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撰文：谷小容

责编：胡姝

写在前面

寒门再难出贵子、中产阶级产生空前的育儿焦虑、富人阶层送孩子出国留学……

无论在哪个阶层，教育都是关注的焦点。这背后有着深刻的历史文化渊源和现实的冲击。

一方面，“朝为田舍郎，暮登天子堂”，教育提升社会流动性的历史想象仍然根深蒂固。另一方面，实证研究发现，近二十年来的阶层固化，很大程度上是教育不平等这一中间机制促成的：家庭背景对个人教育程度和水平的影响日渐显著，而个人教育程度又进一步影响其社会地位及后续生命历程。

当前来看，好教育似乎意味着“千军万马过独木桥”，考取数量有限的重点大学学位，其可以想象的结果是：教育的功利性将最大化，社会不平等将加剧。

那么，没有考取大学的学生就没有前途了吗？

事实上并非如此。最近的一项研究发现，相对于普通高中毕业生（但未被大学录取），中等职业教育能够提升毕业生的就业率，并提升毕业生在劳动力市场的技能竞争力。

不过，如果与大学毕业生相比，职业教育出来的毕业生，其职业声望依然远远低于大学毕业生。

本文通过评述以色列特拉维夫大学社会学荣休教授Yossi Shavit和德国曼海姆大学社会学教授Walter Müller的一项跨国比较研究，为探讨教育与社会流动性问题提供新的思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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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职业教育通往何方：一项跨国比较研究

目前，关于职业教育与社会分层的研究通常采取两个视角。

第一种，基于人力资本理论，认为无论是职业还是学术性质的教育，都能提高经济效益和个人就业前景。与未经训练的工人相比，职校毕业生在就业机会及工资议价方面都占据优势，因此，职业教育可以给毕业生带来稳定的职业生涯，即安全网效应。

第二种，借鉴阶级再生产理论，认为教育分流（即把学生分为职业教育和学术教育的不同轨道）是代际不平等再生产的重要机制，阻碍了职校生获得较高的社会地位，即分流效应。

两位作者认为，职业教育的这两种效应由几个制度性因素决定：

• 第一，职业教育的内容是否具体/有行业针对性，培训学生可操作和应用的技能。

• 第二， 教育系统本身的分层强度。

• 第三，职业教育体系与雇主/企业的链接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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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职业教育的制度设计

Shavit和Müller区分了资质导向型和组织导向型两类职业教育制度模式。

第一种模式，以德国为例，实行“双元制”，即将公司学徒制和职校职业教育结合起来培训年轻工人。他们在学校学习相关行业的理论知识和基础课程；同时作为企业的预备员工，参加由国家、企业和行业工会共同制定的培训计划，学习并实践工作所需技能。这种模式培养出高度标准化的技术工人。他们有明确的职业身份，因此不同职业之间流动性较低，但标准化职业资质让他们可以轻易跳槽到其他公司的类似岗位。

第二种模式，即组织导向模式，职业教育的主体是学校而非企业。由于与企业的链接不够，这种模式无法为学生提供相关的学徒经验，可能不利于他们迅速适应劳动力市场。从用人企业的角度来看，他们要花成本培训工人，一旦培训好，要想方设法稳住技术工人。在这种模式下，新人难以找到合格的工作岗位，面临不稳定和高失业率的风险；而入职并培训过后，不会轻易跳槽。

因此，关于职业教育带来安全网效应还是分流效应可以有三个假设：

1. 在资质导向体系下，职业资格培训具体实用，新人的竞争力不亚于熟练工人，为年轻工人提供更有效的安全网；

2. 与此同时，正是因为这一体系下职业教育的针对性太强，工人只有长期呆在与自己资质匹配的岗位上才能获益。而在组织导向模式下，工人并未锁定在狭窄的职业类别中，这虽然不稳定，却也意味着向白领、行政岗或管理层转岗的可能性。

3. 由此得出第三个假设：职业教育的安全网和分流阀效应并非对立关系，而是同一枚硬币的两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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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实证发现

该文对11个国家和地区（包括澳大利亚、英国、法国、德国、以色列、意大利、荷兰、瑞典、瑞士、台湾和美国）的研究团队提供的数据进行了荟萃分析（meta-analysis）。每个团队都研究了受访者教育资格与职业生涯早期发展之间的关系，也收集了他们的就业率和失业率。这些研究采用类似的研究设计、数据采集和统计方法，因此具有可比性。

文章发现: 总体而言，相对于普通高中毕业生（但未被大学录取），中等职业教育给毕业生的职业生涯在两方面带来安全网效应。

首先，接受中等职业教育提升了毕业生的就业率。在有相关数据的七个国家/地区中（澳大利亚、英国、法国、德国、以色列、荷兰、台湾和美国），五个国家/地区中的中职毕业生比高中毕业生有更好的就业机会。这一优势在荷兰和德国体现得尤其明显。

中职教育也提升了毕业生在劳动力市场的技能竞争力，避免他们跌入“低技术工人”行列。九个国家/地区的男性职校毕业生和八个国家/地区的女性职校毕业生比同性别的高中毕业生更可能以高技术工人身份进入劳动力市场。

但是，如果与大学毕业生相比，职业教育的分流效应显现出来：数据显示，无论男女，这11个国家/地区的大学毕业生职业声望远远高于中职毕业生，而职业声望高往往意味着优势社会地位和资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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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了更进一步理解这两种效应之间的关系，作者做了相关性分析，并发现：

1. 影响职业教育的三个制度变量（课程内容的具体性、教育系统的分层强度和职教体系与企业的链接度）有很强的相关性。雇主和工会共同参与职教培训、不同轨道（即职业教育与普通学术型教育）之间界限分明，那么整个教育系统的分层性比较强。

2. 如假设三所想，职业教育的安全网效应和分流效应正相关。换句话说，职业教育同时具有安全网和分流效应，并且这两种效应在资质导向型国家中（如德国、瑞士和荷兰）更强。

4

对中国的启示

从个人发展来看，接受职业教育对学生的职业生涯会有何影响？从宏观层面看，职业教育能否提升社会流动性？

虽然这一研究并未涉及中国，却为探讨中国的教育问题提供了新思路。

首先，中职毕业生在就业率和劳动技能方面胜过普通高中毕业生，虽然在职业声望方面逊于大学毕业生。从个人和家庭决策角度来说，一味扎进学术教育的道路，对相当一部分学生并不是最优选择，更不是唯一选择。相反，如果依照兴趣、特长和职业规划选择合适的职业教育项目，就业前景也很可观。

从宏观层面看，职业教育为毕业生提供比较可靠的职业发展路径，在一定程度上可以促进社会流动。当然，在发展职业教育专业性的同时，如果能使职业教育与学术教育间的分层性降低，可以进一步提升社会流动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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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职业教育在中国

中国职业教育体量巨大。

1998年至2017年，中国各类中职学校每年吸纳1200万人以上；高职院校在校生人数也呈直线增长趋势。以2017年为例，有将近3000万在校生接受职业教育，包括中职生约1600万和高职生1100万。

▲ 数据来源：《全国教育事业发展统计公报1999-2018》（http://www.moe.gov.cn/jyb_sjzl/sjzl_fztjgb/）

尽管中国近些年对职业教育加大了投入，但职业教育依然面临三大难题亟需解决。

其一，职业教育的去污名化。

已有研究显示，由于学历主义盛行，过往政策在普通和职业教育上的失衡，职业教育常常被打上了“低素质”的标签，一般只有成绩不好或外来流动的孩子才会选择这条路。

而职业学校在资源、生源和管理上的劣势，又使得外界贴上去的标签显得更加合理。实际上，职业教育可以也应该成为与普通教育平等的成才道路。根据麦可思研究院发布的《2018年中国大学生就业报告》，2017届高职高专毕业生半年后的就业率为92.1%，首次超过本科毕业生（91.6%）。从就业率来说，职业教育已经显示安全网效应。

其二，职业教育与企业的链接度。

根据我2018年在深圳和湖南的调研，与普通教育相比，职业教育院校更加重视与产业的结合：实训课程、校企合作已经成为职教的重要组成部分。然而，由于经济转型催生的剧烈产业变化和区域经济发展不均衡，职业教育的区域差异较大，也出现职业教育跟不上产业更新的情况。因此，应该提倡在全国范围内加强职业教育与产业之间的交流与合作。

其三，消除职业教育与普通教育之间的制度壁垒。

在普通学术教育和职业教育之间继续搭建衔接立交桥，既为职校学生升入普通高校提供畅通的渠道，也为从普通教育转入职业教育提供可能性，使学生的选择更加多元化和个体化。世界银行2019发布的《关于工作未来的发展报告》显示，在普通教育和职业教育之间保持高度灵活性将使工人在技术性越来越强且不断变化的劳动力市场中保持竞争力。

发展职业教育，并使其与普通高等教育之间衔接顺畅，既可以进一步提升社会流动性，也可以让学生在学术教育与职业/实践教育之间做更合理的选择。

参考文献

Shavit, Y. & W. Müller (2000). “Vocational Secondary Education: Where Diversion and Where Safety Net?” European Societies 2(1):29-50

World Bank (2019). The Changing Nature of Work. http://www.worldbank.org/en/publication/wdr2019

谷小容

新加坡国立大学亚洲研究院

研究员

制版编辑：杨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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