集中介绍各国建立社会主义制度前后，各国的相互帮助和传统友谊。在中国人民大学、北京大学和山东大学等高校的世界社会主义教程中，对几个国家的社会主义制度和改革进行了一些概要性的介绍。20世纪80年代后，我国学者主要关注越南、古巴、朝鲜、老挝五国的社会主义道路、理论、制度和文化的形成、发展与创新。过去十年来，针对各国的社会主义革新的研究文献日渐丰富。其中，中国社科院马克思主义研究院2006年设立了国外社会主义实践研究室（2009年改为当代世界社会主义研究室），专门研究国外四个现有社会主义国家的革新实践和理论。国内其他研究机构有些学者对越南社会主义有所研究，但其他三国社会主义则少有涉足。目前，社会主义国家的建设与改革纷纷进入深水区，梳理和总结各国各具特色的社会主义模式是学界关注的重点，其中，尤以对越南的研究较为全面和透彻，而对古巴、老挝和朝鲜的研究近几年逐渐有越来越多的成果面世。在越南社会主义研究方面，中国社科院潘金娥、清华大学陈明凡等学者对越南社会主义定向市场经济、社会主义民主建设、党的建设、越南马克思主义本土化等问题进行了深入研究。主要专著有《越南革新与中越改革比较》、《越南政治经济与中越关系前沿》、《越南的政治革新》、《中越马克思主义理论创新比较研究》，以及《越南马克思主义理论创新的路径与成果》《越南共产党面临大问题与挑战》《越南共产党的政治革新》《越南反腐实践成效与启示》等。中国社科院毛相麟、徐世澄等学者对古巴社会主义模式、古巴共产党党的建设、古巴经济模式更新等议题进行了解析，发表了《古巴的社会主义》等专著。朴键一、虞少华等学者对朝鲜社会主义实践、朝鲜半岛局势等问题进行了阐释，上海复旦大学朝鲜半岛研究中心和其他半岛研究机构也对朝鲜问题有所涉足，但主要从安全和国际关系角度来进行观察，很少有专门研究朝鲜社会主义及其指导思想的成果。陶红、陈定一、方文等学者对老挝社会主义建设的进展、基本经验、老挝人民革命党和老挝社会主义有所研究，柴尚金出版了口袋书《老挝：在革新中腾飞》。对社会主义国家研究的一个特点，往往与我国对其外交关系结合紧密。例如，随着中国“一带一路”倡议和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提出，老挝积极响应中国的倡议并率先与中国签订了中老命运共同体行动计划，中老关系必将成为我国学者研究老挝社会主义问题的一个重要内容。预计，今后如何加强社会主义国家之间的合作和构建社会主义国家命运共同体，将成为研究社会主义各国的一个新课题。研究表明，当前社会主义国家均面临着不同程度的意识形态、社会矛盾、国际冲突等主客观挑战，而社会主义国家的执政党建设成为各国防腐拒变的关键因素；社会主义国家的交流互鉴是必要的，但照搬和模仿是不科学，也是不现实的，社会主义国家的发展道路具有多样性，社会主义国家，唯有坚持社会主义的基本制度与核心价值，选择符合自身国情、发展阶段和本国人民根本利益的社会主义模式，才能最大限度地发挥社会主义的制度优势，最终实现社会主义的可持续发展。
二、亚非拉发展中国家和地区的社会主义思潮与运动研究
我国学者对发展中国家的研究主要以战后亚洲、非洲、拉丁美洲的民族解放运动和社会主义运动史为背景，聚焦战后70多年来发展中国家社会主义蓬勃发展、动荡挫折、调整转轨等不同发展阶段的理论特征与实践规律。亚非拉社会主义大多可归为各具特色的民族社会主义。由于各地区及国家的历史发展、经济状况、社会结构、文化传统各不相同，因此各自的社会主义理论和实践、纲领和政策均有较大差异。亚非拉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多元、道路模式多样、政党关系多变的特点，决定了其发展历程的复杂性、曲折性和长期性。
亚洲社会主义研究的主要议题，包括亚洲发展中国家的民族社会主义运动、新兴左翼政党的理论与实践。进入21世纪以后，随着尼泊尔共产党、印度共产党等左翼力量的活跃与复兴，相关研究成果也不断涌现。而尼泊尔共产党两派与2018年成功联合执政，成为当前世界社会主义发展道路上的一个亮点。
非洲社会主义研究，以2000年为界划分为两个阶段。非洲社会主义兴起的原因包括有利的国际环境、内部环境以及非洲国家较为落后等。从20世纪50年代至今，非洲社会主义大致经历了形成、激进、调整、低谷、再现等阶段，主要流派包括村社社会主义、阿拉伯社会主义、民主社会主义、非洲科学社会主义等。目前，对非洲社会主义的新发展、非洲共产党的新成绩、非洲国别社会主义研究等方面的研究仍需加强。
拉美社会主义研究，主要包括拉美社会主义思潮与运动、拉美共产主义政党和古巴社会主义研究。拉美社会主义思潮研究主要关注拉美民族社会主义、托洛茨基主义、社会民主主义、秘鲁阿普拉主义、尼加拉瓜桑地诺主义、拉美基督教民主主义、阿根廷的庇隆主义、拉丁美洲解放神学及21世纪社会主义的研究。拉美共产主义政党研究主要关注阿根廷共产党、巴西共产党、委内瑞拉共产党及智利共产党等建党时间较长的共产党发展状况。此外，拉美左翼政党论坛圣保罗论坛和巴西劳工党发起的世界社会论坛也是学界高度关注的地区组织。古巴社会主义的发展与经济社会模式“更新”是国内学界密切关注的重点问题。进入21世纪以来，以委内瑞拉、厄瓜多尔、玻利维亚等国为代表的拉美“21世纪社会主义”理论与实践引发热议。有学者认为，拉美“21世纪社会主义”是杂糅了地区历史和现实多重元素的新政治运动,是变化发展中的新社会主义流派,是更加强调本土特色、替代色彩和地区合作的社会主义。拉美“21世纪社会主义”的出现既有历史必然性,也含有一定的历史局限性,被称为未曾革命的“革命”。未来,拉美“21世纪社会主义”仍有待突破和超越外围资本主义的生产关系、经济结构和制度形态。
总的来看，亚非拉社会主义研究为我们准确把握世界社会主义的发展规律和多元特色提供了重要参考和问题导向。例如，在意识形态多元的条件下，如何坚持和保证科学社会主义指导思想一元化；如何坚持科学社会主义一元化指导地位的同时科学地吸取其它社会主义思潮的精华；如何正确地看待和处理科学社会主义同其它社会主义流派的关系。在道路模式问题上，如何认识社会主义的共同性统一性国际性和社会主义的独立性差异性民族性的关系问题；如何认识和处理革命与改良、单一和多样的关系问题；如何认识和处理过去和现在、目前与长远、现代化与全球化的关系问题等。在政党关系问题上，如何认识和处理共产党与其它党派的关系问题，如何看待坚持共产党的领导与密切联系人民群众的关系问题，如何看待民族资产阶级及其政党在争取社会主义斗争中的地位作用问题等。深入研究亚非拉社会主义的历史特征及经验教训，将有助于我们把握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历史方位及世界社会主义运动未来的发展趋向。
三、原苏联东欧地区社会主义运动和思潮研究
新中国成立初期，我国对苏联东欧社会主义国家的研究以介绍和学习苏联社会主义的理论和建设经验、介绍斯大林和其他苏共领导人的思想观点为主。20世纪60-70年代中苏大论战后，我国学者对苏联和东欧社会主义的研究带有强烈的批判性。直到20世纪90年代以前，以中央编译局、中联部资料翻译为主，内部出版了系列批判苏联“修正主义”的资料，即“灰皮书”。苏东剧变后，对于苏联东欧社会主义解体的原因、教训和国外学者的看法的介绍大量出现，一直保持至今，成为国际共运史研究的一个重要课题。
近年来，我国学者对俄罗斯社会主义研究的重点，集中在苏联解体后俄罗斯的共产党和马克思主义流派、学者的现状，对马克思主义的再认识,对列宁及斯大林等历史人物的看法,对当代资本主义新变化和时代的认识,对社会主义的再认识，对俄罗斯社会和阶级的分析，对共产党自身建设的认识等方面。关于新东欧六国共产党和社会主义运动的研究，主要关注摩尔多瓦共产党人党、乌克兰共产党、白俄罗斯共产党及波罗地海沿岸三国共产党的基本情况，并梳理了这些党对马克思主义、时代、当代资本主义、社会主义、党自身建设、世界及本国社会主义发展前景的认识。中亚社会主义研究主要包括哈萨克斯坦、吉尔吉斯斯坦、塔吉克斯坦共产党、土库曼斯坦共产党、乌兹别克斯坦共产党、外高加索阿塞拜疆共产党的重建情况，及其关于当代资本主义本质、社会主义发展前景和本国社会主义道路探索、党建工作的认识。中东欧共产党及左翼思潮研究，主要关注中东欧共产党力量的重新组合及其对当代资本主义、社会主义、共产党基本理论、党建基本原则的认识等。
四、发达国家共产党和左翼政党研究
国内学界对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共产党的研究始于20世纪50年代，当时陆续出版了一些翻译著作，如《意大利共产党简史》《法国共产党的诞生》《日本共产党斗争小史》，以及各国共产党代表大会文件和资料集等。70年代末80年代初，伴随“欧洲共产主义”的兴起，国内出现了一个发达国家共产党研究的小高潮。进入90年代，《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共产党的历史与现状》《社会主义向何处去——冷战后世界社会主义运动大扫描》等著作，对冷战后初期资本主义国家共产党的发展状况进行了全方位阐释。21世纪后，围绕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共产党的历史、理论、实践研究出版了大量研究成果，比如姜辉著《欧洲发达国家共产党的变革》、聂运麟著《资本主义国家共产党：低潮中的奋进、变革与转型》等研究性专著，以及资本主义国家共产党的国别和个案研究成果，研究视角触及六大洲重要共产党，内容涵盖各国党的历史以及理论、实践与观点主张的新发展新变化。其中，“资本主义国家共产党的理论与实践研究丛书”，围绕日本、法国、美国、英国、希腊、葡萄牙、澳大利亚、塞浦路斯等主要共产党进行了深入个案分析和探讨,产生了较为广泛的影响。此外，相关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共产党领导人如不破哲三思想等的研究专著也有出版。总的来看，这些研究直面世界社会主义处于低潮的时代背景，从历史、理论与实践相结合的视角，围绕各国党的理论探索和实践创新，对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共产党的现状和未来走向进行了多维透视和解读。
改革开放尤其是新时代以来，中国取得了举世瞩目的发展成就，吸引了国外共产党和工人党的广泛关注，世界社会主义“向东看”渐成潮流和趋势。在这一背景下，近年来国内学界评析国外共产党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认知情况的研究非常丰硕。相关研究大都认为，国外共产党肯定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所取得的伟大成就，解读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内涵，期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在推动世界社会主义运动和维护世界和平中发挥更大作用。
国内关于绿党的研究，与对生态社会主义的研究密切结合在一起，20世纪80年代之后开始陆续发表一些介绍德国绿党、瑞典绿党以及阐释其生态社会主义观的文章。21世纪以来，出版了一些具有代表性的研究专著，如刘东国著《绿党政治》、郇庆治著《欧洲绿党研究》等，深入阐释了绿党的兴起与发展、思想与实践、作用与意义，推动了国内绿党研究的深入展开。同时，针对国外新兴的激进左翼政党研究，国内学界2014年后开始有所涉猎，李其庆、林德山的相关著述推动了该研究领域的发展。
五、国外社会主义主要流派研究
社会主义流派研究是世界社会主义研究的重要组成，是一项聚焦社会主义历史源流和基本范畴的基础性研究。正如有学者指出的，研究世界社会主义流派，最重要的是解决划分流派的尺度问题，通常的做法是区别为两大家，即科学社会主义和非科学社会主义。世界社会主义流派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共同构成了当代社会主义运动，前者的研究应该关注时代条件的变化。显然，梳理、比较和甄别世界社会主义发展史上不同社会主义流派的发生、发展和兴衰成败，有助于我们从浩瀚的人类社会发展史中，精准把握世界社会主义思潮及运动发展的主线与规律，从而不断完善对科学社会主义的认识，坚定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理论、制度与文化自信。
我国学者对国外社会主义流派的研究从20世纪80年代起步。1982年，《教学与研究》发表了《加强对当代社会主义流派的研究》一文，对国外社会主义流派研究进行了介绍。我国对国外社会主义流派的整体性研究成果不少，比如余文烈等著《当代国外社会主义流派》，阐述了市场社会主义、民主社会主义、西方马克思主义和欧洲共产主义等社会主义流派的发展及主要政治思想。中共中央对外联络部编著的《20世纪国外社会主义理论、思潮及流派》，涵盖社会主义国家共产党的社会主义观、20世纪国外非执政共产党的社会主义观、社会民主主义的发展演变和评析、发展中国家民族社会主义流派评析等。聂运麟教授主持的教育部哲学社会科学研究重大课题攻关项目“世界社会主义主要流派的历史演进研究”，对世界社会主义主要流派开展有计划、有重点、相互联系的整体性跟综研究。
关于社会主义流派史研究的基本范畴，有学者按历史发展顺序，从世界社会主义500年的思想史中梳理出了25个派别，包括空想社会主义、封建社会主义、基督教社会主义、工场社会主义、农民社会主义、无政府社会主义、真正的社会主义、科学社会主义、国家社会主义、讲坛社会主义、费边社会主义、议会社会主义、工团社会主义、伦理社会主义、行会社会主义、整体社会主义、总体性社会主义、托派社会主义、民主社会主义、自治社会主义、职能社会主义、基金社会主义、欧洲共产主义、生态社会主义及市场社会主义。其中，国内关注较多的流派有以下几个：
（一）民主社会主义民主社会主义或社会民主主义，是西方国家社会主义运动和工人运动中改良主义的思想体系与意识形态。其将社会主义看成是一种道德需要、道德抗议，否认其历史必然性。西方社会民主党是民主社会主义理论的主要实践者，其在资本主义社会中推动了人们物质生活的改善以及公民权利与经济、社会权利的提高，在发展参与民主以补充议会民主,推动社会保障和社会福利等方面发挥了一定积极作用,但由于其本质上是一种社会改良主义路线，因此只能充当“资本主义病床边的医生”，而不能推动实现制度替代。1978年之前，国内学界对社会民主党的研究以介绍性文章为主，也出版了一些党史翻译资料如《德国社会民主党史》四卷本等，整体上是将其作为修正主义和机会主义的代表进行批判为主。20世纪80年代后，相关社民党的翻译和研究著述开始明显增多，且围绕一些热点问题出现了几个明显的研究小高潮，比如20世纪80年代90年代初在戈尔巴乔夫人道的、民主的社会主义之后，国内学界就民主社会主义的起源、性质、作用等展开了激烈讨论。20世纪90年代中后期，源于“第三条道路”提出以及欧洲社民党的重新复苏，国内学者就这一现象进行了广泛探讨。2007年前后，因谢韬发表《民主社会主义模式与中国前途》一文，再次引发了国内关于民主社会主义性质的大讨论。目前，主流观点认为，社会民主主义是一种非马克思主义、改良主义的思想理论和体系，社会民主党与新自由主义相融合，已经越来越偏离社会主义议程。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与民主社会主义是两股道上跑的车，“只有民主社会主义才能够救中国”、“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属于民主社会主义”等主张，企图以此为烟幕，把民主社会主义引进社会主义中国，只能导致复辟倒退，中国只有走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道路才能取得成功。
（二）市场社会主义市场社会主义是一种经济体制的理论或模式，也是世界杜会主义运动的一股重要思潮，它是对将近一个世纪以来倡导和探索社会主义与市场经济相结合的道路与模式的笼统称谓。在不同的历史时期和不同的国度，社会主义与市场经济的不同结合产生了不同的理论和实践模式。我国对市场社会主义的研究，起步于20世界90年代中期。余文烈、姜辉、吕薇洲等学者运用马克思主义的观点，分析和评价了市场社会主义思潮兴起的背景、理论模式和基本主张，系统探讨了市场社会主义的基本特征，如改良或替代资本主义的社会政治目标、市场主导的经济运行机制、形式多样的社会所有制结构、兼顾平等与效率的价值取向、突出政治民主和经济民主和浓厚的乌托邦色彩等。还有不少学者从比较视角探讨了该思潮对于我国经济体制改革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建设的意义，强调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又克服了市场社会主义外部结合论等方面的局限，基于我国社会主义的性质和初级阶段的国情，在市场与公有制结合形式等方面进行了理论创新，从而实现了对市场社会主义的超越。《市场社会主义论》《市场社会主义：历史、理论与模式》等，是系统研究市场社会主义思潮的主要著作。近些年来，市场社会主义研究仍在不断推进，出版了不少以经济民主为讨论核心的研究成果。
（三）生态社会主义生态社会主义是近30年来西方新崛起的社会思潮和运动，其迅速成长及普遍影响成为当前世界社会主义发展最重要的现象之一，甚至被赋予21世纪最有生命力的社会主义思潮的重要地位。自20世纪80年代中期开始，我国学界开始介入生态社会主义研究，出版发表了大量研究成果。这些成果从初期的介绍生态社会主义的由来、背景、基本主张和发展概况，逐渐延伸至对其在当代社会经济、政治发展中的地位评价，对重要学者如高兹、怀尔德、阿格尔、佩珀，重要理论观点如生态社会主义的绿色政治学说、当代资本主义批判、社会发展观等的系统评析，对生态社会主义与马克思主义、科学社会主义关系的阐释，以及生态社会主义学说对我国生态可持续发展的启示等方面。多数观点认为，生态社会主义在对现代工业社会主流价值观进行批判性审视的基础上，构建了一种全新的价值观体系。其始终把社会主义作为支撑其价值观体系大厦的“阿基米德支点”，主张在平等的生命交流的基础上重建人与自然的和谐关系，追求社会公正和人的解放，因此对生态社会主义价值观的合理性和局限性，应给予客观的、公正的评价。
（四）女权社会主义女权主义思潮是当代西方社会中一种具有较大影响的思潮。其伴随西方女权运动的高潮，兴起于20世纪六七十年代，进而在世界范围内得到广泛传播。20世纪80年代末，我国学界开始译介一些女权社会主义、女权马克思主义的著作，此后陆续发表了一些评析该思潮的研究成果，但整体上数量不多，尤其是从宏观上反映该思潮发展演进历史、代表性学者和观点的研究较为稀缺。目前的主要观点认为，女权社会主义作为当代西方国家中女权主义思潮与社会主义思潮相结合的产物,从某一侧面反映了马克思主义对女权主义的影响，反映了女权主义运动与社会主义运动的联系。
（五）欧洲共产主义“欧洲共产主义”并不是一个地域性概念，而是当代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共产党运用马克思主义，探索适合本国条件的社会主义变革道路的一种理论。其基本主张是，当代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工人阶级,将通过一条不同于十月革命的民主道路,达到社会主义变革的目标。20世纪70年代末至80年代，我国学界出版了大量欧洲共产主义的相关译著译文，如《“欧洲共产主义”与国家》《欧洲共产主义的危机》《欧洲共产主义的由来》《论欧洲共产主义》等，也发表了大量研究欧洲共产主义的论文，深入探讨欧洲共产主义的由来、实质、与社会民主主义的关系及其对于国际共运和世界战略态势的影响等。90年代后，国内关于欧洲共产主义的研究，聚焦欧洲共产主义对苏联演变的影响，尤其是对戈尔巴乔夫“新思维”的影响。进入21世纪，伴随欧洲共产主义影响衰落，相关研究急剧减少。多数观点认为，欧洲共产主义的产生具有历史必然性，其国家、阶级、革命和政党理论等集中反映了欧洲共产党人的理论探索，既具有合理性又具有局限性。欧洲共产主义的失败，与国际形势、国际经济政治大环境变化、西方各国内部极右翼和极左翼的夹击、欧洲社会民主党的兴起、西欧社会的结构性变化、苏共直接插手、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分裂、缺乏与时俱进的理论创新等密切相关。
六、当代资本主义研究
国际共运和世界社会主义的发展，离不开资本主义形成、演进的社会大背景。当代国际共运和世界社会主义的发展，更是与资本主义的新调整、新变化存在着密不可分的联系。正如习近平总书记指出的，世界格局正处在加快演变的历史进程之中，产生了大量深刻复杂的现实问题，提出了大量亟待回答的理论问题。这就需要我们加强对当代资本主义的研究，分析把握其出现的各种变化及其本质，深化对资本主义和国际政治经济关系深刻复杂变化的规律性认识。
（一）资本主义整体性研究新中国成立后至20世纪五六十年代，由于资本主义与社会主义阵营的对立以及苏联的影响，我国在对资本主义的研究上更注重对资本主义的矛盾与危机等的研究，对资本主义在战后黄金时代的发展与调整研究较少。在这一阶段，学者们大多认为，二战后，资本主义制度无论在国内战线上、在殖民地附属国战线上，或者在帝国主义之间，是愈来愈被削弱着并酝酿着更深重的危机。20世纪70年代以来，随着许多资本主义国家先后与我国建交，学界对资本主义的认识也随之深入。尤其是在苏东剧变后，面对着资本主义的调整与变革以及冷战的结束，对资本主义的研究也在新的时代背景下展开了新的篇章。学者们普遍认为，资本主义的发展表明，资本主义的基本矛盾并未消失，其必将被社会主义所取代的历史命运也并未改变，但从目前来看，资本主义仍具备较强的实力，通过改革调整还有一定的发展空间。通过不断地自我调整和变革，资本主义仍然能焕发一定的生机与活力，社会主义替代资本主义是一个漫长的过程。在两制并存的背景下，两者之间过去那种以势不两立的对抗为主旋律的状况逐渐为以和平共处为基点的合作关系所取代，彼此都主动地或被动地、自觉地或不自觉地吸收和消化了对方的许多有益的营养成分来发展自己、校正自己。[17]
（二）资本主义发展阶段研究列宁根据19世纪末至20世纪初的新形势，提出了“帝国主义是资本主义发展的最高阶段”的论断。20世纪70年代以来，随着新科技革命和经济全球化的发展，资本主义出现了新的变化，列宁所论述的帝国主义五大基本特征也发生了变化。学者们根据这种变化了形势对当代资本主义所处的发展阶段进行了新的界定，出现了多种观点。一是国家垄断资本主义。徐崇温等学者认为，尽管当代资本主义发生了一系列变化，但总起来说没有改变国家垄断资本主义这一定位。二是国际垄断资本主义。靳辉明、李琮、顾海良、刘昀献等学者认为，资本主义已进入国际垄断资本主义阶段。在市场经济全球化和世界经济自由化的大潮中，各种形式的跨国公司、多国公司和国家垄断同盟的迅速发展，其在全球经济中的主导和支配地位的形成，是进入国际垄断资本主义阶段的基本标志。[18]三是社会资本主义。董崇山等学者认为20世纪80年代以来信息化和社会化的发展使世界资本主义进入到了社会资本主义的新阶段，社会资本主义就是社会化程度更高、国家政府社会职能更强、社会主义因素逐步增多的资本主义。四是超国家垄断资本主义。罗文东认为，20世纪80年代以后,西方发达国家进入了超国家垄断资本主义发展的新阶段。在这个阶段,私人垄断、国家垄断和国际垄断的形式、作用以及它们之间的关系都发生了显著的变化，垄断资本超越国家界限、摆脱国家管制,在全球范围内榨取超额垄断利润的倾向明显增强。[19]五是国际金融垄断资本主义。何秉孟等学者认为，从20世纪70年代开始，当代资本主义发展已由国家垄断向国际金融资本垄断转变。在这一阶段，以跨国公司为代表的国际垄断资本、尤其是国际金融垄断资本已经成为经济全球化的深厚基础，超级国际金融垄断资本集团已经具备足够的实力把全世界作为其运作的舞台。[20]
（三）资本主义新变化新现象新特点研究二战后，在新科技革命、经济全球化和世界社会主义运动的推动下，资本主义不断进行自我调整和改良，从而在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等方面出现了一系列新变化。20世纪60、70年代，生态、女权、同性恋等新社会运动在西方世界蔚然兴起。80年代后，这一反资本主义运动新形态逐渐进入国内学界研究视野。除大量研究论文外，奚广庆等主编《西方新社会运动初探》、张顺洪等著《西方新社会运动研究》以及译著《西欧新社会运动——比较评析》是具有代表性的研究著作。90年代末，作为新社会运动发展和延续的反全球化运动大规模崛起，国内学界密切关注其发展态势，发表了大量研究成果，其中具有代表性的著作包括向红著《全球化与反全球化运动新探》、刘金源等著《全球化进程中的反全球化运动》、庞中英著《全球化、反全球化与中国》等。近年来，金融危机下陆续爆发的西方反体制运动如“占领华尔街”、“黑夜站立”、“黄马甲”运动等，成为西方新社会运动的新的发展形态，国内同步发表了大量研究著述，深入探讨运动意义、实质及其社会影响。21世纪以来，尤其是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发生后，资本主义出现了一些新的特点和新的现象，如民粹主义的复兴，逆全球化潮流的出现等。对于民粹主义，学者们认为，民粹主义的复兴是政治、经济、文化、社会多方面因素综合作用的结果，它对西方的政治生态有重要的影响。对于逆全球化现象，学者们普遍认为，逆全球化潮流暴露了西方国家社会矛盾不断加剧的现实以及西方民主政治的弊端。当前逆全球化风潮给全球化带来的阻力，也可以被转化成全球化转型发展的动力，推动全球化朝着普惠共赢的方向发展。对于西方发达国家的再工业化战略，学界认为，尽管欧美等发达国家都对此次再工业化寄予厚望，并提供了政策、资金等各方面的支持，但从各项指标来看，再工业化在目前并未能达到西方的预期。当代资本主义的这些新特点新现象，是在资本关系所许可的限度内所采取的改良与调整，并没有触动资本主义统治的根基，因而其发展趋势和历史命运并未改变，也不可能出现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的“趋同”。
（四）资本主义内部的新社会因素研究资本主义社会内部新社会因素问题，一直是资本主义研究学界的关注重点之一。由于受前苏联领导人思想的影响和有关文献的误导，建国后很长一段时间里人们普遍认为“新社会因素”或“社会主义因素”不能在资本主义社会内部孕育和生长。[21]而后在对马克思主义的重新认识过程中，对资本主义内部能否产生“新社会因素”有了更客观的认识。多数学者认为，马克思、恩格斯一贯主张资本主义社会内部能够产生“新社会因素”。在《共产党宣言》、《给<祖国纪事>杂志编辑部的信》等著述中，马克思已经指出在资本主义自行扬弃过程中将释放出新社会的因素。对于“新社会因素”的表现，学界的看法也有一定的分歧。有些学者定义比较宽泛，将资本的社会化、经济计划化、社会福利制度、合作经济、企业管理的民主化、三大差别的逐渐消失等等都看作新社会的因素，而有些学者则认为股份制和合作工厂等才是马克思所说的新社会的因素。在资本主义内部“新社会因素”不断积累的情况下，对于社会主义将会采取何种实现途径，学者们也进行了大量研究。
小结
一、70年来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与世界社会主义研究的成就与问题新中国成立以来，我国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和世界社会主义的研究，伴随着中国社会主义建设的发展而不断取得进步。研究重点从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史，拓展为关注世界共产党、世界社会主义流派、各国社会主义的改革实践和理论创新，并对资本主义制度及其内部的各种新社会因素进行跟踪研究，围绕世界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两种制度的斗争和较量进行比较评估等方面开展了多样性研究，取得了丰硕的成果。尤其是新世纪以来，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和世界社会主义的研究和教学，在我国各高校和科研机构受到了越来越多的关注。目前，全国科社与国际共运博士学位授予点超过30个，硕士学位授予点超过100个，教授数量数百人，研究成果也逐年增多并且更加全面、系统化。这些研究成果，有利于丰富社会主义的理论视野，在对世界社会主义历史和现状的清晰展现中帮助我们更加客观地认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比较优势，增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道路、理论、制度和文化自信，从而为加强中国与世界社会主义、左翼力量的联系与互动，为扩大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世界影响力做出积极贡献。与此同时，我们要看到，国际共运和世界社会主义研究中也存在一些问题，面临一些窘境。首先，我国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与世界社会主义的研究力量较为分散，实际工作部门与高校教学研究单位之间的交流不足，研究工作低水平重复、循环引用、研究成果质量不高。其次，对于实践中产生的一些新问题，还有待理论的创新才能做出解释。此外，从学科划分来说，对于学科归属还存在意见分歧。关于国际共运或世界社会主义学科定位的争论，概括起来存在以下几个方面的问题。一是关于当前是否还存在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问题。自苏东剧变后，国际共产主义运动遭受沉重打击，世界社会主义陷入低潮，各高校本科阶段的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史课程纷纷被取消。不少人认为，传统意义上的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已经不存在了，现存的只有各种社会主义思潮、流派、运动和制度，所以不宜再研究国际共产主义运动，而只能研究世界社会主义。与此同时另一种观点却肯定，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依然存在是无可争议的事实。一些重量级学者认为，国际共运已不存在的看法是不符合实际的。必须肯定的是，当今国际共运依然是存在的。[22]只不过不再是传统意义的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不再是一个中心、一条路线、一种模式的那种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它是以社会主义制度替代资本主义制度为目标、以实现共产主义为理想、由共产党领导、以争取无产阶级及其广大劳动人民的解放为己任的运动，这一运动在今天的世界上是客观存在的。只是因为时代的发展、国际政治力量格局的改变，它的表现形态与以往有所不同。[23]二是关于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应归属哪个学科的问题。目前，我国各高校和科研机构基本未设立单独的世界社会主义研究学科，基本将其纳入国际共运史研究范畴。因此，出席国内科学社会主义学会世界社会主义专业委员会会议和国际共运史学会会议的专家学者几乎是同一拨人。与此同时，国际共运史学科的归属也含混不清。历史上，它曾被划为政治学、历史学、马克思主义学或思想政治教育学。学者们对此也有不同观点。第一种观点认为，应把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史作为一门历史科学，把社会主义现状学划给世界社会主义。国际共运学会前会长王学东教授指出，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史与世界社会主义有不同的研究对象和范围，不可等同视之，更不可相互替代。从学科建设的角度看，应把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史作为一门历史科学来对待，把社会主义现状学的领域划给世界社会主义。第二种观点认为，科学社会主义和国际共运史不能代替当代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国社科院刘淑春研究员提出：“国际共运作为对这一运动进行研究的学科，应该给它以应有的位置。‘科学社会主义与国际共产主义运动’这个学科名称，没有把共产主义运动史与当代共产主义运动割裂开来，在这个框架下，当代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国外共产党研究还是有学科所依的。实际上，我国学者之所以对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学科归属问题有不同认识，是由于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发展的社会历史背景改变，因而导致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在很多方面发生了重大变化。有学者将这些变化归结为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目标、策略、组织形态、合作形式、阶级力量、对社会主义发展阶段的认识、对资本主义的认识、对马克思主义的认识、与其他社会运动的关系、共产党工作方式和方法等十个方面，强调从哲学意义上讲，当代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本质未变，但却发生了部分质变。三是国际共运学科究竟归属国际政治学科还是马克思主义学科的问题。正是由于学者们对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变化的特点和发展态势的认识还未能统一，因此在现实中出现了国际共运学科较为尴尬的情况。根据教育部的学科划分方案，国际共运学科已经被取消，因此在大多数高校中并没有国际共运的教学和研究。而在中国人民大学、北京大学等，虽然保留了国际共运和世界社会主义学科，但被划归国际关系学院，成为国际政治下属学科。而在中国社会科学院马克思主义研究院2005年成立时，组建的是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史研究部，下设十九世纪和二十世纪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史研究两个研究室，另外还有当代世界社会主义研究部。按照这样的机构设置，国际共运研究范围包括国际共运史、当代世界社会主义和当代资本主义。但实际上，目前教育部的学科设置中将国际共运归属于政治学一级学科下属的二级学科。由此可见，当前我国学界对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和世界社会主义研究的学科定位问题还未厘清，迫切需要明确和统一。有必要由教育部牵头组织各单位力量进行研讨，形成具体意见，甚至有必要深入探讨世界社会主义作为一个独立学科的可能性，只有这样才能促进本学科的良性发展。
二、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与世界社会主义研究前瞻
随着世界社会主义新发展，实践中出现了一些新现象，运用传统理论并不能做出很好解释。如何打通理论与实践，关系到国际共运与世界社会主义理论的生命力。概括起来主要包括如下问题：首先，对于当前西方社会出现的某些新现象，迫切需要做出恰当的理论解释。例如，当前发生在法国和欧洲的“黄背心运动”，以及之前发生于欧美国家的“占领华尔街”“黑色站立”等社会运动，与传统意义上的社会运动明显不同，其成员复杂、议题多元、去中心、去组织化，参与者阶级意识淡薄，因而并非传统意义上的阶级运动。与此同时，欧美的工人阶级并非都是信仰共产主义、跟随共产党，很大一部分选择了社会民主党，还有一部分选择了民粹主义政党甚至是右翼民粹主义，多数国家的共产党对主流工会的影响力有限。如何阐释当今欧美社会的这些伴随资本主义新发展出现的社会主义实践新现象，需要理论上的新思考和新突破。其次，在解释现实社会主义实践方面，国际共运和世界社会主义理论还需要与时俱进，进一步发展和创新。比如，如何处理民族国家利益与无产阶级国际联合的关系问题；如何处理资本主义与社会主义国家之间的关系问题，爱国主义与国际主义问题即无产阶级国际主义与民族国家利益问题，社会主义长期目标和当前目标问题；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与世界社会主义运动的关系问题，中国共产党与其他执政的共产党、非执政的共产党以及其他社会主义政党之间的关系问题；人类命运共同体与社会主义国家命运共同体问题；当前世界社会主义发展阶段问题，即目前是否依旧处于苏联东欧解体以来的低潮阶段，以及判断世界社会主义发展高潮或低潮的标准问题，等等。这些国际共运和世界社会主义的重大理论和实践问题，在现实中还存在困扰，需要我们从理论上做出合理解释。对此，我们应整合研究力量，组织跨学科、跨地区的合作研究，做出权威回答，这是在世界社会主义理论发展和创新中发挥我国学术界引领作用的重要前提。再次，探索新的联系和沟通途径，充分彰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对推动世界社会主义发展的重要影响和作用。这是国际共运和世界社会主义研究者的重要责任和使命。当前，世界社会主义发展的一个最大的亮点，就是社会主义中国在世界东方的崛起。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充分展示着社会主义的优越性、感召力和影响力，在当今世界社会主义发展中愈益发挥着中流砥柱作用。正如习近平总书记曾在多个不同场合指出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发展史上、中华民族发展史上具有重大意义，在世界社会主义发展史上、人类社会发展史上也具有重大意义。对此，多数国外共产党是抱有一种积极、乐观态度的。它们肯定中国的经济增长、政治稳定以及中国共产党长期执政的经验，承认中国是当代现存社会主义的典范，在两制共存与对抗中具有意识形态上的重要性，努力维护中国的国际形象和地位，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未来寄予极大期望。不少国家的共产党还积极与中国共产党建立联系，党际交流与互动日益增多。但与此同时，也必须看到，一些国外共产党对中国道路仍然抱有这样或那样的片面认识，造成这种认识偏向的原因是多方面的，其中既有主观认识上的局限性，也有客观条件方面的限制。比如，受到西方媒体大量歪曲和片面宣传的影响与误导；由于长期生活在西方的政治生态中，习惯从西方政党制度、话语体系和选举制度的角度来思考中国问题；对中国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国情的复杂性缺乏必要了解，固守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的个别结论，等等。从这个角度来看，在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不断发展深化的同时，在党际、国际交流和交往中，努力提高国际话语权，讲好中国故事，传播好中国声音，阐释好中国特色，显得尤为重要。2017年以来，中国共产党已经主持了两次中国共产党与国外政党对话会，主动向各党展示我国的政策主张和思想理论。尤其是2018年，我党主办或参与了两场重要的多边党际交流活动：一是在深圳主办纪念马克思诞辰专题研讨会，75个国家共产党共聚一堂，深入研讨马克思主义理论问题和世界社会主义运动的现状与前景；二是参加了第二十次共产党和工人党国际会议筹备国际工作组的相关工作，并表示中国共产党将“在坚持差异性和相互学习的同时，在新型党际关系基础上与各国党加强沟通与扩大合作关系”。这些多种形式、富有成效的交流平台，加强了我党与各国共产党间的理论交流和互动，有利于我国在世界社会主义运动中发挥积极影响力和推动作用。今后，世界社会主义研究和工作者还需继续努力，探索新的交流渠道和方式，为推动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国际交流和传播做出新的贡献。
注释：[17]蒲国良：《全球化背景下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互动关系新特点》，《湖南师范大学社会科学学报》2011年第4期。[18]靳辉明、谷源洋主编《当代资本主义与世界社会主义——当代资本主义新变化及其未来走向》（上卷），害你出版社2004年版，第75页。[19]罗文东：《超国家垄断资本主义: 对当代资本主义的一种理论分析》，《当代世界与社会主义》2006年第5期。[20]何秉孟：《当代资本主义的新发展：由国家垄断向国际金融资本垄断过渡》，《红旗文稿》2010年第3期。[21]吴海山：《理论界关于资本主义社会内部“新社会因素”研究综述》，《当代世界与社会主义》2010年第2期。[22]http://www.rmlt.com.cn/2016/0425/424218.shtml.[23]聂运麟、余维海主编《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年鉴》（2016），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2017，第1页。
内容提要
文章来源：姜辉主编. 新中国马克思主义研究70年. 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2019.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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