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的改革开放是总设计师邓小平全盘设计和领导的，作为当时党的主席（后为总书记）的胡耀邦，对作为改革开放“先行一步”的福建，同样倾注了心血，给予了鼎力支持。

（一）心系福建开放事业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掀开了中国改革开放的序幕。会上，胡耀邦被增补为中央政治局委员，正式进入中央核心领导层。1979年党中央作出由地处东南沿海的广东、福建两省首先对外开放，实行“特殊政策、灵活措施”的重大决策，为此下发了50号文件。这一决策受到两省人民的热烈拥护，在国内外特别是海外侨胞中引起强烈反响。胡耀邦对此是极为赞成并大力推动的。

1980年12月24日，胡耀邦主持召开广东、福建实行特殊政策、灵活措施座谈会。会议指出：现在是调整时期，中央拿不出很多钱来支援广东、福建，而且还要广东、福建对国家多做点贡献。因此，两省实行特殊政策、灵活措施的步子要稍慢一点。以后在前进过程中，也可能因为出点什么问题而收缩一下，调整一下，但是，中央在广东、福建实行特殊政策、灵活措施的方针是不动摇的。

1981年五六月间，中共中央、国务院在北京召开广东、福建两省和经济特区工作会议。会议从理论到实践系统地把特区过去两年的工作加以总结，统一思想。认识到，试办经济特区是有充分理论根据的，办特区是利用外资，引进技术，发展经济，促进四化的一种特殊形式。特区办好了，可以起到稳定港澳人心，促进台湾回归祖国的作用。特别是明确了办经济特区与过去的“租界”、“殖民地”有本质的区别。在此基础上，会议制定了一整套适合特区性质和要求共十个方面的政策措施，对特区建设工作作出了具体的规定，使其有章可循。不久，党中央和国务院批转了这次会议纪要。从而为深圳、厦门等四个特区建设统一了思想，提供了具体指导，对特区的建立和发展起了重要作用。

早在1980年底，福建与日本就签订合同，合资成立福建日立电视机有限公司（简称福日公司）。1981年6月开始正式生产福日电视机。这是按照《中外合资经营法》建立的中国电子行业第一家中外合资企业，产生了很大影响。但这家合资企业自成立开始，就伴随着各种责难，甚至被怀疑为是“殖民地性质”的企业，它经受着种种严峻考验。受计划经济的制约，它面临着无法生存下去的地步。当然因为刚开放没有经验，在签订合同时存在考虑不周的问题。但这不仅是一个企业的问题，而是关系到要不要执行《中外合资经营法》的问题，关系到改革开放的政策。对此，胡耀邦明确指出：“福日公司是中日经济合作的一个风球，即使吃亏，也要坚持办好。”他的话增强了福建克服困难，探索搞好合资企业路子的信心。

当时引进国外技术，有不少外籍技术人员来中国帮助建设。有的技术人员提出，他们在福建、厦门辛苦传授技术取得报酬，但除了所在国要征税，中国还要征税，感到困惑。胡耀邦表示：没有几个钱，一个在这里吃饭的技术人员，不收税，损失不了多少钱。我们总是小算盘太多，大算盘太少；小脑子发达，大脑子不发达。以后根据实际情况，妥善地解决了这种双重征税的问题，进一步促进了对外开放，引进技术工作的开展。

随着对外开放政策的实施，不法商贩蠢蠢欲动，走私贩私和经济犯罪猖獗起来。对此问题中央高度重视，邓小平和胡耀邦等都作了重要批示，中央认识到其严重性，并采取了有力措施进行打击。1982年初，中央书记处经讨论，发出了打击走私贩私、投机倒把的《紧急通知》。2月中旬，中央书记处又专门召开广东、福建两省座谈会。胡耀邦在发言中提出：这是一个关系党的生死存亡，关系国家兴衰的极其重大的问题。必须做坚定的、清醒的、有作为的马克思主义者。坚定不移地对党内特别是某些党员负责干部的腐败现象作严肃认真的斗争。会后，各地特别是两省采取多管齐下的办法，对走私贩私和经济犯罪进行了严厉打击，重点突破大要案，从而遏止了经济犯罪的势头，保证了改革开放的健康发展。

这年7月，胡耀邦在中南海勤政殿，听取了项南关于向科威特基金会贷款修建厦门机场的汇报。胡耀邦对福建集中力量搞基础设施建设，特别是首开先例贷款修机场深为赞赏，他鼓励项南要进一步推进厦门特区的建设，对福建的经济建设特别是改革开放的各项工作都不能放松，要一抓到底抓出成效。

当他听说打击经济犯罪后，福建有的干部有顾虑，港商打电话来，一个人不敢接，要两个人一起听；港商请吃饭也不敢去。胡耀邦快人快语：“这种精神状态怎么能打开局面！北京敢吃，你们为甚么不敢吃？为了工作，该吃的你就要吃，该听的你就听，该办的你就办。打击经济犯罪活动，是为了更好对外开放，不能因为搞了打击，你就不敢开放了。”

1984年初，邓小平视察了深圳、珠海和厦门三个经济特区后，对特区有了更多感性认识和更坚定了想法。2月24日，他即找几位中央负责同志，商讨办好经济特区和增加对外开放城市的问题。邓小平指出，建设经济特区，实行开放政策，有个指导思想要明确，就是不是收，而是放。厦门特区地方划得太小，要把整个厦门岛搞成特区。可以考虑再开放几个港口城市，可以实行特区的某些政策。

胡耀邦对邓小平的提议深有同感。他在讲话中大唱赞歌，并阐明了扩大厦门特区范围的必要性和可能性。3月18日，胡耀邦在中南海会见日中友好议员联盟访华团时，郑重地向外界宣布：中央决定把厦门经济特区的范围由原来的2.5平方公里扩大到厦门全岛。

为贯彻落实邓小平谈话的意见，3月底至4月初，中央书记处和国务院专门召开沿海部分城市座谈会。中央作出进一步开放大连、秦皇岛、福州等14个沿海港口城市。1985年2月，中共中央、国务院又作出长江、珠江三角洲和闽南厦漳泉三角地区进一步开放的决定，是我国实施对内搞活经济、对外开放战略的又一重大步骤。

福建还是对台前沿，具有开展对台贸易，加强海峡两岸民间交往的优越条件。胡耀邦要求把对台贸易简化，提出统一调拨，定点交易，以货易货，统一销售，做好对台小额贸易，争取早日实现两岸“三通”。

可以说，中央每一项改革开放的重要政策出台，特别是针对福建、广东两省的，都有胡耀邦的一份功劳。

 （二）推动解决福建的“老大难”问题

由于历史原因和“左”的影响，福建历次政治运动中形成的冤假错案堆积如山，平反之路步履维艰。这种状况不仅破坏了安定团结，而且影响了工作重点的转移，也迟滞了改革开放的进行。当时的省委书记项南就说过，牵扯福建省委最多精力的就是平反冤假错案。如果不把这项工作做好，不仅不能调动广大干群的积极性，而且福建的改革开放进程将寸步难行。

作为曾经为受冤屈同志大声鼓与呼，以“我不下油锅谁下油锅”的胆略和勇气，不遗余力组织和领导了平反大量冤假错案的胡耀邦，更是深知其中的重要干系。所以他对福建的平反工作特别是解决地下党历史遗留问题给予了大力支持和推动。

1981年，一封反映福建地下党历史遗留问题的长信辗转送到了胡耀邦的手中，信中反映了福建地下党问题的由来，特别是他们在历次政治运动中屡次遭受不公正的对待，受到无端打击和迫害的事实，读来无不令人肃然动容。这封信的作者本人就是一位老革命同志，他就是原闽浙赣省委委员、闽浙赣游击纵队副司令员，解放后历任省老区办副主任、宁德地区革委会副主任的陈贵芳。

胡耀邦收到这封信后引起高度重视，于7月9日作出批示：“地下党问题要很好抓一下，公公正正地解决，请先从福建抓起。”中央组织部向福建省委转达了胡耀邦的批示，要求省委指定有关部门予以调查了解，并把结果上报，以便共同研究处理办法。

福建省委贯彻批示精神，成立处理地下党问题办公室，本着实事求是，既分清是非，解决问题，又有利于安定团结的方针，进行调查研究，开始了认真的复查平反工作。当时福建地下党历史遗留问题主要有三大案，即曾镜冰案、原闽西南白区组织案和“四0五”案。胡耀邦对此都直接过问。在福建期间，胡耀邦详细问到曾镜冰、黄国璋、许集美等人的问题，要省委抓紧解决，并说要给曾镜冰开个追悼会。

对于当时普遍存在的整错人和挨错斗双方纠缠不清的问题，胡耀邦设身处地地发表了一篇很有说服力的讲话。他提出：斗错人赶快平，挨错斗讲风度，冤中如有错，要求不要多，错斗必有因，何必多声明。要求赶快把这些问题彻底解决，团结起来向前看。

“四0五”案，就是针对闽中地下党的政治历史问题而设立的，其代表人物是黄国璋、许集美和林汝楠。对于许集美，胡耀邦也算是熟人。许集美在担任福建团省委副书记，主持团的工作时，在北京开会期间就与胡耀邦有过直接接触，并同游颐和园昆明湖。1965年底胡耀邦到三明时，时任三明地委副书记的许集美全程陪同，交谈甚欢。但没想到的是，长期从事地下工作，担任泉州中心县委书记的许集美，却被无辜打成“叛徒”、“特务”，不仅受到无端打击，而且被撤职、判有期徒刑17年。这件冤案在海外也产生很大负面影响。许集美在海外的亲属接连给邓小平、胡耀邦和中纪委、公安部、中侨办等写信，要求实事求是地审查，给予平反。

胡耀邦收到申诉信后，当即作出批示，要求中组部派人向福建省委了解一下许集美的情况。根据批示，中侨委林一心等接见了许的亲属，并听取了申诉。随后中组部提出四点意见：保姆可以释放，许的儿子回原单位工作；允许亲属探望；夫人高景春可保外就医；许本人可减轻处理。从而使许集美的状况有所改善。

正是在胡耀邦等人的大力支持下，福建相继为曾镜冰进行平反，恢复原闽西南党的白区组织的名誉，并为闽中地下党组织进行了平反。许集美恢复了党籍、原职务和工资级别。三大典型案件的公正处理，推动了全省落实地下党政策工作的开展。

但由于问题的复杂性等原因，落实政策工作步伐缓慢，特别是不少人的工作安排问题没有得到很好解决。于是，1984年3月，中顾委委员江一真又根据回闽调查的材料，向胡耀邦写了一份《关于落实原闽西南白区知识分子地下党员政策问题的建议》，反映原闽南白区知识分子地下党员长期受审查和控制使用、工资级别偏低等问题，建议对他们进行抢救使用，并调整工资级别。胡耀邦不仅亲自批示中组部协同福建抓紧进一步解决，而且在报告中作出具体批示。在这份将近3000字的建议作了九处批注。诸如“要快刀斩乱麻，只要不搞繁琐哲学，纠缠细微末节，几天时间就可解决”、“搞了几十革命，受了半辈子委屈，现在在待遇上调高两三级，人不多，花不了几个钱。省委就可以定！”真是密密麻麻，大快人心。

此后，省委又专门成立了处理地下党历史遗留问题领导小组，按照胡耀邦的批示精神，进一步落实地下党政策。经调查核实，平反纠正了地下党人员和老区群众的冤假错案，全省恢复了4600多人的党籍，调整了地下党干部的职务，调升了工资。从而促进了地下党问题的彻底解决，促进了安定团结，调动了各方面的积极因素。

解决地下党问题，难度非常大，许多老同志都说，没有胡耀邦，没有项南，要使福建地下党问题得到这么顺利地解决是不可能的。他们都从心里面感激和怀念胡耀邦和项南，感谢党的政策英明。

在“文革”期间中央曾经发出9号文件，涉及到福建省委和福州军区的问题。对此文件当时福建领导层存在着两种观点，有的认为应该撤销，但也有不少人反对撤销，认为如果撤销将会“天下大乱”。对此胡耀邦态度很鲜明，这是当时历史条件下的产物，应该撤销，天塌不下来。后来的事实证明，胡耀邦的决断是正确的，9号文件的撤销并没有天下大乱。

（三）寄望福建走在四化建设的前头

1982年11月，胡耀邦又一次来到福建。这是他建国后第三次踏上福建的土地。可以说胡耀邦与福建很有缘份，早在革命战争年代，胡耀邦就到过福建的宁化，当时宁化是中央苏区的重要县份之一，胡耀邦在这里一住就是七个月，在这里指导少先队工作。建国后，胡耀邦又曾两次踏上八闽大地，第一次是在1958年，还有就是1966年，他曾到三明和龙岩检查工作，了解情况。

这次是他第三次踏上福建的土地。作为总书记，他时刻都在关心着这块改革开放的热土。这次陪同胡耀邦来访的还有中央书记处书记胡启立、谷牧、书记处候补书记郝建秀、中央办公厅副主任杨德中、水电部副部长李鹏、商业部副部长姜习等人。

他们第一站到了厦门。胡耀邦一行在项南的陪同下，视察了正在紧张建设中的厦门国际机场和东渡港码头。胡耀邦兴致很高，“搞基础设施建设是对的，即使在四五年内机场利用率不高，也还是要搞。”胡耀邦还观看了湖里出口加工区正在建设的工地。对于厦门经济特区的建设，胡耀邦赞成项南提出的对经济特区范围的考虑，表示：“厦门特区要发展，不能限制在2.5平方公里以内。”

当时因为特区范围仅限于湖里，所以有不少外商提出，在湖里之外投资的企业将遇到难题。

胡耀邦说：“利用外资改造旧市区的老企业，只要产品主要是以出口为目标的，在进口生产资料及缴纳所得税方面，也可以享受特区的优惠待遇。”

第二天胡耀邦一行到晋江和莆田地区，考察了一些合资企业和乡镇企业。

当时中国的国门刚刚开启，思想观念还正在转变，对中国实行对外开放政策，存有疑虑者有之，担心观望者有之。思想的不解放，行动上的犹豫不决，直接影响了对改革开放政策的执行。胡耀邦认为福建在对外开放上是积极的。他特别告诫，中国的改革开放已经上“马”，再不能心神不定，更不能下“马”。他以京剧《法门寺》里的眉坞县令与对改革开放心神不定现象进行对比，指出搞特区也是在马上，有的人也是心神不定。不能出一点问题就产生动摇。我们坚持对外开放政策，必须打击经济犯罪活动。这两者不是一码事，没有必然的联系。他强调指出，中央确定广东、福建两个省搞特殊政策、灵活措施，还有办四个特区，这个方针是不变的，利用外资的方针也是不变的，中央已多次重申过。

针对有些人存在着的错误认识，事情还没做就想先收人家的钱。胡耀邦提出，福建的爱国华侨是一支很大的力量，要让他们“名利双收”，一个是政治上有表现，一个是在帮助四化建设中要有点利益。这样才能调动广大海外侨胞的积极性。我们搞对外开放，也必须要有两条，一个是弥补资金的不足，另一个是把人家的技术引进来。为此我们必须付点代价，让出一部分利润、利益。不能两只手都往外伸，而要一只手往外掏，另一只手给一点。如果总像叫化子烤火，只往里扒，那是扒不通的。胡耀邦的比喻形象贴切，引起在场人们的哄堂大笑，气氛极为热烈活跃。

在福州，胡耀邦提出，福建要搞好工作，争取走在“四化”建设的前列，要“五个靠”：第一要靠落实经济政策，坚持正确的生产方针，调动人民群众的积极性。福建提出搞八大基地，是比较符合实际的。第二要靠党团员和先进分子的积极性。第三要靠广大干部的积极性。第四要靠军队的积极性。第五要坚持对外开放政策，把国外华侨和国外友人帮助我们搞建设的积极性调动起来。

福建是个能源比较缺乏的省份，胡耀邦非常重视福建的能源开发，特地视察了小水电的发展情况。他在永春、闽清两县看了小水电，提出要搞中国式的电气化，解决中国农民烧柴的问题。“福建应该发动全民来办，福建过去采取民办公助、以电养电的办法是成功的。南方雨量充沛，水源充足，全年可以发电。福建应先走一步。除了东山岛、平潭岛可以发展风力发电外，其他各县都可以搞水电。”

胡耀邦对随行的中央有关同志说：“小水电发展了，可以带动与电有关的一系列工业的发展，包括家用电器、烘干机、电热器，以及各种管道、阀门等。北京的一些研究院，应当来这里研究这个问题，把小水电和家用电器搞起来。”最后他充满信心地鼓励说：“全国要先搞100个县，福建至少要搞十个或十几个，搞成了我再来看。”

当省委领导向他汇报到矿山等资源开发问题时，胡耀邦说：福建要引进外资，对外国大的财团有吸引力，开发能源、交通、有色金属，势必要同江西捆在一起来考虑。福建水电比较充足，江西有争金属藏量丰富，捆在一起同外商谈，比单一个省谈希望大。可以用特别优惠的条件引进特种钢厂，生产高级钢材。

胡耀邦对福建的省情非常清楚，在中央决定项南到福建任职后，他在与项南交谈中就提出，福建的优势在山海，可以大力发展林业、渔业、牧业，大搞多种经营等。项南到福建后，根据胡耀邦和其他中央领导同志的意见，提出全省大念“山海经”，建设八个基地的战略。项南说这八个基地设想，至少有六个方面是耀邦的意见和提示。所以，胡耀邦看了利用山涧河流蕴藏的能量发展小水电的情况后，他又来到海边。

胡耀邦到连江东升和宁德的晓沃看了海水养殖。当时的东升大队，依靠渔业的发展，不仅集体富了，渔民也得到实惠，三年产值翻了两番半，全队集体资产达1200万元，人均收入1200元。全队400余户人家，收入万元的达110多户，成为远近闻名的富裕队，还投资700多万元搞基本建设。晓沃大队靠海水养殖一年产值翻了两番。

胡耀邦一路看一路赞赏地说：福建要更放手地发展海水养殖。政策还应当放宽，发展还应该加快，潜力还很大。科学教育要跟上，要办学校，培训这方面的人才。这件事抓紧抓好了，可以使福建更快地富起来。全国能最先富起来的可能是搞养殖的沿海和森林资源丰富的山区。（作者：王盛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