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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盛斌，王浩
单位：南开大学经济学院
原文刊发：《中国工业经济》2022年第2期，原标题为《银行分支扩张与企业出口国内附加值率——基于金融供给地理结构视角》。
随着国际分工模式从产品层面深入到生产工序层面，产品国际分工体系迅速重构，全球价值链（Global Value Chain, GVC）成为国际生产新范式。作为发展中大国，中国在“出口导向型”战略指引下，凭借“人口红利”等低成本优势积极参与GVC分工，迅速成长为全球第一大货物贸易出口国。但应该清醒地认识到，中国企业出口贸易的附加值获取能力与欧美等发达国家相比存在明显差距。党的十九大报告强调要“促进我国产业迈向全球价值链中高端”，2019年11月国务院也进一步发布《关于推进贸易高质量发展的指导意见》，明确表示“逐步从加工制造环节向研发设计、营销服务、品牌经营等环节攀升，稳步提高出口附加值”。事实上，出口国内附加值率（Domestic Value Added Ratio, DVAR）正逐渐替代传统贸易总量指标，成为学术界在GVC分工模式下衡量一国参与国际贸易真实收益和国际竞争力的重要维度（Kee and Tang, 2016）。因此，探讨如何提高企业出口DVAR以增强企业出口贸易的附加值获取能力，进而谋求中国制造业GVC地位攀升和促使对外贸易转型升级，无疑是值得深入研究的重要议题。
目前已有较多文献从对外开放（Keeand Tang, 2016；毛其淋和许家云, 2018；邵朝对等, 2020）、要素市场扭曲(高翔等, 2018）、制造业投入服务化（许和连等, 2017）、空间集聚（闫志俊和于津平, 2019）、汇率变动（余淼杰等, 2018）等方面探讨了中国企业出口DVAR的影响因素。遗憾的是，鲜有文献谈及银行分支机构扩张对中国企业出口DVAR提升所带来的影响，尤其是基于金融供给地理结构视角的解读。企业出口DVAR提升需要大量的人力、物力、财力以及研发创新作为支撑，而金融作为国民经济的血脉，在优化资源配置和布局、推动实体企业创新面方面具有不可忽视的作用。作为典型的银行主导型金融体系，银行贷款是中国企业融资的主要方式，这意味着在推动中国制造业由低附加值向高附加值环节攀升的过程中需要关注银行业改革带来的影响。为提升资本配置效率、缓解普遍存在的融资约束问题，中国自改革开放至今的40多年时间里逐步放松银行业管制，在推动银行业市场化改革的同时，也使得各类银行为争夺、控制金融资源而加速在全国范围内的网点布局。根据中国银行保险监督管理委员会公布的金融许可证数据，银行分支机构数目从1978年的6719个增加至2019的227013个，银行网点覆盖率大幅提升，为银行提高服务实体经济能力提供了有效支撑。一方面，银行分支机构扩张增强了银行业市场竞争程度，有助于缓解企业融资约束。另一方面，更重要的是，中国的信贷资源主要借助于商业银行网点配置到各个地区、行业以及企业，不可否认，银行分支机构的规模扩张必然引起银行业网点空间布局发生深刻变化，进而重塑企业金融资源的触达范围，深刻影响企业融资活动。因此，银行分支机构扩张可能与中国企业出口DVAR攀升存在密切联系。鉴于此，本文利用中国银行保险监督管理委员会公布的金融许可证数据，基于企业周边一定范围内金融资源的分布情况探讨了银行分支机构扩张影响企业出口DVAR提升的效应和机制，这对于提高企业出口附加值获取能力、打造贸易强国以及深化金融供给侧改革具有积极的启示意义。
盛斌和王浩发表在《中国工业经济》2022年第2期的论文《银行分支扩张与企业出口国内附加值率——基于金融供给地理结构视角》基于金融供给地理结构视角，利用企业和银行分支机构地理位置信息测度企业周边一定半径内的银行分支机构数目，探讨银行分支机构扩张对企业出口国内附加值率的影响及其机制。研究发现：①银行分支机构扩张显著提升了企业出口国内附加值率；②经由“银行竞争”和“银企距离”的传导路径，银行分支机构扩张通过发挥创新促进效应影响企业出口国内附加值率；③制度环境强化了银行分支机构扩张对企业出口国内附加值率的促进效果，而市场分割不利于银行分支机构扩张对企业出口国内附加值率的提升；④银行分支机构扩张对非纯加工贸易企业、民营企业、高银行业投入比例行业企业和处于全球价值链中低端行业企业的出口国内附加值率提升具有更强的促进效果；⑤在动态分解地区出口国内附加值率的基础上，本文证实了资源再配置效应是银行分支机构扩张影响地区出口国内附加值率的重要渠道。
（1）在强化金融监管和抑制金融资源“脱实向虚”的基础上，继续稳步有序地放宽银行分支机构市场准入条件，建立健全多层次、广覆盖、有差异的银行体系，扩大银行分支机构对实体企业的空间覆盖面，提高企业金融资源可达性，有效支持制造业出口竞争力提升。另外，企业周边分支机构数目的过度增加提高了银行之间的恶性竞争的概率，可能诱发“赢者诅咒”现象和累积银行系统风险，易损害“企业家精神”，不利于企业创新。因此，在提高金融机构空间分布的覆盖率和渗透率的同时，金融管理部门应注重合理规划银行分支机构的空间布局，防止在企业周边银行分支机构扎堆设立现象的发生，努力消除银行分支机构扩张的负面经济效应，提升金融供给的水平和质量。
（2）国有大型商业银行在中国大部分区域占据着银行业市场的主导地位，在推动银行业提高服务实体经济效率的过程中不能忽视国有大型商业银行的作用。一方面，国有大型商业银行要积极借助自身资金实力、营业网点、信贷技术、综合化金融服务等方面的优势不断强化对中小企业的融资服务意识，从而在信贷需求端与中小银行的比较优势领域展开良性竞争，在较大程度上缓解中小企业融资困境。另一方面，国有大型商业银行要加强在县级行政区域内分支机构的下沉力度和数量，提高对远距离借款人“软信息”及时、全面、高质量的获取能力，与此同时应在风险可控的前提下，赋予基层分支机构更大贷款决策自主权，有效避免国有大型商业银行因组织层级冗余和信息决策链条过长对“软信息”传递质量的损耗进而导致贷款审批效率下降现象的发生。
（3）鉴于制度环境和市场分割的调节效应，为提高银行业对经济高质量发展的促进效果，一方面，政府应当从建立健全司法制度、强化执法力度、提高金融市场化水平以及完善信用制度建设等处着力，为企业经营发展提供良好的营商环境。另一方面，近年来美国接连发起的贸易战以及最近的全球新冠肺炎疫情不仅给国内企业出口带来了巨大的不确定性，甚至影响了中国的经济发展进程。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习近平总书记在2020年两会提出逐步形成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立足于区域间关联视角，本文发现市场分割角弱化了银行分支机构扩张对企业出口DVAR的提升效果，这有助于从如何以畅通国内循环，进而带动国际循环方面为有效构建“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找准突破口。为此，各级政府也应协调推进、落实公平竞争审查制度，逐步清理并废除妨碍统一市场和公平竞争的各种规定和做法，促使各类要素资源区域间充分自由流动，消除国内市场分割现象，加快形成更加统一的国内大市场。
（4）银企间距离缩短是银行分支机构扩张发挥出口DVAR提升效果的重要途径。通过不断下沉银行实体网点的方式来缩短银企间距离则可能推高银行经营成本。基于移动互联网、大数据、云计算等数字信息技术的数字金融不仅有助于打破传统金融服务在时间和地域方面的限制，而且也降低了银企间信息沟通成本，在一定程度上避免了通过下沉实体网点来缓解银企间信息不对称的做法。因此，一方面政府应大力推进数字金融配套基础设施建设，另一方面商业银行在实现扩张的同时也应加快基层网点线上化、数字化转型，努力打通企业融资的“最后一公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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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刘守英，熊雪锋，章永辉，郭贯成.土地制度与中国发展模式[J].中国工业经济.2022,(1):34-53.如果研究中使用了未在杂志纸质版刊发、但在杂志官方网站上正式公开发表的数字内容（包括数据、程序、附录文件），请务必在研究成果正文中注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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