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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摘要

高丽中期中国唐代兴起的“桃源图”创作及其诗文题咏传入韩国后，开启了绵延一千余年的“桃源图”诗文题咏传统。韩国文人承袭了中国“桃源图”与题画诗文所蕴含的对生命自由境界的追求、对人生如梦的感慨、对理想治世思想内涵的承袭，同时，他们为了不落窠臼，在书写与接受过程中表现出对传统主题的回避与延展，深化了大同世界高尚主题的宣示性书写，开拓了入世精神的现实意义，体现出鲜明的民族特色与独特的审美个性。韩国文人创作的“桃源图”诗文题咏蕴藉着他们对于高尚人格和中国文化的膜拜与向往。从陶渊明的《桃花源诗并记》衍生出来的“桃源图” 与诗文题咏给韩国文人提供了想象中国文化的中介物，形成了其独特的心象风景。

关键词

韩国文学；“桃源图”；诗文题咏；共相与异相；群体阐释效应

作者简介

崔雄权，延边大学朝汉文学院教授，主要从事中韩（朝）古代文学比较研究。

Mental Landscape: Korean Literati’s Poetic Inscriptions of “Peach Blossom Spring” Paintings

After the paintings known as “Peach Blossom Spring” and their poetic inscriptions, which emerged in China during the Tang Dynasty, were introduced to Korea in the middle of the Goryeo Dynasty, a tradition of writing poetic inscriptions for these paintings started in Korea and lasted over a thousand years. Korean literati carried on a series of notions insinuated in the Chinese paintings of “Peach Blossom Spring” and their poetic inscriptions: such as pursuing the free realm of life, perceiving life as a dream, and adopting the ideological connotation of ideal governance. However, they did not follow the beaten track. While writing and assessing those inscriptions, they evaded and extended traditional themes, enhanced their declarative writing about the noble theme of pantisocracy, and explored the practical significance of “integrating into society,” thus demonstrating their distinctive national characteristics and unique aesthetic sensibilities. In Korean literati’s poetic inscriptions, there seems to be some deep worship and yearning for noble character and Chinese culture. The paintings and their poetic inscriptions derived from Tao Yuanming’s “The Poem of Peach Blossom Spring and Notes” served as the medium, through which Korean literati imagined Chinese culture and visualized their unique mental landscape.

Korean literature; “Peach Blossom Spring”; poetic inscriptions; universals and individuals; group interpretation effect

Cui Xiongquan is a professor at the College of Korean and Chinese Literature, Yanbian University (Yanji 133002, China), specializing in the comparison of ancient Chinese and Korean literature. 

Email: cuixq@ybu.edu.cn

陶渊明《桃花源记并诗》问世至今，在中国和深受陶渊明文学影响的东亚汉文化圈中，“桃花源”成为人类理想乐园与生命追寻的文化符号和母题，为大量“桃源图”题画诗文的产生提供了契机。以古代韩国为著，数量繁多、延绵不绝，形成了韩国特色“桃源图”诗文题咏传统，是中国“桃花源”文化多层次、多维度在韩传播的过程，也是韩国综合接受中国图文资源以嫁接改造、建构韩国“桃花源”意蕴的过程。

国内外学者对陶渊明及其《桃花源记并诗》已有诸多研究。在中国，袁行霈从中国哲学思想史层面评价陶渊明，考察其诗内容和影响，校注其集，将艺术鉴赏与哲学思考相结合，考证翔实，见解独到。石守谦的《移动的桃花源——桃花源意象的形塑与在东亚的传布》以中日韩互动事实为架构，探讨10至16世纪“桃花源”在东亚的发展及其文化意象。在韩国，刘永奉的《〈匪懈堂四十八咏〉的创作背景和体式——〈潇湘八景图诗卷〉和〈梦游桃源图〉的创作与关联》探索了三者的体式关联，李义澈的《安坚〈梦游桃源图〉研究》解决其构图问题，金奉基的《安平大君集团的文化基础和创作倾向——以寻找朝鲜初期官人文学的“乌托邦”为中心》阐释了朝鲜初期园林文化的发展和安平大君集团的文化倾向，金秀燕在袁行霈《刻画陶渊明》一书 “译者言”中梳理了陶渊明在古代韩国的流布脉络，简单介绍了韩国知名“桃源图” 与诗文题咏。迄今为止，国内外尚无深入比较研究中韩“桃源图”诗文题咏的成果。

本文考察韩国“桃源图”诗文的源流与书写特点，探讨绘画与题画文学互动参与 “桃花源”文学的接受与再造机制，是综合认识韩国“桃花源”文学体系建设的重要视角，对探究中韩文学关联和文学资源的共享共建有所裨益。

01

韩国“桃源图”诗文源流考辨

中国“桃花源”图文意蕴的积淀是韩国“桃源图”诗文题咏的源泉，也是考察韩国“桃源图”诗文源流的参照系。

唐代中国山水画兴起，为春山流水、桃花缤纷等色彩形象的“桃花源”走入绘画带来了契机，其诗文题咏随之发生。唐代舒元舆《录桃源画记》中的“桃源图”至今在韩国史料中并无记载，证明该图并未传入韩国。权德舆（759—818）《桃源篇》是目前所知最早题咏“桃源图”的诗歌。韩愈《桃源图》“神仙有无何渺茫，桃源之说诚荒唐”（转引自曹寅、彭定求等 5）批判了唐代因道教崇拜视“桃花源”为神仙世界的倾向，首破神仙荒唐之说，奠定了理性化、现实化认知“桃花源”之路，引发后代对“桃花源”的现实性讨论。至宋代，王安石的《桃源行》借“桃花源”描绘理想社会形态，表达了政治改革愿望，苏轼视“桃花源”为类似颍州仇池的人间实地，胡宏的《桃源行》则认为“桃花源”是对渔人梦境的记录。

宋元易代，文人以“避秦”喻“避元”，用“桃花源”寄寓隐逸之思，如黄溍《桃源图》。归隐思想的流行、文人画的成熟使得“桃源图”趋向朴素。赵孟頫《题桃源图》借“桃源”歌颂当时盛世，开辟了“桃花源”诗文题咏的颂圣模式。

明以后市民文化兴起刺激了装饰色彩的需求，文征明、仇英等画家复兴青绿山水，掀起“桃源图”之热，将故乡风景、私人庭院、娱乐场面等生活实景引入绘画，图文数量远超前代。唐至明清“桃源图”诗文创作多反复吟咏其意蕴，在继承中发展。

高丽朝文人金翔汉（约13世纪）的《桃源图》是韩国现存最早题咏“桃源图”的诗篇，是韩国文献首次提及“桃源图”。韩国自7世纪末开始接受陶渊明，讲授收录陶渊明作品的《文选》，其中却未收录《桃花源记》，“桃花源”似乎未获传播。直至高丽朝，借由“学苏”热潮，陶渊明才被广大文人认可，“桃花源”也被广泛接受。此后，李仁老、林椿等高丽朝文人的诗文中出现了大量“桃花源”意象。高丽朝时期 “桃源图”散佚，无从考证金翔汉所咏“桃源图”是高丽画家所作，还是中国传入。据“碧瓦朱栏玉洞天”（徐居正等 702）和李仁老（1152—1221）“后世丹青以图之，歌咏以传之，莫不以桃源为仙界”（徐居正等 6）的叙述来看，高丽朝主要流行的“桃源图”图样应是仙境山水。金翔汉诗说其“荒唐”，当是受到韩愈《桃源图》诗的影响。

朝鲜朝前期迈入全面塑造“桃花源”文学意蕴的时代。1447年，安平大君李瑢发起21位文人题咏“梦游桃源图”的活动，成为古代韩国“桃源图”诗文高峰。30余篇诗文与画作蝉联一卷被称为“梦游桃源图卷”，现藏于日本天理大学中央图书馆，是韩国存世最早的“桃源图”。安坚依据安平大君的梦境，绘制了《梦游桃源图》。但李瑢所写《梦游桃源图·跋文》与陶潜《桃花源记》原意并不相符，而是营造了“情境萧条，若仙府然”（李瑢 2）的意境。文中虽有韩愈《桃源图》“凿岩架谷开宫室” 一句，但并未学习韩愈的批判性，甘作“好事传”者，故“梦游桃源图”诗文儒释道思想交织，主题更为开放。

 图 1  安坚《梦游桃源图》部分

在这21位文人的诗文中，既有“一川花合春常在，四壁云深路不分”（徐居正11）等描绘桃源景象的，也有“地位清高道自腴，超然物外梦仙区”（李垲 4）等赞美安平大君脱俗性情的；既有“扰扰宦情螳怖雀，纷纷世态触争峦”（崔恒 199）等对宦事羁扰的自觉，也有“何方可得脱樊笼，终陪杖履游鸿蒙”（郑麟趾 5）等对自由境界的神往；既有“而况人之在世，亦一梦中也”（朴彭年 8）等对梦与真实的思辨，也有“使人人相乐兮，同皓皓于昭代”（李贤老 11）等对治世政治的期许。它们全面呈现了山水田园美景、隐逸之地、神仙居所、理想社会、自由之境的“桃花源”审美意蕴，内容驳杂，均是对安平大君“何其梦之到山林耶，又何到而至于桃源耶”（李瑢2）的回答。虽然朝鲜朝前期存世的“桃源图”并不多，却能开创性绘制“桃源图”，并说明当时韩国文人深切理解了中国“桃源图”文化。从权五福（1467—1498）的《桃源春晓图》、郑士龙（1491—1570）的《书桃源画》、洪暹（1504—1585）的《桃源春晓图》可知，代表人世生活、隐居意味的“桃源图”在宋元时已流行，可能受到元代兴起的“桃源春晓图”的影响。1527年，朝鲜中宗以中国“桃源八景”庭试文臣，可见当时文人熟稔桃源景象。“八景”模式拓宽了“桃花源”图文空间，模糊了其与一般山水图的界限，如洪暹《桃源春晓图》和朴祥（1474—1530）《题山水图》，表明文人在山水画中吟咏“桃花源”是普遍现象，说明我国“桃源图”文化的影响范围之广。

朝鲜朝中后期，“桃源图”之热有增无减。据统计，国内外存世的朝鲜朝“桃源图”共35幅，朝鲜朝中后期达31幅，李澄（1581—1653）、李夏坤（1677—1724）、姜世晃（1713—1791）、张始兴（生卒年不详）等均有“桃源图”主题之画作。时人珍藏了中国宋徽宗、顾秉谦、仇英、孟永光等人的“桃源图”。此时“桃源图”诗文多承袭传统意蕴，如“谋身计拙愁尘土，安得徘徊叠翠中”（河沆 499）、“仙源不可寻，髣髴抚遗迹”（沈攸 364）等。同时，一种“不言”之态开始显露，如“借问缘何事，欲言已醉昏”（朴世采 110），“留与词家作谈柄，渊明本意少人知”（金履万 75）等，似以“不言”回避蹈袭乏味，凸显桃源的全部意蕴。“桃源图”诗文题咏出现新转变。 

 图 2  李澄《花开县旧庄图》  

图 3  李夏坤《桃源问津》

 图 4  姜世晃《陶山图》部分

图 5  张始兴《武陵桃源图》

一是议论更宏远。吴光运（1689—1745）《桃源图跋》以文字为武器，以“桃花源”批判现实党争。李用休（1708—1782）《题桃源图》认为英雄和神仙同质，“桃花源”是韬光养晦之地。李种徽（1731—1797）《桃源图跋》认为应像桃源隐民那样相时而动，保身避害。借“桃源图”而发讽喻议论，开拓了“桃花源”主题。“桃花源”主题开始丰富，表现更加多样，意蕴更为深刻。

二是画艺、画记的记述与评论增多，如申靖夏评中国孟永光“桃源图”渔子窥寻、花气迷人，评仇英“桃源图”“用笔工致，意景俱足爱翫”（364）。徐宗泰（1652—1719）评顾秉谦“桃源图”“意象全略”（240），李夏坤（1667—1742）评李澄“桃源图”“绝无铅墨气”（423），丁若镛（1762—1836）评姜世晃“桃源图” 是“妙艺”（317）等，皆显示了朝鲜朝文人对“桃源图”的独立理解与审美。从最早题咏“桃源图”的高丽朝文人金翔汉到朝鲜朝中后期，“桃源图”文化一直延续，不断演变。朝鲜朝中后期“桃源图”诗文题咏已炉火纯青，具备了与中国对话、深化与开拓“桃花源”意蕴的自信和能力。

02

韩国“桃源图”诗文中的桃花源世界

纵观韩国古代“桃源图”诗文题咏的历程中，承袭中国文学符号“桃花源”以表征山水田园美景、神仙居所、隐逸之地、理想社会的审美意蕴之时，又充分拓展想象空间，深化、异化“桃花源”意蕴，进而转喻生成一组组文学与图像共生的符码，表达了对精神原乡及理想邦国的文化隐喻，扩展了“桃花源”的书写空间，在韩国民族文化和社会意识的土壤中表现了对“桃花源”的独特体会和审美意趣。

1.对生命自由境界的追求

“桃源图”山水画，直观层面的审美是主体感受“人与自然”关系的活动。主体与桃源的关系是对“人与社会”关系的脱离，以达到“澄怀静观”的自由审美境界，而描写画面之美是进入审美自由境界的体现。韩国“桃源图”诗文中描写桃源景色的笔墨占据重要部分，摄取山峦、流水、桃树、云霞等意象和神话传说营造美妙图景，如“碧瓦朱栏玉洞天，桃花乱落一溪烟”（徐居正等 702）、“仙桃夹两岸，半落前溪水”（申翼相 31）等，皆移情入景，通过“桃花源”图文互释在理想图景中感知自我内心、批判现实，实现自我超越和净化。多用“桃源”“洞天”“仙居”“仙府”“仙扃”“方壶”“华胥”“瀛洲”“蓬莱”“邈姑射山”“乐国”“鸿蒙”等表达理想世界，“尘嚣”“尘土”“世事”“世尘”“禁掖”“扰扰宦情”“紫绶金章”“狂秦”“樊笼”等指代现实世界，两组词汇的对立，展现了理想与现实的冲突，自觉形成对现实生活批判。如“人间膏火日想煎，仙洞迢迢若个边”（徐居正 11）等批判的是劳心费神的官宦生活。他们无法挣脱这种生活，如“紫缓金章已而殆，青鞋布袜果哉难”（崔恒 199），故对现实的超越都是主观性的、自慰性的，不需付诸客观行动的，只改变主观心境便可抵达自由之境的“精神胜利法”。如“地位清高道自腴，超然物外梦仙区”（李垲 4）、“达人本自不依形，其乃精神通仙扃”（朴堧 6）。这与苏轼的“心闲偶自见，念起忽已逝”有相似之处，但苏轼强调的是偶然的闲适心境，而韩国文人关心的是高洁人格、道德性气等，浸染更深的性理学内圣成德之教和等级伦理观念，这种自我安慰式的“桃花源”境界亦具备标榜高洁人格的功能。

2.对人生如梦的思辨玩味

安平大君与安坚合作“梦游桃源图”，创造出独具韩国意蕴的“桃源图”，后黄俊良（1517—1563）题咏另一幅“梦游桃源图”作《题梦游桃源屏》，可见“梦境桃源”成为韩国“桃花源”绘画的主题，出现了许多表述、思辨梦境的题咏诗文，大量引用中国古代关于梦的典故，受苏轼《和桃源诗》的影响。如庄生梦、阳台梦、南柯梦、黄粱梦、蕉鹿梦、华胥梦等，感喟光阴易逝、人生如梦，神往物外之游，体现了诗人熟悉、喜爱与玩味这类典故，如“忽而来斯，又疑与世俱梦”（李贤老 10）、 “仲尼梦姬圣，蝴蝶化庄周”（李迹 7）等。韩国文人接受胡宏《桃源行》渔子之梦十分明显，如“固知晋人迹未到，想亦梦之而已矣”（成三问 187）、“桃花轻薄不藏春，梦逐渔郎见避秦”（黄俊良 138）都与胡宏诗《桃源行》相似。而申靖夏更是视胡宏为“桃花源”文学书写史上的重要一环，认为至胡宏为止，韩愈《桃源图》引发的对“桃花源”现实性的讨论宣告终结。韩愈“荒唐说”批判的既是神仙之说，又包括陶渊明《桃花源记》本身的虚幻性，具有儒家“不语怪力乱神”的色彩。而胡宏通过解释渔人之梦为“桃花源”的虚幻性找到了现实基础，以梦将想象世界与现实生活联结起来，将其从儒家的批判现实之中解放出来，为“桃花源”的美好找到了合理性，并为这一奇思妙想提供了浪漫的空间。韩国文人“桃源图”诗文题咏承袭韩愈桃源书写的传统，特别是朝鲜朝性理学思想占据统治地位，批判神仙荒诞之说仍是其重要主题。但是他们在“正襟危坐”式地表达因固有传统而刻板的意蕴之时，显然从梦境的方式中找到了驰骋才情与想象的广阔空间，从而实现了实与虚、真与美的调和。

3.对理想治世的向往

陶渊明《桃花源记》塑造了无政治力的平和的田园生活图景，民风淳朴，百姓自得其乐，充满长寿安乐的象征，成为儒家的理想社会。王安石、赵孟頫推动了“桃花源”文学书写的政治属性，对文人士大夫而言，“桃花源”不仅是个人“修身”的生命栖居之地，也是“治平”的政治理想，展现出儒家文人的入世精神。韩国古代文人深受儒家思想熏染，以“桃源图”诗文表达太平治世理想也是其重要的书写内容。

一方面，他们借“桃花源”描绘太平治世的政治蓝图，如“有意乾坤再淳朴，且欲人民跻寿域”（朴堧 6）、“驱一世之风俗兮，囿桃源之境内”（李贤老 11）等，淋漓尽致地表达了自身理想的治世之道。另一方面，他们自豪地歌颂生活的时代是太平盛世，如“何幸生逢尧舜理，耕凿熙熙四境同”（姜硕德 129）等。此外，他们又表达了对开明政治的期盼。如“椅钦寿域身相亲，兆见无疆福禄申”（河演 4）、“作图及人又是仁，要令见者皆寿考”（李芮 9）、“庶几效尽姬公忠，坐令国祚周家同” （高得宗 5）和“王者有能深明坤四之义，而悲硕鼠之诗。爱民如伤，亲民如子。以至昆虫草木，咸被恩泽”（金道洙 49）等。韩国古代文人化用了《诗经·国风·硕鼠》《易经·坤四》《礼记·礼运》、陶渊明《桃花源记》、白居易《朱陈村》等诗句和典故，显示了其熟知中国古代“理想国”的构建，也显示了他们关心政治、关注现实的济世抱负。

03

韩国“桃源图”诗文书写呈现的文化意蕴

韩国古代“桃源图”诗文以诸种诗意形式吟咏传统“桃花源”思想主题，既是对发端于中国的“桃花源”文学的接受与承袭，也是一种改写和异化，同时还是对“桃花源”图文资源的共享共创。此外，韩国“桃源图”诗文创作使中国“桃源图”诗文具有了“东亚性”，成为了东亚文人表达理想生活与政治向往的共同主题，成为了东亚文化共同体的重要文学文本。中韩古代“桃源图”具有诸多共相，甚至形成了“同构”局面，而异相亦不少，使二者具有了明显的“文本间性”，展示了韩国“桃源图”诗文接受与书写的特殊规律。

1.知识性书写：传统的回避与延展

韩国“桃源图”诗文题咏承接了中国文人开创的书写传统，其中以韩愈继承《论语·述而》中孔子提出的“子不语怪力乱神”（转引自程树德 480）的儒家批判立场、苏轼主观心性桃源境界的影响至深。韩国文人接受的“桃花源”图文资源有所不同，但不囿于接受某个人或某个文本，接受的是“桃花源”的先前文本和与之相关文本形成的“织物”。朝鲜朝文人接受的“桃花源”既包括《桃花源记》本身和与“桃花源”有关联的陶渊明形象、乐土思想、传说故事、秀美山水等，又包括王维、李白、杜甫、韩愈、苏轼、胡宏等人的诗文创作，更包括本国先前文人的“桃花源”诗文创作。这些“织物”作为一种“先在”，影响并构建着他们有关“桃源图”的知识与精神体系。他们在面对“桃源图”时，更多呈现出主体情感的召唤，“桃源”更多呈现出对主体知识体系的召唤，记忆性的、知识性的书写成为“桃源图”诗文题咏的重要动力。一是知识的展示（尤其是将所崇拜的中国文化作为知识体系），既包括一般性的蹈袭之作，又包括对中国“桃花源”纵向书写传统的熟知、对中国自《诗经》始的乐土思想和画艺的探讨等。作为展示性的知识体系，“桃源图”诗文追求的不是创新，而是熟练运用知识和对中国文化的“膜拜”。二是避免落入窠臼，需在语言和主题上规避前人，尽力翻出新意。一方面大量运用典故，以知识的精深掩饰主题的重复。另一方面用“桃花源”联引其他知识开拓新的写作空间。“隆中长啸之人，栗里咏荆之士，皆宜置桃花源里”（李用休 23）以“隐”为线，联系诸葛亮隐居南阳、陶渊明隐居栗里，把“隐”理解为相时而动，赋予积极的入世精神。金道洙《题桃源图后》借“桃源”阐释《易经》坤四等，展示出“桃源图”并不构成写作的规定性，在看似离题万里的意象与典故之间自由“穿梭”，恰恰是拓展和超越的手段。

2.宣示性书写：高尚主题的强化

作为从中国舶来的“桃花源”文学资源，其符号的形式化、象征性的意义更大，韩国文人“桃源图”诗文题咏中自我宣示和自我标榜的意味十分浓厚。一是对中国文化的崇拜使收藏“桃源图”、题写桃源诗文都成为文人风雅的象征，因此出现了“何人作此图，对之心欣然”（申翼相 31）的诗句，既有对自我追求的恪守，也有对自我高雅追求的标榜。二是“桃源图”所唤起的山水情结“己经变成养成高雅情趣的仪式，成为其净化自己、修养心性的有力象征”（崔雄权 139）。安平大君在分析自己的桃源梦境时认为，由于自己“性好幽僻，素有泉石之怀”（李瑢 2）才会有此美妙之梦。可见，这里的“武陵桃源”主要是自然山水的审美映照。安平大君虽然也说自己“吾好山水，不乐红尘”，其实他是既好山水，也好红尘，只不过对待红尘的态度显示不出其作为文人的特异品格。再如崔恒“石田茆屋幽人趣，流水浮云达者观”（199） 等。这些文人并不能成为行动派，更多是借助向往田园、渴望归隐的“白日梦”以精神逃离的方式实现对现实的反思与批判，以确认自己超越世俗的存在，从而得到精神上的胜利与安慰。如“高人雅尚厌纵绮，至性清幽好淡幽”（申叔舟 3）、 “吾生性僻爱幽清，愿访桃源一洗情”（宋处宽 4）、“魂飞栩栩入洞门，游历万树桃花村”（郑麟趾 6）等，都将“武陵桃源”的境界表述为诗人自我性格幽清、超越世俗的象征。此处的“武陵桃源”是诗人对自我理想人格与自我价值确证的一种“高峰体验”，成为其标识自我节行的一种诗意化表征。三是《桃花源记》中描写了“高尚士”刘子骥寻找“桃花源”的故事，或许是“桃花源”高尚主题的基因。因此，历代有关“桃花源”的探讨正如刘子骥寻找“桃花源”一样均具有高尚意义。韩国文人借助“桃花源”，就是在以“桃花源”为媒介和桥梁，与刘子骥、陶渊明、苏轼等建立人格联系，这也成为文人宣示自我高尚节行的途径。

3. 在地化书写：入世精神的开拓

“桃源图”诗文题咏之所以能够在韩国得到广泛的共鸣与响应，一是因为韩国与中国山水相连，韩国的古代文学深受中国古代文学的影响。两国文人之间的文学形式、审美趣味大抵相同，这使得“桃花源”能够在韩国生根发芽，而不会发生水土不服的现象。二是因为两国文人生活经验较为相近，存在许多共通之处，尤以儒家的入世精神对韩国文人影响最为深远。陶渊明笔下的“武陵桃源”是躲避“暴秦”的“避难所”，正与古代韩国的社会生活有相通之处。描写“桃花源”是躲避暴政的“世外乐土”正体现了古代韩国文人关注现实的入世精神。如：

韩国历史上出现过不少混乱时代，战火连天、政治黑暗，百姓苦不堪言。韩维汉隐居智异山的传说与“武陵桃源”有着异曲同工之妙，正因如此韩国古代文人能够对 “武陵桃源”产生广泛共鸣。另外，韩国文人的“桃源图”诗文书写融入了许多现实感受，如“使画者画桃源人，匪以杖履鸡酒相从，日以矛戟相加，以眎夫人，人以为何如也”（吴光运 75），诗人表达了自己对党争之间锱铢必较、“矛戟相加”的深深厌恶，反观“桃花源”则是“甘其食美其服安其业，鸡狗之声相闻”（吴光运 75）的一派其乐融融景象，田园生活中衣食无忧、安居乐业，没有战乱、没有争斗，人与人真诚相待，正反衬了诗人们所向往的淳朴和谐的人际关系，而不是因党争祸乱小心翼翼、如履薄冰的卑微求生。这种对现实的关注使得以“桃花源”为主题的诗文题咏形成了独特的韩国特性。

“桃源图”诗文契合了韩国古代文人的人生追求与社会理想，给予他们轻松释然的审美感受，在古代韩国得以广泛流播，并为文人接受书写。战乱时，他们借“桃花源”抒发对和平生活的追求；失意时，“桃花源”成为他们的精神寄托，借以排解苦闷；出仕时，借“桃花源”表达其政治理念或批判现实，励志创设没有剥削的理想社会。通过考察韩国“桃源图”题画诗文的源流与书写，可以发现其中有“诗言志”的文学属性，有“文以载道”式的议论，也有交际应酬的需要，甚至还有对画艺和艺术史的探讨。“桃源图”在韩国古代的传播和书写并不单纯是文学意义上的，具有综合性与立体性的特点，同时因朝鲜半岛特殊的地理位置又使其具有东亚性。中国“桃源图”意蕴在域外韩国得到了极大的丰富扩展，其深层原因在于“桃源图”为韩国古代文人提供了想象中国文化的媒介，形成了其独特的心象风景。

责任编辑：杨建 

此文原载于《外国文学研究》2022年第3期

由于公众号篇幅所限，原文注解和引用文献省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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