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是《中国工业经济》第797篇观点精粹。查阅论文原文和数据等附件，请访问《中国工业经济》网站或登陆中国知网下载。
作者:周慧珺，傅春杨，龚六堂
单位: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中国社会科学院大学经济学院，北京工商大学国际经管学院，北京大学光华管理学院
原文刊发:《中国工业经济》2022年第2期，原标题为《人口流动、贸易与财政支出政策的地区性配置》。
健全区域协调发展体制机制，构建高质量发展的区域经济布局是“十四五”规划国民经济发展的重点任务。从财政政策配置的角度出发，如何有效利用财政支出优化空间经济格局，协调区域经济也因此成为重要的政策议题。2021年，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指出，要继续实施积极的财政政策，保障财政支出强度，增强发展内生动能。积极的财政政策无疑可以促使整体经济更快走出困境，回复正轨，但在财政总支出确定的大前提下，财政政策的有效性很大程度上尚取决于政策的具体实施渠道和配置形式。我国幅员辽阔，各省份、城市之间差异巨大，相同政策在不同地区的实施效果有所不同，因此，财政投入的地区配置很大程度上决定了政策的实施效果。此外，在投入项目结构的配置方面，不同的财政支出项对于经济的影响渠道和效率全然不同，对于政策目标实现程度的影响也很不一样。那么，从定量角度出发，财政政策施加在不同地区、不同项目上时，对于整体经济发展和社会福利的影响乘数到底如何？这一问题将对于财政政策的优化配置和区域经济的协调发展有重要的理论参考价值，然而在以往的文献中尚且缺少系统性的研究。
周慧珺、傅春杨和龚六堂发表在《中国工业经济》2022年第2期的论文《人口流动、贸易与财政支出政策的地区性配置》，在一个包含人口迁移和贸易成本的空间一般均衡模型的框架下讨论财政政策的地区间配置对于经济产出和福利的影响。研究结论如下：
（1）对产出和福利变化的拆解结果显示，政策支出对两者的影响弹性均可以拆分为全要素生产率、要素禀赋、再配置和转移支付等多个渠道，其中地区生产性支出的增加对于整体产出和福利的影响主要通过全要素生产率渠道产生，社会保障性支出的影响则主要通过直接的转移支付效应产生，且主要影响福利水平。
（2)分地区数值模拟的结果显示，产出和福利弹性均具有很强的地区异质性，经济体量更大、人口更集中的地区政策弹性普遍较大。且平均而言，单个地区生产性支出增加对总产出的影响中，有22.97%是对其他地区产生的挤出效应，而单个地区社会保障性支出增加对总福利的影响中则有14.77%是对其他地区的正外部性。
(3)反事实情况表明，贸易和人口流动的引入对于模型估计结果有重要影响。当不考虑居民对于区位选择偏好的异质性，人口迁移成本为0，完全不流动或完全不跨地区贸易时，政策弹性均会较基准模型发生很大的变化。
（1）加强经济整体观念，实现政策优化配置。由于地区间的要素流动和贸易往来，单个地区的政策影响会不同程度地溢出到同一经济体的各个其他地区，给它们带来正向或负向的外部性，且溢出效应的大小也存在很强的地区异质性。即使在同一地区，不同类型（生产性或社会保障性）支出政策实施的定量效果和外部性方向也截然不同。近年来，随着户籍制度逐渐放开，贸易条件日益完善，地区间的联系更加密切，给政策效果带来的影响也愈发不可忽略。因此，在政策的制定过程中，必须充分考虑各个地区之间的联系和差异，因地制宜，因时制宜，充分考虑在不同地区、经济不同发展阶段政策弹性和溢出效应的变化，并据此适时调节政策方向，以达到最理想的政策效果。
（2）强化主体功能区战略。地区性政策对于整体经济的影响弹性同政策实施地的经济体量、人口密集程度息息相关。将生产性支出或者社会保障性支出配置到发达地区、人口密集地区将更有利于提振整体经济，改善整体居民福利。因此，站在整体经济社会发展的角度上，应当强化主体功能区战略，支持发达地区、人口集聚地区基础设施和产业政策日益完善，提高政策实施效率，让有限的政策支出尽可以惠及更多的产业集群和更广的劳动者群体，保障经济发展重要动力源，推动形成主体功能明显、优势互补的空间新格局。
（3）健全区域协调发展体制机制。如果仅以经济总量或居民总福利为目标，财政政策势必会向发达地区倾斜，加之政策可能带来的负向溢出效果，区域间差距难免拉大。不仅如此，随着地区间贸易和要素流动成本降低，全要素生产率高、人口吸引力强地区的政策弹性还将进一步提高，政策倾向还有可能会更强。这也就是说，仅仅依赖单地区或者地区指向性的政策是难以平衡效率和公平的。为了促进地区间的协调发展，缩小区域间收入和发展程度差距，还需要完善健全区域协调发展体制机制，加大税收、社保、转移支付等调节力度和精准性，改善区域收入和财富分配格局。更进一步地，从政策制定者的角度出发，还应当将地区间收入和经济发展差距同时纳入政策目标，在推进全国大市场的同时，协调调配区域内各个地区之间的财政性支出，切实避免整体产出和福利水平高，但地区间两级分化严重的情况。
（4）深入落实城市群及其配套政策。城市群政策可能无法直接带来经济产出的外溢效果，甚至还会抢占其他地区资源，但它仍然能够改善其他地区居民效用，提高居民获得感和幸福感，为经济的高质量发展提供重要的人力资本保障，因此，应当继续坚定不移地推进城市群战略的深化落实。另外，考虑到城市群政策可能带来的负面影响，在积极推动城市群建设的同时，应当加快完善相应的配套政策，支持产业在国内的有序转移，鼓励各地区加强产业和技术合作，并着力提高当前城市群外地区的基本公共服务水平和人民生活质量，促进区域经济的整体协调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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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刘守英，熊雪锋，章永辉，郭贯成.土地制度与中国发展模式[J].中国工业经济.2022,(1):34-53.如果研究中使用了未在杂志纸质版刊发、但在杂志官方网站上正式公开发表的数字内容（包括数据、程序、附录文件），请务必在研究成果正文中注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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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工业经济》是应用经济学和管理学类综合性权威理论刊物，重点覆盖国民经济、产业经济、工商管理、案例研究等学科领域，专门刊发以重大前沿理论和现实问题为研究对象的前瞻性、引领性、规范性最优秀研究成果。为国家社会科学基金第一批重点资助期刊，中国社会科学院创新工程首批试点学术期刊；曾荣获第三届国家期刊奖（最高层次奖），中国社会科学院优秀学术期刊特别奖（2020）、第二至四届优秀期刊奖连续3届一等奖，第三届全国百强报刊；为全国中文核心期刊工业经济类第一名（历年），中国人文社会科学综合评价AMI权威期刊（2014、2018），连续10年荣获中国最具国际影响力学术期刊（2012—2021）称号，是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员会管理科学部认定的管理科学A类重要学术期刊（历年），中国工业经济学会核心会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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