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是《中国工业经济》第786篇观点精粹。查阅论文原文和数据等附件，请访问《中国工业经济》网站或登陆中国知网下载。
作者：郭熙保
单位：武汉大学经济发展研究中心教授，武汉大学发展经济学研究所所长，河南财经政法大学中国特色经济发展研究中心教授
原文刊发：《中国工业经济》2022年第1期，原标题为《中国共产党工业化道路理论的学理性探析》。
工业化是一国实现现代化的必由之路。2021年11月召开的党的十九届六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党的百年奋斗重大成就和历史经验的决议》在总结党的百年奋斗成就时指出：“党的百年奋斗开辟了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正确道路”，中国“仅用几十年时间就走完发达国家几百年走过的工业化历程，创造了经济快速发展和社会长期稳定两大奇迹”。中国工业化奇迹是怎样产生的，需要我们去总结和探索。
理论是行动的指南，是实践的先导。中国共产党在带领中国人民努力实现工业化的征途中，提出了一套系统的工业化理论。国内学术界从不同侧面、不同维度对中国共产党的工业化理论进行了广泛的研究、总结和提炼，形成了大量的研究成果。概括地说，以往文献主要从三个维度进行了研究。一是按照时间顺序总结中国共产党工业化理论的历史演变，例如，分新民主主义时期、社会主义过渡时期、改革开放时期来梳理各个时期中国共产党工业化理论的演变和不同特征。二是针对某个时期的中国共产党工业化理论进行归纳总结，例如，新民主主义工业化理论，社会主义过渡时期的工业化理论，改革开放时期的工业化理论等。三是对毛泽东、刘少奇、邓小平等共产党领袖个人的工业化理论进行归纳总结。
从不同侧面研究中国共产党工业化理论取得了丰硕成果，但还存在一些不足。首先，至今还没有研究从思想脉络的角度总结和梳理中国共产党工业化理论，从这个角度探讨能够更清楚地看到理论的演变过程。其次，几乎有关探讨和总结中国共产党工业化理论的文献或者从马克思经典著作、列宁和斯大林经典论述中寻找理论来源，或者只是从苏联社会主义建设实践经验寻找实践基础，或者根据中国工业化的经验教训来总结中国共产党工业化理论的形成和变化，但至今还没有从生产力自身发展规律的角度阐述中国共产党工业化理论，而从这个角度探讨更能阐释理论的内在机理。
本文将填补学术界在这方面研究的不足，即按照理论脉络，从学理上探析中国共产党工业化理论的演进。中国共产党工业化理论非常丰富，包括作为目标追求的工业化理论、工业化发展道路理论、工业化驱动机制理论、工业化实现途径理论、工业化区域布局理论等。限于篇幅，本文主要讨论工业化发展道路理论。工业化发展道路是指工业化发展的途径、方式，工业化发展道路理论包括农轻重协调发展理论和工业化发展战略理论。
农轻重协调发展理论包括工农业关系论和农轻重发展次序论两个部分。前者涉及如何看待农业在工业化中的地位和作用问题，后者涉及农轻重发展的优先顺序问题。中国共产党对这两个问题都进行了长期探索，对其认识也越来越全面。
中国共产党自始至终把工业化作为奋斗目标，因此对工业的发展向来是重视的，现在讨论的问题是在工业化过程中如何对待农业的问题。中国共产党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和新中国成立初期对农业的重要性是有比较深刻认识的。1945年，毛泽东在《论联合政府》中谈到农民作用时指出：“农民——这是中国工人的前身。将来还要有几千万农民进入城市，进入工厂。如果中国需要建设强大的民族工业，建设很多的近代的大城市，就要有一个变农村人口为城市人口的长过程。农民——这是中国工业市场的主体。只有他们能够供给最丰富的粮食和原料，并吸收最大量的工业品。”这段话表明毛泽东在新中国成立前就清楚地认识到农业和农民在工业化过程中的重要地位和作用。可以将其归纳为三个方面：一是农民将会大规模地向工业和城市转移，变农村人口为城市人口，即“农民是工人的前身”；二是农业为工业部门提供原料和粮食；三是农业为工业部门提供市场，第二个和第三个作用通过市场交换来发挥，因此农民是“工业市场的主体”。
1957年，毛泽东在一次省市自治区党委书记会议上的讲话，对农业的作用问题讲得更全面、更系统。他从六个方面强调了农业的重要作用：①农业关系到五亿农民吃饭问题，农业搞好了，农民能自给，五亿人口就稳定了；②农业也关系到城市和工矿区工人的吃饭问题，只有商品性农产品增加了，才能供应工业人口，才能发展工业；③农业是轻工业原材料的主要来源，农村是轻工业的重要市场，只有农业发展了，轻工业生产才能得到足够的原料，轻工业产品才能得到广阔的市场；④农村又是重工业的重要市场，例如，化肥、农机、部分电力、铁路、大型水利工程都为农业服务；⑤农业是创汇主要来源，可以用农业创造的外汇进口各种工业设备；⑥农业是积累的来源，农业发展起来了，就可以为发展工业提供更多的资金。毛泽东在列举了农业对工业发展的作用之后总结说：“在一定的意义上可以说，农业就是工业。要说服工业部门面向农村，支援农业。要搞好工业化，就应当这样做。”“农业就是工业”这个观点寓意深刻，是辩证法在工农业关系中的具体运用，它充分表达了农业的极端重要性：工业化是中国的奋斗目标，但是推进工业化时不能只盯着工业，而是首先要抓好农业，只有农业发展了，才能发展工业。
对工农业之间的关系，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人之间早就有清晰认识。周恩来在1949年12月明确提出了“农业是基础，工业是领导”的思想，他认为，“我们必须在发展农业的基础上发展工业，在工业的领导下提高农业生产的水平。没有农业基础，工业不能前进；没有工业领导，农业就无法发展。”刘少奇在1951年指出：“为什么不可以先发展重工业？因为农业是工业的基础，没有很好的农业，工业就没有基础。不发展农业就没有原料……农村也是工业品的市场……要依靠农业来积累工业的资金……所以我们要先发展农业。”
1959年，毛泽东把工农业关系概括为“以农业为基础，以工业为主导”， 这是对“农业就是工业”这个观点的进一步深化。1962年9月，党的八届十中全会把“以农业为基础，以工业为主导”作为发展国民经济总方针。1963年，中共中央把这一方针具体化为：工业和农业密切结合，发展工业和发展农业并举（高伯文，2008）。
在推进工业化过程中首先发展农业的观点与后来提出的“以农业为基础，以工业为主导”的方针已被很多国家的实践一再证明是正确的，也被中国发展经验教训所一再证实是正确的，是符合工业化发展一般规律的。遗憾的是，毛泽东这个正确的理论观点在当时并没有得到贯彻执行。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之后，中国共产党把工作中心转到经济建设上来，并且首先从农业抓起，发布了改革开放以来第一个重要文件《中共中央关于加快农业发展若干问题的决定》，指出，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首要任务，“就是要集中精力使目前还很落后的农业尽快得到迅速发展，因为农业是国民经济的基础，农业的高速发展是保证实现四个现代化的根本条件。”随后中国在农村启动了土地制度改革。家庭承包制的普遍实施使得在农业集体化时代被束缚的生产力得到了极大解放，农民的生产积极性被充分激发出来。农业生产连续6年保持高速增长，一举解决了约束工业发展的粮食短缺问题，引发农业劳动力向工业和服务业部门转移，使中国工业化进程从此进入了快车道，在短短40年时间里，中国基本上实现了工业化。
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中国共产党吸取了历史教训，一直把农业放在工业化过程重中之重的位置加以强调。从中央一号文件就可以看出来，1982—1986年，连续出台的5个一号文件都是关于“三农”问题；2004年之后，每年初中央一号文件涉及“三农”问题已经成了惯例。到21世纪初，中国共产党对农业与工业的关系的认识已经上升到一个新高度。2004年9月，胡锦涛在党的十六届四中全会上提出了“两个趋向”重要论断：“工业化初始阶段，农业支持工业、为工业提供积累是带有普遍性的趋向；但在工业化达到相当程度以后，工业反哺农业、城市支持农村，实现工业与农业、城市与农村协调发展，也是带有普遍性的趋向。”在随后召开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上，胡锦涛进一步强调指出：我国现在总体上已到了“以工促农、以城带乡”的发展阶段。这是在新的历史时期，中国共产党工农业关系理论的一个新飞跃，即从以农业支持工业的传统阶段转变到工业反哺农业的新阶段。习近平也非常重视”三农”工作，在2013年中央农村工作会议上指出：“我们必须坚持把解决好‘三农’问题作为全党工作重中之重，坚持工业反哺农业、城市支持农村和多予少取放活方针，不断加大强农惠农富农政策力度，始终把‘三农’工作牢牢抓住、紧紧抓好。”
工业化意味着工业部门发展比农业更快，工业在国民经济所占比重不断扩大，而农业部门比重相应不断缩小。既然如此，为何农业在工业化过程中还如此重要呢？这就要从农业在工业化中的作用来解释。在发展经济学中，农业对工业发展的作用通常是用“贡献”来表示，这些贡献包括产品贡献、劳动力贡献、资本贡献、市场贡献和外汇贡献。如前所述，毛泽东早在20世纪四五十年代就已经讲到这几个方面的贡献，比发展经济学家对此问题的论述更早。
一是产品贡献。农业总产品中扣除农业部门的消费后即为农产品剩余或农业剩余，它就是农业部门为非农业部门发展作出的产品贡献。一般来说，农产品剩余越大，农业部门的产品贡献就越大。产品贡献又可分为原料贡献和粮食贡献。原料贡献是指农业部门生产的许多农产品被用作工业的加工原料。没有农业部门提供的原料，这些工业部门就不能发展起来。农业对工业化最重要的贡献是粮食贡献。粮食是人类生存的基础，也是工业发展的前提条件。若粮食供给不足，就需要更多的劳动力来从事农业生产，工业生产所需的劳动力就会出现短缺，工业发展就会受到阻碍。此外，粮食出现短缺，就需要更多的外汇来进口粮食，更少的外汇来进口机器设备，从而会抑制工业的发展。关于农业剩余通过什么途径转移到工业部门，不同国家有不同的做法，发达国家在工业化过程中通常是通过市场机制（如通过金融机构）把农业剩余转到工业部门，但大多数发展中国家和社会主义国家通常是通过国家强制手段向农业征税，或者通过价格剪刀差等办法来转移农业剩余。二是市场贡献。农业部门的产品贡献来源于农产品剩余的供给，而农业部门的市场贡献则来源于对工业部门的产品需求。农业生产所需的投入一部分来自工业部门生产的产品，如化肥、地膜、农业机械等。此外，农业人口所需的生活消费品一部分也来自工业部门，如衣着、日用工业品、家电以及其他服务等。农业部门对工业部门生产资料和消费品的需求增加，扩大了工业部门的销售市场，促进了工业部门的发展。从这个意义上说，农业部门为工业部门作出了市场贡献。如果农业发展停滞，农民收入水平太低，也就没有能力购买工业品，工业的发展就会受到抑制。三是劳动力贡献。一国在发展初期农业人口占80%以上，工业的发展需要农业部门为其提供劳动力。由于在发展初期劳动力供给是无限的，农业劳动力转移到工业部门，就会使得工业部门在很长时间内保持不变的低工资，致使工业部门利润增加，利润可以用于扩大再生产，推动工业部门扩张。刘易斯二元经济发展模型在理论上清晰地阐明了农业劳动力向工业部门转移的机制。四是资本贡献。一国在发展初期，最稀缺的要素是资本（可投资资金）。由于工业部门规模小，依靠自有利润积累投资资金远远不能满足工业发展的需要，于是，规模巨大的农业部门就是工业部门资本积累的主要来源。农业部门在为工业部门提供农产品的同时，也要从工业部门购买工业品，以满足本部门的生产和生活需要。扣除从工业部门购买的工业品，就可得到为工业部门提供的农业净剩余，这就是农业部门作出的资本贡献。如果农业发展缓慢或停滞，农业净剩余就会减少，无法为工业部门提供更多的积累。五是外汇贡献。在发展初期，工业基础薄弱，工业发展所需的机器设备以及原材料大多依靠进口，这就需要花费大量的外汇。而在发展初期，工业创汇能力有限，发展中国家主要依靠农产品出口创汇，因此在工业化初期，农业部门扮演着出口创汇的重要角色。
以上所述的各种贡献不是彼此孤立的，而是相互影响的。资本贡献=产品贡献-市场贡献，更具体地说，就是农业净剩余=农业提供给工业部门的产品-农业向工业部门购买的产品。从这个公式可以看出，假设提供给工业部门的产品（农业剩余）不变，农业部门向工业部门购买的产品（市场贡献）越多，则农业净剩余（资本贡献）就越少，可见，资本贡献与市场贡献是有矛盾的。如果要使资本贡献和市场贡献不减少，甚至有所增加，产品贡献（农业剩余）就得增加。农业部门的劳动力贡献和外汇贡献也取决于农业剩余的多寡。如果农业剩余低，则需要更多的劳动力来从事农业生产，工业发展所需要的劳动力供给就要减少。农业剩余少，也不可能有更多农产品用来出口创汇。
增加农业剩余是解决农业部门各种贡献之间矛盾的唯一出路。要增加农业剩余，有两种途径：一是压低农民的消费，这样就会严重挫伤农民的生产积极性，反而会减少农业产出；二是在不压低农民消费的情况下，提高农业生产率和产出水平，这是最有效的途径。美国发展经济学家费景汉和拉尼斯通过他们构建的二元经济发展模型清楚地阐述了农业与工业平衡增长的机理。费景汉—拉尼斯模型证明，没有农业部门生产率和产出的增长，就不可能有农业劳动力的顺利转移，也就不可能有工业部门的扩张。美国经济学家乔根森也通过他构建的乔根森二元经济发展模型证明了农业剩余是工业部门扩张的充要条件（谭崇台，1989）。
以上几个贡献在发展初期都是重要的，但会随着工业化程度的提高而发生变化。资本贡献、市场贡献、劳动力贡献、外汇贡献会随着工业化水平的提高而下降，但产品贡献永远都是重要的，尤其粮食贡献，不管工业化发展到什么阶段，人们都是要吃饭的，而粮食只能由农业部门生产。为了粮食安全和农民的利益，任何国家，即使工业化程度很高的国家，也非常重视农业特别是粮食生产。
以上分析表明，农业部门在任何时候都是重要的，尤其是在发展初期，要使经济起飞，工业化顺利推进，首先要发展农业。没有农业和粮食的持续增长，就不可能发展工业和其他部门。
按照农轻重次序实现工业化是中国共产党在20世纪50年代就基本形成了共识的观点，虽然期间出现反复。对农轻重次序论述最清楚、最多的是刘少奇。刘少奇20世纪50年代初在许多场合都讲了农轻重发展次序的观点。他在1950年指出，首先恢复生产，其次要以主要力量来发展农业和轻工业，再其次发展重工业，最后在重工业发展的基础上，再大力发展轻工业，并使农业生产机器化。“中国工业化的过程大体要循着这样的道路前进。”他在1951年一次讲话中指出：“我们的建设方针是什么呢？工业农业都要发展。现在首先要恢复和发展农业。发展农业才有原料和粮食，工业才有市场。其次是发展工业：重工业和轻工业，开始还是要搞一些轻工业。”他在同年的另一个讲话中对农轻重次序阐述得更直接：“经济建设要有步骤，先搞什么，后搞什么，总要有个先后轻重。首先恢复农业以及一切可能恢复的工业。……其次发展农业和轻工业以及必要的可能的重工业，如造点机器、汽车。然后发展重工业。然后依靠重工业再进一步去发展农业和轻工业。”遗憾的是，可能是形势的变化（如朝鲜战争爆发和受苏联的影响等），刘少奇这些正确的主张在当时并没有被中央接受，实际工作中还是坚持重工业优先发展战略。不过，在1962年中央工作会议上，刘少奇在总结“大跃进”教训时还是坚持他的主张，他说：“以农业为基础来发展我国国民经济，是我们一个根本的方针。……如果工业和农业的比例关系不协调，既不能比较快地发展工业，也不能比较快地发展农业。”
1956年，毛泽东在《论十大关系》中所讲的第一个关系就是农轻重关系问题。虽然毛泽东依然把重工业作为发展重点，但他认为不发展农业和轻工业，重工业也发展不起来。毛泽东指出：“我们现在发展重工业可以有两种办法，一种是少发展一些农业、轻工业，一种是多发展一些农业、轻工业。从长远观点看，前一种办法会使重工业发展得少些和慢些，至少基础不那么稳固，几十年后算总账是划不来的。后一种办法会使重工业发展得多些和快些，而且由于保障了人民生活的需要，会使它发展的基础更加稳固。”这里，毛泽东运用辩证法，指出要发展重工业，就要多发展些农业和轻工业。1957年，毛泽东在《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讲话中，进一步阐述了他的农轻重关系的观点。他指出：“这里所讲的工业化道路的问题，主要是指重工业、轻工业和农业的发展关系问题。我国的经济建设是以重工业为中心，这一点必须肯定。但是同时必须充分注意发展农业和轻工业。”
从这两篇讲话中可以看到，毛泽东始终是把重工业作为发展重点，这与刘少奇的观点存在着根本差别。刘少奇在20世纪50年代初提出的观点是要以农轻重为序作为推进工业化的步骤，并没有首先强调发展重工业，而毛泽东强调发展的重点是重工业，只是要兼顾一下农业和轻工业。
邓小平在1963年总结经验教训时强调工业化要按农轻重的次序安排生产。他指出：“按照农、轻、重的次序安排，从长远看会发展得快一些、好一些。”邓小平在1980年又指出：“我们过去长期搞计划，有一个很大的缺点，就是没有安排好各种比例关系。农业和工业比例失调，农林牧副渔之间和轻重工业之间比例失调，煤电油运和其他工业比例失调，‘骨头’和‘肉’（就是工业和住宅建设、交通市政建设、商业服务业建设等）比例失调，积累和消费比例失调。”可以看出，邓小平是自始至终坚持按农轻重次序发展经济的。
以农轻重为序的发展战略在改革开放之前的20多年中没有得到执行，在政策上一直向重工业倾斜，导致国民经济比例关系严重失调。但在改革开放之初这一战略得到了有效实施，国家的投资和各项具体政策大幅度向农业和轻工业倾斜，农业和轻工业增长甚至比重工业更快，迅速扭转了农轻重比例失调的局面。事实证明，以农轻重为序推进工业化是符合经济发展一般规律的。
按照农轻重次序发展经济，包含了首先发展农业的思想，农业基础地位的理论依据在前文已经讨论过了，这里不再赘述。现在讨论一下工业内部结构，即轻工业和重工业发展的优先顺序问题。
从前面论述中可以看到，刘少奇、邓小平是强调轻工业优先发展的。按照先轻工业后重工业次序发展工业，有以下几个主要原因：首先，在工业化初期，人们需要先满足生存需求，因此食品加工和纺织等基本消费品工业（轻工业）应首先得到发展；只有当基本需求得到满足之后，才会产生其他需求，并引发更多资源投入到其他产业之中。其次，在发展的初期，非熟练劳动力丰富，而资本、技术和熟练劳动力稀缺，这种资源禀赋也无法支撑需要大量资本、技术和管理人才的资本品工业（重工业）的发展。最后，消费品工业规模的扩张和质量的提升离不开资本品工业的发展，因此当消费品工业有了一定发展，整个国民经济有了一定规模的资本积累之后，必然要求资本品工业快速发展。
德国经济学家霍夫曼在1931年出版的《工业化的阶段与类型》一书中对工业内部产业结构的变化规律进行了统计分析。霍夫曼发现，各国工业化无论始于何时，一般具有相同的趋势，即霍夫曼系数（消费品工业产值对资本品工业产值之比）随着经济发展水平的提高而不断下降。具体表现为：在第一阶段，霍夫曼系数为5左右，消费品工业占优势；在第二个阶段，霍夫曼系数为2.5左右，资本品工业迅速发展，消费品工业优势地位逐渐下降；在第三个阶段，霍夫曼系数为1左右，消费品工业与资本品工业达到平衡，而资本品工业增长的速度快于消费品工业；在第四个阶段，霍夫曼系数小于1，资本品工业占主要地位，实现工业化。霍夫曼的分析是以20世纪20年代20多个国家时间序列数据为基础的。根据他的研究结果，当时处于工业化第一阶段的国家有：智利、印度、新西兰等；处于第二阶段的国家有：日本、荷兰、丹麦、加拿大、澳大利亚等；处于第三阶段的国家有：英国、瑞士、美国、法国、德国、比利时和瑞典等；当时还没有国家达到第四阶段。
后发国家不一定按照发达国家工业结构演变顺序来实现工业化，因为各国的资源禀赋状况、国土面积、地理位置、历史文化等各不相同，因此，要求所有发展中国家遵循同一个工业发展模式是不合理的。但是，基本规律还是存在的，变化的只是程度不同，而不是方向问题。苏联、印度、中国等曾经想要走出一条与发达国家不一样的工业化发展道路，即在工业化启动阶段就把重工业作为发展重点，同时压制轻工业。但历史经验证明这种反向顺序战略并没有取得显著成功，而那些依据农轻重次序发展经济的国家和地区，却最终实现了工业化。中国改革开放以后也是按照农轻重次序来发展经济，结果也成功了。
早期中国共产党在探讨工业化发展道路问题时主要涉及的是农轻重发展顺序问题，几乎没有提及服务业。我国服务业发展长期滞后可能与对服务业性质的认识有很大关系。不过，这种忽略甚至限制服务业发展的情况在改革开放之后发生了根本性改变。
三次产业的划分来自20世纪三四十年代英国经济学家费雪和克拉克，是世界上最通用的产业结构分类法。美国经济学家库兹涅茨对西方国家三次产业结构的演进进行了统计分析，得出的结论是，一国在工业化初期，第一产业（农业）占比最大，第二产业（工业）、第三产业（服务业）占比都很小。随着工业化的推进，第二产业发展最快，在国民经济中渐占优势。在工业化中期阶段时，第一产业比重继续下降，但第二产业发展速度减缓，占比保持稳定，而第三产业加速发展，占比上升。在工业化后期阶段，第三产业在国民经济中占比超过了第二产业，成为国民经济中最大部门。在后工业化时期，第三产业占比继续提高，甚至可达70%以上。这时，该国就进入发达状态。可见，工业化不只是一个工农业关系变化问题，也不是一个轻重工业结构问题，还包括服务业相应的发展问题。改革开放之后，中国共产党的产业结构理论与时俱进，接受了西方的三次产业分类，党的十三大报告正式使用了三次产业的概念，提出“要重视第三产业，努力实现一、二、三产业协调发展”。从此，在党的文献中，在国民经济统计中，基本上都是使用三次产业概念和指标。
新中国成立以来，中国的工业化道路按照时间顺序，经历了重工业优先发展、农村工业化、新型工业化和“四化”同步发展几个阶段，与此相应，中国共产党工业化发展战略理论也经历了四个阶段。
1.重工业优先发展论
前文分析了工业化按照农轻重次序进行的原因，老牌工业化国家基本上都是按照这一次序来实现工业化的。但是，后起发展中国家为了在较短时间内迅速赶上发达国家，不想走发达国家工业化的老路，而试图走一条更快推进工业化的新路。于是，重工业发展就被放在优先位置来强调。在早期，很多发展中国家都采用重工业优先发展战略，印度是典型代表。但在社会主义国家，重工业优先发展战略推行得最彻底，而且甚至推行到极端的程度。这与这些国家决策者的思想有密切关系。在苏联时代，斯大林曾经非常明确地指出：“在资本主义国家，工业化通常都是从轻工业开始。……但这是一个需要数十年之久的长期过程，……共产党当然不能走这条道路。……因此我国共产党也就拒绝了‘通常的’工业化道路，而从发展重工业开始来实行国家工业化。”
毛泽东的工业化道路的思想前后是有变化的。毛泽东在20世纪40年代中期，也就是党的七大之前，在与美国友人谢伟思谈话中指出，由于中国是个落后的农业国，战后工业化发展中首先要发展农业，建立轻工业以满足本国市场的需要，并提高本国人民的生活水平，有了相当积累之后再进入重工业化，这实际上提出了农轻重次序的工业化发展道路（高伯文，2008；杨宏伟，2013）。但是，在新中国成立初期，尤其是朝鲜战争爆发以后，毛泽东的思路有了变化，提出了要重点发展重工业。毛泽东在1951年指出：“为了完成国家工业化，必须发展农业，并逐步完成农业社会化。但是首先重要并能带动轻工业和农业向前发展的是建设重工业和国防工业。”在党的八大前后，毛泽东鉴于中国经济建设中出现的轻视农业和轻工业导致的国民经济结构不平衡问题，对农轻重关系进行了反思，在《论十大关系》和《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两篇重要讲话中，毛泽东依然强调要优先发展重工业，但是提醒全党不要忽视农业和轻工业的发展，要注意到农轻重结构的平衡性问题。
20世纪50—70年代实施的重工业优先发展的实践表明，这一战略并没有取得成功。相反，中国在改革开放之后，放弃了重工业优先发展战略，按照农轻重次序来发展经济，结果获得巨大成功。令人惊讶的是，改革开放之后，重工业并没有被国家置于优先发展的地位，结果重工业获得更快的发展。进入21世纪以来，重工业比轻工业发展得更快，重工业所占比重越来越高，使中国重新进入重工业化阶段。
重工业优先发展的理论来源被认为是马克思的社会再生产理论。马克思把社会生产划分为生产资料生产和消费资料生产两大部类，运用社会再生产模型，证明两大部类必须平衡增长，否则就会导致生产过剩危机。列宁在20世纪20年代初在《论所谓市场问题》一文中，将技术进步引入马克思的扩大再生产模型，得出了生产资料的生产比消费资料生产增长更快的结论。这个结论被20世纪20年代的苏联以及50年代的中国作为重工业优先发展的理论基础。
然而，把列宁得出的生产资料生产更快增长的规律作为重工业优先发展的理论基础是对该规律的误解。一是把结果错当成前提。生产资料更快增长是指经济发展的结果，而不是经济发展的前提，具体说，生产资料生产更快增长是工业化进行到中后期阶段时所产生的必然结果，而不是一开始就要把重工业作为优先发展的重点，因此“生产资料生产更快增长”不等于是“生产资料生产优先增长”。二是把增长速度与发展次序混为一谈。生产资料生产的增长快于消费资料生产的增长只是表明增长速度差异，而不是指生产资料部门优先于消费资料部门的发展次序，正如工业部门相对于农业部门发展得快，并不意味着工业部门必须优先于农业部门发展，前已证明，在经济发展初期，首先要发展农业。三是忽视了经济发展阶段和资源禀赋状况的差别。马克思和列宁所论述的是生产力比较发达的资本主义社会的再生产问题，而不是不发达经济的再生产问题。对于发达经济来说，生产资料生产部门发展更快是工业化更高阶段的必然趋势。但是，对于像当时的苏联和中国这样落后的经济而言，农业是传统的，生产率很低，消费品工业也比较原始，对生产资料的需求也有限；此外，生产资料工业发展所需的资金和技术短缺，缺乏快速发展的基础和条件，尽管发展中国家劳动力资源丰富，但重工业是资本密集型部门，吸收劳动力就业有限，优先发展重工业会造成就业不足。因此，把发达国家生产资料生产部门发展更快的规律性趋势当作不发达国家的经济发展规律忽视了发展阶段的差别。
这里需要指出，在20世纪五六十年代，不仅仅是社会主义国家普遍实施重工业优先发展战略，很多非社会主义发展中国家（如印度、巴西等）也曾经实施过重工业优先发展战略，但它们可能不使用这个概念，如使用进口替代工业化发展战略。不过，这些非社会主义发展中国家实施重工业发展战略的理论基础来自20世纪四五十年代发展经济学家提出的一些理论。如罗森斯坦·罗丹提出的“大推进”理论，格申克龙提出的“大冲刺”理论，普雷维什提出的中心—外围论，但最著名的还是赫尔希曼提出的不平衡增长理论，其影响力最大。他用联系效应概念作为分析基础，得出生产资料生产部门优先发展的结论。赫尔希曼在1958年出版的《经济发展战略》一书中指出，在资源有限的情况下，应该首先发展那些联系效应最大的部门，而生产生产资料的部门的前向联系和后向联系最大，对其他部门的发展带动作用最强，因此应该优先发展生产资料生产部门（如钢铁工业等）。赫尔希曼的观点受到不少经济学家的批评。优先发展钢铁工业等生产资料部门，需要大量资本，这不符合发展中国家资本短缺的资源禀赋条件，同时发展中国家市场体制和机制不完善，赫尔希曼所说的联系效应实际上不是很大，起不到带动作用。后来发展经验表明，优先发展重工业的国家实际上都不成功，纷纷放弃了这一战略。以乡镇企业为载体的农村工业化是20世纪80年代初到21世纪初的20年间中国特色工业化进程中一个重要组成部分，虽然现在已经成为历史，但对于推进和加速中国工业化进程作出了不可磨灭的历史贡献。
乡镇企业的前身叫做社队企业，来自人民公社时期社办企业和队办企业，社队企业产生于“大跃进”时期，一直延续到人民公社制度被废除的1984年，然后被改为乡镇企业。社队（乡镇）企业最初都是集体性质的，而且绝大部分是工业企业，主要为本地农业生产和农民生活服务。20世纪80年代中期以来，随着改革的深入，乡镇企业的性质发生了重大变化，不仅包括集体所有制企业，而且还包括农民入股的股份制企业，非公有性质的私人企业和个体工商户；在生产性质上，不仅包括工业企业，还包括交通运输、商业服务等非工业企业。
中国共产党对乡镇企业作用和地位的认识在20世纪80年代中期前后发生了显著变化。1984年3月，《中共中央、国务院转发农牧渔业部和部党组关于开创社队企业新局面的报告的通知》是涉及乡镇企业发展的具有历史意义的文件，正是这个文件把社队企业改为乡镇企业。该文件对乡镇（社队）企业的作用进行了明确的阐述：“乡镇企业是多种经营的重要组成部分，是农业生产的重要支柱，是广大农民群众走向共同富裕的重要途径。”这个文件描述乡镇企业的作用是为农业生产和农民增收服务。但是，到20世纪80年代后期，中国共产党对乡镇企业的认识有了一个新的飞跃。1988年《政府工作报告》明确把乡镇企业的发展看作是“为有中国特色的工业化开辟了一条新路”。到20世纪90年代，中央有关乡镇企业的文件都提到发展乡镇企业是实现工业化的必要途径。1998年4月，江泽民在江苏考察乡镇企业时指出，发展乡镇企业是实现农业现代化、实现农村小康的必由之路，也是一条有中国特色的工业化道路。把发展乡镇企业的意义从为“三农”服务、实现农业现代化提升到一条具有中国特色工业化道路，是中国共产党对乡镇企业发展定位的一次飞跃。
以乡镇企业为载体的农村工业化道路的确不同于西方国家的城市工业化道路。从发达国家工业化发展历程看，工业化都是与城市化相伴而行，实现工业化的同时也实现了城市化。而中国的乡镇企业都位于农村地区，试图走出一条没有城市化（这里主要是指大中城市）的工业化道路。历史经验证明，农村工业化道路在中国没有走到底，最终还是走上了城市工业化的道路。那么，是什么原因导致农村工业化道路最终被城市工业化道路所替代？这就需要对其做出学理性分析。
马克思指出：“现代的历史是乡村城市化，而不像在古代那样，是城市乡村化。”马克思和恩格斯详细论证了乡村城市化是资本主义大工业时代的必然结果。那么，为何工业化必然会导致城市化呢？这是由工业生产的基本性质决定的。集中和集聚具有报酬递增的特征，而工业向城市集中和集聚显然具有规模经济和集聚经济效应。规模经济是指由于固定成本和专业化分工的存在，一个实体随着其规模扩大而单位成本下降和单位收益递增。这里所说的规模包括企业规模、行业规模和城市规模。
企业规模经济是指随着企业规模的扩大而出现的规模收益递增。例如，当企业规模扩大时，企业的收益往往也会随之上升。通常，企业规模的大小受市场规模、运输便利、基础设施、信息传播、原料和熟练劳动力和技术人才的可获得性、金融业的发达程度等因素的影响。人口、企业等在空间上的集聚能提供更广阔的产品销售市场，更便利的交通运输条件，更好的水、电等基础设施、更发达的金融系统，更及时的信息渠道、更完善的专业化劳动力市场等，这些有利的外部环境使企业扩大规模的成本大大降低，从而能获得更大的规模经济效益。由此可见，城市为创建大型企业和企业规模的扩大提供了一切有利条件。这是企业为什么集中在城市发展的基本原因。规模经济的存在引起了企业在空间上的聚集。显然，一个企业单独建立在偏远的乡村里是不会有什么规模经济效益可言的。
同样地，行业规模的扩大也能够产生经济效益。行业规模的扩大依赖更多同类生产企业或同类经济活动企业在同一地区的聚集。同类企业的集中能够进行专业化协作，从而能够降低成本，提高劳动生产率。此外，同类企业的集中促进了竞争，加速技术创新以及技术创新的扩散和采用。同类企业的集中还会促进专有技术教育的发展和专业化劳动力市场的形成，为企业雇佣所需的专业性技术工人提供了便利。
各种不同类型的行业和企业在空间上的聚集便形成了城市。城市规模的大小直接影响企业的经济效益，这种效益体现在如下几个方面：①大城市比小城市能够提供更完善的公共基础设施，如水、电、气、路、通讯等。这些基础设施的建设需要巨大的投资，城市规模过小是没有能力筹集这样大的资金的，而大城市筹资能力要强得多。完善的城市公共基础设施使企业经营和交易成本降低，效率提高。②大城市比小城市有更大的市场（商品、劳动力、资本市场）、更发达的信息传播网络，更完善的金融服务体系，为企业扩大规模提供了更好的条件。③大城市能够建立多层次的、较为完善的教育系统和科研体系，从而使人口素质和劳动力技术水平以及创新能力大大高于小城市。④大城市行业多，企业多，人口多，市场潜力大，发展机会多，这就为劳动者和企业家施展自己的才干提供了广阔的舞台，愿意在那里发展自己和创业。⑤大城市的各种服务业、文化娱乐设施比较完善，公共交通发达，学校的教育水平较高，居住条件较好，生活更加便利和舒适。这一切吸引着有各种技术专长的人才流向大城市。人才是提高生产率的关键。相反，小城市就不具备这样的条件，其生产率就没有大城市高。
由此可见，由于规模经济效应的存在，工业企业（以及服务业）集聚在城市地区发展能够产生更高的生产率和利润，在偏远的、分散的农村地区建立工业企业，其成本就要高得多。因此，工业化的过程就是城市化过程，就是农业劳动力向非农业部门转移的同时，农村人口向城市的迁移过程。刘易斯二元经济发展模型把劳动力转移作为一个机制，在理论上证明了工业化与城镇化的同步发展过程。
既然工业化必然是城市工业化，那么，中国乡镇企业为何在20世纪八九十年代在中国大地上发展如此迅速？学界提出的主要原因可以归纳为两个方面：一是由中国国情决定的，中国人口多，剩余劳动力规模大，城市规模小，吸纳不了那么多人就业。二是为了防止发达国家出现的交通拥挤、环境恶化、住房紧张和两极分化等“大城市病”（高伯文，2008）。本文认为，中国乡镇企业异军突起的最主要原因就是长期实施的城乡二元人口管理制度和重工业优先发展战略。由于实施重工业优先发展战略，加之对服务业发展的限制，城市就业机会缺乏，城市自己的劳动力就业就很困难，更无法吸纳农村人口就业。为了阻止农村劳动力和人口向城市流动，在20世纪50年代末，政府实施了严格的城乡分治的人口管理制度，这种制度一直延续到改革开放后，这就阻断了农村人口向城市迁移的通路。当家庭承包制充分激发了农民生产积极性时，农业生产率和农业生产出现了爆发性增长，在集体经济时期隐性失业的农业劳动力就变成了显性剩余劳动力，由于城市大门向他们关闭着，他们只能通过创办乡镇企业来就地转移和就业，于是，在家庭承包制实施之后，乡镇企业蓬勃发展起来了。这是导致乡镇企业在20世纪八九十年代的中国迅猛发展的主要原因。当城市体制改革开始启动时，准许私人企业和个体工商业发展，并积极引进外资，同时国家放弃了重工业优先发展战略，转而积极支持轻工业和服务业发展。这一系列的举措把城市经济搞活了，就业机会就增加了。此外，国家建立经济特区和对沿海地区采取优惠政策，导致东部沿海地区经济发展加速，特别是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之后，外资纷纷进入中国，对劳动力需求急剧增加，农业剩余劳动力开始出现大规模异地转移。乡镇企业由于存在产权属性不清、产品质量低劣、效益低下、环境污染等方面的问题，在与城市企业竞争中处于劣势，出现大面积亏损，纷纷倒闭和重组，或者变为股份公司或直接出售给个人。到了21世纪初，乡镇企业逐步衰落，农村工业化开始让位于城市工业化。
农村工业化不是实现工业化的必由之路，但也不能否定其历史贡献。在当时的制度环境下，乡镇企业异军突起是必然的现象，也是最有效的工业化路径。在20世纪八九十年代，特别是80年代初，在城市，计划经济时期形成的僵化管理体制还没有启动改革，城市国有企业普遍缺乏活力，大多数处于亏损状态。与此同时，乡镇企业作为集体企业，不受国家计划控制，经营机制灵活，能够对市场做出迅速反应，因此相对于国有企业，劳动成本和经营成本要低得多，效率和效益要高得多。此外，在家庭承包制推行之后，农村集体组织已从农业生产管理中被解放出来，集中精力抓工业生产，创办工商企业。可见，在当时的历史背景下，乡镇企业蓬勃发展是历史的必然。研究工业化过程不能完全从经济发展的一般规律中去推理，更重要的是要结合中国国情。可以说，中国工业化不经过农村工业化这个阶段，就不会获得今天的成功。但是与此同时，也不要把乡镇企业在一个特定历史阶段的蓬勃发展抬高到中国工业化的必由之路这个高度。理论和实践都证明，工业化最终必须是城市工业化，工业化必须与城镇化相伴而行。
在20世纪90年代信息技术蓬勃发展的时代背景下，中国共产党敏锐地捕捉到了新的时代特征，提出了新型工业化理论。2002年11月，江泽民在党的十六大报告中明确提出：“实现工业化仍然是我国现代化进程中艰巨的历史性任务。信息化是我国加快实现工业化和现代化的必然选择。坚持以信息化带动工业化，以工业化促进信息化，走出一条科技含量高、经济效益好、资源消耗低、环境污染少、人力资源优势得到充分发挥的新型工业化路子。”中国特色新型工业化是相对于传统工业化而言的。其含义主要包括四个方面：①发达国家都是在工业化之后推行信息化的，即由机械化、电气化、信息化等一步步走过来的。而在当今社会，信息化能对工业化产生积极的推动作用，可以在工业化进程中推进信息化，以信息化带动工业化，以工业化促进信息化。②发达国家实现工业化，大多是以大量消耗甚至破坏自然资源和牺牲生态环境为代价的，走的是“先发展、先污染、后治理”的道路。而新型工业化模式要求吸取发达国家的教训，强调生态环境建设和环境保护，走可持续发展的道路，实现经济发展同人口、资源和环境的协调。③发达国家在工业化过程中注重机械化和自动化，与此同时也常常伴随着失业等一系列社会经济问题。新型工业化模式要求处理好资本密集型产业与劳动密集型产业的关系，处理好高新技术产业与传统技术产业的关系。④发展中国家经济增长主要依靠资本和劳动等传统要素的增加推动，技术进步贡献率较低，新型工业化的一个重要任务是要通过信息化来提高全要素生产率，实现经济增长方式的根本性转变。
虽然新型工业化的内涵丰富，但其核心还是信息化。新型工业化道路提出的主要历史背景是信息革命的发生。信息革命发生在20世纪下半叶，此时发达国家已经实现了工业化，因此发达国家是在工业化实现之后进入信息化时代。后发国家是还在努力实现工业化的过程中赶上了信息化时代，这就给后发国家一个千载难逢的机遇，在工业化道路上不必走发达国家工业化的老路，在工业化过程中可以发挥后发优势，充分利用信息化带来的难得机遇，加速工业化进程，实现跨越式发展。在党的十六大之前，即在2000年10月党的十五届五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个五年计划的建议》中就明确指出：“以信息化带动工业化，发挥后发优势，实现社会生产力的跨越式发展。”
后发优势是走新型工业化道路的理论基础。后发优势理论是由美国经济史学家格申克龙在20世纪50年代提出来的。格申克龙对19世纪德国、意大利、俄国等欧洲较为落后国家的工业化过程进行了比较分析，认为一个工业化时期经济相对落后的国家，其工业化进程和特征在许多主要方面表现出与先进国家（如美国）显著不同。格申克龙认为工业化前提条件的差异将影响发展的进程，相对落后程度越高， 其增长速度就越快。之所以如此，在于这些国家具有一种得益于落后的“后发优势”。后发优势是由后发国地位所致的特殊有利条件，这一条件在先发国是不存在的， 后发国也不能通过自身的努力创造，而完全是与其经济的相对落后性共生的， 是来自落后本身的优势。后发优势包括五个方面：资本后发优势、人力后发优势、技术后发优势、结构后发优势和制度后发优势（郭熙保，2009）。信息化属于科技进步范畴，因此属于技术后发优势的研究内容。所谓技术后发优势是假定先进科技主要是由发达国家发明创造出来的，作为后进国家，无须投入如此大的资源和时间在研发上，而只需要把发达国家现存的先进技术引进过来，加以消化改进，就可以加速本国的技术进步。由于吸收、消化和模仿比发明创新花费的成本和时间要少得多，因此，发展中国家能够节约大量的资源和时间，而且能够比发达国家以更快的速度促进技术进步，从而缩小与发达国家在科技方面的差距。技术进步是促进经济增长的主要源泉，这样，发展中国家经济增长就可以比发达国家更快。在信息化时代，中国是后发国家，可以充分利用发达国家发明创造的信息技术，用信息化来促进工业化，促进产业升级，加快工业化发展步伐。
在2012年11月召开的党的十八大上，胡锦涛提出了“四化”同步发展的思想。他指出：“坚持走中国特色新型工业化、信息化、城镇化、农业现代化道路，推动信息化和工业化深度融合、工业化和城镇化良性互动、城镇化和农业现代化相互协调，促进工业化、信息化、城镇化、农业现代化同步发展。”党的十九大继续提出：“推动新型工业化、信息化、城镇化、农业现代化同步发展”。与新型工业化理论相比，除了继续强调推动信息化和工业化深度融合发展之外，还加入了“工业化和城镇化良性互动”“城镇化和农业现代化相互协调”两个方面的发展思想，而且要“促进工业化、信息化、城镇化、农业现代化同步发展”。就工业化发展来说，“四化”同步发展战略包含了三个方面的含义：一是工业化要实现与信息化的深度融合。信息技术在工业化中的应用，有助于工业产业结构升级和国际竞争力提升，因此必须实现以信息化带动工业化，以工业化促进信息化。二是工业化要实现与城镇化良性互动。工业化与城镇化之间是相辅相成、相互促进的关系。工业化引起的人口、资本等经济资源的集中引发了城镇化，城镇化所导致的以规模经济为主要特征的集聚经济效应进一步推动了工业化。因此，建立与城镇化之间的良性互动关系，有利于工业的发展和工业化的实现。三是工业化与信息化、城镇化、农业现代化相互关联、不可分割。“四化”不是孤立的，而是相互关联的；“四化”的作用也不是单独发挥的，而是在融合、互动、协调中实现的。工业化与信息化、城镇化和农业现代化是相互融合的同一个发展过程。
四化同步发展的理论基础是均衡理论。国民经济是一个有机体，只有国民经济中各个部分保持适当平衡协调才能使经济发展稳定可持续，否则经济就发展不起来。关于工业化和农业发展的关系、工业化与信息化的关系，工业化与城镇化的关系在前文中已经进行了学理性分析，在此不再赘述。关于“四化”同步发展，习近平用“并联”和“串联”两个词汇精辟地阐述了中国与西方国家的差别。习近平指出：“我国现代化同西方发达国家有很大不同。西方发达国家是一个‘串联式’的发展过程，工业化、城镇化、农业现代化、信息化顺序发展，发展到目前水平用了二百多年时间。我们要后来居上，把‘失去的二百年’找回来，决定了我国发展必然是一个‘并联式’的过程，工业化、信息化、城镇化、农业现代化是叠加发展的。”
中国共产党走过了百年历程，中国工业化理论也经历了百年的演进。早在20世纪20年代，中国共产党早期领导人恽代英就提出在中国要“以工立国”，要把中国建成工业化国家，否则就不能有真正的民族独立和国家富强。无论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还是在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时期，中国共产党一直把工业化作为奋斗目标。但真正把工业化理论变成实践的是在20世纪50年代初之后。本文梳理和概括了中国共产党提出的工业化发展道路理论，即实现工业化的途径和方法的思想，并对其理论进行了学理性分析。概括起来，中国共产党工业化理论具有如下一些特征：
1.对工业化内涵和发展道路的认识是逐步深入和不断完善的
新中国成立初期，中国共产党人最初认为，工业化就是工业部门的快速发展过程，而其中最重要的是重工业快速发展，后来认识到农业是工业化的基础和前提，要按照农轻重次序来推动工业化，提出“农业就是工业”的辩证思想。改革开放之初，中国共产党对工业化的认识更为清晰，认为工业化不能仅是农业和工业的发展，服务业也需要相应发展，党的十三大提出了三次产业平衡发展的理论。世纪之交，中国共产党对工业化的认识更加全面，最初认为工业化可以通过发展乡镇企业来实现，但在2000年首次提出城镇化概念，认为城镇化是实现工业化的重要途径，工业化必须与城镇化同步推进。随着发达国家信息化浪潮的到来，中国共产党紧跟时代步伐，在党的十六大，提出走新型工业化道路，利用信息化带来的机遇，提出用信息化带动工业化，加速工业化步伐。在党的十八大，中国共产党又提出了“四化”同步发展的思想，认为工业化必须与信息化、城镇化和农业现代化同步推进。可见，中国共产党对工业化内涵的认识不断拓宽，随着时代变迁而不断发展完善，最终形成了全面系统的中国特色工业化道路理论。
2.在工业化道路问题上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与中国经济发展实践密切结合，不拘泥于个别理论
实现工业化是为实现共产主义创造物质条件，贯彻落实生产力决定生产关系的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但是，中国共产党并不拘泥于马克思主义个别的教条。在新中国成立初期，中国共产党根据列宁在马克思再生产理论基础上发展起来的生产资料增长更快的理论，以及苏联社会主义国家工业化的实践，提出了重工业优先发展理论，实施重工业优先发展战略，到1958年甚至发展到“以钢为纲”的极端程度。实践证明，重工业优先发展战略不适合中国国情，于是中国共产党提出了“以农业为基础、工业为主导”的国民经济总方针，强调农业的基础作用。改革开放初期，中国共产党把农业、轻工业置于优先发展地位，这意味着放弃了重工业优先发展的教条。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共产党始终把农业置于一切工作的首要地位。马克思主要关注资本主义工业发展问题，对农业重要地位问题论述不多。因此，以农业为基础的思想是对马克思经典理论的重大突破和创新，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具体体现。
工业化驱动理论是中国共产党工业化理论一个重要组成部分（限于篇幅，本文未展开分析）。所谓工业化驱动理论是指用什么方法和手段来推动工业化的理论。在计划经济时期，中国工业化是通过公有制加计划化方法来推动的，其主要观点是只有公有制和计划管理，才能最大限度调动一切资源（例如，从农业中抽取最大限度的剩余）来发展重工业，用最短时间实现工业化，赶超西方工业化国家。这种用计划手段驱动工业化的理论观点被证明是不符合实际的，实践证明也是不成功的，其最大问题是忽视了劳动者个人利益和产业结构的平衡性问题。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共产党创建了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理论，该理论主要观点是，发展生产力是主要任务，调整生产关系是主要手段。计划经济不是社会主义本质属性，它束缚了生产力的发展，必须通过体制改革，把计划经济体制转变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让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和更好发挥政府作用，才能实现资源向工业部门的有效配置，推动工业化更快发展。这是工业化驱动理论的根本性转变。理论创新带来了实践创新，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建立和完善使经济充满了活力。
工业化驱动理论的转变也推动了工业化道路理论的转变。在计划经济时期，社会主义公有制和计划管理方法助推了重工业优先发展战略的实施，没有国家对资源的全部掌控，就无法调动所有资源向重工业倾斜，也就无法使重工业一马当先，农业和轻工业让位。改革开放时期，市场机制发挥着配置资源的主导作用，市场机制是讲究效率的，优先发展重工业成本太高，效率太低；而优先发展农业和轻工业，则成本最小，效率和效益最高。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下，国家把重点放在如何提高资源配置效率上，因此在发展初期，不会把大部分资源投入重工业。当然进入21世纪以来，基础设施建设、汽车和房地产的迅速发展导致对钢铁、有色金属、机械设备、矿产品和化工品等重工业产品的需求急剧增加，最终导致国民经济走上重工业化道路，但这是工业化发展到一定阶段的自然结果，这与国家一开始就强制性推行重工业优先发展战略是不同的。此外，中国在改革开放之后，工业化道路经历了农村工业化、新型工业化、“四化”同步几个阶段，这都是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下才会出现的演变。可见，工业化发展道路理论的转变深受工业化驱动机制理论转变的影响，不从计划经济转变到以市场导向的经济，重工业优先发展战略就很难转变，苏联和改革开放之前的中国的历史经验教训就是明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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