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是《中国工业经济》第827篇观点精粹。查阅论文原文和数据等附件，请访问《中国工业经济》网站或登陆中国知网下载。
作者：梅冬州，杨龙见，高崧耀
单位：中央财经大学国际经济与贸易学院，中央财经大学财政税务学院，中央财经大学中国经济与管理研究院
原文刊发：《中国工业经济》2022年第5期，原标题为《融资约束、企业异质性与增值税减税的政策效果》。
新冠肺炎疫情对中国宏观经济领域总供给和总需求层面均带来极大外部冲击，各种负面、极端冲击的交叠，使得大量中小企业处在破产边缘。为及时对企业纾困解难，缓解企业资金压力，政府出台了一系列减税降费等政策。2021年《政府工作报告》指出，实施阶段性大规模减税降费，与制度性安排相结合，全年为市场主体减负超过2.6万亿元。无论是从名义上的税率、费率看，还是从实质性减负规模看，力度都是空前的。但不容忽视的是，尽管中国减税政策已持续多年，但依然有很多企业获得感不强，同时减税降费带来的财政减收压力，迫切需要政府的精准施策。那么，如何用有限的财力带动更多经济扩张，使得减税“红包”起到“四两拨千斤”的效果，是当前减税政策必须认真考虑的问题。立足于中国企业典型的融资约束以及产业链分布特征，如何完善增值税减税政策？与其他政策比较效果如何？传导机制是什么？无疑这些问题的回答，都为合理设计、优化增值税减税方案，以及其他提振经济的政策的取舍提供了重要参照。梅冬州、杨龙见和高崧耀发表在《中国工业经济》2022年第5期的论文《融资约束、企业异质性与增值税减税的政策效果》刻画了中国企业的产业链分布和融资约束特征；“国有企业主导部分上游市场，非国有企业主导下游市场”；处于上游的国有企业面临较弱的融资约束，生产的产品主要用于下游的中间投入和投资，而处于下游的非国有企业面临着较强的融资约束，生产的产品主要用于消费。基于这些典型性事实建立一个包含异质性企业的多部门动态一般均衡模型（DSGE），分析增值税减税的作用路径和作用效果，并将其与其他提振经济的政策相对比。研究发现：
（1）增值税减税与企业面临的融资约束高度相关。非国有企业的融资难度大、融资成本高，减税提高了其净值，进而在金融加速机制下降低外部融资成本、增加投资。从企业上下游分布来看，由于非国有企业使用由国有企业提供的投资品，减税在促进非国有企业投资增加的同时，也会因为“外溢性”带动国有企业产出增加。而国有企业由于受到的借贷约束较小且又处于产业链的上游，通过增值税减免作用于宏观经济的效果较弱。
（2）固定财政支出额度时，各种刺激政策的作用效果存在显著差异。从总产出的提升效果看，对非国有企业实施增值税减税的效果最优，发放消费券的效果次之，增加政府购买的效果最差。从刺激消费的效果看，发放消费券是最直接有效的，但乘数效应是政策效果大小的关键。从政府购买的作用路径来看，增加政府购买是通过资源约束方程带动产出提升，但是对非国有企业净值改善程度较低，其效果远不及减税好。研究发现减税方案的选择对经济发展至关重要，即从中国典型的产业链分布以及企业融资约束特征出发，减税政策应当重视下游企业对其上游关联产业的需求拉动效应。同时，财政政策的选择要随目标、现实状况而变化，避免大水漫灌。据此，有以下政策启示：
（1）进一步完善结构性减税政策。政府财力有限的情况下，减税政策应当对症下药。论文发现增值税减税的经济效果，取决于金融市场摩擦程度以及企业在产业链中的位置。中国下游行业多为借贷约束较强的民营企业或融资能力较差的中小微企业，对这些行业的增值税减免可以相对较多，例如降低行业增值税税率、给予阶段性的增值税优惠等，这对于因金融市场扭曲而导致的企业借贷约束问题，是一种缓冲和补位。现阶段，中国延长小规模纳税人增值税优惠等部分阶段性政策执行期限、将小规模纳税人增值税起征点从月销售额10万元提高到15万元等政策，都是优化税收制度和落实结构性减税的举措，无形中通过“金融加速器”效应撬动了更大的产出。但还需要认识到，目前的增值税减免等优惠政策并没有覆盖到大部分的下游行业，精准减税的空间还有待提升，这也是新的减税政策的发力方向。
（2）面对当前各种不确定性，财政政策积极有为要体现长短结合、优序调整。无论是抗疫、稳定经济和就业，都需要根据特定的政策目标、时下的经济状况而采用相应的政策手段。当前中国经济面临供给冲击、需求收缩的双重压力，财政政策的优先顺序也应适时调整。
其一，针对恢复总产出的财政政策应有所取舍。疫情防控导致政府短期内的财政压力陡增，考虑到单位财力支出的政策效果差异，在财力捉襟见肘时，应当采用优化税收制度和结构性减税并举的思路，多对一些特定行业减免增值税。例如，对非国有企业比重比较大的行业实施阶段性的增值税减免。
其二，针对需求收缩的财政政策要考虑到对消费的刺激和对物价的冲击。理论上，消费券的发放是通过直接刺激消费带动经济，并且消费券是从供应链终端出发，经过乘数效应的放大后，短期消费刺激能够更加快速的带来产出提升，效果直接且有效。而增值税减税是通过促进投资拉动经济，虽然也提高了居民消费，但主要是通过价格水平的下降间接带动了消费，且带动幅度也低于消费券的发放。与这两项政策相比，政府购买的增加导致了价格水平上升，对消费的影响最小。因此，当消费乘数较大时，要提升消费对经济的作用，发放消费券可能是更好的选择。而当中国的物价偏高时，应谨慎使用政府购买政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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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刘守英，熊雪锋，章永辉，郭贯成.土地制度与中国发展模式[J].中国工业经济.2022,(1):34-53.如果研究中使用了未在杂志纸质版刊发、但在杂志官方网站上正式公开发表的数字内容（包括数据、程序、附录文件），请务必在研究成果正文中注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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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工业经济》是应用经济学和管理学类综合性权威理论刊物，重点覆盖国民经济、产业经济、工商管理、案例研究等学科领域，专门刊发以重大前沿理论和现实问题为研究对象的前瞻性、引领性、规范性最优秀研究成果。为国家社会科学基金第一批重点资助期刊，中国社会科学院创新工程首批试点学术期刊；曾荣获第三届国家期刊奖（最高层次奖），中国社会科学院优秀学术期刊特别奖（2020）、第二至四届优秀期刊奖连续3届一等奖，第三届全国百强报刊；为全国中文核心期刊工业经济类第一名（历年），中国人文社会科学综合评价AMI权威期刊（2014、2018），连续10年荣获中国最具国际影响力学术期刊（2012—2021）称号，是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员会管理科学部认定的管理科学A类重要学术期刊（历年），中国工业经济学会核心会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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