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昭娣原系一位山村“等郎妹”，投身革命后，成长为县委妇女部长、区委书记、特委委员。1949年，担任上杭县人民政府第一任县长，走过了一段不平凡的人生旅程。

1916年12月4日，张昭娣出生于上杭县溪口乡大厚村一户农家，出生30天后，被同乡三溪坪畲村丘家抱去做童养媳。不幸养母生下的男孩夭折，于是昭娣便成了“等郎妹”。1928年，昭娣家经济破产，祖母又因病去世，真是祸不单行。她的养父靠要饭过日子，不久也离开了人间。

1929年5月7日，一个惊人的喜讯传到溪口：“毛泽东、朱德率领的红四军解放了白砂，建立了工农政权!”7月，红四军一部进军溪口，农历六月初三，昭娣的家乡三溪村暴动了。当时红四军第一纵队有一个连队就驻扎在三溪村广泛宣传群众，发动群众打土豪、斗地主、分田地。昭娣的养母分到田，还分到了地主的一片横屋共有6房1厅。

1929年冬，三溪村办起了夜校。昭娣毅然报名参加夜校学习。暴动前，“等郎妹”是人下人，连校门都不敢经过，如今有机会上学校读书了，昭娣心里当然无比的喜悦。她学习很用功，考了全班第一，很快由丙班升到乙班，夜校还奖励给她一条毛巾。

1930年，在夜校共产主义思想教育下，昭娣参加了少先队，同年冬天，被选为乡苏维埃代表和乡苏妇女会代表。1931年9月，她参加共产主义青年团，10月调任上杭县委女工部部长，做宣传工作，动员群众支前、扩红。当时刚刚离开家乡到县里工作，一切都不习惯，因此往往一碰上为难事还会偷偷擦眼泪。

1932年6月，福建军区机关一度驻扎在上杭白砂，为加强部队的地方工作，上杭中心县委书记方方就把张昭娣和吴富莲(不久吴又回到县里，在长征路上牺牲)两人调到军区政治部组织部工作。

1933年夏，张昭娣调后方政治部所属第二医院(驻南阳黄腊坑)政治处任青年干事，由共青团员转为共产党员。不久调到医院轻伤所任政治指导员。同年10月中央苏区开始第五次反“围剿”，部队经常搬家、行军，要搞好思想政治工作难度很大，昭娣本身文化水平不高，上政治课要保证大家听得进去，困难有多大，是可想而知的。后来，医院搬到长汀。这时张昭娣又被调回后方政治部，在机关担任党支部书记。

1934年1月，由于敌人的猖狂进攻，苏区缩小，军区后方政治部撤销，凡是能上前方的都到前方去，不能上前线的都集中到四都医院。张昭娣担任四都医院重伤所党支部书记。同年9月上旬，红军主力一军团和九军团攻打温坊。战斗打响前，军区卫生部要求四都医院(已迁至赤田)派出一个所的领导班子赴古城负责把伤员接到瑞金。张昭娣和指导员、所长奉命带了3个看护、1个医生和1个管理员到古城先行打前站。张昭娣等人到古城没几天，伤员如潮水般涌来，当时后续医务人员尚未赶到，伤员到了古城有的连饭都吃不上。那时正是农历七八月，天气炎热，有的伤员伤口上长了虫还换不上药，有的伤员连血衣也换不下来，张昭娣等3位领导整天忙着打饭端汤都还照顾不过来，同志们意见很大，结果3个人都受到处分，张昭娣被撤销支部书记职务、党内警告。温坊战斗结束，中央主力红军就开始长征了，但张昭娣一点也不知道。这年冬，张昭娣随医院伤病员又到了闽赣边的长汀四都，把伤病员和医生护士全部分散到群众家里。

可是还有不少伤员陆续送到四都来，只好临时组织了1个收容所，接着收容所搬到江西瑞金桃阳区的猪肠坑。收容所把这些伤员和有关人员都分散到当地群众家里。张昭娣被安排在高寨村的代表主任家里。没几天，敌4个师的兵力进攻瑞金，到处“搜剿”共产党红军，形势非常严峻。张昭娣等人只好带着伤员上山，在大栋背山上开展游击战争。

主力红军西去后，在国民党反动军队的疯狂“围剿”下，留在苏区的革命者转移到了长汀、瑞金、会昌交界的大山上。张昭娣一行人便在山上搭起寮子，住了下来。可是没住上几天，敌人就把张昭娣所处的大栋背这块山地像箍铁桶般包围了起来。晚上，敌人把所有路口把住；白天，敌人一字形摆开进行“围剿”。几天中，不知牺牲了多少红军战士和革命群众。张昭娣一行20多人也只剩下10余人了。危难之时，张昭娣遇上了瑞金县游击队司令张开荆、参谋周桂生，独立营教导员张志辉等6人，于是张昭娣和张开荆等16人经过千辛万苦突出重围。他们忍着饥饿，冒着严寒，在敌人重兵封锁地区出没，试图寻找自己的队伍。敌人推行“移民并村”政策后，许多山村遭敌烧、杀等摧残，变成了无人村，红军游击队与群众联系异常困难，赖以生存的粮食遇到危机。起初张昭娣和红军伤员还能在抛荒的地上找些残留的再生茄子之类蔬菜和群众谷砻底下残余米粒填填肚子，后来什么都找不到，只好靠野菜、竹笋充饥，如果能采到香菇，捉到山鸡什么的，那确是难得的美餐。

张昭娣和战友们白天在山上隐蔽，晚上走路，一步一步向福建方向转移。有一次，一天都未吃到一点东西，在太阳快下山时偶然在地上拾到几个芋头，急忙烧火煮，一时放松了警惕，哨兵也麻痹，结果没等竽头煮熟，敌人就冲了上来，在匆忙撤上山时有8位同志被敌抓走，张昭娣突围时被敌子弹击中小腿负了伤，幸亏未损骨头，勉强还能走路，在山上找了草药敷敷，过了几个月后才慢慢好转。他们半年没有吃过一粒盐，一年多没有吃上一点油，朝宿夜行，依靠革命毅力和对共产主义的信仰，终于熬过了凄风苦雨的1935年。

1936年初，敌人的大规模“围剿”停止了。张昭娣与兆征县独立营重逢，于是两三支游击队合并、休整，建立了党组织，大大加强了战斗力。他们在兰田乡邱屋村党组织和群众支持下，镇压了当地穷凶极恶的伪保长和反动头子，争取了一批中间分子和保甲长，保护了广大人民群众的利益，游击队本身的给养也得到改善。

1936年秋，张昭娣找到了瑞金县游击队，接着又找到瑞金县武阳区游击队。1937年，三支队伍合并编为汀瑞游击队，人数过百，战斗力增强，接连打了几个胜仗，打击了反动派的嚣张气焰，威震闽粤赣边。他们在三年苦斗期间，与省委失去联系，得不到上级指示，对全国形势也很少知道，对第二次国共谈判合作一概不知。直至1937年秋，闽西南军政委员会张鼎丞、邓子恢派人来找汀瑞游击队才接上关系。不久，项英、陈毅派陈丕显到汀瑞游击队看望张昭娣等同志。

1938年2月，汀瑞游击队开赴龙岩编入新四军二支队北上抗日。而张昭娣和张鼎丞、邓子恢、谭震林的家属等共25人留在赣南闽西，转入新的斗争。

4月，张昭娣和陈兰等人一起参加省委(闽西南潮梅特委)干部训练班学习。5月间，组织分配张昭娣到永(定)和(平和)靖(南靖)县委担任妇女部长，主要任务抓基点村工作、抓党支部建设、组织群众进行生产自救。

1939年9月，张昭娣被调到永定金丰中心区委工作，由于国民党反动派发动了第一次反共高潮，经费困难，张昭娣每月只能拿到3块钱的生活费。但她仍然坚持深入到下洋开展妇女工作、统战工作和组织基本群众队伍。敌人经常与我方闹摩擦，个别不坚定分子暗中投向敌人，情况更为复杂化，增加了张昭娣的工作难度。当时永定保安队到处抓人，于是张昭娣在山上搭寮子住。为了应付敌人的武装“进剿”，保存革命力量，张昭娣要求各个支部都买枪，并且组织了武装基干队，保存了革命力量，保护了群众。

1940年初，省委(闽西南潮梅特委)在永定芹菜洋办了一期党校培训班，张昭娣被抽调参加学习。同年5月间，丰稔中心区委书记马永昌牺牲，组织上就把还未结束党校学习的张昭娣调去接任丰稔中心区委书记。6个月后，张昭娣调到永定县委任组织部长。1941年1月，她被选为闽西特委委员，分管妇女工作。

1941年1月20日，闽西国民党反动派发动了“闽西事变”，领导机关和当地群众都受到摧残。特委决定分散活动。张昭娣便来到永定金丰大山找到了罗炳钦、江岩等人。

当时正闹春荒，粮食非常困难。为了解决机关和群众的燃眉之急，张昭娣等人在金丰大山下拦截了三四十担国民党军粮，结果暴露了自己，引起了敌人更大注意，引来了敌人的疯狂“围剿”，国民党用了2个团兵力搜山，大搞“移民并村”，基本群众受到摧残。张昭娣和部分同志只好分散隐蔽，在山上转来转去，和敌人捉迷藏，与闽西特委机关失去联系半年多。

1941年冬，为了贯彻中共中央“隐蔽精干，长期埋伏，积蓄力量，等待时机”的方针，部队都隐蔽生产，张昭娣被派往粤东读书。1942年6月后，张昭娣和中共闽粤边委领导同志转移到闽西金丰地区的南溪一带。1943年7月，张昭娣还兼任永定县委特派员，直至1947年11月。1944年，由于国民党反动派疯狂的“围剿”、封锁，许多工作团遭到敌人破坏，张昭娣等人的处境越来越困难。为了有理、有利、有节地反击敌人，10月，中共闽粤边委决定在闽西南武装经济工作队的基础上成立王涛支队。王涛支队转战闽粤赣边，于是形势慢慢好转，终于迎来了抗日战争的胜利。

1947年11月，为了迎接全国的解放和将面临政权建设的新形势，闽西党组织奉命输送一批干部到香港中共华南分局学习。张昭娣是其中的一位，她经丰顺、潮汕，几经路途辗转，于12月到达香港。

1948年12月，张昭娣学习结束回到闽粤边区党委所在地广东大埔樟溪地区，任边区党委委员和边区党委妇女筹备会主任，紧接着参加了中国人民解放军闽粤赣边纵队成立大会。

1949年5月23日，闽西上杭和平解放。7月，张昭娣抵达上杭，担任中共上杭县委书记。9月17日，上杭县人民政府成立，张昭娣被选为上杭县人民政府县长，她在又一个新的起点上继续为党和人民的事业贡献力量。（摘自:《福建党史月刊》，作者:刘宝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