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欧里庇得斯《美狄亚》中的修辞与伦理

罗峰 外国文学研究 2022-12-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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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摘要


在欧里庇得斯最著名的悲剧《美狄亚》中,诗人以一种独特的女性视角质疑了传统英雄主义。美狄亚俨然传统英雄原则最坚定的捍卫者,却吊诡地彻底否定了荷马以降的英雄主义。通过钩沉智术师修辞术与雅典民主制结合带来的“启蒙的自利”,诗人批评了智术师启蒙给政治带来的恶果。雅典民主制鼓励民众对自由和爱欲的普遍追求,为个人主义和爱欲的解放提供了沃土和合法性。而由智术师修辞术带来的价值相对主义,最终也必然由自利的个人主义遁入道德虚无。雅典民主制内含的悖谬也通过“赫利俄斯的龙车”意象昭然若揭:大胆追逐爱欲的个体犯下罪行,却能以神圣之名逃之夭夭。个人主义与道德虚无堪称雅典民主制下奋不顾身追逐爱欲结出的并蒂“恶之花”。

关键词

欧里庇得斯;《美狄亚》;修辞;伦理;道德虚无

作者简介

罗峰,华东师范大学英语系副教授,主要从事古希腊悲剧、古典诗学、跨学科研究和莎士比亚戏剧研究。

Title

Rhetoric and Ethics in Euripides’ Medea

Abstract

In his best-known tragedy, Medea, Euripides questions the notion of traditional heroism from a unique feminine perspective. Medea is presented as the staunchest defender of the principle of traditional hero, but paradoxically she completely rejects the notion of heroism that became commonly acknowledged after Homer. Through a survey of the “enlightened self-interest,” effected by the integration of the sophistic rhetoric with the Athenian democracy, Euripides criticizes the disastrous consequences brought by the Enlightenment of the sophists. The Athenian democracy encourages people to pursue freedom and eros, thereby providing the fertile soil and legitimacy for individualism and the liberation of eros. In the end, the value relativism brought by sophists’ rhetoric inevitably shifts from self-concerned individualism to moral nihilism. The paradox, which is implicit in the Athenian democracy, is vividly shown in the image of “Helios’ Chariot”: the individual who commits a crime while boldly pursuing eros may still evade a punishment under a sacred excuse. As it were, individualism and moral nihilism may very well be perceived as the two “flowers of evil” in the wake of embracing, recklessly, eros in the Athenian democracy. 

Key words

Euripides; Medea; rhetoric; ethics; moral nihilism 

Author

Luo Feng is an associate professor at the School of Foreign Languages, East China Normal University (Shanghai 200241, China), specializing in ancient Greek tragedy, classical poetics, interdisciplinary studies, and Shakespeare studies.

Email: roseluofeng@163.com


欧里庇得斯的悲剧《美狄亚》(Medea)是一部独具魅力的作品。剧中同名女主人公个性鲜明:她敢爱敢恨、行事果敢、不甘受辱、让人无法不联想到荷马与索福克勒斯笔下同样激荡人心的“英雄”人物。但全剧在美狄亚酣畅淋漓的复仇之上,似乎又密布着一重令人难以参透的雾障。这种朦胧感直至剧末仍挥之不去,就像驾着太阳神赫利俄斯(Helios)的龙车高悬半空,以凯旋之态傲视这人间世的美狄亚一样。在那一刻,美狄亚俨然成了神(Conacher, Euripidean Drama 195)。但似乎也只在这一刻,美狄亚显得像神祇——我们显然没法说服自己,谋害亲骨肉后逃之夭夭的美狄亚真的成了神。令人匪夷所思的是,当伊阿宋援引古老的复仇伦理向她索要“血债血偿”的正义时,美狄亚玄秘莫测地宣称:“因为我的祖父赫利俄斯送了我这辆龙车,好让我逃脱敌人的毒手。”①言下之意,美狄亚逃脱罪责,也具有某种“神性”。果真如此,那么,何以在欧里庇得斯笔下,成功的作恶者竟与神性联系在了一起?

01

美狄亚的修辞

在剧中并不打眼的一处,欧里庇得斯以微妙而反讽的笔法暗示,到了他的时代(Rehm 98),荷马史诗推崇备至的传统英雄主义经历了何种蜕变:“倘若命运不叫我成名……我就连比俄尔甫斯所唱的还要动听的歌也不想唱了”(542—544 行)。伊阿宋(Jason)在与美狄亚的“对骂”中表示,美狄亚宣称施与他的“恩惠”,他不仅已通过让美狄亚蜚声希腊偿还,“你还得到比给我的恩惠大得多的利益”(532—533 行)。而剧本早前已经层层铺垫明示,伊阿宋背信弃义、为一己之利抛妻弃子,因此“毫无发言权”(Schein 57)。的确,“名声”是古希腊传统英雄最看重之物,但伊阿宋在充满功利算计的语境中谈及“名声”,颇为反讽。阿喀琉斯(Achilles)的愤怒之所以打动人心,乃因希腊首领阿伽门农(Agamemnon)违反正义分配原则,辱没了他作为战士的荣耀。通过预先祛除荷马笔下传统英雄伊阿宋的光环,欧里庇得斯质疑了传统英雄主义。值得注意的是,伊阿宋此话虽轻描淡写,却指向剧中价值含混乃至道德崩塌的根源。这种根源与其说与他汲汲以求的“名声”有关,不如说与他弃之如敝履的“俄尔甫斯”的妙音相关。更确切地说,与弹奏这种曲调的能力有关。只不过,伊阿宋没能意识到,剧中具备这种能力之人正是他的对手,而这种曲调也已有了质变。

欧里庇得斯借伊阿宋此言不但表明,到了他的时代,传统英雄主义仅残存对“名声”的空洞渴慕,还道尽伊阿宋与美狄亚言语交锋的无力感。这种无力感恰因伊阿宋轻易舍弃了杰出英雄人物必备的一种能力:杰出的说服力(Ager 19-20)。事实上,传统英雄价值体系不仅包含对英雄人物体力和战斗力的要求,对他们的“劝谕”或“说服”能力同样有期待:他们不仅要有卓越的行动力,还要能说服他人接受自己的意志(Bongie 30)。通过让伊阿宋关注英雄主义带来的“名声”,而忽略传统英雄必备的“说服”能力(实际上伊阿宋也无行动力,475—482 行),欧里庇得斯暗示,荷马以降的英雄品质有了怎样的变化。

如果说剧中有谁表现得更接近荷马式的英雄人物,此人非美狄亚莫属。剧中的美狄亚俨然荷马式英雄的完美代言:她不仅拥有卓越的行动力——美狄亚代替伊阿宋完成了所有英雄历险、最彻底报复了敌人,还拥有超凡的“说服”力,对言说对象总有着某种不可抗拒的魔力,其言辞显得“比俄尔甫斯的歌声更动听”(Ager 11-27)。如果说此剧开篇借乳母之口否定了荷马史诗波澜壮阔的英雄历险,那么,欧里庇得斯将用整剧的篇幅以同样惊心动魄的笔触描写一位新式女英雄的崛起。与美狄亚卓越的行动力相得益彰的是她出众的说服力:她一上场就显示出掌控全局的能力。不仅如此,美狄亚还暗示,她要以“女性”身份谱写专属自己的故事。②打一开始,欧里庇得斯就赋予美狄亚充分的自我意识。而通过隐退幕后预设一种不偏不倚的视角,诗人也以一种独具匠心的笔法让我们相信,美狄亚随后的言行充分可信。

显而易见,美狄亚之所以能步步为营推进复仇计划,与她总能劝服言说对象密不可分:倘若科林斯国王克瑞翁(Kreon)不为所动,未应允美狄亚多待一天的请求,那么,美狄亚就没法为自己的复仇行动赢得时间,而他和女儿也不会死于非命;同样,倘若雅典国王埃勾斯(Aegeus)没有允诺为美狄亚提供庇护,那么,美狄亚即便复仇成功,也只能亡命天涯,而没法像剧末那样以胜利者姿态傲然离场。美狄亚究竟凭借何种言说技巧竟能让人言听计从,如闻听俄尔甫斯音乐的草木山石和飞禽走兽那样亦步亦趋——伊阿宋面对美狄亚就束手无策? 

从很大程度上讲,美狄亚的说服力与她充满修辞的言说技巧密不可分。美狄亚一上场就表现出卓然的演说能力。在开场戏白中,欧里庇得斯向我们呈现的美狄亚满怀仇恨、性格暴烈。对美狄亚忠心耿耿,与之朝夕相伴的乳母还严令保傅勿让孩子们靠近,“当心她暴戾的脾气,仇恨的性情”(102—104 行)。截然不同于乳母开场呈现的美狄亚,面对歌队(公众)的美狄亚显得出奇冷静而克制。私人领域的美狄亚与公众领域的美狄亚呈现出巨大反差。很明显,正式上场的美狄亚经过刻意伪装——目的很明确,她要说服歌队。从这个意义上讲,乳母先前的所有铺垫,都成了美狄亚的靶子。如此一来,乳母和美狄亚的言辞就奇妙地呈现为论辩中的正反方。美狄亚的确擅长演说,她一开始就有的放矢(215—216 行)。通过劝说歌队消除偏见,美狄亚为接下来的劝谕铺平道路。由于美狄亚面对歌队(公众),她的言说由此带上了强烈的公共演说意味。

美狄亚这段发言充满修辞(230—243 行)。她没有直接诉及自己的处境,而是先通过频繁诉诸一种更宽泛的普遍性(“我们女人”),使歌队(由科林斯女人组成)产生共情:由于对女人的普遍处境感同身受,由科林斯女人组成的歌队站在了美狄亚(外邦女人)一方。同样,美狄亚也没有一上来就控诉伊阿宋,而是诉诸社会对女性的普遍不公,让歌队直面婚姻中的女性共同的困境。通过在公共演说中暂时隐遁作为个体的美狄亚,美狄亚不仅获得了更为普遍也更为客观的立场,还把自己打造成遭遇不公的女性的代言人。美狄亚也不复是乳母口中愤愤不平的弃妇,而俨然成了正义的化身。紧接着,美狄亚提到自己分外悲惨的个体境遇,以彰示“你们”与“我”之别:“你们”有“城邦”、有“家乡”“丰富的生活”和“朋友”,而“我”“无母、无弟兄、 六亲无靠”(252—257 行)。事实上,她也无邦(apolis)可依——对于这点,美狄亚讳莫如深。

美狄亚运用的双重言说的修辞策略,是其劝说成功的重要保障:她一方面充分利用女人的视角凸显男女差异,强调女性在男性主导的社会中的无助,另一方面又悄然抹去男女的天然之别:“我宁愿提着盾牌大战三场,也不愿生一次孩子”(250—251 行)。女人生子与武士上战场,原本指向男女(依天然差异)在城邦中的分工协作,经美狄亚之口却陡然构成紧张。此言表明,美狄亚既是女人,却又非普通女子。美狄亚的确深谙何时该示强(265—266 行),何时又该示弱。美狄亚此番话成效显著。歌队应承了美狄亚协助其复仇的请求(267—268 行;Bongie 37)。更重要的是,通过“刻意与歌队建立联盟”,美狄亚已为随后的报复行动奠定了公众基础(Schein 65)。美狄亚以同样的修辞技巧赢得了科林斯国王克瑞翁和雅典国王埃勾斯的同情。在这两场戏中,美狄亚同样以乞援者的姿态出现在舞台上。

克瑞翁直言不讳,出于对女儿安危的考虑,他必须驱逐美狄亚。克瑞翁的决定乃是基于对美狄亚的耳闻:“你天生很聪明,懂得很多法术”,现在更对伊阿宋心生怨怼、对王室充满敌视,还扬言报复(282—290行)。美狄亚通过有意曲解克瑞翁所谓的“聪明”,试图打消克瑞翁的顾虑。克瑞翁起初不为所动,直到美狄亚诉诸克瑞翁为人父的处境(340—350 行)。正是这个心软的决定,彻底改写了克瑞翁和女儿的命运(对比柏拉图《会饮》195e)。

经美狄亚劝说,克瑞翁为她实施复仇争取了至关重要的一天。但美狄亚并未马上行动,而是通过与雅典国王埃勾斯结盟,确保复仇后能全身而退。美狄亚一方面诉诸神圣的友爱,控诉伊阿宋为一己私利破坏夫妻“友爱”,另一方面抓住埃勾斯求子心切,通过许诺为他延续香火与之缔结互惠盟约(726—727 行)。

在为美狄亚实施复仇铺垫的这几场戏中,美狄亚显示出精湛的言说技巧和出色的劝服能力。美狄亚能不动声色使对方受控于无形,盖因她熟谙人性的弱点,尤擅利用他人同情,左右其判断(亚里士多德 1377b)。然而,通过呈现美狄亚言行的前后矛盾,剧作指向了古典时期的雅典社会价值的普遍混乱(Schein 57)。而这种混乱,也通过对美狄亚式的修辞的呈现与那场对雅典影响深远的智术师启蒙运动关联在一起。

02

启蒙的自利与伦理困境

公元前 5 世纪中叶始,雅典涌现了一类收费教学的新派教师。周游列邦的智术师蜂拥至雅典,以教授从政必备的修辞术为名,吸引了大批世家子弟。欧里庇得斯创作《美狄亚》之时,智术介入城邦带来的影响已日益凸显。在这场堪称“雅典启蒙运动”的智术师运动中,智术师切实影响了雅典政治。在雅典民主制“高度竞技性的文化”背景中(戈尔德希尔 3),修辞术允诺的说服技艺是“获取权力的关键手段”(Conacher, Euripides and the Sophists 9)。为了证明修辞术是真正的技艺,他们不惜把演说家等同政治家,声称政治决定取决于演说术、修辞术等“说服”的技艺。但修辞术隐含的危险也不言而喻(Kennedy 34)。实际上,智术师启蒙引发了一系列新问题:他们否定传统神话,重新解释自然与礼法及人类文明的起源。智术师极力推崇的修辞术代表一种价值观:一切皆流、万物相对,任何事物都能得出相反的观点,其中蕴含的价值相对主义已威胁了传统价值体系。他们还力图让人相信,真与善取决于个人的“说服”力,而让更弱的观点变得更强正是他们所擅。高尔吉亚就因双重论证闻名。智术师对雅典社会带来的普遍影响,引起当时作家的警惕。埃斯库罗斯批评了“钻营私利”的“智术师”(σοφιστής, 62—63 行)。阿里斯托芬更鞭辟入里戏仿了智术师对修辞术的滥用。在《美狄亚》中,通过以极端方式呈现修辞术对社会和政治的强大反噬力,欧里庇得斯显示出其反智术师的一面。

剧中美狄亚精心择取的言辞不仅充满修辞,还与实际行动互生龃龉,深深打上了智术师的烙印。美狄亚一开始就呈现出两副截然不同的面相:面对公众时冷静克制,私下愤懑暴戾。登台亮相的美狄亚充满理性、懂得克制、深谙修辞和演说,与乳母所言和美狄亚的暗自嗟叹对比鲜明。美狄亚的真实面相,就在这种张力中若隐若现。尽管美狄亚出场通过修辞术演说左右了歌队的“判断”,但亚里士多德提醒我们注意言说者的意图(亚里士多德 1377b―1378a 以下)。尤其考虑到,面对公众的美狄亚总是戴着面具。要揭开美狄亚的神秘面具,准确判断其言行,须充分注意其意图。

剧本开篇借乳母悔不当初的喟叹透露,美狄亚远非深居简出、“世事不谙”,她享受着任何城邦女人(甚至男人)都无法企及的自由。美狄亚不仅跟随伊阿宋亲历了阿尔戈斯探险,还能自由出入王宫,与科林斯国王和雅典国王对谈。何况,迥异于“我们女人”,美狄亚早已因夺取金羊毛的壮举名扬希腊。此外,私下追悔莫及的美狄亚还透露了一个惊天秘密:“我现在惭愧杀了我兄弟”(166—167 行)。而这个秘密,令美狄亚凶残的一面浮出水面。

尽管通过颇具修辞地谴责伊阿宋违背公义(“誓言”和“友爱”),美狄亚试图将她与对手打造成“最坏的”(κάκιστος, 229 行)丈夫与“高贵的”妻子(Bongie 97),但随着她刻意隐去的事实逐渐显露,美狄亚的另一面相也愈见清晰。美狄亚的确有恩于伊阿宋,还一路披荆斩棘,为他夺取金羊毛扫清障碍——其中就包括残杀手足(167 行)、谋害佩利阿斯(Pelias, 9 行)。这一切皆美狄亚自愿所为(43—44 行,对比 255 行):为了自由追逐爱欲,她甘冒天下之大不韪。因此,当美狄亚在舞台上悔不该“背弃父亲,背弃家乡”时,其身后拖曳着弒兄叛邦挥之不去的阴影。美狄亚也悲惨地沦为“无城邦之人”(apolis)(Conacher, “Medea Apolis” 219-239)。

美狄亚奋不顾身追求的爱欲显得尤与女性有关。有学者就认定,此剧借美狄亚的女性处境质疑了“传统价值和理想”(Rehm 97)。其实,美狄亚屡屡诉诸女人的独特处境,乃是出于修辞目的。剧中的美狄亚显然更接近传统诗人笔下的男英雄。一个简单的事实:剧中无人比美狄亚更认同传统英雄准则,尤其是“损敌”原则(Bongie 39)。不过,无论美狄亚多具备男英雄的特质,欧里庇得斯又的确凸显了她的女性处境。我们又当如何理解美狄亚身上的这种矛盾?

毫无疑问,欧里庇得斯以极富感染力的笔触把美狄亚刻画成充满矛盾的个体(Luo, “Revenge and Ethics” 659)。一定程度上讲,这种矛盾彰显于美狄亚崇奉的赫卡特(Hecate)女神。回归家庭生活的美狄亚供奉的不是传统家灶神赫斯提阿(Hestia),而是三头三身的赫卡特:她既能看护又能毁灭家庭(吴雅凌 416—452 行)。通过选择更为复杂(更多可能性)的赫卡特,诗人恰如其分暗示了美狄亚这类人的悖谬潜能:她们对于专属男性的卓越天生有着同样(若非更强)的爱欲,通常心高气傲,对社会不公有着天然的敏感。从这个意义上讲,《美狄亚》讲述的是身处男性英雄价值规范的女子,汲汲追求与之同等(若非更)卓越的故事。由此不难理解,为何美狄亚从未控诉传统英雄价值,反而显得是这套准则最坚定的捍卫者。然而,通过以弑子的极端方式提请我们关注这种准则可能导向的可怕后果,欧里庇得斯警惕了随“启蒙的自利”(enlightened self-interest)而来的困境(Rehm 110)。

说到底,由启蒙的自利带来的困境与爱欲的解放有关。如果说《理想国》中的苏格拉底试图通过极力证明血气是理智的盟友,表明血气与理智有多近(柏拉图,《理想国》439d—440b),那么,欧里庇得斯则欲借笔下的美狄亚表明,血气貌似与理智离得近,却更亲近欲望。当美狄亚选择挥剑砍向亲生骨肉时,其大义凛然的面具瞬间揭开,一个为追逐“充满自爱的爱欲”的新式女英雄赫然隐现(Luo, “Revenge and Ethics” 65- 659)。

美狄亚做出杀子决定,貌似指向理性的限度(1078—1079 行),实则指向启蒙理性对传统价值的破坏。或者说,由智术师启蒙理性带来的去价值化,使理性不再是“一”(One),而显得是“多”(Many)——“理性”(λόγος)成了平等竞争的“诸言辞”(λόγοι)(Rehm 110)。由于抽离了诸理性背后的价值,评判标准也由伦理学意义上的“好”,沦为“修辞术”意义上的好,这就为基于“自利”的辩护奠定了基础。美狄亚就表示,她能“漂亮地”(καλλίνικοι 765 行)战胜敌人。一旦手段可以勾销目的的好坏,言辞就能服务于犯罪。剧末以神的姿态凯旋的美狄亚就宣示了诸价值平等化的后果:言行无好坏之别,唯有胜负之分。③ 

悲剧英雄的行动往往有其强大的逻辑支撑。无论索福克勒斯笔下的埃阿斯(Ajax)、安提戈涅(Antigone),还是欧里庇得斯笔下的珀吕克塞娜(Polyxena),都深深服膺于自己崇奉的信条舍身忘我。通过让美狄亚蓄意弑子,欧里庇得斯揭示了受启蒙的自利驱使的新式英雄与传统英雄的根本分野:如果说传统英雄为坚守价值宁可舍生取义,美狄亚则为了“自爱”不惜弑子。④美狄亚虽不断诉诸“扶友损敌”的英雄准则(383 行、398 行、404 行、782 行、797 行、807 行、1049 行、1362 行),但她显然服膺于一套遭启蒙自利败坏的原则。严格来说,这种败坏由美狄亚和伊阿宋联手完成:无论伊阿宋功利地理解“扶友”,抑或美狄亚出于自爱“损敌”,皆源于一种启蒙的自利。通过以极端方式揭示“扶友损敌”准则可能出现的偏差,欧里庇得斯不仅质疑了传统英雄主义,还更根本地剑指民主制下的爱欲解放。欧里庇得斯洞悉了日益走向失控的雅典民主制无从避免的困局:对自由和欲望的鼓励,使得孕育于雅典民主制中的个人主义如脱缰野马。 

《美狄亚》以触目惊心的笔触描写了个人主义推向极致的可怕后果。美狄亚的复仇行动受一种强力逻辑支配:宁可作恶也不忍受邪恶。⑤由于美狄亚追求一种去价值的英雄主义:传统英雄主义追求卓越,沦为追求胜利,胜利取代荣耀本身,成了行为的目标:强力即正义。支配美狄亚行动的逻辑,也由传统伦理色彩浓郁的“扶友损敌”沦为庸俗的对等互惠(平等主义)。事实上,剧中两位主角都服膺于这种平等主义:基于此,伊阿宋大言不惭地宣称,他让美狄亚名扬天下已回报了她的“友爱”;美狄亚也不惜以弑子作为对伊阿宋忘恩负义的回报。 

在构成此剧道德中心的弑子那场戏中,通过呈现美狄亚备受訾议的选择,欧里庇得斯进一步指向了维持这种平等主义的困难及其内含的困境。伊阿宋停妻另娶令美狄亚蒙耻。这种伤害历久弥新,因而不可饶恕。美狄亚对平等的普遍诉求暗含在她把为伊阿宋所生之子视为互惠的“友爱”中。这也注定她终将对亲子挥剑相向:牺牲他人(包括至亲)远比让自己陷入任何可能的伤害可取(382—383 行)。孩子的生死,不过她索要互惠对等的筹码。两相权衡,亲生骨肉真切的死,终究敌不过美狄亚对受敌人嘲笑的想象。通过让美狄亚把暴力指向亲子,欧里庇得斯揭示了雅典民主制下传统英雄主义的彻底败坏:如果说美狄亚最初捍卫婚姻和家庭正义还有那么点英雄主义,那么,随着她弑子后驾上赫利俄斯的龙车逃脱惩罚,诗人进而揭示了一种随启蒙的自利而来的道德虚无。

03

“赫利俄斯的龙车”:个人主义与道德虚无

在古希腊悲剧作品中,弑亲乃罪大恶极。弑亲者也要接受残酷的惩罚。俄狄浦斯弑君(父)娶母,给城邦和家族带来灭顶之灾。在这点上,欧里庇得斯笔下的《美狄亚》有过之而无不及。美狄亚弑杀国王和公主,谋害亲子,对城邦(polis)和家庭(oikos)同样是双重毁灭。差别在于,俄狄浦斯因不知情杀父娶母,并以戳瞎双目、自我放逐的方式接受惩(Summerstein et al. 220)。美狄亚蓄意杀子,却不仅未受惩罚,还借助赫利俄斯的龙车的意象,以神义的方式悍然昭示着最终的凯旋。这岂不意味着美狄亚的作恶具有某种合法性?

对于欧里庇得斯在剧末明显成问题的处理方式,学界聚讼难断。美狄亚驾上赫利俄斯的龙车逃离科林斯之时俨然神(Knox 297-302)。伊阿宋咒骂她为“牝狮”和海妖“斯库拉”(1358—1359 行)。美狄亚还将逃往雅典,过着凡人的生活。美狄亚究竟是神,兽还是人?剧中由美狄亚引发的价值含混源于“人性,太人性”的部分。在西格尔看来,高悬半空的美狄亚,更像是“极为人性的激情”与“伪神力”(quasi-divine power)的含混结合(Segal 22)。

欧里庇得斯很可能通过以一种傲然挑衅的方式从根本上撼动古希腊人根深蒂固的正义观,揭示雅典民主制内含的悖谬及其导向的道德虚无:雅典民主制内含的价值鼓励民众追逐自由和爱欲,为个人主义与爱欲的解放提供了沃土和合法性。而由智术师修辞术的介入导致的价值标准的缺失,最终也必然由自利的个人主义遁入道德虚无。欧里庇得斯借“赫利俄斯的龙车”这一意象揭示出雅典民主制的内在困境:大胆追逐爱欲的个体犯下罪行,最终却能冠冕堂皇地以神圣之名逃之夭夭。个人主义与道德虚无堪称雅典民主制下奋不顾身追逐爱欲结出的并蒂“恶之花”。在剧末,通过让美狄亚驾上太阳神的龙车逃走,欧里庇得斯以反讽的笔法钩沉了自利的个人主义与虚无主义的深刻关联。 

诗人为此剧设置的场景,是一个传统英雄价值体系已然分崩离析的新世界。这种迹象一开始就借乳母在追忆中否定荷马史诗凸显。剧中人物虽沿用着荷马笔下英雄人物的语词,却已沦为空洞的说辞。诗人洞悉,旧时代的准则不仅早已无法适应新时代的变化,还有被滥用的危险。美狄亚对伊阿宋的控诉,就集中于他“对语言的滥用”(Boedeker 95)。但通过表明美狄亚本人同样滥用了语词,此剧指向了一种普遍的败坏。在谴责伊阿宋时,美狄亚首先做出了“反智术性修辞”(anti-sophistic rhetoric)的姿态(Boedeker 102)。这种做法不仅是古希腊演说术惯用的技巧,在古希腊悲剧中也司空见惯。在《酒神的伴侣》中,忒拜盲先知忒瑞西阿斯(Tereisias)就通过攻击智术师式的修辞术,撇清与智术的关系搞启蒙(罗峰,《欧里庇得斯的启蒙》69—77)。普契就发现,美狄亚的说法同样完全基于“自利”(Pucci 108)。

倘若对修辞术的滥用仅停留在言辞层面,那么,修辞术无非充当诸言辞竞技的工具。在描写美狄亚复仇行动前,欧里庇得斯铺陈了美狄亚与他人的言辞竞技。这种笔法不仅有助营造悬而未决、扣人心弦的氛围,还服务于一个更根本的目的:如果说前四场戏充分呈现了随修辞术滥用而来的价值混乱,那么,通过在切实的复仇行动中呈现美狄亚如何由最初受“损敌”的观念驱使,到逐渐敌我不分(弑子)的变化,欧里庇得斯向我们揭示了由启蒙的自利带来的道德虚无。这种道德虚无的出现,与一种“虚无的利己主义”(nihilistic self-interest)相伴相生:人人皆可将自利合法化(Schein 60)。而这种合法性,就通过剧末赫利俄斯的龙车这一意象赫然昭示。

在欧里庇得斯笔下,诸神的隐或显都成问题。剧末端坐龙车的美狄亚宛若遗世绝尘的神。她不仅无需为自己的罪恶担责,还以预告对手伊阿宋(荷马式的英雄)惨死的方式,宣告了自由个体的全胜。随着现实与荷马的世界渐行渐远,剧本最终揭开了一个传统诸神缺位的新世界:诸神仅在作为吁求对象时隐现。而剧末的赫利俄斯的龙车,愈发凸显了这种虚无感:美狄亚弑子后堂而皇之逃走,剧末却吊诡地以一阙老生常谈的出场歌为这种颇成问题的神义一锤定音:一切出人意料之事,皆源自(遁形的)宙斯的“分配”(1415—1419 行)。

欧里庇得斯以极端方式传达了对雅典民主制内含悖谬的深刻洞见:传统诸神的缺位,为人人为自己立法留出了空间,也吊诡地为极端个人主义的神化提供了依据。爱欲解放之后,必然是对个人主义的神化。美狄亚式的灵魂,正是雅典民主制在城邦中播下的无数奋不顾身追逐爱欲的一粒种子。此剧隐藏的另一条线索,正是美狄亚奋不顾身自由追求爱欲:自始至终,美狄亚都在为自己立法。通过摈除(否认)诸神在美狄亚与伊阿宋结合中扮演的角色(比较品达《皮托竞技凯歌》4.213-219;伊阿宋的发言,526—531 行),把剧中两位主角的婚姻呈现为个体的自由结合——纽带是相互的誓言(20—23 行),欧里庇得斯为我们揭开了剧中的首次爱欲解放,结果是美狄亚脱离城邦和家族约束(弒兄叛邦)。随着剧幕拉开,随后呈现的是一个由爱欲解放带来普遍败坏的世界:对于美狄亚最初损友(父兄)扶敌(伊阿宋)的行为,剧中不曾有一人存有疑义,美狄亚还因此“名扬希腊”。荷马式的英雄价值已悄然被一种新的德性观取代:“谁不这样呢?你现在才知道谁都爱人不如爱己吗?”(85—86 行)

从某种意义上说,《美狄亚》呈现了古老价值观随时代更替的变迁。欧里庇得斯不仅揭示了旧式英雄主义模棱两可的特性——随着修辞术的泛滥,旧价值甚至可能沦为工具,也揭示了由智术带来的价值混乱和道德崩溃:传统神(赫利俄斯)已沦为一种修辞,成了作恶者的护身符。在一种启蒙的自利驱使下,“爱人不如爱己”取代了传统悲剧人物的舍生取义,成为剧中人物普遍的行为准则。荷马式英雄对于德性和伦理的强调,也因爱欲高低之分的消弭,被强力所取代。而当个体爱欲之间发生冲突时,人们总是倾向于牺牲他人,包括至亲。⑥因此,在这种新的德性观之下,强力自然被神化:人们既无惩罚恶的能力,也丧失了惩罚恶的合法性。诗人在剧末借为弑子的美狄亚提供的出路,实则传达出一种深深的道德虚无感。

这种虚无感最初借歌队之口道出:“如今,那神圣的河水向上逆流,一切秩序和宇宙都颠倒了”(410—411 行)。尔后又由信使传达:“这不是我第一次把人生看作幻影〔……〕”(1228—1229 行)。


在《美狄亚》中,欧里庇得斯借助一种独特的女性视角,从根本上质疑了传统诗歌颂扬的英雄准则。美狄亚显得是传统英雄价值最坚定的捍卫者,却吊诡地彻底否定了荷马以降的英雄主义。剧中的伊阿宋和美狄亚出于自利诉诸“扶友损敌”,悖谬地联手连根拔除了城邦的根基——家庭。通过小心翼翼让美狄亚以极富修辞技巧的言说维持观众的同情,一边又揭示其惨绝人寰的复仇行动带来的价值混乱,欧里庇得斯不仅充分展示了人性的复杂,还指向了智术师启蒙给政治带来的恶果。欧里庇得斯显明,美狄亚自始至终追求的“扶友”和“损敌”,不过是一种启蒙的自利败坏的英雄主义。他由此一针见血指出此剧价值混乱的核心:由智术师引入城邦的修辞术为自利的个人主义提供了理性支撑。美狄亚在奋不顾身自由追逐爱欲中弒兄叛邦、手刃亲子。欧里庇得斯通过以“赫利俄斯的龙车”作为全剧的解决方案,反讽地揭示了他对深藏雅典民主制内无法调和的矛盾的洞见:由于雅典民主制就以追求爱欲与自由为旨归,鼓励个体按照各自天性追逐爱欲,这就为自利的个人主义提供了沃土。这种个人主义暗藏的危险,由智术师的启蒙带来的价值相对主义推波助澜。 

如果说荷马笔下(成问题)的英雄主义同样暗藏走向个人主义的危险,那么,这种个人主义仍为受更高的善引领,把个体导向追求卓越,以获得不朽留下余地。智术师启蒙带来的对价值的普遍质疑和对道德的漠视,导向的则是自利的个人主义。剧中的道德虚无在美狄亚弑子后驾着“赫利俄斯的龙车”逃逸时臻至顶峰。通过让罪恶滔天的美狄亚安坐“赫利俄斯的龙车”,欧里庇得斯不仅深刻揭示了个人主义与道德虚无的内在关联,还发人深省地预见了柏拉图关于民主制必然走向僭主制的哲学论证:为满足个体自然欲望敢于大胆作恶的人就是僭主。⑦ 


责任编辑:黄 晖


此文原载于《外国文学研究》2022年第2期

由于公众号篇幅所限,原文注解和引用文献省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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