豆蔻入党

　　舒诚，1921年11月出生于福州市蒙古营沙帽井一个满族正白旗家庭，家道中落成贫民；在爷爷“手把手”教练下，学会一手好书法，先后就读于省立第一小学（实验小学）、省立第一中学（福州一中），成绩优异。

　　1937年“七七”卢沟桥事变之后，16岁的省立一中学生舒诚积极参加抗日救亡活动。1937年11月由闽东北抗日军政委员会主席王助和福州工委委员、战地妇女宣传队队长林琼（林白胞妹，又名林君玖）介绍入党。

　　1938年初，李铁同志来福州任福州工委书记。他是北京“一二·九”学生运动的骨干，对城市地下工作、青年活动、学生运动很有经验。

　　李铁到任不久，就决定成立青年工作委员会（简称“青委”），由郑挺任书记、卢懋举（榘）任宣传委员、舒诚任组织委员。面对国民党在青年学生中大肆发展三青团组织的态势，李铁决定：“我们要针锋相对地大力发展我党外围群众组织——中华民族解放先锋队（简称“民先”），建立最广泛的抗日统一战线”！

　　“民先”队部就设在福州下杭路108号生顺茶栈（欧阳天定家），由欧阳天定任“民先”福州市队（首任）队长，舒诚任党团书记。舒诚从此辍学专职从事地下革命工作，日夜奔忙于各大中专院校、工厂、农村，宣传、发动群众参加各种抗日救亡组织，从中发现积极分子，建立发展“民先”和党组织。

　　卓有成效

　　根据李铁和福州工委指示，舒诚到基层各支部组织党员学习《共产党宣言》、《联共党史》、党中央及省委指示，要求：每个党员都要带头参加抗日救亡宣传工作，要充分利用“福建抗敌后援会”的合法旗号，发挥各自优势，迅速组建和大力发展各种宣传抗日的宣传队、演出队、剧团、歌咏团、战友社、读书会、同乡会等群众团体，从中发动群众、组织群众、领导群众积极开展抗日救亡工作。

　　“民先”成员和党员们闻风而动，纷纷创办各种抗日救亡刊物，制作报栏、漫画栏、宣传栏，组织正反方公开辩论会、“飞行”集会、时事会、读书会，开设夜校、训练班，举行街头演唱、下乡演出、散发传单等群众活动。其中，最便捷、最成功的是组织唤醒队，每天清晨到居民区沿街呼唤：“快起来！要清醒了！不愿当亡国奴的人们团结起来！起来，不愿做奴隶的人们……。”最后，发展到连巡夜的更夫、早市小贩和群众都会跟着一起呐喊！

　　女中支部

　　舒诚十分重视在女工、女生中开展工作、发现积极分子、发展女党员；并把工运与学运相结合、妇女工作和宣传抗日救亡相结合来综合考核，从愿意下厂、下乡去宣传、发动群众的女生中，培养积极分子，发展女党员。

　　福州文山女中（现改名“福州八中”），当年是美国人办的教会学校，许多优秀女子都集中在这里学习，这里也成为舒诚的一个工作重点。舒诚利用自身优势，频繁进出文山女中，该校女党员支部就是由她亲自布置、发展、组建的。

　　文山女中的女党员们，原本就能歌善舞，在“民先”和党组织的教育、宣传和强化训练下，一个个都变成演说家、出色的业余演员和发动群众的女将。在街头时事演讲，“飞行”集会，下厂、下乡演出，教唱、传唱、大唱救亡歌曲等宣传活动中，到处都留下她们矫健的英姿。在工厂、集市、街头演出“放下鞭子”等救亡文明剧时，文山女中党员们的精彩表演，常使充当反面人物的配角演员被激愤的群众当场打骂。文山女中党员们开心地总结：“这比演‘周瑜打黄盖’更来劲，打的越狠、骂的越凶，说明我们演出越成功！”

　　文山女中支部，很快成为“民先”和福州工委的品牌。她们不仅代表“民先”，分别与省抗敌后援会宣传队第14分队、第31分队以及各地战地文化专业演出队同台演出；每逢哪里有艰巨的宣传任务，舒诚也总是带文山女中学生党员一起冲锋陷阵。

　　珍贵照片

　　1939年2月初，舒诚到新四军福州办事处汇报工作。李铁通知她：国共合作出现裂痕，国民党当局已下令取缔“中华民族解放先锋队”等抗日救亡群众团体，你的身份已暴露，被当局列入黑名单。组织决定送你去新四军军部学习，在交通员没来接你之前，你先去闽清指导、帮助成立民教工作队。

　　说完后，李铁交给舒诚一本希特勒的《我的奋斗》，并告诉她：你的组织关系介绍信和福州工委上报新四军军部的情报，都用密码写在这本书里，并发给5个银圆作路费。

　　舒诚是1939年4月2日离开福州，奔赴新四军军部，直至1958年才调回福建工作的。她虽然只在闽清工作一个多月，但是在闽清最大古民居“宏琳厝”中，至今还保留着：舒诚和项南等同志当年的工作旧址原貌和工作照以及他（她）们旧地重游时的巨幅照片。这不仅说明他们当年组建闽清民教工作队时的工作效率，迅速地从县城向偏远山区推进；也表明了闽清人民对他们的敬重、赞许和感谢。

　　2014年11月间，笔者带着舒诚与文山女中支部女党员合影的复印件去走访舒诚。舒诚阅后说：我也是1999年在《福州革命史画册》上才看到这张照片的，并认出我就在前排左一位置，我既不是内迁永泰的文山女中学生、也不是文山女中支部成员。当年，我是作为“青委”组织委员、“民先”党团书记和基层支部党员合影的。这张照片也不是1939年在永泰拍的，而是1938年秋在黄巷赈灾演出时，李铁叫联络员庄草就近从新四军驻福州办事处取来相机拍的。当年的照相机，可是稀罕的奢侈品，不是你想拍照就有相机。

　　地下秘密工作要求：上下级要单线联系，不准上下级合影。文山女中支部党员，是根本不敢跑到照相馆去拍集体照的。但是，连舒诚本人也搞不清楚，当年李铁为什么要“违规”拍这张照片。然而，这却是一张十分珍贵的唯一照片和革命文物；文山女中、女党员们与中共闽浙赣区（省）委城市工作部（简称“城工部”）领导人之间的不解之缘，还鲜为人知。

　　经组织批准，1941年底杨瑞玉与庄征（城工部首任部长、省委委员）结婚；1947年9月5日庄征因城工部冤案罹难，一个月后杨瑞玉也被错杀。张聪敏嫁给孟起（城工部委员、省委候补委员），因城工部“布案”于1947年8月30日（农历七月十五）夫妻同时在福州高湖乡江边村被捕；1948年11月孟起牺牲在南京雨花台刑场，张聪敏一直关押到南京解放才获释，后随南下服务团回福建。

　　还有：文山女中42届的程宝兰，于1947年3月嫁给李铁（省委委员、城工部第二任部长）；李铁1948年4月初因城工部冤案被错杀，程宝兰顶着“反属”帽子受尽白眼，直至1956年才平反。舒诚后来由入党介绍人林琼牵线，也于1957年底嫁给林白（原城工部副部长、林琼的胞兄），并于1958年调回福建，历任省计委秘书长、省统计局党组书记、局长，福建日报总编，省二轻局局长、党组书记，省医药管理局党组书记、局长等职。

　　面对与文山女中支部女党员合影的老照片，舒诚百感交集地说：“革命成功确实来之不易，杨瑞玉牺牲十分悲壮，张聪敏被捕受尽酷刑，郑君玉党籍没有恢复……莫非真的是红颜薄命？其实，这些不幸原不应该发生，正反两方面的教训要认真总结，要以史为鉴、资政育人”。(来源：《福州党史》，作者：林万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