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邓小平的十大智慧
编辑部：1978年，是邓小平真正主导中国命运的元年。如今，距离这一年，已经过去了四十余年的时间。40多年前，已经74岁的邓小平投身到中国社会改革的大潮中，凭借着自身惊人的坚忍和洞察一切的政治决断力，一路带领中国改革取得巨大成就，使中国实现了从站起来到富起来的伟大跨越。
在当时矛盾错综复杂、困难重重的情况下，能够始终保持一颗改革的决心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也不是任何人都能做到的事，而时代之所以选择邓小平，大概就是因为他高于常人的领导艺术和出类拔萃的改革智慧。如今，尽管“世间已无邓小平”，但学习贯彻这些遗留下来的珍贵智慧，对你我而言仍然会是一件大有裨益的事。
抓大放小
领导者的精力是有限的，必须高度聚焦于具有全局性、根本性意义的大事。而邓小平就是一个特别善于区分大小事，把精力聚焦在关键问题上的人。
“文化大革命”结束后，国内遗留问题多，人们思想不统一，中国面临向何处去的重大历史关头。邓小平面临这样的情况，果断把思想路线上的拨乱反正作为突破口。他首先批判了“两个凡是”的错误主张，随后又在12月13日举行的中央工作会议上的讲话中，通篇贯穿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精神。
思想指导行动，思想解放才是推进改革、闯出新路的关键环节。邓小平以高超的政治智慧紧紧抓住了这个环节，极大推进了中国改革。
抓大放小，其实就是哲学上所说的抓住事物的主要矛盾，这一道理在任何时代对任何人都很适用。
对于我们来说，就是要从全局出发，多问自己几个为什么，在纷繁复杂的事物中，找出那些“牵一发而动全身”的关键因素。
对的就坚持，不对的抓紧改
改革的过程，也是一个充满不确定性的过程，是一个试错的过程。对于当时的中国来讲，因为没有经验可以借鉴，所以只能“摸着石头过河”。但这就难免会出现“闯红灯”、犯错误的现象。
对此，邓小平曾多次强调，对的就坚持，不对的抓紧改。中国改革初期确实由于缺乏经验，在某些方面存在失误。但就是因为敢坚持，尽快改，所以没犯大的错误。这实际上符合事物发展的规律。事物发展没有一帆风顺，而是曲折向前、螺旋式上升的过程。
明辨是非，首先需要保有独立的思想。而独立的思想，靠的是渊博的知识和丰富的阅历，前者靠读书积累，后者靠见识社会。
对于我们来说，也只有在掌握了足够多的知识，具有了足够丰富的阅历之后，才能在面对问题的时候有自己的判断和决策。
整体性思维
整体性思维也是邓小平重要的改革智慧，体现了邓小平具有站在全局和战略高度部署中国改革的深远眼光。
邓小平一直强调“各个方面需要综合平衡。”这一综合平衡论要求了改革要整体考虑各个领域和各种关系的协调，不能零打碎敲，或注重了局部而忘记了全局，而要下好改革的全国一盘棋。
在1979年，他就曾高屋建瓴地指出：“我们的国家已经进入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新时期。我们要在大幅度提高社会生产力的同时，改革和完善社会主义的经济制度和政治制度，发展高度的社会主义民主和完备的社会主义法制。”
事物作为整体，包含着许多部分；事物作为过程，包含着许多阶段。整体性思维就是要站在事物的全局之上，对事物的各个部分和各个阶段进行思考和分析。
古人说：“治大者不可烦，烦则乱”，所以，整体性思维需要静思、慢思。对于我们来说，也只有静下心来对各个部分、各个阶段有了深刻的认识思考之后，才能兼顾各方、把握重点。
敢于担当
1977年8月4日至8日，邓小平主持召开科学和教育工作座谈会。
会上，专家们建议党中央、国务院下大决心，宁可今年招生晚两个月，也要对现行招生制度来一个大的改革。如果不实行高考，仍然按推荐的方法招来20万人的话，会造成很大的人才浪费。
专家们的一致意见使邓小平受到很大震动。他问坐在身边的时任教育部部长刘西尧：“今年就恢复高考还来得及吗？”刘西尧说：“推迟招生，还来得及。”邓小平听了，当场就决断：“既然今年还有时间，那就坚决改嘛。”
而正是这一句有担当的表态，改变了无数国人的命运。
担当，就是在职责和角色需要的时候，毫无犹豫，责无旁贷的履行自己的责任和义务。
敢闯敢试
改革是一场革命，充满着风险，也存在着许多未知数。在邓小平看来，中国的各项改革都是新生事物，都没有现成的模式可以借鉴，想要改革，就要闯出一条自己的新路。
为此，他曾在南方谈话中说：“改革开放胆子要大一些，敢于试验，不能像小脚女人一样。看准了的，就大胆地试，大胆地闯。深圳的重要经验就是敢闯。没有一点闯的精神，没有一点‘冒’的精神，没有一股气呀、劲呀，就走不出一条好路，走不出一条新路，就干不出新的事业。”
敢闯、敢试、敢创新，敢于做别人没做过的，敢于想别人没想过的。但敢闯敢试不是蛮干，而是配合着智慧的勇敢，也就是说，想要创新，不仅要有胆，而且要有识。
对于我们来说也是一样，首先进行系统性的学习，让自己的学识渊博起来，然后再配以敢为人先和不断试错的勇气，才能真正取得成功。
不争论，争取时间干
邓小平曾说过：“对改革开放，一开始就有不同意见这是正常的”。他采取的方针叫“不争论”。不争论，是为了争取时间干，一争论就复杂了，把时间都争掉了，什么也干不成。
“空谈误国，实干兴邦。”邓小平的“不争论”既是对广大党员干部的淳淳告诫和警示，更彰显出其扬弃空谈、真抓实干的务实作风。
我们国家之所以走出困难、走向辉煌，靠的不是空想清谈，而是脚踏实地的奋斗、扎扎实实的工作。而“不争论”，也并非是闭口不谈，而是要摒弃“空谈式”的争论，杜绝纸上谈兵。
生活中，经常会有人在你面前指鹿为马，颠倒黑白，或是说出一些让你十分厌恶的话。
此时，与其针锋相对，不如放平下心态，若无其事地让事情过去。因为在我们愤怒地去寻求对与错的时候，已经和自己的目标越走越远了。
风险意识
邓小平认为，改革决不可能一帆风顺，改革的过程充满着各种风险，要树立强烈的风险意识。
改革涉及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稍有闪失，就会带来一系列难以预料的风险，弄得不好会酿成重大的社会风波。只有在风险意识指导下加强对风险的防控，才能促进改革深入发展。
邓小平说：“我们在确定做这件事的时候，就意识到会有这样的风险。”邓小平将多样性的风险归结为政治风险、经济风险、文化风险、意识形态风险、社会管理风险、生态环境风险等等，对此都有具体的有关防范风险的论述。
风险最重要的特性就是偶然性，我们根本不知道风险什么时候发生，发生的时候会导致多大的损失，在哪里发生等等。
所以，对于我们来说，不论是身体还是资本，都要努力培养自己的风险意识，提前做一些准备和安排。只有保住了存量，才有资格去追求增量。
善用辩证法
邓小平熟谙辩证法思想，一生中对很多问题都强调要“两手抓，两手都要硬”。在改革开放过程中，他就始终强调一方面坚决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一方面坚决反对封建主义、肃清封建残余。
在1980年8月18日的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邓小平深刻阐述了这一重要思想。
他在谈到封建主义和资产阶级思想影响时指出，现在应该明确提出继续肃清思想政治方面的封建主义残余影响的任务，并在制度上做一系列切实的改革，否则国家和人民还要遭受损失。同时，决不能丝毫放松和忽视对资产阶级思想和小资产阶级思想的批判，对极端个人主义和无政府主义的批判。
邓小平强的一系列举措，是针对当时中国复杂的社会情况实事求是的结果，而实事求是就是马克思主义辩证法的本质。
对于我们来说，运用辩证法思维，就是要联系、发展地看待事物。不要总是试图用过去的方法来解决现在的问题，也不要无视事物之间的客观联系，孤立地看待问题。
从根本上解决问题
对官僚主义问题的分析和处理，很好的体现了邓小平善于从根本上解决问题的改革智慧。
1980年8月，邓小平在《党和国家领导制度的改革》一文中指出：“官僚主义现象是我们党和国家政治生活中广泛存在的一个大问题，它的主要表现和危害是：高高在上，滥用权力，脱离实际，脱离群众，好摆门面，好说空话，思想僵化，墨守陈规，机构臃肿，人浮于事，办事拖拉，不讲效率，不负责任，不守信用，公文旅行，互相推诿，以至官气十足，动辄训人，打击报复，压制民主，欺上瞒下，专横跋扈，徇私行贿，贪赃枉法，等等。”
而对于这些现象的成因，邓小平有着深刻的理解：官僚主义的一个病根是，我们的党政机构以及各种企业、事业领导机构中，长期缺少严格的自上而下的行政法规和个人负责制，缺少对于每个机关乃至每个人的职责权限的明确规定。
于是，他在总结历史经验的基础上，强调要从社会体制的角度来认识和处理官僚主义。
从根本上解决问题，不是治标，而是治本。
对于我们来说，在遇到一个长时间不能彻底解决的问题时，首先就是要对事物进行还原，层层抽丝剥茧，找到隐藏在事物背后的问题，然后对症下药。
前瞻性思维
1983年10月1日，邓小平为景山中学题词：“教育要面向现代化，面向世界，面向未来。”这不仅是针对教育而言的，也指向中国所有的事业，都要面向现代化，面向世界，面向未来。
邓小平认为，现在与未来是紧密联系的，世界形势一日千里般地飞速发展，如果把握不住未来，就难以把握住改革的方向和发展趋势，就把握不住世界发展的潮流和基本规律，也不能将现实的事情做好，因此，改革要有前瞻未来性的理念。
立足现实，放眼未来，是邓小平在调查研究、统筹兼顾基础上超前预见、超前谋划、超前决断的一种科学判断，是前瞻性思维的一个重要体现。
对于我们来说，培养前瞻性思维，一方面要经常总结过去，思考过去的成败并从中获得的教训，另一方面要培养目标导向，把未来的目标作为起点，以终为始地思考和分析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