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疫三年，中国为啥没能搞出自己的特效药

三年疫情，打破了现代社会“政策万能主义”的幻想。

01

公共政策灭不了病毒

截止到今年3月份，美国50个州放开了对疫情的管控。主要指联邦政府和各州政府取消了各种出行措施。这并不是所谓的“躺平”，防疫还在继续。

公私机构可以根据情况制定防疫策略，比如很多学校还要求出入须凭检测证明。社区药店和社区诊所派发检测试剂、测量体温，发烧的可以领取药品回家自用，分级诊疗系统会对高危人群分类处理等等。

这些动作都不大，基本上就是在原有的医疗系统中有针对性地做出了一些安排。

其实，没有这套安排，又怎样呢？药厂制药、药店卖药、医院治病，还能怎样？

既然是大流行病，人命损失就是不可避免的。病毒来人间走一遭，不是来观光旅游的。通过政府的强力公共政策，就能避免疫情的人命损失，纯属幻想罢了。

实际上，防疫的政策工具千百年来并没有什么变化。大规模封控、消毒、公共场所戴口罩、方舱医院隔离等等，一百年前的“西班牙大流感”都用上了。结果全球三分之二的人感染了“西班牙大流感”，估计死亡人数为五千万到一亿。

西班牙大流感最后也不是被人类防疫消灭的，而是神秘地消失了。和西班牙大流感一样消失的，还有我们熟悉的SARS。

人类还在经年累月地和其他流行病作斗争，疟疾、登革热、艾滋病等等。平平无奇的疟疾，每年都要引发2-3亿人感染，死亡人数为50万-100万，甚至可能更多。没有人奢望用什么“公共政策”、“社会治理”消灭疟疾。无需解释，谁都知道那是做不到的。

那么，人们凭什么会相信，可以靠“公共政策”消灭新冠呢？在以“公共政策消灭新冠”的全球竞赛中，没有优等生，最终纷纷回归吃药治病的原始版本。

02

一切都怪资本？

公共政策的效力终归有限，“只有魔法才能打败魔法”。唯一被人力消灭的大流行病是天花，依靠的是天花疫苗，而不是隔离、封控等等“物理措施”。

新冠疫情也是一样，回到“吃药治病”的原始版本，减少人命损失的手段无非是科技，更有效的疫苗、更有效的药物才能救命的。如果没有这些，再详尽的统计数据、再严格的封控措施，又能如何呢？

显然，我们没有在这场抗疫中点开正确的科技树，其中很多疑问有待回答。

为什么我们的疫苗技术没有实现升级？为什么我们没有制造出针对新冠的特效药？

按照流行的解释，当然“一切都怪资本”。可是，造出特效药、新型疫苗的海外大型药企不是资本吗？为什么我们只有“核酸资本”，却没有“特效药资本”呢？

我们习惯性地责备“资本作恶”，却眼睁睁看着人家的资本在创造救命药，创造现代社会所有美好的成果。是资本天然作恶，还是南橘北枳的土壤问题？

治疗新冠要靠药物，为什么我们会有那么多核酸，而没有药物？

吃药治病，卖药挣钱，市场逻辑引导资本造药、卖药。

我们的“核酸资本”不是市场逻辑的产物，而是政策逻辑的产物。相信“政策万能”，政策把控利源，结果就是资本跟着政策逻辑走，而不是跟着真实的市场需求走。

我们常把“市场风险”挂在嘴边，却忽视了“政策风险”。市场风险是分散的，分散了试错成本。而政策风险是集中的，试错成本是高昂的。市场主体不会做出百分之百正确的决策，但也不会歪曲根本的供需逻辑。

政策主体却可以无视供需逻辑，强行注入资源。你要药，我给你核酸。所以政策的“生意”最好做，而“好做”的生意只会生出“坏资本”。

政策、市场、资本、科技，这些复杂的关系不会因为疫情过去而消失。这场疫情带来的启示，值得我们反思很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