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爱军 | 中国式现代化道路的意义叙事
作者简介
唐爱军
中共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
马克思主义学院教授
本文载于《北京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22 年第 2 期，引用 / 转发等请据原文并注明出处。
参考注释请参见原文。
中国式现代化道路的意义叙事
摘 要: 中国式现代化道路内含了民族复兴逻辑、社会主义逻辑、人类社会发展逻辑,其历史性意义可以从中华民族、世界社会主义、人类社会三重意义叙事中得到全面阐释。从中华民族意义叙事看,中国式现代化道路成功实现了中华民族从落后的传统国家向现代化国家的转变,中华文明在现代化进程中得以持存、再度青春化,实现了中华民族的精神自立。从世界社会主义意义叙事看,中国式现代化道路不仅振兴了世界社会主义运动、推动了科学社会主义的理论创新,更重要的是破解了“世界社会主义运动的难题”,探索到一条经济文化落后国家建设社会主义的成功之路。从人类社会意义叙事看,中国式现代化道路解构了西方现代化霸权,开创了不同于西方现代性的新现代性类型,其效应不仅表现为推动世界格局发生深刻变革,为发展中国家实现现代化提供了全新选择,而且更表现为积极解答“世界之问”,承担着引领世界文明走向、开启人类文明新形态的世界历史任务。
关键词: 中国式现代化道路;中华民族;世界社会主义;人类社会;意义叙事
阅读导引
一、中华民族的意义叙事
(一)传统国家的现代化转型
(二)中华文明在现代性文明中的接续发展
(三)中华民族的精神自立
二、世界社会主义的意义叙事
(一)世界社会主义事业的振兴
(二)“世界社会主义运动的难题”的破解
(三)科学社会主义理论的新发展
三、关于人类社会的意义叙事
(一)促进“权力转移”
(二)提供现代化新类型
(三)引领世界文明走向
“把中国式现代化道路带回到分析的中心”成为近些年学术界的显著现象。围绕“中国式现代化道路是什么”,学术界已有诸多研究成果。关于“中国式现代化道路的意义是什么”,相关讨论较少。本文试图从中华民族、世界社会主义、人类社会三重意义叙事逻辑,阐述中国式现代化道路的重大意义。
一、中华民族的意义叙事
1840 年以来,中华民族遭受着严峻挑战和全面危机——国家蒙辱、人民蒙难、文明蒙尘。西方国家在资本拐杖中展开现代化进程,并在整个世界范围扩张开来,促使“民族历史”向“世界历史”转变,并且在这个过程中逐步构建了不平等的世界秩序:“使未开化和半开化的国家从属于文明的国家,使农民的民族从属于资产阶级的民族,使东方从属于西方。”中华民族被无情地抛入“三个从属于”的支配体系中。“中国向何处去?”为了寻求答案,无数仁人志士不屈不挠、前赴后继寻求救国救民的道路。十月革命一声炮响,给我们送来了马克思列宁主义。中国共产党应运而生,担负起寻求救国救民光明道路的历史使命,其所开创的中国革命道路特别是中国式现代化道路改变了中华民族的命运,使其迎来了从站起来、富起来到强起来的伟大飞跃,从世界体系边缘日益走近世界舞台中央。
(一)传统国家的现代化转型
近代以来,落后的东方社会在世界历史进程中“表现不出任何伟大的作为和历史首创精神”。过去,永恒的“文明规律”是野蛮征服者被他们所征服的民族的较高文明所征服。但是,西方文明入侵东方社会,打破了这一规律。“不列颠人是第一批文明程度高于印度因而不受印度文明影响的征服者。”现代化在世界历史进程中取得了“绝对权利”,中国面临的现代化任务是历史的必然,正如马克思所说:“迫使一切民族——如果它们不想灭亡的话——采用资产阶级的生产方式;它迫使它们在自己那里推行所谓的文明。”中国人自己也充分意识到:“近百年的中华民族根本只有一个问题,那就是:中国人能近代化吗? 能赶上西洋人吗? 能利用科学和机械吗? 能废除我们家族和家乡观念而组织一个近代的民族国家吗? 能的话,我们民族的前途是光明的;不能的话,我们这个民族是没有前途的。”
西方殖民扩张或资本全球化具有双重性,一方面是对落后国家的掠夺与榨取,即殖民化(主导性的、自觉的);另一方面是传播先进生产方式,即资本主义化(第二位的、不自觉的)。殖民化反映的是民族国家之间的矛盾,资本主义化则是社会形态之间的矛盾。近代中国面临着双重矛盾:民族国家矛盾与社会形态矛盾。并且,中国与西方国家之间的民族矛盾,即帝国主义侵略是主要矛盾,近代中国要实现现代化的前提是解决这一矛盾,实现民族独立。“帝国主义列强侵入中国的目的,决不是要把封建的中国变成资本主义的中国。帝国主义列强的目的和这相反,它们是要把中国变成它们的半殖民地和殖民地。”正如当年英国资本主义在印度的“输入”,并没有带来印度资本主义化抑或现代化,“不仅没有对印度进行‘现代化’,反而在英国政府的帮助下把印度退回到了更为古老的非资本主义的形态。这种对印度社会进行‘传统化’的战略,被指责为通过牢固地确立甚至创造早已过时的地主—农民关系使得印度的经济与社会发生了倒退”。历史的结论可以概括为一句话:民族国家矛盾是首要矛盾,解决民族独立是首要任务。
我们通过中国特色革命道路,成功实现了民族独立,实现了中华民族从东亚病夫到站起来的伟大飞跃。实现民族独立的革命道路同时也决定了现代化道路的基本定向:新民主主义—社会主义方向。中国式现代化道路建立在社会形态的跨越基础之上,将社会主义与现代化结合起来,“使中国这个古老的东方大国创造了人类历史上前所未有的发展奇迹”。不管如何界定现代化,但其核心一点始终是从传统的农业社会向现代工业社会的大变革。中国仅用几十年时间就走完发达国家几百年走过的工业化历程,创造了“中国奇迹”——经济快速发展和社会长期稳定的奇迹。现代化关涉从传统文明向现代文明的“文明转型”,内含着文明进步逻辑。对于中华民族而言,中国式现代化道路的根本意义就在于,它是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正确道路,是使传统文明体整体转型、进入现代文明的成功通道。
中华民族命运之改变,在很大程度上显现为中国与世界关系的变化。“现代化本身具有一种侵略的能力,而针对这一侵略力量能作的最有效的自卫,则是以其矛攻其盾,即尽快地实现现代化。”中国通过极其快速、成功的现代化,使得自身从“三个从属于”的支配—依附关系摆脱出来,逐步从世界边缘走向中心;从落后时代、赶上时代,逐步走向引领时代的荣光时刻。中国式现代化道路的成功也全面瓦解了西方对中国的话语规制,即用“传统—现代”“野蛮—文明”“落后—先进”阐释中国的二元框架。
(二)中华文明在现代性文明中的接续发展
民族危机必然带来文化危机、文明危机,而后者是更为深刻的民族危机。“近代以后,创造了灿烂文明的中华民族遭遇到文明难以赓续的深重危机,呈现在世界面前的是一派衰败凋零的景象。”不管西方文明在殖民扩张进程中如何受极卑鄙的利益驱使,犯下多少罪行;也不管我们如何用诸如“君子不器”所蕴含的古典主义、人文主义攻击西方文明的工具理性,有两点是毋庸置疑的:一是西方现代性文明的先进性:“资产阶级在它的不到一百年的阶级统治中所创造的生产力,比过去一切世代创造的全部生产力还要多,还要大。”二是它的反传统的解构性:“一切等级的和固定的东西都烟消云散了,一切神圣的东西都被亵渎了。”面对西方强势的现代性文明,古老的中华文明可以说是节节败退。中华文明面临着能否存续的根本问题。
近代以来,“师夷长技以制夷”“中学为体、西学为用”“全盘西化”“中西文化分途”“中西文明之外第三种文明崛起”等方案无不是为了拯救中华文明、保持中华民族主体性。如何救亡民族、赓续文明?十月革命一声炮响,给我们带来了答案:“用无产阶级的宇宙观作为观察国家命运的工具,重新考虑自己的问题。走俄国人的路——这就是结论。”中国共产党带领中国人民用社会革命的方式来解决民族危机、文明危机。中国革命并不全然解决救亡问题,它本身意味着“启蒙”。正如亨廷顿所说:“革命是现代化所特有的东西。它是一种使一个传统社会现代化的手段。”中国要实现现代化,必须经历一场彻底的社会革命来为之奠基。中国革命并没有抛弃中华文明,恰恰是她的继承者。毛泽东说:“我们不应当割断历史。从孔夫子到孙中山,我们应当给以总结,承继这一份珍贵的遗产。”中国革命实现了民族独立,让中华民族站起来,也让中华文明接续下来。但是真正让中华文明在现代世界繁花盛开,是中国式现代化道路的“文明效应”,它“使具有五千多年文明历史的中华民族全面迈向现代化,让中华文明在现代化进程中焕发出新的蓬勃生机”。中华文明并不像韦伯所说的与现代文明格格不入的“传统主义”,而是可以与现代文明融合共生的。
中国式现代化道路深刻改变了中国贫穷落后的状况,带来了中国奇迹,为中华文明在现代世界的存在提供了坚实的合法性基础。文明的果实是既得的生产力,生产力是文明的最核心本质。中国式现代化道路及其生产力效应是中华文明在现代社会得以繁荣最根本的前提,也是中华文明主体性最有力的显现。这是其一。其二,中国式现代化超越了“传统—现代”二元对立模式,中华文明在“文明融合”中返本开新、枝繁叶茂。西方经典现代化理论认为,传统与现代是完全对立的、不相容的,现代化的过程就是彻底否定传统的过程。中国式现代化打破了这样的二元论,它是一种“液体模式”思维方式:传统与现代化类似于流动的、相互交融的液体。中国式现代化强调对传统的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并且主张借鉴吸收人类文明成果,继承革命文化,发展社会主义先进文化,正是在这样的“文化的结合锻炼”中,中华文明再度青春化。其三,随着中国崛起、中国式现代化的成功,中华文明伴随着当代中国日益走近世界舞台中央而不断增强自身的影响力和吸引力。总而言之,“以中国式现代化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这是我们的历史结论,这样的结论也非常明显地表达了一点:中华文明在现代性文明中得以接续与发展。
(三)中华民族的精神自立
“东方从属于西方”既表现为中国沦为半殖民地,也表现为中华民族精神上陷入被动状态。西方资本主义文明无论从器物层面,还是从制度、知识层面,都实现了对中国封建农业文明的全面超越。韦伯更是直接指出,以儒家为核心的中华文明是消极的、保守的、传统的,与理性的、积极进取的现代文明背道而驰,因而它也是落后的、甚至愚昧的。“儒教是要去适应这个世界及其秩序与习俗。”辛亥革命没有改变中国半封建半殖民地的社会性质,也没有改变中华民族被动的精神状态。“‘外国势力的无所不在’是中国政治舞台上一件主要的事实:不仅是通商口岸和长江上的英美炮艇还在游弋,而且在通商口岸的租界和内地各省都有英、美、日本和欧洲的企业。这是一股无孔不入的势力。”与此相配套的文化现象便是西方各种社会思潮在中国粉墨登场。
中国人的精神自立始于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中国共产党的诞生。“自从中国人学会了马克思列宁主义以后,中国人在精神上就由被动转入主动。从这时起,近代世界历史上那种看不起中国人,看不起中国文化的时代应当完结了。”中国革命实现了民族独立,为精神自立创造了最根本前提。中国式现代化解决了中华民族落后状态、中国人民贫困问题,为精神自立奠定了物质基础。工业上的落后、物质上的贫困,不可能有真正的精神自立。一穷二白的中华民族面临“被开除球籍的危险”。毛泽东说:“现在我们能造什么? 能造桌子椅子,能造茶碗茶壶,能种粮食,还能磨成面粉,还能造纸,但是,一辆汽车、一架飞机、一辆坦克、一辆拖拉机都不能造。”从“毛泽东之问”,我们可以看出,自立或独立不仅是一个政治概念、文化概念,更是工业化的问题。“要中国的民族独立有巩固的保障,就必需工业化。”工业化必然涉及发展道路选择的问题。“我们的国权,我们的国格,我们的民族自尊心,我们的民族独立,关键是道路、理论、制度的独立。”
中国式工业化、现代化道路让落后的中华民族不断从“四个现代化”,走向“小康式现代化”,正在迈向“全面现代化”;让十四亿多中国人民实现全面小康,解决了绝对贫困问题,使得中国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不断变为现实。中国人民在现代化的接续奋斗中增强了志气、骨气、底气,在实践的历史主动、创造中彰显了精神的自信、自立、自强。在近代,“中国人民的贫困和不自由的程度,是世界所少见的”。这一现象随着中国式现代化道路开辟与发展,永远消失在历史陈列馆里。
二、世界社会主义的意义叙事
从根本性质来看,中国式现代化道路就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是科学社会主义理论逻辑和中国社会发展历史逻辑的辩证统一。中国式现代化道路(抑或其他本质关联的对象)对世界社会主义运动意味着什么? 我们可以从历史演进、道路探索、理论创新三个方面,把握其意义叙事。
(一)世界社会主义事业的振兴
20 世纪世界社会主义运动经历了高潮—低潮—再次高潮—再次低潮—又一次高潮的历程。第一次高潮以十月革命为标志,使社会主义实现了从理想到现实、从理论到制度的飞跃。第一次低潮是20 年代中期,以中西欧国家武装起义失败和1927 年中国大革命失败为主要表现。第二次高潮是指以中国为代表的许多第三世界国家取得革命胜利,走上社会主义道路,开始形成世界社会主义体系。第二次低潮就是20 世纪80 年代末90 年代初,以苏东剧变为主要表现,整个世界社会主义运动遭受空前挫折,陷入低谷。当时,各种“终结论”甚嚣尘上。福山在《历史的终结》中宣告社会主义已经死亡。布热津斯基在《大失败——二十世纪共产主义的兴亡》宣告,共产主义在21 世纪将“不可逆转地在历史上衰亡”。中国改革开放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使世界社会主义运动从第二次低潮中走出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开创,是世界社会主义运动复兴的新起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可以说是世界社会主义运动走向新的高潮的标志,因为它“意味着科学社会主义在二十一世纪的中国焕发出强大生机活力,在世界上高高举起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中国式现代化道路的开辟以及向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新征程的迈进,雄辩地说明了中国在世界上把科学社会主义旗帜举住了、举稳了,使世界范围内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两种意识形态、两种社会制度的历史演进及其较量,发生了有利于社会主义的重大转变。概要说来,中国式现代化道路对世界社会主义运动的促进,可从三个角度加以窥视:一是破除了对社会主义污蔑、攻击等西方话语。中国式现代化道路的成功意味着“历史终结论”终结了、“社会主义崩溃论”崩溃了。“中国崛起为世界主要大国标志着西方普世主义的终结。”二是引导人们正确认识社会主义,坚定走社会主义的信心。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成功让人民更加意识到,苏东剧变决不是社会主义的失败——只不过是传统社会主义模式的失败,社会主义只要与本国国情、时代特征结合好,就能走出一条通往社会公正、人类解放的现实道路。三是重塑了社会主义在世界人民心目中的形象。创造中国奇迹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向全世界人民说明,社会主义不仅善于破坏一个旧世界、搞革命,也善于建设一个新世界、促发展。社会主义能解决民族发展问题,能创造人民美好生活,也能推进人类进步事业。
(二)“世界社会主义运动的难题”的破解
马克思和恩格斯预测,社会主义革命首先在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取得胜利。20 世纪世界社会主义运动的实践并未按照他们的设想展开,反而是在经济文化落后的国家爆发了革命,这些国家率先走上了社会主义道路。列宁曾说过:“我们的革命是开始容易,继续比较困难,而西欧的革命是开始困难,继续比较容易。”所谓的“开始”指夺取政权,建立社会主义制度;“继续”则指巩固和发展社会主义。“继续比较困难”,实际上揭示了一个“世界社会主义运动的难题”:经济文化落后国家取得政权、建立社会主义制度之后,如何建设社会主义,如何巩固和发展社会主义? 简言之,就是经济文化落后国家如何建设社会主义。也许表现形式不同,但是这一难题始终存在于20 世纪世界社会主义运动的实践中。十月革命之后,第二国际以及俄国的孟什维克分子群起攻之:“俄国生产力还没有发展到可以实行社会主义的高度”。针对此质疑,列宁反问:“我们为什么不能首先用革命手段取得达到这个一定水平的前提,然后在工农政权和苏维埃制度的基础上赶上别国人民呢?”20 世纪80 年代末90 年代初,一些人将苏东剧变归结为“社会主义的原罪”:俄国等经济文化落后国家跨越“卡夫丁峡谷”,直接进入社会主义,违背了马克思的本意,抑或说,违背了人类社会客观规律。
经济文化落后东方国家跨越“卡夫丁峡谷”直接建立社会主义,并没有违背马克思本意,这一点,我们可以从马克思晚年关于东方社会的一系列论述中得到佐证;也没有违背人类历史发展的客观规律,这一点,学术界已有相关论证。以苏联为代表的东方落后国家建立社会主义制度,尽管没有任何“原罪”或“不合理性”,但是同样不可否认的是,社会主义运动在这些国家遭受到极其严重的挫折。原因何在? 就在于他们始终没找到一条经济文化落后国家建设社会主义的正确道路。这一历史任务是由中国共产党带领中国人民来完成的。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最早提出“以苏为鉴”,独立探索适合中国国情的社会主义建设道路。“现在是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时期,我们要进行第二次结合,找出在中国怎样建设社会主义的道路。”由于各种复杂的历史原因,在这一历史时期,“第二次结合”并没有成功。改革开放以后,我们才成功实现“第二次结合”,开创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
从世界社会主义叙事看,中国式现代化道路的最重要意义在于,它破解了“世界社会主义运动的难题”,探索到一条经济文化落后国家建设社会主义的成功之路。如何建设社会主义? 中国式现代化道路首先从区分两种社会主义概念出发,明确了中国建设社会主义的历史方位。一是“发达社会主义”。它是经典作家所设想的共产主义第一阶段,是生产力水平高于资本主义的“后资本主义社会”。二是“不发达社会主义”。它指生产力水平远低于发达资本主义的“前资本主义”(或与资本主义同一历史序列)的社会主义。中国共产党人借助于“不发达社会主义”,明确提出了社会主义初级阶段概念,确立了中国式现代化的历史方位,特别认识到,市场经济是不可逾越的历史阶段,实现现代化是建设社会主义不可或缺的历史主题。“我们必须经历一个很长的初级阶段,去实现别的许多国家在资本主义条件下实现的工业化和生产的商品化、社会化、现代化。”不承认中国可以跨越“卡夫丁峡谷”、不经过资本主义充分发展阶段而走上社会主义道路,是机械论。以为不经过生产力的巨大发展就可以越过社会主义初级阶段,是空想论。那些主张用马克思关于未来社会或发达社会主义基本特征的具体论述来指导落后国家社会主义建设的人都是空想论者。社会主义在苏联和东欧失败的根源在于,脱离本国生产力实际,按照“后资本主义”的社会主义模式搞建设。中国式现代化道路立足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历史方位,成功探索经济文化落后国家建设社会主义的新模式,其基本特征有:立足本国国情的社会主义、不断解放和发展生产力的社会主义、改革开放的社会主义、实行市场经济的社会主义、吸收资本主义一切积极成果的社会主义、主张和平的社会主义、与现代化目标有机结合的社会主义,等等。中国社会主义建设新模式“使具有五百年历史的社会主义主张在世界上人口最多的国家成功开辟出具有高度现实性和可行性的正确道路,让科学社会主义在21 世纪焕发出新的蓬勃生机”。
(三)科学社会主义理论的新发展
中国式现代化道路既坚持了科学社会主义基本原则,又根据时代条件赋予其鲜明的中国特色。中国式现代化道路及其蕴含的创新理论,以我们正在做的事情和将要做的事情为中心,以一系列具有原创性的新思想新观点新论断,写出了马克思主义新篇章、科学社会主义理论的新版本。中国式现代化道路实现了社会主义逻辑、现代化逻辑和民族复兴逻辑的三者统一,在把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有机贯通的基础上,实现了对科学社会主义的创新性发展。一是提出了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理论,深化和发展了社会主义发展阶段理论。二是提出了社会主义本质理论,创造性回答了“什么是社会主义”这一社会主义发展史上的最基本问题。三是提出了社会主义改革开放理论,深化和发展了社会主义发展动力理论。四是提出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实现了社会主义发展史上最伟大的理论创新,谱写了科学社会主义新篇章。五是提出了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理论,深化和发展了经济文化落后国家建设社会主义的新认识。作为中国式现代化道路的最新理论表达,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既书写了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崭新篇章,也推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成为21 世纪科学社会主义发展的旗帜,成为振兴世界社会主义的中流砥柱,为科学社会主义新发展作出了重大贡献”。
三、关于人类社会的意义叙事
福山曾说过:“当今世界上,我们却难以想象出一个从根本上比我们这个世界更好的世界,或一种不以民主主义和资本主义为基础的未来。”中国式现代化道路的成功,使得福山修正了自己的观点:人类思想宝库要为中国传统留有一席之地。从促进人类进步事业来看,中国式现代化道路的世界意义可以从国际格局新变化、现代化新模式、人类文明新形态等方面得到充分澄明。
(一)促进“权力转移”
合法性和权力构成世界秩序的两大要素,权力是最根本的。近代以来,西方国家通过资本权力重构了世界秩序,其核心是“东方从属于西方”的世界格局、“中心—边缘”的世界体系。中国改革开放的成功、中国式现代化的成功,带来了中国快速发展,也深刻改变了后冷战世界格局的力量对比和世界发展趋势。中国崛起是当今世界百年未有之变局的关键。中国共产党带领中国人民在世界上最大的发展中国家开辟了中国式现代化道路,其世界性影响是空前的,促进了权力转移、改变了世界格局。一是世界经济格局之变。超大规模的中国快速现代化带动了新兴市场国家和发展中国家经济发展。按照经济总量(GDP)计算,发展中国家群体已占全球经济总量一半,按照购买力(PPP)计算,已经超过发达国家群体。据预测,到2035 年,发展中国家GDP 规模将超过发达经济体,在全球经济和投资中的比重接近60%。全球经济增长的重心从欧美转移到亚洲、从发达国家转移到发展中国家。二是国际权力格局之变。中国快速全方面发展,带动了发展中国家的“群体性崛起”,使当前国际力量对比呈现出“东升西降”的历史性趋势,推动国际格局大变革加速演进,国际格局逐步从西方主导走向东西方平衡。
(二)提供现代化新类型
“党领导人民成功走出中国式现代化道路,创造了人类文明新形态,拓展了发展中国家走向现代化的途径,给世界上那些既希望加快发展又希望保持自身独立性的国家和民族提供了全新选择。”这段话高度凝练,集中揭示了中国式现代化道路的世界意义。也许,可以从诸多维度把握中国式现代化道路的世界意义,但是其最核心、最关键的一点就是:它提供了不同于西方现代性的新现代性类型。中国式现代化的成功意味着,西方现代性模式已从人类现代化的“普世模式”或“唯一模式”,还原为地区性发展模式。“我国的实践向世界说明了一个道理:治理一个国家,推动一个国家实现现代化,并不只有西方制度模式这一条道,各国完全可以走出自己的道路来。可以说,我们用事实宣告了‘历史终结论’的破产,宣告了各国最终都要以西方制度模式为归宿的单线式历史观的破产。”作为一种新现代性模式,中国式现代化有哪些基本要素或核心逻辑(尤其与西方现代性相比较)? 我们认为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揭示它的基本逻辑:从发展理念看,中国式现代化确立了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逻辑,超越了以资本为主导的发展逻辑;从现代化的动力及作用模式看,构建了“资本—国家—劳动”三元主体的驱动模式,超越了单一的资本驱动模式;从现代性的社会维度看,建立了社会平等和共同富裕的社会和谐模式,超越了西方两极分化的社会冲突模式;从现代化的发展战略看,选择工业化和信息化综合协调的现代化发展道路,遵循了“并联式现代性逻辑”,超越了“串联式现代性逻辑”;从现代性的“品性”角度看,开启和平发展的大国崛起之路,超越了西方对内掠夺、对外殖民的扩张之路,等等。此外,比较普遍的是,从中国式现代化的基本特征把握其内在逻辑:人口规模巨大的、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的、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相协调的、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走和平发展道路的现代化。不管怎么描述中国式现代化的性质或特点,有一点是确定无疑的:“当代中国的伟大社会变革,不是简单延续我国历史文化的母版, 不是简单套用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设想的模板, 不是其他国家社会主义实践的再版, 也不是国外现代化发展的翻版。”
作为后发现代化国家,发展中国家遭遇到的不仅有现代化进程中的一般普遍问题,而且更要应对落后国家实现现代化才会有的特殊问题。实事求是地说,西方国家率先开启的现代化进程不是一帆风顺的,也面临一系列冲突、矛盾甚至悖论,比如,人们常常提及的“托克维尔悖论”(为什么经济发展了反而加速了革命的到来? 为什么减轻民众负担、政治相对开明了,反而引起民众反抗?)、“亨廷顿悖论”(现代性孕育着稳定,而现代化过程却滋生着动乱)。中国式现代化所主张或实践的“渐进式改革策略”“改革发展稳定有机统一”“有效国家权威”“在发展中化解矛盾”等,对于发展中国家避免或降低现代化进程中的一系列矛盾或冲突,具有极其重要的启示意义。增长(发展)、公平、民主、秩序、自主(独立)等都是发展中国家所追求的现代化目标。在全球资本主义体系下,发展与独立是发展中国家现代化的两大核心诉求。中国式现代化对于发展中国家最为重要的启示就是如何正确处理发展与独立、摆脱贫困与摆脱依附之间的关系问题。经典现代化理论给发展中国家开出的现代化方案就是完全遵循西方现代化模式的“亦步亦趋式”发展。这样的方案无法回答:“为什么落后的资本主义国家没有沿着其他资本主义国家的历史所常见的资本主义发展道路前进,以及为什么它们一直没有什么进展或进展缓慢?”针对经典现代化理论的弊端,发展中国家一些学者提出依附论。依附论者从发展中国家所处的国际经济体系出发,提出“中心—边缘”的二元结构,认为发展中国家落后贫困的根源在于不平等的国际经济体系,作为边缘国家,发展中国家完全依附于发达国家(中心国),受其制约、剥削。尽管依附论揭露了“亦步亦趋式”发展的幻想,也将外部因素纳入发展中国家现代化的探讨中,但是它给出的解决方案并不可行。一是选择“融入”,在国际资本和发达国家主导的“中心—边缘”体系中实现“依附性发展”。二是选择“自主”,与资本全球化和资本主义世界体系完全“脱钩”,实现“封闭式发展”,同时也是低水平的发展。中国式现代化道路超越了“依附发展”或“脱钩发展”的二元难题,走出了一条“既能发展又能独立”的现代化之路:既对外开放,充分占有资本主义一切积极文明成果,又有效抵制国际资本对国内经济社会发展的控制;既积极加入、参与、顺应乃至引领经济全球化潮流,又能有效防范全球化风险,掌握自身发展的主动权。中国式现代化可以说是“独立型发展”模式的成功典范。
(三)引领世界文明走向
“世界怎么了、我们怎么办? 这是整个世界都在思考的问题,也是我一直在思考的问题。”这是2017 年1 月18 日习近平总书记在联合国日内瓦总部演讲时首次发出的“世界之问”。世界怎么了? 当今世界面临着严峻的全球性挑战和世界性难题——和平赤字、发展赤字、治理赤字、信任赤字、文明赤字。我们怎么办? 合作还是对抗? 开放还是封闭? 互利共赢还是零和博弈? 人类又一次站在了十字路口。中国式现代化道路不仅能解决中国自身发展问题,而且始终坚持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以自身的发展观、治理观、安全观、文明观等为解答“世界之问”、解决人类重大问题提供中国智慧和中国方案。一是维护世界和平方案。中国方案超越西方的“敌友区分”的二元论,坚持“相互承认”的价值理念。以“承认政治观”为基本理念,中国方案坚决摒弃冷战思维、强权政治,反对不平等的霸权秩序,坚持相互尊重、平等协商原则,主张“对话而不对抗、结伴而不结盟”的国际交往,化解矛盾冲突,维护世界和平。二是促进共同繁荣的发展方案。中国式现代化的成功,在某种意义上,是发展理念、发展战略的成功。解决世界发展问题,中国开出的发展方案有:在经济全球化上,既明确拒绝“逆全球化”主张,又反对西方发达国家主导的不平等的“旧全球化”方案,而是提倡“开放、包容、普惠、平衡、共赢”的新型全球化方案,引导经济全球化向普惠性的方向发展。在发展理念上,提倡“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的新发展理念,着力于解决全球发展不平衡不充分问题,促进共同繁荣。在发展合作上,秉持“开放、融通、互利、共赢”的合作观,反对自私自利、短视封闭的狭隘政策。三是优化全球治理体系的治理方案。中国方案坚持共商共建共享原则,超越“一国独霸”或“几方共治”的西方治理逻辑;主张推动全球治理体系变革,构建什么样的国际秩序和全球治理体系不能由一家说了算、少数人说了算,要由各国人民商量,并且要更好地反映发展中国家的意愿和利益。四是实现普遍安全的信任方案。“信任是国际关系中最好的黏合剂。”不同的民族、国家、社会制度、文明之间缺乏信任,整个世界信任赤字严重,必然导致普遍危机感、不安全感。在面对人类重大问题上,中国方案主张齐心协力应对挑战,开展全球性协作,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在大国关系上,主张构建新型大国关系,建立大国战略互信;在安全秩序上,主张合作的、可持续的安全观,反对利己的、对抗性的片面安全观,树立共同安全思维,反对单一的“唯我独安”的安全思维。五是推动开放包容的文明方案。中国方案提供了世界不同文明交往的新模式。西方所主导的文明交往模式主张(西方)“文明优越论”“普世论”“文明冲突论”,在实践中导致了极其严重的文明赤字。新的文明交往模式坚持平等、互鉴、对话、包容的文明观,尊重“文明多样性”,强调“文明交流互鉴”,主张“文明共存”。中国式现代化实现传统文明与现代性文明有机结合,将中华文明所蕴含的“各美其美,美人之美,美美与共,天下大同”文明理念贡献给整个世界;将和平、发展、公平、正义、民主、自由的全人类共同价值彰显于整个世界。
关于人类社会的意义叙事,还不仅仅是一般层面的“世界意义”——给世界提供物质财富,抑或在某些方面改变力量对比、重塑世界格局,其更高层面的、具有普遍性的是“世界历史意义”。正如黑格尔指出:“一个民族在世界历史的发展阶段中究竟占据着什么样的位置,不在于这个民族外在成就的高低,而在于这个民族所体现出的精神,要看该民族体现了何种阶段的世界精神。”某一个民族在特定的历史发展阶段承担着“世界历史任务”,因为这一任务在世界历史发展进程中具有更高的普遍性、未来展开的必然性,所以,这一世界历史任务及其承担者就具有世界历史意义。从这个角度看,中国式现代化道路或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世界历史意义就不在于中国成为“另一个美国”或“现代化俱乐部一员”,而在于:在现代化不断扩张并展现其内在界限的历史进程中,中国式现代化道路要在完成现代化任务的同时,着力解决现代性文明危机,寻求一种超越现代性的人类文明新形态的可能性。“新的文明类型是指什么呢? 它是指超越现代资本主义的文明类型:它的现实前提是在特定的现代化基础上产生出来的,但它的成长却绝不仅限于现代性之中。”扬弃现代性文明,引领世界文明走向,开启一种人类文明新形态,这是中国式现代化道路承担的更高历史任务。正像尽管是地域性文明的西方文明承担着开辟现代资本文明的历史任务,因此“在它的那个阶段获得它的绝对权利”,中国式现代化在未来的历史进程中同样如此,当然它仍然在不断生成当中。但不管怎样,到目前为止,超越了西方现代性模式,开启了一种独特的新现代性模式,证明了人类文明的多样性,充分彰显了中国式现代化道路的重大意义。
之所以能从这三重叙事逻辑去把握中国式现代化道路的意义,根本原因还在于,中国式现代化道路内含了民族复兴逻辑、社会主义逻辑、人类社会发展逻辑。中国式现代化道路在承载着民族复兴的使命、世界社会主义繁荣的使命、人类社会进步的使命的未来历史进程中,会不断彰显其自身的伟大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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