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5年5月18日，学者胡风蒙冤入狱（1980年平反）‍。全国掀起了揭露、批判、清查“胡风集团”的斗争运动。

7天后（1955年5月25日），中国文联主席团和作家协会主席团召开声讨胡风的联席扩大会议，有七百多人参加，由郭沫若主持。

这是一个站队的时刻，也是表明自己“正确”立场的时刻。在郭沫若做了《请依法处理胡风》的讲话以后，与会者用长时间的热烈的掌声表示了对讲话的欢迎。700多人举手通过了把胡风开除出文联和作协并对他进行惩处的决议。

然后，又有20多人上台发言，纷纷表示对这一决议的“拥护”和“赞成”。

这时，有一个瘦瘦高高、看上去很孱弱的男人站了起来。他是这700多人当中，唯一没有鼓掌，也没有举手的人。

这个倔强的、不识时务的男人，名叫吕荧，美学大师，中国四大美学流派中主观派的代表人物。（中国当代美学四大流派：以吕荧为代表的主观论派、以蔡仪为代表的客观论派、以朱光潜为代表的主客观统一论派、以李泽厚为代表的实践论派。）

吕荧并没有被邀请发言，他也没有被划定为胡风集团的人。也就是说，这场会议，他原本可以是一个看客。

但让所有人没有料到的是，在其他人发言结束后，品荧径直走上台去，对着话筒，用坚定低沉的声音说：

“胡风人很直爽，但性格有些缺点，文章艰涩难懂，让读者感到吃力，我也曾对他表示过批评性的意见。我们批评、帮助胡风是应该的，但他不是反革命，他所写的都不过是文艺问题上的讨论……”

吕荧的话还没讲完，就有人冲着他振臂高呼：“你不要讲了!”“滚下去，叫他滚下去！”“交代你和胡风的关系!”

吕荧根本不理睬，振振有词地继续着他的发言。

整个会场愕然了。很快，吕荧就被愤怒的人们从台上拉了下来，然后被直接送回家中。

第二天，人民日报报道了这次会议，这样写道：“会上胡风分子吕荧在发言中为胡风辩护，遭到与会者一致驳斥。”

二十多天后，吕荧被隔离审查，长达一年之久。

吕荧，原名何佶，1915年11月25日出生于安徽天长。1935年考入北京大学历业系，是进步团体“浪花社”的主要成员，还参加了“一·二九”学生运动。

1941年，26岁的吕荧从西南联大毕业，开始翻译和写作，在文学评论与译介普希金代表作方面卓有成就。1946年至1947年，吕荧分别执教于贵州大学与台湾师范学院。

1949年新中国成立以后，吕荧满心欢喜，辗转从香港回到北京，出席全国文学艺术工作者代表大会。1950年，吕荧担任山东大学中文系主任。

在山东大学，吕荧就已经有过被批判的经历。

1951年，一场批判电影《武训传》的运动在全国轰轰烈烈地展开。

吕荧对此表示了不同的看法，他对学生说，武训也是你们山东的一个圣人，他办义学错在哪里？没有钱，到处募捐甚至乞讨，正表现了他对办学的坚韧执着，怎么成了罪人呢？……

他还劝告学生，要把主要精力放到读书学习上来：“学校组织你们参加一些政治活动和社会活动，要你们向社会学习，这是好的，但是，你们好不容易踏进大学这个门坎，主要任务应该是读书。要珍惜时间啊！”

又说：“我们是正规大学，不是政治训练班，学生参加社会活动固然重要，但不要影响更不能代替本科功课的学习。”

于是，吕荧成了极左分子的“眼中钉”。

1951年11月，权威刊物《文艺报》刊登了一篇“读者来信”，署名张祺，点名批判吕荧在文艺理论教学中脱离实际和教条主义倾向，盲目崇拜西欧和俄罗斯名著，等等。

吕荧的学生后来回忆说，张祺是中文系办公室的一名资料员，并没有听过吕先生的讲课，他写的这封来信，是有人在背后指使的。

因为这封“读者来信”，吕荧被要求做检查。在学校大礼堂，召开了专门批判吕荧的大会。

当时山东大学的校长是华岗，比较开明，也很爱才（1955年华岗受胡风案牵连，被捕入狱，1972年5月17日去世，1980年平反），一直力排众议，支持吕荧的教学工作。

华岗不赞成在会场的横标上出现“批判”二字，最后写成了“文艺学教学思想讨论会”。

在会上，针对吕荧的发言相当尖锐激烈。性格倔强的吕荧对这样的批判根本不接受，他予以反驳，结果被认定在思想改造运动中“采取了不正确的态度”。

校长华岗爱惜吕荧的才华，想方设法保护他，多次劝说他做个自我批评，哪怕象征性的也好。

但倔强的吕荧拒绝了，他坚决不肯说假话，也不愿做违背自己心愿的事。他曾非常激动地对前来劝说的学生说：“我怎么能随便检讨？维护真理能含糊吗?这不是爱面子，我有读者呀，我得对读者负责！”

如果说因为倔强和说真话，吕荧在1951年还只“伤及皮毛”的话，那他在1955年就已经伤得很重了。

到1956年6月结束隔离审查时，吕荧已经患上了精神分裂症。一些回忆文章描述了吕荧当时的精神状态，大多数时候是“木呆呆地”，甚至在屋角大小便。

其情其景，不忍卒读。

令人惊叹的是，已经患上精神疾病的吕荧，并没有停止学术研究。

1957年，吕荧的论文《美是什么》，被人民日报刊登。之后，又相继出版了译著《论西欧文学》、文学论文集《艺术的理解》等等。他潜心研究美学，对中国当代美学的发展作出了突出的贡献。

《吕荧文艺与美学论集》上海文艺出版社1984年出版

然而好景不长，1966年，一场史无前例的运动开始了。吕荧作为“漏网的胡风分子”被逮捕，送进劳改农场接受改造。

逮捕吕荧的理由，十分荒唐。

有一次，吕荧正在削苹果，因为琐事和邻居发生了争吵。吕荧拿着手中的水果刀胡乱比划了几下，便以“持刀威胁革命群众”为由将他逮捕，又翻出为胡风说好话的陈年往事。于是，吕荧被押赴劳改农场强制劳动。

这个心底坦荡的书生，始终放不下的是学术研究。即使在被捕以后，他也不忘带上未完成的书稿，还有一架旧英文打字机，以及准备开夜车写文章用的若干包蜡烛。

可是，现实给了他“当头一棒”。在劳改农场，几十个人挤在一张大通铺上睡觉，臭哄哄的马桶就摆放在脚下，吃不饱，又有繁重的劳动，让他继续研究学术的美好愿望被击得粉碎。

没过多久，他的打字机就被没收了。因为饥饿，他不得不把一包包蜡烛换成了窝头。

更为残酷的是，由于他平时既不背语录，又不肯“早请示晚汇报”，总是被作为大会小会批斗的对象，谩骂和殴打是常有的事。

而吕荧，只有以沉默不语、闭目静坐表示抗议。

有人后来回忆说，吕荧打饭回来后，也不用筷子，就用手抓着吃，此时此刻，他常常仰望天空，口中念念有词，眼神里流露出悲愤的情绪。

吕荧很快消瘦下来。他以沉默和愤怒抗议，只有在面对美好时，才会露出久违的笑容。

吕荧住的地方有一片苗围和稻田，田野上有株开着白花的茨菰。吕荧有时会拄一根柳条，绕着那白花转，一转就是几小时，喃喃称赞：“真美，真美！”然后，悲怆地仰望天空，默念好友阿垅的诗句：“我们无罪，然后我们凋谢！”

吕荧的一生都在研究美。在这里，洁白的茨菰花，就代表着美的世界，也代表着世界的美。

1969年3月5日，心身交瘁的吕荧已经瘦成皮包骨头，如风前残烛，走到了生命的尽头。他对一同在劳动农场改造的好友姜葆琛说，很想抽支烟。

囊中羞涩的姜葆琛买来一包最次的烟。吕荧‍抽了几口，便永远闭上了眼睛。

那一年，吕荧55岁，他留给好友姜葆琛最后的话是：

“一定要坚信：这个不公正的时代，一定会过去的！”

“你年轻，一定要活着出去。”

姜葆琛叫来几个人，用一领苇席将吕荧的遗体包裹，在苇塘边的乱坟中挖了一个浅坑后，草草掩埋。

墓碑是半块砖头，用粉笔写着“吕荧”二字。为了不让雨水冲刷掉，曾经是清华大学高才生的姜葆琛给字喷上了木工用的胶水。

一代美学大师，凄凉辞世!

吕荧并不是一个只知埋头做学问而缺乏政治敏感的书呆子。

即使在农场改造期间，他也会在早晚注意听从高音喇叭里传出的新闻联播节目。

姜葆琛患有严重的风湿性心脏病，偶尔会被批准进城看病。吕荧便托他到有关单位大楼，看看大字报上都写的什么。

吕荧关心时事，他站出来，公开为胡风申辩，并非幼稚无知，而是在本能地捍卫一个知识分子的正直和良知。

胡风的夫人梅志曾在北京的街道上与吕荧相遇，提到那次会上他登台发言的事。吕荧说：“他们胡说，我想纠正他们。几次赶我下台，我还是接着讲下去．跟他们斗啊!……”

又有一次，吕荧对梅志说：“等胡兄回家后一定要干杯痛饮、庆祝一番!”

范仲淹说：“宁鸣而死，不默而生。”吕荧正是如此，他是一位无畏的勇士。

“胡风不是反革命，他的问题是理论上的，不是政治上的。”在那个七百多人的会场，只有他公开说出了这句话。仅这句话，就足以载入史册，激动后人。

吕荧是一面镜子，在那个特殊年代，照出了一群自相践踏、投机变节、一败涂地的不堪灵魂。

吕荧是一个真正的勇士，他用无畏的行动告诉了人们，何为知识分子！

他悲壮的离去，给这个世界留下了最正直，最明媚，最高贵的一束光。

他值得我们所有人的致敬与缅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